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承坪 | 科学对民主的排斥与支持

程承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要从事企业理论、智能经济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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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和民主是现代性的两根支柱。科学与民主之间不是独立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科学既可能排斥民主，也可能支持民主。民主的前提是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如果人与人之间是同质的、无差异的，那么民主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因为同质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代表所有的人。如果人及其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有确定的规律性，那么人及其社会都可以按照该确定的规律行事，民主是多余的。因此，持同质性和确定性的科学观排斥民主，只有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的科学观才能支持民主。信仰和科学是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对民主的支持或反对，既可能来自科学，也可能来自信仰，抑或同时来自科学与信仰。同时得到科学和信仰支持的民主，坚如磐石。民主至少需要得到科学或信仰其中一个因素的支持才能正常实行。如果民主既得不到科学的支持，也得不到信仰的支持，那么民主难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了也会举步维艰。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各种权力或权利都应当得到合理规制。

关键词：科学；民主；信仰；同质性；异质性；确定性；不确定性

科学和民主是中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的两大目标^【1】，民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科学和民主两者内含的价值观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科学既可能支持民主，也可能排斥民主，民主有利于促进科学的发展^【2】。

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科学既是富国裕民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巩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保障政权安稳的基石。而民主则不同，有些国家重视民主，有些国家则轻视民主，甚至抵制民主。轻视民主甚至抵制民主的国家，既没有认识到民主的目的价值，也没有认识到民主对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的工具价值。事实上，缺乏民主的国家，往往也缺乏科技创新能力^【3】。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虽然依靠科技输入和科技模仿等手段也能在短时期内获得后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但是长期而言，其科技发展的后劲不足，缺乏科技发展的先发优势。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其科技发展总是跟随着科技发达国家亦步亦趋，拾人牙慧，一旦受到科技封锁，国家就会陷入困境，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缺乏推动力，逐步陷入经济衰退。因此，撇开民主的目的价值不谈，仅就民主的工具价值而言，民主也是推动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因素。

科学不但具有工具价值，也具有方法论价值。有些科学观念促进民主，而有些科学观念则会遏制民主。自古希腊以降，西方国家的科学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科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发生改变。世界科技史表明，存在两种科学观念，一种是同质性和确定性的科学观，另一种是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的科学观。民主的前提是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如果人与人之间是同质的、无差异的，那么民主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因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代表所有的人。如果人及其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有确定的规律性，那么人及其社会都可以按照该确定的规律行事，民主是多余的。因此，持同质性和确定性的科学观排斥民主，持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的科学观支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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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民主的支持或反对不止有科学，也可能来自信仰^【4】。根据行为学原理，有两种因素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大：一是信仰，二是科学。因此，对民主的支持或反对既可能来自科学，也可能来自信仰，抑或同时来自科学和信仰。同时得到科学和信仰支持的民主，坚如磐石。如果民主既得不到科学的支持，也得不到信仰的支持，那么民主难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了也会举步维艰。

目前，西方国家对民主的支持主要源自西方国家特有的信仰而不是科学，西方国家要夯实民主，还需要得到科学的支持；而缺乏西方国家同样信仰的非西方国家，由于缺乏信仰对民主的支持，只能依靠科学的支持，当这些国家所持的科学观念排斥民主时，则会缺乏民主；当这些国家所持的科学观念支持民主时，民主才能建立并发展起来。

对民主的界定多种多样，《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民主是指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5】这一民主界定着重于政治民主，外延较窄。本文把民主的外延拓宽，将民主界定为“组织成员有参与组织决策或对组织决策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尽管对民主的界定多种多样，但都明确或隐含地承认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它是民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民主的类型多种多样，粗而分之，可分为西方民主和东方民主；细而分之，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样式也不尽相同。但不管是何种样式的民主，都明确或隐含地承认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如果人与人之间都是相同的，那么民主就没有必要，因为同质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代表所有的人。

科学^【6】肇端于古希腊，自古希腊以降至1859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物种起源》提出著名的进化论，这段时期，科学持同质性和确定性世界观。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具有统一性，任何事物都具有本质规定性，事物的运动都具有永恒不变的规律性，通过科学研究可以获得对事物的本质规定和事物永恒不变的运动规律的知识^【7】。所谓世界具有统一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是指，世界都由相同的物质构成，事物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构成物质的结构不同。比如，泰勒斯（Thales）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认为，数是世界的本原；克赛诺芬尼（Xenophanes）认为，土是世界的本原；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等等。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指，万事万物都服从统一的运动规律。

确定性不仅表现在万事万物都服从统一的运动规律，还表现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关系的确定性。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每一个结果是由一个确定的原因导致的^【8】。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沿着一个个逻辑链条，任何事物都可以溯源到一个起源。这种科学理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18世纪的著名物理学家牛顿（Isaac Newton）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追根溯源。

根据同质性和确定性世界观，只要“拉普拉斯妖”（Démon de Laplace）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原子或物体的位置和动量，就可以依据牛顿力学原理刻画该原子或物体的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全部过程。基于这种科学观念，1900年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希望科学界找到一套符号系统模拟整个世界^【9】。

同质性意味着人与人是相同的^【10】，确定性意味着人及其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确定的规律性，因而对人或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时，可以把人抽象成一个质点或一个数，在解释有关人类行为的模型中把人数作为一个自变量或解释变量，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个团队被抽象成由人^【11】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组成的，它有确定的行为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就可以有效地管理这个团队，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12】。在科学管理模式下，企业民主是多余的。社会被假定为由相同偏好和相同理性的人构成的，人是作为抽象的人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具体的、丰富的、有差异的人存在的，整个社会被视为一台机器，它有确定的运行规律，每一个人只不过是这台机器里的一颗镙丝或一个零件，这台机器由一个或一群掌握它的运行规律的精英操纵，政治民主或社会民主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13】。这意味着同质性、确定性的科学观会排斥民主^【14】。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著名的进化论，该理论对自古希腊以降科学界根深蒂固的确定性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冲击。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如果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只有那些适应了这种环境改变的生物才能生存下来。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具有随机性，没有确定的目的，只有那些偶然发生了相应基因改变适应了环境改变的生物才能得以生存，生物基因的改变是随机的，不是目标导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对于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神创论和确定性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它。

20 世纪初量子力学的诞生对确定性世界观进一步产生了冲击^【15】。不仅如此，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Lorenz）提出了混沌理论，该理论不仅对确定性世界观给予了巨大冲击，而且对同质性世界观也给予了巨大冲击。该理论认为，线性系统是特例，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具有异质性、多样性和多尺度性，宏观现象有其独立的运行机制，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微观个体的线性叠加，事物的运行具有不确定性^【16】，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引起“蝴蝶效应”，造成后续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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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发现，不但自然环境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具有不确定性，存在与自然环境变化相似的突变、漂变和迁移现象^【17】，不存在万能的“上帝”指引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方向或目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演化的。

至此诞生了异质性科学观和不确定性科学观。这两种科学观有四个要点：一是世界有无限多的不同的质；二是不同层次之间具有质的差别，并且这种差别是不可逾越的；三是事物变化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这两种特性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四是不存在终极的理论可以完全解释世界并准确地预测未来^【18】。此后，许多科学家认识到，科学主要处理的是不确定性问题，确定性不过是不确定性世界中的特例^【19】，不存在终极的理论可以模拟整个世界。譬如，2002年8月17日，著名宇宙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弦理论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哥德尔与M理论》的报告，他认为建立一个单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2016年，霍金在《哥德尔与物理学的终结》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存在一种可从有限条数原理推导出来的终极理论，一些人将非常失望。我过去就属于这个阵营。但是，我已改变了我的看法。现在我很高兴我们寻求知识的努力永远都不会到达终点，我们始终都有获得新发现的挑战。没有这种挑战，我们就会停滞。哥德尔定理保证了数学家们总有事情要做，我想M理论也将为物理学家们做同样的事情。”^【20】

虽然科学家们认识到世界具有异质性，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质，但是对人与人之间是否也是异质的却长期存在争议。现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具有异质性。人的异质性认识主要是从意识不同于物质的研究中得到的。著名脑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意识并不遵循自然因果律。”^【21】意识往往自为因果，也可以反果为因，意识既可以建构秩序，也可以解构秩序^【22】。科学哲学学者李醒民指出，因果律是科学的普适原理，也是物质普遍遵循的规律^【23】。不仅如此，物质遵循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而意识不遵循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24】。物质受到时间的限制，而意识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25】。人类诞生了500万年左右，地球存在约46亿年，但意识的跨度可以超过46亿年，甚至可以超过宇宙存在的138亿年。这充分说明意识不同于物质。

虽然意识的载体是大脑，大脑是物质的，但意识本身却不是物质的，它是大脑神经元涌现的结果^【26】，具有独特的特性^【27】。如果不承认意识具有不同于物质的特性，那么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就缺乏理论基础^【28】，也无法解释上述意识现象。意识不但不同于物质，而且意识既具有先天性，又具有经验性，这一点既被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论证，也被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先天具有诸如空间、时间、逻辑等概念和能力，康德将这些概念称为“先天范畴”。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实验研究证明，人的逻辑、数学能力不是来自后天而是来自先天^【29】，这与康德的“先天范畴”思想基本一致。这种先天能力是遗传的结果，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但同时康德和皮亚杰都承认，人的知识和价值观主要来源于经验，不同的人生活经历不同，其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不完全相同。

认知科学对人脑功能的研究表明，人脑的功能系统是一个时变的巨复杂系统，它包括四个大的模块，分别是动物性本能模块、人类种属的本能模块、个体习惯化模块和个体社会意识模块。沈政指出，在这四个大的模块中，动物性本能模块和人类种属的本能模块是先天模块；个体习惯化模块和个体社会意识模块是后天模块^【30】。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康德和皮亚杰的观点。

上述研究表明，人与人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31】，人与人的差异既来自先天的基因遗传，也来自后天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不同影响。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自人的后天环境塑造，每一个人的后天环境不完全相同，因此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不完全相同。

民主意味着要差别化对待每一个人，其前提是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因此，只有异质性科学观能够支持民主。不确定性意味着只有赋予个人民主权利，才能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和探索活动提高社会的适应性，积极应对社会演化带来的新挑战，而整齐划一的社会管理模式是确定性社会发展观的产物，它难以应对社会演化带来的新挑战，容易导致社会僵化，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综上所述，只有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科学观才能支撑民主^【32】。

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民主制度^【33】，但是其民主制度并不是科学促成的，或者得到科学的支持，而是源自其特有的信仰。行为学原理表明，对人类行为影响最为长久而深远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信仰，二是科学。支持西方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信仰，一是自然法的天赋人权观^【34】，二是基督教的人性恶观念。自然法的天赋人权观支持民主^【35】，基督教的人性恶观念支持限制政府权力。在西方国家看来，个人民主权利与限制政府权力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能限制政府权力，那么政府权力就会膨胀，从而侵害个人民主权利，个人民主权利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和保障。譬如，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皆是从自然法的天赋人权观和人性恶观念出发，论证个人民主权利与限制政府权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自然法的天赋人权观和基督教的人性恶观念，都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性，没有科学依据。这不但使西方国家内部不持有这两种信仰的人及其组织难以信服，而且也使没有西方国家同样信仰的非西方国家难以信服。因此，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要得到普及和推广还有赖于科学观念的支持。

许多西方国家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科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为了弥补这种局限性做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

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1945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提出了“分立的个人知识”理论^【36】。该理论认为，经济社会的知识是“分立的个人知识”，人与人之间具有不同的“分立的个人知识”，这种个人知识难以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没有人拥有“知识总体”，由个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拥有“知识总体”，因此，政府没有能力指导经济社会活动，限制政府权力有助于避免政府犯“无知”的错误给经济社会造成损失。哈耶克用“分立的个人知识”理论同时论证了市场经济^【37】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哈耶克的“分立的个人知识”理论只是一种经验判断或推测，并没有坚实的科学依据^【38】。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哈耶克的观点比上述形而上学信仰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于1947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一方面环境是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另一方面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因此，人要做出最优选择往往是困难的，通常情况下只能作出次优选择。有限理性理论既能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指导，也有助于论证限制政府权力的合理性。但是，该理论与哈耶克的“分立的个人知识”理论一样，也只是一种经验判断或推测，并没有科学依据。

现代脑科学和信息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能够存储的信息总容量为100TB^【39】，而且这其中往往有许多信息是无用的、混乱的、残缺不全的、难以利用的。100TB的信息量相对于海量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只是沧海一粟，这一科学发现可以佐证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演化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等可以佐证西蒙的不确定性观点。认知科学研究表明，知识主要来自后天环境，不同的人经验到的后天环境不完全相同，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和观念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研究结论可以佐证哈耶克的“分立的个人知识”理论。这意味着现代科学理论可以补充、完善哈耶克和西蒙理论的不足，从而使个人民主权利与限制政府权力具备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科学既可能排斥民主，也可能支持民主，民主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同质性和确定性的科学观排斥民主，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的科学观支持民主。对民主的支持或反对，既可能来自科学，也可能来自信仰，抑或同时来自科学与信仰。科学家所持的科学观与他们所持的信仰之间既可能逻辑一致，也可能逻辑矛盾，原因可能是他们对两者之间的逻辑矛盾没有自觉，也可能是被迫做出矛盾选择。

如果把同质性和确定性科学观运用到各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会产生如下结果：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会产生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缺乏活力和生机；运用到管理学领域，会产生所谓的“科学管理”，人被物化，企业缺乏民主；运用到价值哲学领域，会产生所谓的“科学价值观”，因为科学追求唯一性，所以“科学价值观”必然导致一元价值观，它排斥价值观的多元性，从而使价值观缺乏包容性；运用到社会学领域，会产生社会宿命论，消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到政治学领域，会产生集权政治，等等。

如果把异质性^【40】和不确定性^【41】科学观运用到各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会产生如下结果：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会产生市场经济；运用到管理学领域，会产生企业民主管理，公司制企业会支持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42】；运用到价值哲学领域，会形成价值观的多元化，有利于促进价值观的包容性；运用到社会学领域，会产生社会的演化观，促进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到政治学领域，会产生民主政治，等等。

西方国家的民主主要得到两种信仰的支持，一是自然法的天赋人权观，二是基督教的人性恶观念。西方国家的民主缺乏科学支持。虽然哈耶克和西蒙等人做出了许多努力，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但仍然不尽如人意。现代脑科学和信息科学的成果，以及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科学观能够弥补这一缺陷，有助于夯实西方国家民主的科学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的民主信仰与科学观将由相互矛盾而逐渐协调起来。

西方国家特有的信仰以及数个世纪的政治实践，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即使民主得到科学的支持，但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合理规制，民主权利也难以得到落实。政府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由于“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性和腐蚀性”^【43】，如果不能有效地规制公共权力，必然造成公共权力对民主权利的压制。因此，只有政府权力得到合理规制，才能为民主留下足够的空间。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洞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44】。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除了政府权力需要得到合理规制以外，个人民主权利是否也需要得到合理规制以免个人民主权利的滥用？对此我们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加以回答。从实践方面而言，譬如，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一方面规制了政府权力，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彰显个人民主权利，导致对私人资本权利的放纵，从而造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底层民众个人民主权利弱化、虚化等种种社会问题。因此，无论是政府权力还是个人民主权利，都必须得到合理规制，否则都可能会导致权力或权利的膨胀和滥用，从而挤压或腐蚀其他权力或权利，造成权力或权利结构失衡和种种社会问题。

从理论方面而言，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的欲望会借助权力或权利膨胀。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制，权力或权利的膨胀和滥用将难以避免，导致对他人或社会的危害。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既有公共需要，也有私人需要，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由各种需要而形成的权力或权利也是多方面的。为了满足和平衡不同的需要，必须使权力或权利结构实现相对平衡。这意味着不但为了满足公共需要的政府权力应该得到合理规制，而且为了满足私人需要的个人民主权利也应该得到合理的规制。

因此，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必然是各种权力或权利得到合理的规制，权力或权利结构相对平衡的社会。在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里，没有不受规制的组织和个人，也没有不受规制的权力或权利。

编辑 | 陈卓琳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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