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超、鲍婷婷、喻浩鹏 |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幸福感——基于2020年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维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媒介效应研究。

Email:weichaoch@126.com

鲍婷婷，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媒介效应研究。

Email:btting@126.com

喻浩鹏，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健康传播研究。

Email:yuhaopeng61@foxmail.com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关注老年人精神层面的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系统探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以“是否安装宽带”为工具变量，运用2SLS回归模型来消除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结论依然支持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幸福感的正向效应。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关键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幸福感；影响机制；个体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幸福对个体和国家的意义愈加重要。个体层面，幸福是个体理性的根本追求，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国家层面，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幸福是政府政策取向的主要依据。学界对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往往从客观因素下手，而缺乏对媒介的分析。媒介作为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并作出价值判断的重要工具，能够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大众媒介通过为人们提供社会观念和社会价值，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幸福感提供坐标”^【1】。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日益成为一种社交、休闲和娱乐方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体验和生活质量。

本文将从老年人幸福感的视角入手，试图梳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可能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系统评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

（一）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

当前互联网使用与公众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研究互联网使用是否带来公众的幸福感提升；二是研究互联网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三是互联网使用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积极影响，另一种是消极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使用与人们感知生活质量成正比^【2】。韦路将新媒介使用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认为新媒介使用意味着更高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媒介技术是决定人们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之一^【3】。乔治欧斯·卡维措萨（Georgios Kavetsosa）等^【4】基于欧洲居民调查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能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迈克尔·陈（Michael Chan）^【5】研究发现，使用手机进行网络交流能够提升个体幸福感以及黏结型社会资本和桥梁型社会资本。互联网使用与公众幸福感负向关系方面，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使用者越可能产生失落感、孤独感等负面情绪，进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6】，甚至可能诱发抑郁症等心理疾病^【7】。此外，智能手机使用也会降低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次数和亲密度^【8】，且更容易引发孤独情绪^【9】。相关研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主要原因是对媒介使用的不同界定，菲利普·维尔迪因（Philippe Verduyn）等^【10】认为消极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激发社会比较心理和嫉妒心理，这对幸福感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相反，积极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能够提升幸福感。韦路等^【11】从媒介使用方式与动机切入，证实自我表达式的社交媒体使用能够增强幸福感，而社会观察式的社交媒体使用会削弱幸福感。

图源网络

（二）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虽然社会资本偏重个人层面，但是个体满意度不仅取决于自身，还取决于网络中的其他个体，因此有必要从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去解释社会资本^{【12】【13】}。

1.个体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个体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为实现特定目的如何调用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孙俊模（Joonmo Son）等^【14】将社会交往用于研究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并证实个人社会资本与社交网络关系密切。徐延辉等^【15】仅以社会交往能力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并证实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能力对其阶层认同具有正向的影响。

关于互联网与社会网络的关系，主要呈现两种论调：一些研究者支持时间替代假说（tim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认为互联网使用对线下社会交往活动产生了挤出效应，如普特南（Putnam）认为互联网技术最初是用来娱乐而非交往的，上网时间对社会活动的抑制会导致个体的孤独感^【16】。相反，一些学者支持社会补偿假说，随着互联网从一种娱乐工具转化为社交平台，线上交往扩展了个体的社会网络^【17】。手机使用能够强化黏结型社会资本^【18】和强关系连接^【19】，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通过手机就能连接脸书（Facebook）和瓦次丽（WhatsApp），从而降低了大规模沟通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由此强化了人们的弱连接关系^【20】。关于个体社会资本与幸福感之间关系，一些学者发现，互联网通过帮助使用者获得情感支持和拓宽基于“弱关系”的社交圈群^【21】，进而提升其幸福感^【22】。一些研究以个体特质为切入视角，如瓦妮莎·阿帕奥拉萨（Apaolaza Vanessa）等^【23】发现，社交网站可以帮助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较低个体获取情感和社会支持，进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2.集体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普特南（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24】。集体社会偏重信任、参与和互惠等认知规范因素。方浩^【25】基于CGSS数据库研究社会资本和个体健康之间的关系，认为集体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信任和偏见意识。其中，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经常被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关于互联网使用与集体社会资本的关系，塞巴斯蒂安·瓦伦苏埃拉（Valenzuela Sebastián）等^【26】研究证实，美国大学生脸书使用和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公共事务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玛尔塔·波特拉（Marta Portela）等^【27】基于欧洲社会调查数据（ESS）发现，社交网络、社会信任和制度信任与幸福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相反，张泽洪等^【28】基于CGSS数据调查发现，互联网与手机定制信息使用越频繁，个体对社会的信任感越低，并认为主要原因是互联网缺乏理性的对话机制，情绪极端化特征明显。赵晓航等也证实，互联网使用越频繁，青年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越低^【29】。

关于集体社会资本与幸福感之间关系，已有研究证实集体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张彤进等研究证实，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30】。叶志敏（Winnie Yip）等^【31】使用山东省三个县的实地调查数据发现，社会信任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数据来源

样本来自北京大学2020年所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筛选条件，在此基础上剔除含异常值和缺失值的受访者样本后，最终得到6799个有效研究样本。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以往对幸福感的测量多采用以生活满意度衡量的总体报告法，但使用五分法测量的生活总体评价难以有效衡量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此，借鉴刘琪等^【32】的研究设定，将幸福感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积极情感通过题项“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我很愉快”来衡量；消极情感通过“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无法继续生活”“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等9个题项来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根据问卷“过去一个月，您是否上网？包括用手机网络聊天、看新闻、看视频、玩游戏、理财等”来测度。

3.中介变量

将社会资本设定为中介变量。根据原始问卷并参照已有文献，本文侧重于从社交网络层面衡量个体社会资本。借鉴徐萌娜等^【33】的研究设定，本文选取问卷中“串门、跟朋友交往“”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作为“个体社会资本”的代理指标。借鉴王靓等^【34】研究设定，选取问卷中“社会捐助和补助”作为“集体社会资本”的代理指标。

4.控制变量

借鉴雷显凯等^【35】、姚晓彤^【36】的研究设定，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户籍、社会保险、自评健康、个人总收入等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均值为3.4，标准差为2.0，说明总体上老年人有着较高的积极情绪，但个体之间的差异也较为明显；消极情绪为6.6，标准差为6.0，说明总体上老年人有着较低的消极情绪。仅有24.2%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说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处于较低水平。超过一半的老年人为已婚（80.6%）、农村户口（73.5%），并有社会保险（87.6%）。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一）各变量的相关性系数

考虑到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变量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过高引发的结果精准性问题，为保障指标选择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本研究对所选指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方法对指标间的相关系数进行了初步分析，图1所示为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性系数，颜色越深表示正相关性越强，越浅则负相关性越强。可见，互联网使用与教育程度的正相关性最强，自评健康与消极情感的负相关效应最强。所有变量的相关性系数都小于0.5，均处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时，利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可知，自变量的VIF均值为1.160，最大VIF为1.271，远小于10，故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能独立反映不同维度的幸福感信息。

图1 变量间Pearson相关性系数图^【37】

 （二）基准回归

采用OLS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结果见表2。列（1）列（2）的因变量为积极情感，列（3）列（4）的因变量为消极情感。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与老年人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

表2 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的幸福效应

就个体特征而言，积极情感方面，根据列（3），教育程度、婚姻、户籍、自评健康等变量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高学历、已婚、城市户口、自评健康得分高的老年群体有着较强的积极情感。根据列（3），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户籍、自评健康等变量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女性、年龄越小、低学历、未婚、农村户口、自评健康得分低的老年群体有着较强的消极情感。

（三）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一些难以测量的变量很可能对老年人幸福感产生影响，从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导致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偏误。其次，老年人幸福感很可能对互联网使用施加影响，产生反向因果问题，从而导致模型估计出现偏误。因此，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来得到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净效应。参照王小增等^【38】的研究设定，本文选取“是否安装宽带”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有效的工具变量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相关性，宽带安装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密切相关；二是外生性，是否安装宽带很难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故满足外生性。

针对回归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通常采用2SLS方法来分析模型的内生性以及工具变量的有效性^【39】。弱工具变量检验下的F统计量为382.66，明显大于10，表明“是否安装宽带”这一工具变量有着较好效果（表3）。

根据表3，一阶段工具变量“是否安装宽带”的系数为0.189，在1%水平上显著，二阶段回归中内生变量互联网使用的系数分别为1.151和-3.343。综上，基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

（四）异质性分析

结合样本数据分布以及基准模型结果，本文选取性别、婚姻和教育程度等维度来进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个体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4、表5、表6。

性别方面，相较于女性老年人，男性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带来的幸福激励效应更强（表4）。婚姻方面，互联网使用强度可以显著提高已婚老年人的幸福感（表5）。教育程度方面，互联网使用强度可以显著提高初高中学历老年人的幸福感（表6）。

表4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性别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表5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婚姻状态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表6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教育程度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五）机制分析

中介效应的检测方法一般包含有逐步检验法、Sobel Goodman检验、Bootstrap法。由于本文有2个中介变量，温忠麟等认为检验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好的方法是Bootstrap法，因此选取Bootstrap法来测量中介效应。单步多重中介模型，也称为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是指中介变量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40】。采用单步多重中介效应检测方法^【41】，利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将重复抽样次数设定为1000次，结果见表7和表8，置信区间设置为95%。

表7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积极情绪的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表8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消极情绪的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个体社会资本和社会规范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与积极情绪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根据表8，个体社会资本和社会规范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与消极情绪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显著。异质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能显著提高男性、有配偶、初高中学历老年群体的幸福感。第二，影响机制层面，引入中介变量社会资本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其中，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幸福感中呈现中介效应，放大了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在国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提高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和使用率^【42】，特别是扩大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的覆盖率；通过老年大学等形式，为老年人开设具有针对性的培训讲座及课程，消除低学历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鸿沟，拓展高学历老年人多元化的互联网应用层次。同时，完善老年人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加强老年人的基础文化教育，消除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鸿沟，以此提高他们在数字化社会中的信息获取和交流能力。此外，推动APP适老化改造，优化界面交互、语音辅助和操作提示等功能，降低老年人互联网及相关应用软件的使用门槛，打造老年友好型的上网环境。

（2）社区层面，针对尚未接触互联网的老年人，为老年人开展数字技能的相关教育和培训，如开设线下互联网体验课程与社区内互助等，以此提升老年人上网技能和对网络信息的认知和辨识能力^【43】，弥合“银发数字鸿沟”。针对已经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鼓励其从社交、娱乐活动转向更深层次的生活工具维度的有益在线活动。

（3）在家庭和个人层面，就家庭而言，倡导尊老爱老敬老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家庭年轻一代积极承担老年人数字反哺任务，教授老年人互联网及相关应用形式的使用方式；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互联网沉溺及不良使用行为，家庭成员应积极发挥监督角色，最大化互联网在社交娱乐、健康管理、社会参与等层面的价值产出^【44】。个人层面，对老年人开展数字智慧教育，消除老年人对互联网及其应用形式的恐惧心理。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工具变量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稳健性，使得模型估计结果更为科学；此外，分析互联网使用与老年群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具体的作用路径，有助于最大化发挥互联网对老年人的幸福激励效应。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受制于二手数据测量变量的可获取性，本文将互联网作为一个粗放概念来考察其与幸福感的关系，而缺乏对互联网使用类型细化的理论构建。此外，本研究仅从社会资本角度去探索中介效应，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增加中介或调节变量，对新媒介使用影响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展开进一步分析。

编辑 | 敬怡菲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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