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港 | 马克思机器思想中的劳动逻辑 ——从工艺嬗变、存在澄明到资本批判的三维探赜

周光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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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基于生产工艺学考察、历史存在论透视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三重理路，指认出机器演变中的劳动逻辑。由工具到机器的工艺嬗变促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独立、分裂与对立，催生了直接生产领域体力与智力因素渐趋剥离的趋势。对机器的历史存在论定位则揭示出社会劳动力随着劳动资料的内在属性与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发生演进，进而构筑起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从异化到统一的物质前提。社会劳动力的资本宰制使得劳动资料蜕化为固定资本。对大工业生产中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揭露了资本增殖过程中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残酷压榨，也表明了生产内部死劳动的不断膨胀对于资本原则的侵蚀，而机器技术的文明效力解放必将实现劳动层面上脑力与体力、个人与社会、过去与现在的重新统一。

关键词：机器；劳动；生产工艺学；历史存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机器是马克思反思和批判资本现代性的重要抓手，也是马克思洞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变革性枢纽，马克思有关机器的论述散布于包括《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及其手稿在内的多类型文本之中。就马克思机器思想本身来说，“机器的发展与劳动过程的变迁是两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机器、劳动和资本是三个最核心的角色”^【1】，可见其处于复杂的解释论域中。既有的研究重点关注到马克思对机器的直接阐述及其现实效用，但缺少对马克思机器思想中的劳动线索的整体把握和着力分析。工艺学维度的拓展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的开显重新定位了马克思机器理解的劳动路径，丰富了机器研究的理论视点。特别是随着智能机器时代的来临，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加持下的资本增殖方式愈发晦暗不清，因此重新挖掘马克思机器思想中的劳动逻辑，澄清隐藏在生产力、劳动资料、经济基础等一系列概念背后的机器认知，进而梳理出马克思机器运思中的劳动路向成为一项必要的工作。

具体到马克思机器思想的内部构式，生产工艺分析、历史存在澄明与资本逻辑批判共同形成了机器考辨的劳动坐标，这三个维度是互相支撑、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工艺演进分析，就无法辨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生命力来源，也必然无力解答机器大工业何以生产出如此庞大的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对劳动资料的社会劳动属性的存在论考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说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而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却是在机器大工业时期才出现；而缺失了对固定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实的人机关系就会沦为一种空转器件与虚无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才会强调“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2】。因此，对马克思机器思想的劳动逻辑探赜是“劳动—机器—资本”辩证互构的基础原理，是达至马克思资本批判历史原则高度的可行进路，从而为理解数字时代人机关系提供理论指引。

生产工艺学考察贯穿于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进程中，塑造了马克思理解机器与劳动、机器与工具、机器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客观性思想要件。深度剖析马克思论述工艺学的相关文本，可以从三个维度把握其理解语境：首先，“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3】，工艺学在历史定位上是对大工业发展的知识反应。基于后思索的方式对从手工生产、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组织转换加以审视，对从工具、自动机到机器体系的外在器官转型加以考察，这是马克思生产工艺学的发问方式。其次，生产工艺的螺旋式演进离不开劳动方式的动态舒展，“正如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的考察属于商品学一样，对实际的劳动过程的考察属于工艺学”^【4】，工艺学揭示出劳动这一塑形之火如何借助工具性义肢改变和调适人与外部自然关系的深度蕴含，体现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象化过程中的辩证演历。最后，如果沿袭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和约·亨·摩·波佩（Johann  Heinrich Moritz Poppe）这些工艺学创始人的理解方式，就必然陷入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架构，即“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唯心主义历史认识论”^【5】。马克思对于工艺学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实证式分析，而是一种生产工艺演变批判，“强调‘工艺史’或‘工艺学’研究应当是‘批判的’（kritisch）”^【6】，旨在揭示生产工艺的劳动史理解以及批判资本借助机器对工人的剥削，为实现劳动解放探求客观支撑。

马克思工艺学分析以纯粹劳动过程分析为起点，作为一种维持人的现实存在的活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人相对于外部感性自然的受动性决定了其必须通过劳动这一对象化过程来满足自身现实需要，简单劳动过程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劳动活动首先离不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这种劳动能力包括体力支出和目的设定，“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8】，普遍的、一般的劳动过程包含着体力因素和脑力因素合一的初始规定。而劳动的内在属性必须借助外部工具才能展现出来，“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9】，正是在工具的演进历程之中，人的劳动能力得以外化发展并取得自身规定性，延伸出了劳动辩证法向机器辩证法转化的工艺学路径。

作为人与外部自然建立物质联系的中介，劳动工具的最初形态并不是外在于人体的物件，人类产生初期“劳动者身体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10】，运用人体器官进行体力劳动成为原始人维持自身存活的唯一方式。体力劳动的生产效应并不局限于现成自然物的取得以及保证物种的繁衍，而是训练并发展了人的脑力，改变了原始人劳动的方式。劳动过程的脑体结合迅速扩展了工具范围，即从天然工具转变为制造工具，“加工和使用这些简单的物质生产工具，已经体现出了人的一定智能性”^【11】，进而生产了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工具不仅是劳动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劳动形式转变的结果。包括非机体的天然工具和制造工具在内的工具系统起到了延伸人体自然器官的作用，进而确证了人的劳动本身相对于工具的主体地位。劳动能力的提高推动着劳动工具的复合化趋势，由“简单的工具”向“工具的积累”转变，但这并没有改变工具在总体上的通用化状态。此时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还具有一种内在共生、协调互动的关系，尽管人手和人脑在器官上和社群内的职能分化已经埋下了进一步分裂的形式前提，“能作出劳动计划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例如，在简单的家庭中），就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劳动了”^【12】，但是这种原始共同体内部的脑体分工还不具有剥削性质。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推动着生产工具更新迭代，提高了个体劳动能力，剩余产品与劳动资料（特别是土地）的独占塑造了脑力劳动相对于体力劳动的统治地位，但是劳动的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的社会分裂并没有清除生产内部的智力因素，相反传统手工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仍旧是由劳动者自身的生产技艺决定的，对于生产性的脑力劳动的剥离需要等到机器大工业时期才彻底完成。脱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与生产领域内部的智力因素共同发展着前机器大工业人类的精神能力。

尽管劳动工具早已突破了人手的局限，并作为外在物来延长自然肢体，但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开创与积累主要依赖于手工劳动”^【13】，以人手作为劳动中介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劳动效率与个人的技巧和经验牢牢捆绑。“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14】，家庭作坊和行会手工业的劳动者将自身的缄默知识转化为通用性工具的手工技巧，师傅与徒弟之间形成了生产内部的封建式人身依附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下的分工则创造了打破这一局限的契机，解放了生产力。如果说简单协作促成的生产工具聚集构造了机器产生的空间基础，那么以分工为原则的工场手工业则通过将原本与人手适配的通用劳动工具集合重新拆解而破除了机器产生的工艺障碍，“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15】，工人局部性的生产技巧因而为资本所利用。在资本支配下，不同类型的手工业者互相协作的片面活动被日益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使得原本独立的生产者坍缩为局部操作的执行者；而同一类型的手工生产者的统一行动则日渐孤立开来，依照分离的顺次步骤同时完成商品生产的环节，这都反映了工场手工业建立在生产工艺切分的基础上。“生产工具的积累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与应用”^【16】，专注于单个生产环节的工人不断累积的生产经验必然带来专业化的劳动工具，而工具的简单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分工环节的细碎化和劳动工人的零件化。专业工具与局部工人一道构成了工具向机器转化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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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工基础上的协作为原则的工场手工业已经铺就了机器产生的手工技术基础，但“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因而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17】，资本亟须变革工具以打破工人对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工艺控制。专门化工具在协作过程中不断地重新组合，发展起机械的适配性，并最终成为机械系统的操作对象，工具由此转换为工具机，而人手则从直接控制工作器件的操作角色转换为可被替代的生物动力源。工具机的出现将工具从手工操作的生理局限之中解放出来，工具部的变革产生了强烈的动力需求，作为单纯动力源泉的人很快就被更为强大且稳定的自然力来源取代了，工具机与动力机的形成助推二者的连接部分——传动机构的产生。如果说工具机和传动机构成了人体器官外化的“骨骼系统”，那么动力机则构成了机械的“肌肉系统”，由此，体力劳动的双重内涵得以揭示，即作为力量来源的肌肉和执行具体操作的肢体，工具机的变革将体力劳动执行具体操作的肢体维度从直接生产过程中驱逐出去，动力机变革则完成了体力劳动的力量来源维度的代替。

经由直接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机械化，现代机器得以正式产生。机器的历史远比机器大工业要久远，“磨可以被看做是最先应用机器原理的劳动工具”^【18】，但脱胎于手工业的机器并没有形成机器完整的自身规定性，即机器制造机器，与机器自我生产适配的物质基础是由发达的工具机和动力机协力创造出来的。机器工艺的现代性运用还引起了一系列脑力劳动效应，尽管分工通过将工人束缚于固定的操作环节削弱了其智力因素，但脑力活动与手工业者的彻底分离是建立在大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尤其是工具机对工具的取代使得手工劳动失去了运用技术经验的物质载体，以往生产过程中劳动与经验样态的有限知识相绑定的状况随着资本对作为“对象化知识力量”机器的控制而一去不复返了。与之相对，劳动过程中智力应用的消退自然使得“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资本对于一般智力的控制赋予科学以生产的性质，脑力劳动者正式作为一种专人负责的职业被纳入整体生产过程之中，劳动也正式实质上隶属于资本。自人类社会早期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在社会领域上分化以来，在资本掌控下生产领域内部脑力劳动对于体力劳动的支配正式形成。

多个工具组成的工具机在同一个空间内部同步完成同一生产任务，这种简单协作原则在机器领域的复现，马克思将其称为“机器协作”。而当多个工具机按照相互联结的加工顺序有机组合起来进行顺次生产时，“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20】。自动化机器体系是分工原则在机器领域的再现，但在更高的层次上确立了机器大工业的核心原则：连续性。这种大机器工厂的连续性中显然没有工人主体性的存在，“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21】。但也正是资本进步强制驱动下的机器变革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解放提供了可能方向和物质条件，促使人类凭借占有先进生产力扬弃劳动的异化属性，将体力与脑力的运用作为实现自身自由的第一需要。只有到了“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22】的自由时间之中，资本的文明效力才算是得以彻底发挥，“闲暇时间”与“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在解放了的劳动过程中达到了统一，终结了脑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实现了对包括手在内的劳动器官的自由运用。因此，可以将工具的延伸作用和机器的替代效应统一为劳动工具的解放效力，只是这种解放效力为资本所挟制而服务于资本的增殖过程。

无论是体力劳动催生脑力劳动过程中的天然工具奠基，还是肉体性体力劳动消解过程中的工具机变革，或者是局限性智力因素转化为纯粹脑力劳动的机器体系化趋势，都说明工具向着自动化机器体系的转变本身就与脑体劳动的分化组合以及辩证运动高度相关。劳动工具、劳动组织和劳动机能三者始终保持着内在统一，展现出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工艺学层面的丰富内涵与解放语境，揭示了机器思想的历史客体维度。

马克思对于从上手工具到自动机器发展过程的工艺学审视，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器具转换本身，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23】的意味上看待机器的发生演进及其与劳动发展史的关系。“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4】，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将作为劳动资料核心构成的现代机器与人的历史存在状态变革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关系中，在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及其历史运动过程这一‘存在’中指认出了事物的‘历史性’”^【25】，历史存在论视域的开显揭示出劳动与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与人类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劳动发展史所支撑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内涵，即‘社会的个人’的实现的历史”^【26】，同样也展现出机器在实现个人劳动中的社会性的重要意义。作为劳动资料的“肌肉和骨骼”，机器这一机械性劳动资料的演进历程、制度组织及其社会劳动效应也应当从历史存在论的角度予以考察，才能体认出“机器大工业这一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必然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27】。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8】，原始社会中的人类缺乏改造自然界的有力手段，只能局限于血缘共同体之中以求存活，“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29】，粗陋的自然分工以及氏族间的简单交往使得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直接同一。然而，包括火、弓箭和铁器在内的劳动工具的变革使得生活资料获取效率飞速提升，剩余产品的增长很快改变了原初社会形态，从急剧增长的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多元社会分工，产生了不事劳作的奴隶主对奴隶的阶级统治。社会大分裂彻底撕碎了原始社会之中那种落后的劳动共同性，交换的频繁推动着氏族主体的交换逐渐个体化，商品经济的滥觞浮现于历史的地平之上。

工具的发展带来了分工领域的差异化进展，手工业的独立化促成了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分野，塑造了与原初自然经济相区别的商品经济。区别于原始公社中劳动资料归共同体所有，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就是劳动资料归个体所有，个人劳动也由此蜕变为私人劳动，马克思称这种小私有制藩篱下的生存状态为“谋生劳动”，即直接生产用以交换的商品的劳动。在这种谋生劳动之中，“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30】，而异质性生活资料交换的本质就是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过程。社会劳动作为商品生产劳动总和的平均劳动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离不开当时劳动资料造就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成为商品经济社会劳动的本质规定——一定量的人类劳动——的核心构成。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商品交换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会自发地增进社会福利，而马克思则基于对资本原则的内在性批判，指出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转型。

除了流通领域中的商人所持有的活动资本，资本的另一个早期形态是行会手工业之中的等级资本，表现为独立的小生产者所把持的落后且有限的劳动资料。与存在于夹缝之中的小范围商品交换相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体系。而资本正是通过对这种自然经济非社会性原则的否定而产生出来的，这种个人私有向着资本私有的变革本身就是劳动资料自我清理进而分离出纯粹的劳动力商品的过程，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原始积累”。资本是建立在活动资本对等级资本的逐渐侵蚀基础上的，等级资本的瓦解以及商品化趋势促使劳动资料重新集中到资本手中。这构成了资本运作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这种集中，生产资料就不会与生产者分离”^【31】，这种分离包含两种指向，即工人不能拥有劳动资料以及工人不能成为劳动资料。前者是资本原则的剥削性，将劳动者赖以为生的劳动资料掠夺走；后者是资本原则的文明面，将包括奴隶、农奴在内不被承认为人的“人形工具”塑造为自由劳动者。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以及资本对于劳动力商品的购买标志着私人劳动者失去了自身独立性，成为依附于资本的雇佣劳动者。劳动资料的资本再组织将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资本具有集聚起来的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并以此来支配大量聚集在同一场所内的工人，从而开始了资本控制下的协作生产，尽管协作劳动的方式在之前的社会形态之中广泛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却培塑出一种“社会生产力”。首先，协作突破了私人劳动中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平均劳动偏离，单个劳动力的大量聚集产生的“差异抵消效应”完成了整体社会劳动在局部生产内的复现；其次，劳动力整合具有一种超越于单个劳动力机械相加的生产效率优势，调动起社会生产方式中的“集体力”，这一“集体力”与劳动资料的社会化运用共同构成了简单协作的社会维度。但是，马克思也同时指出协作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力转而为资本的增殖服务，“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32】，资本对于劳动力商品和劳动资料的占有以及集中化使用决定了工人对于资本家形式上的从属地位。之所以是形式隶属，在于资本此时还是对原有生产力的继承，尚未创造出足以直接改造劳动过程的生产方式。

分工对简单协作过程拆解重组，进而将操作环节有机组合，这种社会化的劳动组织将劳动资料从简单聚集提升到技能分化基础上的再整合，极大缩短了生产分工的时空间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工艺的微分化与生产过程的细碎化有助于生产经验积累，提高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契合程度，但是也导致了劳动者的片面发展，“工场手工业把局部劳动转化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33】。对于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提高的代价是彻底放弃自身从劳动中获取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扭曲畸形的存在状态道出了其局部工人的地位。而与局部工人相对并支配他们的，是资本宰制下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劳动力，即总体工人。劳动者依据资本意愿展开的合理分工与有序协作，构成了总体工人的直接表征，揭示了个体劳动者置身的异化状态。劳动形态从被雇佣的手工业者向着局部工人的转换，开启了资本对于劳动的直接改造以及劳动对于资本的实质隶属。分工主导下的劳动无法保持自身独立性，这既是因为劳动的外在客观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资本所占据，更是因为局部性的劳动者开始逐渐失去独立劳动的能力，只能在分工规定的狭隘领域之中消耗劳动力。然而，与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基础相匹配的仍旧是手工劳动，这使得劳动者在面对愈加异化的劳动过程时可以充分利用手工策略反抗资本，也极大地遏制了剩余价值的攫取。“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34】，鉴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已经达到当时技术条件的极限，资本亟须一种劳动资料上的变革来更有效地压榨社会劳动力。

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是以手工劳动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尤其是技艺熟练程度为依托运行的，而劳动资料的机械化趋势抹平了个体之间的差异，“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35】。机器消灭了操作环节对于局部工人的辖制，将劳动者从片面化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塑造了在社会劳动之中发展自身的可能性。劳动者本身的社会化还表现为总体工人的范围扩张，“一般智力”的生产化与专职化为机器大工业提供了脑力人员的支撑。除了劳动力的维度，社会劳动在机器时代的发展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上。首先，机器吸纳了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以技术和科学形态存在的社会知识，并将这种社会力量固定为资本内容参与进生产之中，彻底革除了劳动效率的手工限制。其次，一般智力的形成扩展了人类高效开发自然力的前景，现代机器为人类将潜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能力提供了知识助力。最后，机器在否定工厂手工业内分工原则的同时，也按照科学要求缔造了一种更为精细的分工方式，产业分工迅速独立化为社会分工，市场流通领域开始急剧扩张，构筑起世界性的交往网络。“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36】，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产生在将劳动从落后的手工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同时，激发了劳动形态内生的科学化与纪律性，也要求一种全面发展与全面关联着的社会的人。

社会生产过程中主体维度与客体维度的耦合共同造就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社会劳动的内在规定，即蕴含着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以个人与社会普遍关联作为必要条件的劳动方式，马克思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洞察到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直接统一，“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37】。符合历史生产条件的一定劳动量的本质要求与从协作、分工直到大机器一路承继下来的社会化生产的形式规定，共同形塑了社会劳动内在的张力，而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原则的资本显然是无力且无意于协调这一内在矛盾的，反而会加剧二者的冲突。

无论是脑力劳动者的智力创造，还是现代机器的高效生产，都服膺于剩余价值的增殖进程，这是资本创造出社会劳动力的唯一目的。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之中，社会劳动固化于脱离了工人掌控的机器之中，反过来限制劳动，机械化劳动资料也因而丧失了在劳动活动中的直接规定，蜕化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固定资本瓦解了机器作为生产力带来所有解放的可能，将工人置身于一种无个性、无内容的重复动作之中，催生出资本对于个人劳动的实质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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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历史上只有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发展起来，因而表现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内在的东西”^【38】，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劳动具有双重物质载体：一是包含一定劳动量在内的用以在市场上交换的特定商品，二是产品生产过程中作为固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器。前者对应于社会劳动的特定劳动量的本质属性，后者对应于发展着的劳动生产力的形式规定。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凭借其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劳动资料的不断改进，创造出了巨量的劳动产品，但这些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化劳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只能按照资本的意志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自身，商品经济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39】，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是将机器这一先进生产力创造出来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40】，因为资本无法消解自己创造出的剩余劳动。而正是因为资本窃取了机械化劳动资料带来的解放效力，资本主义的生产越是高效，工人阶级的生活就越发困顿，就越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将高度发展起来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纳入自由人联合体的掌控之下，社会劳动力才能真正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社会地实现出来，马克思称之为“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41】。劳动资料的共同占有使得个人劳动不必再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转化为社会劳动，个体劳动者“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2】，人作为社会的因而是自由的存在才真正得以实现。

总体来看，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推动了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在历史原则高度上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个体存在从遮蔽到解放的现实进程。可以将机器的历史存在论意蕴归纳为三点：首先，劳动资料从工具到机器的发展成为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获取内在规定的前提，为二者的统一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也为劳动解放创造了现实可能；其次，简单协作、分工基础上的复杂协作到机器大工厂的组织演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形成与资本化运用；最后，机器从作为生产力属性的劳动资料向着作为增殖机制构件的固定资本的转化，呈现出资本在机器上的权力运作，揭示了工厂中机器控制下劳动者的异化境况，也昭示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运思所在。

马克思针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之中“机械方面的各种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每天繁重的劳动，仍很值得怀疑”^【43】这一发问，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辛劳”^【44】的残酷现实。机械化劳动资料即自动机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45】，机器作为一种物化劳动、过去劳动在资本的支配下转化为与活劳动相异化的一种死劳动，“劳动资料由劳动要素的外部规定性被资本形塑为资本的内在规定性——固定资本”^【46】。劳动资料机械化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手工工场向机器大工业生产转型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表征为机器体系的自我生产与工厂制度的建立，资本宰制下的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完全是围绕着机器体系建立起来的，工人只是保证机器正常运行。技术产业化背后是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马克思通过将机器大工业生产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分了开来”^【47】，揭示了机器的固定资本转型背后的劳动逻辑。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必须在资本与劳动的语境之中才最终成立，资本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就是劳动本身的丧失，二者共同构成了大工业生产下机器固定资本化的逻辑，也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关系贯穿于机器产生、发展与应用各阶段，显露出资本借助机器不断贬损工人劳动能力、从而控制工人的险恶目的。首先，大量原本属于劳动者的分散化劳动资料聚集在资本手中，破坏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统一状态。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互动必须经过资本的中介，机械化要素的积累将手工劳动抽象化为单纯的一般劳动，劳动者也成为资本增殖所需的活劳动的提供者。其次，工人保留自身活劳动能力的意图与对丧失独立劳动能力的反抗成为推动资本不断采用、更新机器的直接动因。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尽管不断受到分工原则的侵蚀，但仍然是手工工人的“技术自留地”，这为工人应对无顾忌的资本压迫提供了回旋余地，而大工厂中无停歇的机器运转给生理心理带来的双重折磨也很快遭到了工人的集体反抗。工人的自足与反抗都使资本急切地想要采用和改进机器，以便将工人的独立性乃至工人本身驱逐出去，机器作为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48】，以形成服从资本意志的死劳动对于活劳动的压制。再次，死劳动还在自动地再生产出符合资本需求的活劳动，蕴含社会劳动力在内的现代机器所产生的强大代替反应大大减少了生产领域内资本对于活劳动的需求，也摧毁了家庭手工业和传统农业这些活劳动的最后栖身所，巨量廉价的劳动力只能听凭资本随意挑选。最后，资本对于机器的启用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即“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49】，只有在机器的生产效率远远超出所代替活劳动时，机器才转化为固定资本。这既是机器在资本主义运用中的局限，也成为资本提高机器效率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围绕着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下机器推动资本增殖的机制，即提高产品生产效率、提高活劳动榨取程度、推进资本空间扩张。首先，固定资本是一般智力的物化凝结，是为资本体系所吸纳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工艺的高度结晶，具有极高的社会生产力。蕴含着大量社会生产力在内的机器在作用形式上“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50】，其固定性就表现在机器的价值是分次经由活劳动逐步转移进产品之中，而其整体存在形态和使用价值的独立性直到机器报废前不受影响。因而，机器的生产率越高，其转移部分的价值就越低，整体调动起来的所用资本与单次消耗的所费资本的差额就越大，固化的死劳动以近乎无花费的方式生产产品。但是巨量产品并不意味着价值量的增长，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被创造出来的单个产品内含的价值量极少，资本家因此获得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而当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的所有商品的价值量全都降低，有酬劳动部分就会缩减，无酬劳动部分的增长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了条件。劳动生产效率的上升使得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劳动量开始不断降低，而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下降同样也导致了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可见，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必然后果就是作为死劳动从内涵外延双重维度上排斥活劳动。机器劳动对于复杂劳动的拆解与抽象使得活劳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技术熟练的工人，而是拓展到妇女儿童等家庭成员，工人的家庭成员被纳入生产过程，进一步拉低了再生产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依附于资本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充斥于市场之中，使得劳动者彻底丧失了议价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通过劳动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多的价值，那么机器作为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就是代替比生产自身所需劳动价值更多的价值。

其次，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除了通过在生产中转移自身价值而被消耗之外，其物质形态还会受到自然力的侵蚀而不断损耗，这两者都属于有形损耗，对于资本家来说，后者造成的损耗阻碍了机器价值的实现。除了肉眼可见的有形损耗，更能导致固定资本贬值的是无形损耗，表现为机器内含的一定量商品价值必然会因为构成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此外还存在生产技术提升而导致的机器贬值风险。迫于固定资本闲置的贬值风险，资本的本能就是竭力延长劳动时间，而机器生产的连续性以及数量巨大且地位低下的劳动力为劳动时间的延长提供了可能。面对工人对于不断延长的非人劳动的抵抗，资本并没有中止对活劳动的压榨进程，特别是在工厂法对工作时长进行限制后，反而出现了“以提高劳动强度来代替松弛劳动的趋势”^【51】，这主要是通过加快机器运转速度和增加工人看管机器数目来实现的。死劳动的膨胀使得资本在更高生产力基础上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水平，加大了对活劳动的剥削强度。

最后，机器还扩张了资本剥削的空间范围。生产率提高降低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大量过剩人口的堆积也降低了资本对于工人的需求，生产领域内部用以雇佣劳动者的可变资本不断减少，游离出大量的闲置资本。对于产业资本来讲，闲置资本的理性运用就是追加购买机器的资金，实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这也有力回答了“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52】。机器的普遍化将资本原则的支配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将旧有的差异化经济形态破坏、重组、资本化和机器化，将当地的人民改造为活劳动的提供者，抛入到世界市场之中供资本游猎。“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53】，一种东方服从于西方、边缘服从于中心的世界体系在大工业的轰鸣声中建立起来，而被投入机器的齿轮之中的是所有欠发达地区人民的血肉与活力。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54】，机器大工业生产力扩张效应决定了资本主义技术基础的革命性与自反性，资本只有借助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才能暂时将机器囿于固定资本的增殖逻辑之中，但无法彻底扭转资本灭亡的命运。“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55】，机器作为生产力是实现人解放的物质存在，但其资本主义运用却带来了工人生命力的廉价和萎缩。资本对于劳动者的需求随着机器生产力的释放而不断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量也不断减少，技术变革导致的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此消彼长带来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上升。而工厂主在超额剩余价值的诱惑和残酷市场竞争的挤压下，只能不断地引入更高效率的机器，死劳动的涌入恶化了工人的生存处境，有机构成的飞速提高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工厂主利润率的下降。劳动者的无偿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死劳动对于活劳动的替代收缩了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范围。有机构成的提高也激发了资本对于新机器的购买需求，越来越多的资本被投入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之中，部类之间的畸形进展进一步加剧了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生产能力的无限制提高和生产结构的扭曲化发展与劳动者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最终引发了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死劳动巨量冗余与活劳动日渐萎缩之间矛盾最典型、最突出的表现，建立在机器之上的先进生产力为危机的发生提供了现实性。“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大灾难即危机”^【56】，资本只有通过破坏社会生产力来部分消除沉积的死劳动以渡过危机，即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然而先进机器的引入对于已经无力消化内部死劳动的资本来讲，无异于饮鸩止渴，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高“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57】，加速了更大规模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工厂内的廉价工人却在用自己的血汗生产出自己的灭亡，劳动者已经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维持自己被剥削的地位，“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58】。马克思正是从活劳动与死劳动的辩证关系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无情压迫，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廓清了固定资本批判的劳动路径。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59】，故而马克思机器思想中工艺审视、存在分析以及资本批判这三条致思路径都是以劳动为核心展开的，也只有在“劳动—机器—资本”辩证结构中才能识断马克思机器思想的核心要义。首先，劳动资料从劳动工具向着自动机器的工艺转化，就是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分化、拼接、割裂、融合的过程，外在器官从延伸到替代的功能倒转决定了社会劳动力对于个体劳动的外化统辖，又生产出二者建基于现实技术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统一。其次，机器作为人手创造的外化人脑是一种社会化力量，但在资本挟制下，“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60】，机器的固定资本化加速了活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效率，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缔造出的社会劳动力在资本原则内部实现出来。最后，社会劳动力与劳动社会化生发于资本场域但超脱了资本束缚，“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61】，现代机器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协同作用彻底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重新铸就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化劳动与直接劳动、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内在统一。

揆诸当下，数字革命以来的机器形态似乎已经超越了既往的认知范畴，愈发成为劳动缺场的自动机体。然而顺承马克思机器思想的三重劳动进路可以发现，机器的发展并没有止步于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而是衍生出外在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即“控制机革命”。早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以完成动力机变革之时，实现自动化控制的愿景就寄托在“离心调速器”这一元件上，尽管此时智力仍旧是一种渗透于机器整体的要素，但控制机作为一种独立器件的工艺雏形已经显露出来。相比起工具机、传动机和动力机，控制机更着力于对脑力劳动的延伸与替代，机器开始逐步完成人脑的机能。人的智力也摆脱了肉体性的约束，借助于外部的技术大脑完成庞大的输入、记忆与运算工作，“这说明技术物本身有可能具有自我意识”^【62】，也必将为打破脑体分离奠定数字技术基础。以数据流传输为核心的互联网构成了人类外部的神经系统，万物互联不再是一种空洞的构想，劳动社会性在更加广阔的网络范围内得到实现。然而，当代西方智能机器进程仍旧处于数字资本寡头的掌控下，数据垄断主义、算法意识形态以及数字帝国主义等技术异变隐现着资本的深层支配。“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和融合应用，极大促进了劳动力、资本、能源、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推动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63】，因而必须坚定机器发展转型与数字技术进步的劳动立场，真正激发劳动者主体创新能力，维护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等多元业态中劳动者的权益，更好地实现技术要素、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协同作用。

编辑 | 刘德宇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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