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娜 | 数字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拷问及其中国式叙事

李书娜，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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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生态是现代社会以数字网络技术为支撑，将人、物等外界事物数字化并加以深度互联，从而构筑起的一种区别于物理现实的数字现实和技术环境。数字生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中展现出功能相反的两种循环，指向性质不同的两种自由，即资本的自由和人的自由。面对海德格尔等人在迁就现代生产逻辑的基础上徒劳地鄙弃技术功效的恶性循环，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数字生态的道路开辟有赖于围绕资本的社会意义上的变革。当下，数字生态中国式方案的关键，即在正视资本存在的前提下，以充分发挥数字生态的正向循环功能为实践观照，不断地引导和规范资本，直至获得全面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及全面发展的个人，其贯穿始终的价值诉求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真正的人的自由。

关键词：数字生态；资本；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自由

数字生态的要义是一种网络符号系统，它言说的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语言，这种系统不仅将人、物、声音、图片等事物对象数字化，而且实现着对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仿真式模拟——真实与虚拟得以融合并存。范利尔（Ben Van Lier）曾言，人类实际的“存在状态”越来越多地由数字技术给我们所揭示和提供的东西构成，越来越多地被基于算法、软件和数据运行的网络化系统包围，这是一种崭新的、区别于传统物理现实的数字现实和数字生态^【1】。范利尔焦虑于人们如何应对快速发展的数字现实，并及早发现这种现实对人类“存在”所造成的影响。当下，我们看到数字化社会中的主客体关系被颠覆，人的主体性逻辑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建基在大数据之上的算法秩序，现代社会一直以来自诩的“大写的人”断裂式地自反为“大写的数据”，表征为诸如“心灵或精神的无产阶级化”^【2】。这是人们必须给予察识和回应的技术错置，与此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视域下，建构一种奔向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数字生态场景，成为亟待人们检示的实践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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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吕尔看来，“技术（Technique）已成为人类必须生存其间的新的、特定的环境。它已代替了旧的环境，即自然的环境。”^【3】当下的数字生态通过5G网络、移动设备、可穿戴传感器、计算机、物联网、智能工厂和机器、数字平台、大数据和算法程序等手段共同构筑起人们的生活世界。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划分，数字生态可以区分为物质生活圈、社会政治生活圈、精神生活圈的三个层次。马克思曾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4】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当下的数字时代。我们看到，数字生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发挥着性质截然相反的两方面功能，呈现出双向循环的样态。

首先，在劳动者改造自然、制造产品的物质生活领域，整个数字环境包括数据的摄取、存储、计算、分析、可视化、管理、工作流、基础架构^【5】等多个部件，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巨大力量。在此，大部分体力劳作由智能一体化的机器所代替，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字技能，从而获得个人能力素质的内在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劳动过程来看，劳动者“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6】。与此同时，在这个领域，面对资源有限性的客观制约，人类还基于生物科技的基因数据，拓展并培育了更多可用的生物资源，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劳动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网络化监控，迫使劳动者24小时待命智能部件的数据指令，以往由多个劳动者轮值的在场监守转变成单个劳动者24小时不间歇的在线值守，这里的工人就如同“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7】。埃吕尔认为，“在劳动领域，当前的技术进步已极大地节省了体力付出。但与此同时，这种进步在精神付出方面却要求越来越高，以致神经上的紧张、疲劳和崩溃反而增加了。”^【8】除此之外，生物科技把包括人本身在内的动植物当作生物数据的集合体来指导物质生产实践，其间“人把自然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进攻”^【9】，这种进攻的结果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浪费和污染，更是现代社会面向劳动者提供的“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10】。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物质生活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而“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是“人们为了满足更高更好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主要是日常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12】。

当下，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人们积极欢迎并接纳数字生态所提供的一切技术福利，用于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资料。然而，正如尼夫所言，“大数据为我们带来关于学术研究、医药和用户购买模式方面无与伦比的全新洞见，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着人类一直崇尚的个人自由。”^【13】具体而言，一方面，从搜索引擎、即时消息、学习、科研、饮食、医疗到旅游、购物、娱乐、云端海量存储等方面的数字软件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协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广泛而深入地获得信息、交流信息，以及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另一方面，数字软件背后的技术开发公司迫使用户签订“浮士德协议”^【14】，人们一旦选择“同意”向其敞开个人信息，相应软件即可以“监控着我们每天的线上活动、跟踪我们的数字化足迹，并且将数据(既有整合的，也有个人的可识别信息)出售给广告商、人力资源代理机构、收债方以及任何愿意为之付钱的买主”^【15】。按照尼夫的说法，这本身就是这些软件开发公司的商业模式。在此，人们完全自主地掌握个人信息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同样，人们选择信息的自由亦处于同等境地。现实中，从2009年12月4日这一天开始，谷歌对其搜索功能进行了根本性修改：即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化搜索。从那时起，两个用户不再从相同的搜索中获得相同的结果，新的算法程序所依据的不再是某些客观标准，而是通过对单个用户信息的分析和猜测，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信息集合。这实际上意味着科技巨头的算法正在编排用户的大部分生活^【16】。在此，继人们签订“浮士德协议”将个人信息交由科技公司摆置之后，以个人大数据为基础，以特别复杂、常人难以了解的算法程序为工具，科技公司为用户营造的所谓个性化信息圈实际上已经干涉了人们自主选择信息、安排生活的自由。加上“由于科技巨头对其算法的黑匣子保密，因此很难甚至不可能注意到其中的偏见”^【17】，这似乎在算法那里就已经预设了有失公平的可能。

除了自由与平等的问题，这里还涉及人们的身心健康，上述数字平台大多加载了上瘾策略，诸如Netflix网飞公司就曾宣称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而是人类睡眠。可见，数字技术在物质生活领域对劳动者个人精力的消耗，延伸到在社会生活领域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消费者，这种上瘾策略的深层机理在于算法软件对大数据的计算和分析，从而预测人们可能的倾向和行为，并作出诱导。在这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的欲望与肉体本身已经成为规划的对象。这种规划才是更深层的控制，但这种控制并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力完成的，而是通过让主体成为主体的幻觉实现的。”^【18】这里的主体恰恰幻觉着他是在自主地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

最后，在人与自身对话的精神生活领域，数字环境带来了丰富、多元、全面的知识资源，为人类反思和提高自己的精神能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则是，信息轰炸导致人们无所适从。埃吕尔曾断言：“技术进步绝对禁止真正文化的一些必要条件，即消化吸收所要求的反思和时机……技术允许我们从量上提升所说的文化水平，但与此同时又阻止我们在深度上取得任何进展。”^【19】或者更为直接的说法，即“知识内爆的结果是真知的毁灭”^【20】。

在此，我们看到数字生态的三个层次对人类生活的两方面影响，其间同时存在着正向循环和负向循环两种联系。这里的正向循环即物质生活领域的高效生产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开展提供了可能，而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力又滋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继而，精神的醒觉与灵感又成为物质生产创造的源泉；与之相反的负向循环则是物质生活领域的拼命生产促使社会生活领域的拼命消费，收获的却是精神的疲惫与头脑的呆滞，反过来则是个体对这种物质生产逻辑的漠然与顺从(图1)。

图1 数字生态的结构功能图

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当原因亦即结果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螺旋(spiral) 之中。这种螺旋可能是卓有成效而值得的，也可能把我们封闭在——缺乏新的标准——恶性循环之中，我们将其描述为一种‘向下螺旋（downward spiral）’，一种‘更坏的螺旋（spirale du pire）’，它将我们推向更糟糕的境地。”^【21】当下，人们不能无视和放任负向循环的存在及其对正向循环进行裹挟的势场，如何增益和充盈正向循环的活力，窄化和萎缩负向循环的影响，并最与其揖手道别，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标准或方案的介入，这最终关系到数字生态的生命延展以及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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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曾经区分了自然物和制作物，他说：“所有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之中有一个运动和静止的本原——有些是地点方面的，有些是增加和减少方面的，有些则是性质变化方面的。相反，床榻、罩袍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就它们是工艺制品而言，都没有这样的变化的内在冲动。”^【22】因此，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认识，数字生态作为一种被制造之物并不具备其内在的法则，只能遵循“他律性原则”和“外在性原则”。在原初的意义上，数字生态的界域和势能应由作为主体的人来规定，然而现实的人的境况并不自主。

譬如，在物质生活领域，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海德格尔认为人“比自然能量更原始地受到了促逼，也就是被促逼入订置（Bestellen)）中”^【23】，这种促逼“要求人把自然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进攻”^【24】,技术手段由此服务于人们无休止、无底限的开发自然、解蔽自然、把自然当作持存物的进程中。至于是何物促逼、摆置着人，海德格尔曾说：“在树林中丈量木材、并且看起来就像其祖辈那样以同样步态行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的护林人，在今天已经为木材应用工业所订置——不论这个护林人是否知道这一点。护林人已经被订置到纤维素的可订置性中去了，纤维素被纸张的需求所促逼，纸张则被送交给报纸和画刊，而报纸和画刊摆置着公众意见，使之去挥霍印刷品”^【25】，说到底，其间的劳动者为现代工业的生产逻辑所架构。

因此，无论是数字技术的制作者本人，抑或是与该技术手段相配套的劳动者，实际上皆受制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拼命生产”的逻辑，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数字化社会并没有触动和改变这一根本逻辑，而是令其变本加厉。海德格尔看到技术力量的辩证性，即它既是危险的，但也是建设性的，并且期待用“美的艺术”^【26】来守护后者。可见，即便海德格尔已经近距离地接触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把问题的焦点又迂回到技术层面，尽管这并非没有意义，可是它却让问题的真相变得更为迷离，且“美的艺术”同样面临诸多困难。

在社会政治领域，埃吕尔认为：“当今人类的观念、判断、信仰和神话都已经从根本上被其技术环境改造了。”^【27】人们受制于技术理性，致力于“一种必然的秩序和确定的过程”^【28】，即便技术由此控制和安排了人们的生活。

埃吕尔给出的方案是：首先，人们要意识到“在他们变得‘幸福’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已成了奴隶，这样，通过坚称自己高于已逐渐统治了他们的技术，人才有一线希望重获自由”^【29】;其次，人们应取消对技术的神圣崇拜，“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明白，技术是物质对象、程序以及组合物的综合体，其唯一的结果就是带来一点舒适、卫生和安逸。它不值得烦扰人把整个生命投入其中，或者要求过分尊敬”^【30】;最后，埃吕尔认为，“个人无疑可以寻求最合理的态度以把技术控制在他的支配之下。他可以问询各种价值，将其强加在他所应用的各种技术中，并且为了保留下技术社会中最完全意义上的人，去探寻出一种予以遵从的方式。”^【31】但是，埃吕尔也指出了这种方案的局限，即它只适用于个人在技术环境中的调适，仅此而已，他并未言明人们主动出击解决技术整体问题的可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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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生活领域，斯蒂格勒犀利地指出，21世纪是理论知识丧失的时代，即普遍的“理论化和慎思的智力能力的无产阶级化”^【32】，其原因在于数字技术依靠智能软件对大数据进行实时高速的运算所具备的分析能力远超常人，并且数字作为第三持存负载着无法形容的大量的知识和文化记忆，与这种超级记忆相对应的是人们头脑中的“理论空白（即一种结构性的知识缺失）”^【33】，从而展现出这样的可能场景，即“知识内爆的结果是真知的毁灭”^【34】。

在此，斯蒂格勒结合海德格尔的生成（Becoming）概念和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主张人们以“工作中产生的药理学替补的治疗积极性将非个体化的逻辑颠倒过来，并使其颠倒为自主的技艺（technique of the self），从而必然使个体化即知识的新阶段成为可能。这一定是作为热爱知识（技能知识、生活知识和理论知识）的新历史阶段而展开的”^【35】。

斯蒂格勒试图从物质生活领域的劳动出发，一路解决社会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整个过程开放式地照顾到技能知识的异化、生活知识的短缺和理论知识的空白等一系列“疾病”，具体而言，数字生态中的劳动者有意识地解决自身意识或能力的对象化反过来成为主人的异化现状，突出对象化过程和结果的自主性，从而摆脱此前的奴隶身份，重新作为主人，与非个体化的、由技术所支配的知识无产阶级告别，面向一种热爱知识、知识充盈的新阶段而不断生成。区别于埃吕尔，斯蒂格勒这里强调了面对技术，个人的劳动主体性所具备的整体效应。不仅如此，斯蒂格勒试图将“科学界、艺术界、法律界、一般精神生活世界和市民世界”^【36】全部联合起来，凝聚力量共同反抗。问题在于劳动本身何以解放以及市民社会本身具有历史局限性。

综上，海德格尔回避了现代生产逻辑这个根本问题，试图用“美的艺术”来摆正技术；埃吕尔则对整体解决方案不抱希望，唯一的出路依赖于个人对技术现实的批判性审视和主动调适；斯蒂格勒面对数字技术提出的挑战，寄希望于劳动活动的基础性作用和市民社会的联合力量。不可否认，他们的思想讨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无法真正撼动现实，因为他们都没有明确而富有针对性地追究技术作为人类产物何以反过来摆置人类，并提出相应的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已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37】在此，马克思看到以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异化状态：即由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的社会产物却反过来支配人们的意志和行为。

马克思将其归因为非自愿的、自发的分工，并且言明这种异化状态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那么，进一步的疑问是非自愿的分工何以产生以及技术力量归谁所有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38】，也就是说，受到物质生产水平的限制，人们为了维持和发展生活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活动固定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与之同时出现的则是这种劳动及其产品归他人所有和支配，对应现代社会，即资本对处于分工中的劳动力及其劳动产品（包括以技术力量为代表的扩大的生产力）的支配。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下作为制作物的数字生态所遵循的“他律性原则”和“外在性原则”并非由个体的人来规定，而是附属于资本及其增殖的逻辑。

具体而言，数字生态之所以具有负向循环功能，源于“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39】。首先，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实现资本的增殖，从商品市场购入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其中，诸如数字技术、应用软件以及消费者大数据等数字生态构件，或是作为劳动工具，或是作为劳动对象构成资本组成中的不变资本部分，而劳动力则作为唯一的可变资本参与其中，马克思曾形容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40】。

因此，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从价值增殖的角度来看，不是劳动者在使用数字技术等劳动资料，而是数字技术等劳动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41】。正如大工业时代“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42】，数字时代的资本同样不会允许智能一体化机器的夜间闲置，与其相对应，劳动者24小时待命智能数据指令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作常态。与此同时，资本的生产逻辑要求持续需要和消耗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料，至于这种生产给自然界以及人类本身的自然所带来的挑战和伤害并不在资本的考虑范围之内。

其次，当商品的剩余价值被劳动者创造出来之后，资本面临的是如何将这种剩余价值由商品的形式变现为货币的形式，于是，数字生态的功能随即转变为最大限度地谋求劳动者对商品的购买和消费，其间包括资本利用各种数字技术对个人信息所有权等权利的侵犯，其目的无外乎以个人信息为计算和分析基础，设计诱导消费的具体方案。正如马克思之前所指出的，资本对消费需求的诱导，总是会使消费者处于一种依赖的地位，消费者要么成为“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43】的奴隶，要么产生“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44】，无论是过分精致的需要，还是廉价粗糙的需要，背后都离不开资本不断倾销商品的动机。

最后，涉及劳动者的精神生活，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45】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斯蒂格勒看到的19世纪劳动者技能知识的丧失、20世纪消费者生活知识的丧失、21世纪普遍的批判性知识的丧失，其根本原因并非他所指认的技术毒性，而是源于资本在知识领域的有意操纵，目的是巩固和发展资本增殖得以不断运转的现实基础。

由此，我们发现破解斯蒂格勒所谓的“向下螺旋”，或者说数字生态的负向循环，其关键在于一种围绕资本的社会意义上的变革。然而，这种变革必须依据现实的物质生产水平，人们并不能够直接地取消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搾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6】可以说，现代社会数字生态的正向循环功能即这种资本文明面的现实证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正视资本的现实存在，以充分发挥数字生态的正向循环功能、萎缩其负向循环的影响为实践观照，不断地引导资本、变革资本直至获得全面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以及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为真正的自由生活提供物的基础和人的基础。这也是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场景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其理论视野。

与西方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鲜明特色，譬如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实践中坚持节约自然、保护自然和恢复自然；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实践中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再者，中国式现代化谋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既不要物质贫困，也不要精神贫乏，其根本追求在于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47】。在中国，数字生态的发展方向始终附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要求，其实质在于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

(一)在物质生活领域，破局的关键是解决“拼命生产”的问题

习近平曾指出：“在生产领域，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48】，要绿色低碳式的高质量发展，不要污染浪费的粗放式发展。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生态中，中国共产党主张规范资本的行为，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与野蛮逐利，引导资本有序稳健地合理组织生产；在此基础上，人们已经意识到充分挖掘和使用数字技术的绿色生产功能，从而助力于产业结构等的优化升级，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最后，我们看到中国式的现代化主张为劳动者保证充足的休息和闲暇时间，鼓励其在工作之余培养积极阳光的兴趣爱好，打破思维桎梏，发展创新思维。由此，在绿色发展的物质生活场景中，资本、数字技术、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处于动态平衡且互相促进的功能闭环。

(二)在社会生活领域，关键的问题是数字时代的“拼命消费”

正如上文所言，当下，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积极欢迎并接纳着数字生态所提供的一切技术福利，却不免为此受制于数字软件有失公平的霸王条款和并不透明的算法控制。就前者而言，2022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要求“建立健全个人信息数据确权授权机制”^【49】，从而规范以企业为代表的数据处理者针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诸如“不得采取‘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等方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50】，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个人、企业、公共数据分享价值收益的方式”^【51】，从而保证让最大多数的人们共享数字经济的红利，这种促进公平、开源节流、谋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式发展显然超越了西式现代化旨在为资本牟利的发展逻辑。

与此相联系，2022年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52】，并且应当“以适当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53】，从而禁止算法推荐加载的上瘾策略、增加信息服务的透明度，在此基础上，该规定要求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54】,以进一步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自由选择和获悉合法信息的权利。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获得面对算法的主体地位，人们在数字世界中追求美好生活、更好发展的社会实践才能展现其应然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55】所以说，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对象本应满足着人的需要丰富性，证明和充实着人的本质力量，而不是相反，成为违背人类美好意愿的资本工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生态场景中，规范和引导资本操作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的身心利益服务，成为其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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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在促进物的全面丰富的同时，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这种文化发展的初衷从根本上区别于现代西方社会对单向度人的文化定制。以此为基础，面对数字技术给人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挑战，“教育”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倚重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通过教育，培养人们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既注重节约环保，又拒绝沉迷网络，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健康的精神状态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得以丰满和充实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是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数字技能素养，方便人们可以高效、系统地筛选出自己所需要的、真正有用的数字资源，从而将节约出的时间用于思考和批判。这就有效防范了“知识的内爆意味着真知的毁灭”这一技术社会的精神隐患。

总之，数字生态作为一种技术环境，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践中发挥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功能，实现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由”，即资本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二者恰恰是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旨趣之所在。因此，我们看到，面对数字技术向人们的主体性地位发出挑战的当下，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式现代化在正视资本要素现实存在的同时，着力于规范和引导资本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萎缩数字生态在资本辖制下的负面循环功能，为数字技术助力于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真正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编辑 | 严宸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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