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是一场骗局。
这个骗局由很多个真实的承诺组成。比如学业、职业发展中的公平竞争，多数情况下确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公平，只衡量呈现的成果（成绩）。
又比如，不看竞争者的出身。无论是美国梦，欧洲各国的梦想，还是亚洲、拉美一些社会发展仍然能让人感到希望的国度，皆是如此。
再如，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通过学业、职业竞争而获胜的人们，同时比过去任何情况下更加关心公共问题，关心和投身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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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承诺组成以后，很多“小镇做题家”，也就是普通家庭的人们会尴尬地发现，自己确实是在学业和职业发展中遭受了“公平”的失败。
当然，精英阶层家庭的父母和孩子也未必对于优绩主义这样的制度安排感到满意。优绩主义本质上就是以较低的资本项目收益，以及更低的劳动收益，来换取知识含量、精力投入更高的投入，精英子弟同样如此。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其所著的《精英陷阱》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优绩主义严重损害了穷人，以公平竞争的名义使得穷人和中产阶级可以获得的竞争机会与空间更少、更狭窄，而精英阶层要想不发生沉沦，必须在孩子成长中投入数千个小时和数百万美元，以极强的节奏来培养孩子的专注度——现在的精英子弟，也得高强度地投入工作，“为了保持经济投入和社会地位而投入残酷无情的终身竞争之中，不断地内卷和内耗”。
更加勤奋和内卷的富人，凭借努力致富？
如果我们阅读18--20世纪初的欧美文学作品或者那时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企业家、资本家家族的第一代人往往白手起家，非常努力，但在攒下可观的家业后，巨额财富使得其子孙可以在比较优渥和轻松的成长中，依旧享有地位和财富。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初始阶段出现的一种变相的贵族制。
优绩主义其实是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的反映。也就是说，富人——无论是权势还是文化资本、金融资本“塑造”的富人，如书作者所说，已经摆脱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抨击的那种“不事劳作的食利者”的形象，他们、她们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勤奋，而且不排斥公平、公开竞争。就像书作者提到的那样，同样是投资银行业，富家子弟一般可以充任的职位更高更稳定，但确实普遍也更加努力，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达到了80-120小时。
而在互联网业，科技新贵也秉持着相当严酷的工作制和考核法则。那些身价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新贵，也如同新员工那样花费大量时间投入工作，以其他行业罕见的效率高频启动产品迭代创新，并开展资本游戏。
《精英陷阱》这本书指出，正因为如此，优绩主义理念实际上“让那些拥护经济平等的力量失去了依据”，首先失去的是过去那种道德话语优势。虽然，优绩主义的结果加深了不平等，扩大了不平等，但是这一切可以被解释为“适者生存”的合理结果。
甚至而言，如书作者所说，现在的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表现为富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休息时间减少，而穷人恰恰相反。
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剥削、压榨已经消失了吗？或者说，马克思的论断失效了吗？
《精英陷阱》书中指出，富人从个人健康的角度而言，确实是优绩主义的受害者，但优绩主义带给他们、她们的好处更多，比如通过富人长时段、高强度的工作，使得企业家精神更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企业发展、营收增长的重要来源甚至是根本来源，事实上这掩盖了无论是科技企业还是金融企业、其他行业企业，在现阶段剥削和压榨的加剧——劳动收入，在资本机构、企业总支出比重的份额越来越低了。
而且，这里其实还需要扣除富人给自己开出的高额薪酬——这意味着，中产阶级、中低阶层职员的收入其实变得更低了。
勤奋的富人，不仅越来越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财富，也在事实上设法进攻现有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如《精英陷阱》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优绩主义可以制造一种蛊惑效应，使得很多其实需要社会福利照顾的人，也加入到对于社会福利体系的抨击，而鼓吹“胜者为王”。
富人的孩子比你想象的还要努力还要卷
优绩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内核就在于，富人、精英的孩子，其实失去了过去贵族那样的身份特权，所以不得不忍受与平民子弟竞争一些机会——但是他们、她们相信，通过高额、高度专业的投入，可以极大地提高其子弟的传承效率。
我们必须正视、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20世纪30-70年代，美国的多任总统，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再到尼克松，都在推动美国社会、政治各个领域民众权利的真实获得。比如，在20世纪初以及以前，耶鲁大学等名校，主要录取校友（主要是资本家以及政治家）子弟，中产阶级以及更低阶层的民众子弟很难有机会。而到了20世纪中期以来，进入这类常春藤名校，确实留给了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小镇做题家”以多得多的机会。
这种情况下，富人、精英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而必须强化竞争能力。首先，精英阶层内部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书作者指出，以美国等国家为例，精英阶层不仅婚配比例在增加，而且婚姻关系越来越持久，而且彼此都重视在成熟、稳定的婚姻关系中养育子女。
其次，精英父母会从孩子出生甚至胚胎时期就开始利用已有的优势条件对孩子进行直接投资。
这种投资需要花钱，必然包括金钱支付，但绝不仅仅是花钱。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富人在开发子女婴幼儿时期的人力资本上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陪伴越来越长——20世纪60年代，富人和穷人陪伴各自子女的时间投入，在美国大抵是相同的。但在40年后，这个比重已经拉开差距，前者在陪伴子女的时间投入已经增长到了后者的两倍。
《精英陷阱》书中指出，如果父母尤其是母亲一方属于所谓的超级精英，往往会在孩子上学后选择退出职场，来专注于培养孩子，“由于精英育儿的巨大需求，加上优绩主义制度下培养下一代人力资本的迫切要求，父母双方中的一方离职而精心养育子女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精英父母对孩子的投资、陪伴，除了数量（金钱花费和时间陪伴），还看重性价比，比如父母经过自己筛选或专业顾问筛选，挑选与孩子共读的书籍，很少放任孩子去收看电视、网络综艺节目；又如父母会制定计划带来孩子去参观艺术画廊、博物馆、名胜古迹、报读高水平的人文艺术通识课程；父母会按照专业计划与孩子交谈、互动，注重袒露自己的情感，使得孩子在相对较低的年龄形成较高的互动能力。
第四，精英父母会为孩子选择专注于培养孩子情感发展、人格培养、自我激励、自我导向的教育机构，还会根据孩子的特点、兴趣、可能的成长方向报读相应的补习班，进行这方面的社交规划。在孩子发展到已经具有相当自律、自我激励能力的情况下，精英父母通常眭为孩子聘请更为专业、更具互动指导能力的家庭教师。
《精英陷阱》书中指出，经过几十年，精英父母加大陪伴、投资以及亲子成长管理，使得这些父母的孩子，与中低收入的孩子在考试成绩上的差距，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趋同水平上，发生了惊人的分化，前者领先后者的均值差距至少在40%以上。
所以，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尽管优绩主义强调公平竞争，而无论是哪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在智商上的水平必然相当——但精英父母对孩子一如既往、更为专业的培养，显然会使得自家孩子在升学竞争性考试、名校录取机会的学术能力和社会能力竞争，以及职业竞争中，占据比“小镇做题家”突出得多的优势。
在美国150所竞争最激烈、录取难度最高的精英大学中，来自收入最高的1/4家庭的学生，和来自收入最低家庭的学生之间的比例是14:1——而且，富裕家庭的子弟，竞争力、机会也大大超过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
“在整个常春藤盟校、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来自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学生人数竟然比来自收入最低的50%的学生人数还要多。”
所评图书：
书名：《精英陷阱》
作者：（美）丹尼尔·马科维茨
译者：白瑞霞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4年7月
作者 | 郑渝川
编辑 | 张寒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