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20年代，乃至30年代，都有犹太人不断迁徙进入德国。虽然德国社会盛行反犹主义、犹太恐惧症，但相比沙皇俄国和东欧国家，反犹程度却要低得多，社会文明程度也更高。所以，欧洲的犹太人在1933年以前将德国视为躲避迫害的庇护所，看作高贵精神追求的国度。
不能说犹太人的判断出现了什么错误。美国历史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认为，恐犹、反犹的犹太恐惧症，与最终的大屠杀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路德到希特勒不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因果链”。
换言之，反犹主义在欧洲近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最终上升到纳粹德国组织实施的大屠杀，则应当从第二帝国创建那代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去发现，而这制造了不一样的反犹主义——一战战败的可怖后果，打开了德国政治极端主义的泄洪闸门，最终使得极端民族主义晋级为纳粹主义。
犹太恐惧症的社会心理基础
正如克劳斯·P.费舍尔所著的《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十字军东征发起以前，这些人就袭击了今天的法国和德国的犹太人集聚区，以捍卫《圣经》的名义来强调对犹太人的屠戮是正义的。
事实上，以宗教名义杀害犹太人，并抢夺财产，这在欧洲历史上经常出现。很多时候，犹太人的其他民族邻居，也就是普通市民或者农民，也会参与集体杀戮。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狂暴行为，在后来反复出现，关键词总与“恐惧、强迫症、心理投射、寻找替罪羊、攻击行为”相关。
经济学家、启蒙科学家通常认为人具有高度理性，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现代、当代，“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倾向于集体的妄想，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些妄想而无视相反的证据……假如受到具有非现实幻想和危险幻觉性质的文化的灌输，大多数人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几乎所有怪异的行为”——尤其是这种幻觉来自于某种宗教或世俗信仰，并逐步得到权力机构提供的制度化背书情况下，就会更加突出。
按照书作者的观点，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真理稍稍偏转即可能成为谬误，真诚而无害的信仰都可能被异化为具有极度排斥性、攻击性的信仰。尤其是这些信仰的接受者，如果自己的现实处境变差，而很难寻求稳定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这种情况下寻求替罪羊的意识以及其中一些成员诉诸行为的报复行动，都会在自我赋予的正义观念驱动下。
欧洲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和近代，几乎每个国家都频繁发生类似的群体暴力，这其实也就是书作者所指出的，人们“从受害和绝望的感情出发”，“借助某种心理的放大开始蠢蠢欲动”，设法去打败甚至消灭敌人。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书作者指出，犹太人之所以在很长时间以内未能真正意义上如其他很多民族那样，被欧亚国家各自的主体民族整合同化，当然有该民族延续文化传统的主观努力，但同时也与这个民族一直被视为异类，赋予了无家可归者的牢固标签有关。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强化家族、群体和民族意识，延续很多文化仪式，在他人看来就是在自证社会危险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对于欧洲各国社会的威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一样的版本。诸如近代和现代，当然是金融上的优势和霸权，以及犹太科学家群体的杰出所意味着的威胁性；而在近代之初，也就是欧洲城市化、工业化刚刚起步的阶段，他们的主要威胁，则被说成是“淫荡”，“沉迷肉欲”，对于其他民族的异性的宗教纯洁性甚至灵魂构成威胁——欧洲一些国家的人们当时渲染犹太人“沉迷肉欲”，建立在一种逻辑上，也就是犹太人被认为有着类似东方房中术的高超技巧，但是本质上身体虚弱，所以需要如吸血鬼那样注入健康强壮的其他民族的异性的血液。
在黑死病、麻风病威胁欧洲的中世纪一些年头里，一些国家的农民相信犹太人是向井里投毒的坏人。
所以，一个讽刺性的结果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整个欧洲对待犹太人最宽容的国家是奥斯曼帝国，城市则是伊斯坦布尔。
启蒙运动与革命欧洲为何未能治愈犹太恐惧症
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有助于创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体系，而这使得犹太人成为重要的受益对象。他们终于可以在金融等行当大展身手。
这里需要谈到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犹太家族成为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也被认为是犹太人操控政治的具体体现。《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书作者辨析指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当初确实拥有可观甚至富可敌国的金融实力，并且为了延续和扩大这种霸权，创建人迈耶·罗斯柴尔德将自己的五个儿子派到了五个国家，但这也成为该家族势力走下坡路的开始——五个儿子在五个国家，最终接纳了所在国的政治荣誉，成为各自所在国的保守主义者，赞助权力，支持所在国与哪怕是自己的兄弟所在的国家竞争甚至爆发战争。
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外，欧洲很多国家近代还有类似的犹太富豪家族、银行家家族，但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犹太人在欧洲很多国家占据的人口数量很少，而且多数犹太居民都身处社会底层。
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层、中层和下层的很多犹太人开始设法改变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认同，试图通过将自己转为基督徒或者穆斯林或者不信教者，让自己以及家人身上的犹太人标签得以淡化。
然而，随着两次工业革命（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后期）快速扩大了欧美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使得仇富的社会思潮，与当时各国勃兴的民族主义狂热结合起来，再加上英国科学家高尔顿等人提出的优生学运动的影响，所以，犹太人很尴尬地发现，尽管自己努力融入所在国，但似乎不太成功。哪怕是苏俄，犹太革命分子在同事眼中也并不是那么纯粹。
奥匈帝国不同于德意志帝国，前者并没有经济、军事上占据压倒多数的主体民族，所以对于少数民族、边疆政治势力的分心倾向忧心忡忡。这种情况下，奥匈帝国甚至是哈布斯堡帝室成员，也发现可以通过炒作犹太威胁论，来转移少数民族居民的注意力。
德国贫富差距扩大、德国战败，都是犹太人的锅？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民间一直流传着犹太人正在吞噬这个新兴帝国的谣言。但实际上，1871、1925、1933年，虽然德国犹太人人口数量略有提高，但是占据德国人口比重却从1.5%降到了0.9%、0.75%。更要命的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德国籍的犹太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数量确实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代表，这使得人们的印象判断就出现了错误。
很多情况下，犹太恐惧症实际上被错误地当成了阶级矛盾、工业和商业经济发展竞争淘汰现象的错误答案。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犹太企业家、银行家对于员工的压榨，归根结底与其民族性无关，而是阶级和利益立场使然。而城市化、工业化、自动化促进的进一步社会分工，大型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出现，淘汰了过去的小商贩、小商店、小作坊，这其实并不是犹太人的阴谋，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商业和工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对于大众而言，并不需要去理解准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将一切归结于犹太人尤其是顶级犹太富豪、神秘组织的阴谋运作，就足够了。
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1918）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同化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少数群体，但是这一目标在犹太人身上未能实现，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依旧不肯丢掉自己的民族标签。在德意志第二帝国这样一个“混合的、未整合的、半封建和半工业化的社会体系”、“有着长期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传统”、“大众被民族化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在社会的许多部门，存在着对生物学和种族主义信仰的尊重”国度环境中，犹太人的这一选择，很快就成为自证其罪的口实。
这就是为什么当帝国崩溃，建立魏玛共和国，德国民众对于犹太人的仇视会普遍强化——这不仅仅是民间流传着德国一战战败就是因为犹太人出卖了国家。
所评图书：
书名：《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作者：（美）克劳斯·P.费舍尔
译者：佘江涛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8月
作者 | 郑渝川
编辑 | 刘文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