回顾 | “殖民帝国史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涉外法治”暑期学校成功举行

当代世界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冷战时期的单极国际格局摇摇欲坠，稳定的新均势格局尚未形成，全球秩序正处于一个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后冷战时期形成的一系列与单极国际格局相配套的关于秩序与法则的理论、学说和信念，正在受到新的历史进程的冲击与考验，其与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之间的张力，也日渐彰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需要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自觉，打开新的思想视野，引入新的学术方法。

为了推动对正在进行的全球秩序变迁的理解，深化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认识，推动区域国别学、法学理论与涉外法治研究，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于7月8日至12日举办以“殖民帝国史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涉外法治”为主题的第五届“法意”暑期学校。此次活动共邀请9位学者分享他们的前沿思考和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围绕《文明与帝国：从亨廷顿到汤因比》主题，剖析以民族国家范式理解世界格局的局限性，并展示了帝国范式更大的解释力。强世功对启蒙时代的政治与前启蒙时代的政治做出区分，前者基于人的自由选择，对于权力、利益与意识形态有着清晰的自觉，而后者强调对于人的选择的文化-文明传统的限定。亨廷顿和福山一样都认为意识形态政治走向了终结，但与福山不同，亨廷顿并不认为政治完全沦为权力和利益之争，而是走向更具有前启蒙时代色彩的文化-文明之争。亨廷顿得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终结后并不会取消“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当“我们”诉诸身份认同的合法性时，文明/文化可以为身份认同提供最丰富的资源。汤因比将地理视作最为基础的文明要素，其次是族群、文化、宗教，提供了系统性的比较文明的研究框架，并极其关注不同民族回应挑战的能力。然而，无论是亨廷顿还是汤因比的理论范式，都基于人类学家的文化多元主义理解。强世功指出，有必要克服文化多元主义对于“文化”的理解，回到“以文化人”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关注“文化”培养了什么样的人，为群体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什么样的动力与知识，并将其与侧重终极成果的“文明”的概念区分开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讲授题目为《跨体系社会与作为时空体的区域》。汪晖认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基本语法是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范式和人文领域的东方主义，中国研究中一些僵化的“中心-边缘”关系就是这种范式的结果。19、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知识的研究始终与改造中国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紧密相关，这些“行动者”的视野提示了互为主体、互利共赢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新视野，也启发我们将“区域”理解为能动地持续生产并推动自身变化的时空体。为了描述作为时空体的区域，汪晖老师使用“跨体系社会”来描述“中国化”进程：中国是一个将他者的痕迹内化为自身要素同时又保持其独特生机的“跨文明的文明”，各“区域”总是保持着流动与稳定的辩证法，构成一体自身的内在多样。正因如此，“一带一路”战略才会重视“路、带、廊、桥”等交互性概念，将国际交往提升到文明交往的“古典”范畴。

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刘晗以《涉外法治视野中的比较宪法研究》为题展开演讲，从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和跨国法律关系中的基石性地位切入，通过剖析近期与中国企业或国家发展利益紧密相关的外国宪法案例，生动地揭示了全球范围当前很多国际纷争日益转变为宪法诉讼的现象。这些案例不仅体现了宪法规范在处理跨国争议时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各国宪法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互动与碰撞。刘晗提出，在涉外法治的新格局下，比较宪法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需要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同时，明确其在当代社会的独特价值与使命。新时代的新需求呼唤语境化的外国宪法研究，特别是将比较宪法学与区域国别学相融合，实现从借鉴到深描的范式转型，侧重理解外国宪法现象背后的深层意识和决定因素、探索外国宪法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制度根基。这一学术转向要求研究者不仅停留在表面的法律条文比较，而是深入挖掘宪法现象的内在动力与社会背景，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形成形成中国自主的比较宪法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孔元讲授题目为《地缘政治传统与“欧亚安全不可分割”》。孔元介绍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他认为，正是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出现了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不同理解。他强调要理解“欧亚安全不可分割”，还需要从英国战略文化和叙事切入。英国的地缘政治观较为矛盾：一方面，其想要亲近欧洲大陆，但同时又对欧洲大陆感到恐惧。因此，英国在欧洲推行势力平衡的地缘政治战略，即欧洲各国只有保持分裂，才能够保证英国的安全。另一方面，英国推行自由与专制对立叙事，强调英国是一个海洋性的自由国家，而欧洲大陆属于大陆性专制国家。孔元进而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安全形成两套安全体系。一个是英美主导建立的北约体系，另一个是法德主导的欧盟共同安全、防务、外交框架。在这一背景下，纯粹的欧洲安全问题在俄乌冲突后不断外溢，甚至将亚洲地区的国家也牵涉在内。由此，“欧亚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被提出来。最后，孔元梳理了英国、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基于对“欧亚安全不可分割”的理解所作的具体决策和行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讲授题目为《全球产业体系与西方世界的兴起》。雷少华以“李约瑟之问”为引，强调了战争在西方世界“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战争压力之下，西方世界建立了“战争攫取财富，财富支付战争”的战争资本主义结构，严酷的生存环境和军事需求导致了“科学革命的爆发”，税收榨取的需要催生了金融体系。雷少华将西方世界的“崛起”过程总结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西方通过战争资本主义，在殖民地进行掠夺与奴役，获取廉价原材料，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建立全球产业体系，通过“组织化的、被监管的和被控制的生产过程”，建立一套统一的新市场秩序、规范和体制；第二层次是对内倒逼建立完善法治体系与保护性的经济秩序。西方的“崛起”离不开国家有形的手、军队淌血的剑和资本集团残酷的剥削，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兴起后的结果，而非西方兴起的原因，不能把资本主义的结果（民主、法治、大工业和福利社会）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和先决条件。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昝涛主讲题目为《“Global Türkiye”?——他者视野中的“奥斯曼—土耳其”》。昝涛对比了中华、波斯-阿拉伯、欧洲三种研究土耳其的谱系，指出因关系密切和情报发达等原因，中国古代即存在对北亚游牧族群相对精准的认知，而西方等其他谱系的认知则相对泛化，宗教竞争、十字军历史、殖民主义传统、近代以来的东方主义思潮和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需要等都极大地塑造了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这当然也包括对奥斯曼和土耳其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基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和共同的弱小民族处境，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目标，中国人开始关注和研究土耳其，包括争取土耳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理解。昝涛指出，整全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与一个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处境、期待和综合实力相关，发掘中国的土耳其研究的历史性思想传统和资源，可以为当前学界在时空中回溯和定位自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提供一些经验。

华东政法大学屈文生教授讲授题目为《帝国与治外法权：英美在华行使域外管辖权历史研究》。屈文生指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虽然确认了主权国家在领土边界内行使司法管辖权，但其在殖民时代没有绝对确立，而是在欧洲国家之外确立了另一种秩序，即“单边治外法权”。这种单边治外法权使得本国国民不受在地国管辖。具体在中国，英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经历了从领事官和驻华公使（以领事官为主），转向法官和领事官（以法官为主）的过程。二战后，上述格局仍然存在，即虽然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常常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单边进行长臂管辖。英美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历史表明，其并非完全按照双边条约进行，本国立法和制度实践的经验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主讲题目为《“请来帮助我们”：扩张驱动的欧洲国家形成与霸权中心的发展观》。殷之光指出，当前西方主导的“发展”话语与殖民活动高度相关，这样的“发展理论”忽视了全球南方的主体地位，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市场”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西方中心的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洲本土的经验之上的，其特殊性在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权力无法统一的现状所导致的对分权的政治哲学处理，对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也是基于欧洲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在对上述历史进行重述，并对现有发展理论进行特殊化处理之后，我们就有能力与动力想象一个基于全球南方视角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图景，进而追求赋能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以及真正的多样性全球化。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围绕《领土还是网络？帝国史中的传播问题》展开讲解。王维佳指出，从网络的角度思考帝国史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网络作为复合性的传播载体，从网络的角度思考帝国史，能够突破制图学的误导性，使我们更准确地审视国家权力实施的内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更全面地勾勒权力的几何图形。常见的帝国叙事往往聚焦于一个扩张性政权及其统治者行动的作用，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首都与地方、核心与外国之间的等级体系，而网络观念下的帝国强调的则是区域间的连通性影响了领士的扩张，每征服一片新领士都是在参与新的互动网络。与此同时，帝国的意识形态统合也依赖帝国网络体系中的通道来完成。基于此，王维佳强调，更高级的传播思维要从离散走向连接，从区隔走向融合，从垄断走向竞合，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传播的研究也给区域国别研究和帝国历史研究打开了新空间。

本次暑期班的正式学员除聆听上下午的课程之外，还需要参加晚上的小班讨论。从7月8日至7月11日，连续四个晚上，学员们分为两组，就当日课程的内容展开深入讨论，分享自己的感悟与困惑。小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7月12日下午13:30-17:10，本届暑期班结业仪式暨圆桌研讨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顺利召开，会议主要分为学员代表发言与授课学者圆桌研讨两个环节。

学员代表发言环节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博士后吴景键主持。学员们首先对本次暑期学校的举办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而后结合授课内容与自身经验从“全球秩序与中国道路”、“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帝国概念”、“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历史视野”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例如，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韩凯波同学提到在本次暑期班的学习过程中反思了西方主流叙事的潜在问题，学会以更理性平等的心态来认识西方文明。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张烜瑜同学认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引入被西方主流边缘化的知识理论。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韩驰同学则指出“帝国”这一概念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讨论中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中国应该生产什么样的区域国别学相关的知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许宸睿认为历史不仅是材料的来源，也是一种方法和意识，强调了涉外法治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历史视野的重要性。

在圆桌研讨环节，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历史视野下区域国别研究与涉外法治的相关问题，探索区域国别学与法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可能性。

事物的发展有其历史延续性，应学会从长周期视角去确定问题、研究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殷之光从自己连续几年参加法意暑期班的感受出发，指出自己对于问题的思考在与每一届不同学生的交往中越来越清晰，从而引申到不仅是对于个人而言具有连续性，时代与时代之间也具有连续性，在研究时应重视历史延续性以及人类共有的历史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刘洋指出，思考的时间尺度不同，所看到的重要问题就不一样。现实会制造”迫切”的知识需求和政策需求，但迫切问题可能是短时间尺度，而区域国别和涉外法治研究可能是面向秩序的长时段问题。应当有好的研究，能够穿透眼前的焦虑，从秩序的时间尺度来界定问题，思考问题。区域国别研究要回答实际问题，但不能因为沉迷于“迫切”问题，反而放弃重要问题。

西方现有知识体系有其固有的垄断性与局限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势在必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指出，历史教导我们，当无法突破关键点时，应寻找新领域、设置新规则，并按照新规则发展，从而成为领先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变领域、变规则、变标准。在中国历史变革时期，我们应共同努力构建新领域、新规则、新标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学科发展，引领全球学术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孔元指出，全球博弈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竞争，更包含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从这一视角来看，塑造规则、生产规范是从事区域国别和涉外法治研究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提出自己的思考。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屈文生强调了基于语言和历史的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呼吁在地学习和跨学科视野的培养，同时对学界存在的研究成果功利化和表面化的现象表示担忧。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王维佳强调了网络体系构建对现代化模式和国家资源调配方式的影响，呼吁以开放性区域观念为基础，构建多元性的网络体系，为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法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李诚予以自身对关键矿产的研究为例，指出理解包括稀土等矿物在内的大宗商品交易及产业链重塑，必须以世界体系的总体建构与变动为背景，从而要求研究者进入更为宏大的理论传统，以获得更加开放的学科视野。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于2018年4月12日正式成立。研究院以开展学术研究、学术管理、人才培养、智库工作和对外交流为核心使命，定期举办名家沙龙、青年沙龙、“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等学术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就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学术关注问题和文化社会问题等展开深入研讨。学术活动面向校内外师生开放，欢迎关注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