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繁荣、许继红 | 农业技术异化与后现代农业技术观的建构

文摘   2024-09-11 00:37   中国台湾  

本文载于《科学·经济·社会》2024年第42卷第3期第95-104页

作者简介



李繁荣,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要从事《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E-mail:lifanrong2000@163.com




许继红,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技术哲学研究。



农业技术异化与后现代农业技术观

的建构






摘  要伴随着工业文明而生的现代农业的发展加大了农业经济再生产与农业自然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矛盾的根源在于农业技术异化。后现代农业是从技术哲学层面上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反思。立足于关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现代农业时代背景,重新思考现代农业技术异化及其影响,构建后现代农业技术观,以期弱化农业技术异化,推动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






关键词:农业技术;异化;后现代;技术观



马克思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1】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农业经济再生产和农业自然再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来看,农业经济再生产和农业自然再生产之间经常存在矛盾,导致这一矛盾的原因就在于农业技术异化。实际上,农业技术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2】。不过,传统农业技术对自然的干预是比较浅层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农业经济再生产和农业自然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尚未以异化的后果表现出来。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同时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3】,以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为表现的农业技术异化越来越凸显,甚至危及人类生存。深刻理解农业技术异化的原因以及消解农业技术异化已经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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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技术异化的深层原因


现代农业的发展实际走的是一条农业技术工业化的道路【4】。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高产高效的结果,使技术决定论观点对农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工业文明成果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强化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权威性。现代农业技术异化,主要是在技术决定论导致的农业技术理性撕裂加剧和农业技术乐观主义的深远影响中形成的。


(一)技术决定论导致农业技术理性撕裂加剧


现代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助推了“人定胜天”观念的发展,导致技术理性所蕴涵的“有效和可控”主张受到质疑,在这种自然观的支配下,随着农业技术所推动的农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人类对农业资源的开发与破坏也呈现加速趋势。其实,早在19世纪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就指出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他认为“土地好比是一个机器,要经常将庄稼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归还给它,才能恢复它在生产中所消耗的力量”【5】。然而,“现代的农业(资本主义农业)是一种掠夺式的农业”【6】,对此,马克思认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7】显然,不断爆发的农业生态危机就是由这种农业技术观所导致的技术理性撕裂的显著表征。


1921年美国社会学、经济学家凡伯伦在其著作《工程师与价格系统》(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中首次提出技术决定论的术语,用以反映技术、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强技术决定论还是弱技术决定论都主张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在社会变迁和自然生态变化两方面彰显作用,使得现代农业时代的“技术—社会”系统呈现出技术决定论的特点。同时,现代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技术崇拜和技术依赖的蔓延,导致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农业技术理性撕裂加剧。


技术产生于工业社会、服务于工业文明的特征【8】决定了其以最小投入带来最大产出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农业生产主体乐意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原因。以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以及满足不断增长的食品和农产品需求的主要手段,也成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然而,农业生产活动从“天人合一”走向“天时地利”的工具理性【9】,要求农业生产活动主体必须掌握一定的天文地理自然知识。传统农业中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方法在言传身教中代代相传,而在现代农业时代由于农业生产主体对现代农业技术依赖的加剧,很多原本由长期和土地打交道的劳动者遵循自然规律和土地特性探索并代代相传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被视为过时落伍而遭丢弃失传。现代农业技术赋予现代农业劳动者以征服、改造自然的神奇力量,以一种控制性思维范式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农产品可以按人的意志被改良甚至变异,作物可以反季节生长,产量可以因现代农业技术而迅猛增长,甚至其品种也因现代农业技术而增多……颠覆了农业劳动者一直以来“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观和农业技术观。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更促生了农业劳动者“人定胜天”的思维方式。至此,这种技术决定论语境下的现代农业技术在制造现代农业狂欢的同时,也成为农业劳动者与农业技术发展理性撕裂的元凶。


(二)工业文明成果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推动农业技术乐观主义的发展


现代农业技术作为工业文明的成果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有效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给农业生产涂抹了浓重的工业化色彩,这极大地强化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权威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研究表明,世界粮食产量增加的50%是由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带来的。机器被引入农业生产中替代人力,大面积播种单一作物既便于使用机器又能明显提高产量。农业生产对化学肥料和化学除草剂、杀虫剂的需求推动了化工企业的发展,于是,现代农业技术又成为工业发展的助推力。与传统农业主要依靠天时、人力相比,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作为生产力象征的现代农业技术。技术乐观主义作为现代农业技术理性的主要表现,成为引导农业新发展的理念支撑。


与传统农业时代相比,现代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农业技术的推动来实现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更新成为平常。在现代农业技术观指导下,传统内驱性农业发展模式逐渐转为一种外向性农业发展模式,向农业以外的技术元素寻求和汲取发展力量。这是农业技术发展方向乃至运行逻辑的一次根本性改变。现代农业技术观不仅显性地体现为农业发展的转型,还隐性且深刻地造成农业社会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型。机械化、化学化农业生产方式取代传统有机农业生产方式,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这种技术重构型发展观作为现代农业技术决定论的具体表现,逐步成为引导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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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异化的具体表现


农业技术异化是指人们在通过应用技术对农业生物体及其生长环境进行干预以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中,农业技术本身、农业生物体及其生活环境反而产生一种异己的力量,并且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危害的现象。现代农业技术逐步被各国接纳并广泛推广,人类主体在享受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农业技术在自然维度上的反自然性、在人本层面上的反目的性。尽管还存在“技术异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其本身是不能彻底根除的”【10】和“技术异化并非社会生产发展所必然的产物,是可以被克服和解决的”【11】的认识分歧,但现代农业技术异化已经作为铁的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产品的污染、人本价值的扭曲等现代农业技术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认识其本质及产生的根源才能尽可能弱化或消除技术异化的影响。


(一)资本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异化


技术乐观主义无视技术异化对人的控制,坚持朴素的历史进步论立场【12】;技术悲观主义质疑社会驾驭技术的力量,认为要消除技术异化的负面情况,必须停止技术发展【13】。技术中立论者则认为,技术自身具有中立特征,不应被加之以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技术异化及其负面效应的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在于使用技术的人。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采用和发展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历史背景,这就使现代农业技术本身可能在资本逻辑下成为人类危机的导火索。


现代农业发展观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对农业发展的描述是以产出的增长、技术的进步、组织的变迁及农业装备水平的提高为内容。资本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就是要帮助农业活动主体用最小的投入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产出。因此,现代农业技术大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农业及农业技术自身的特点,过分强调农业自然生态系统外部的投入,这条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发展道路其目的就是要使投入在土地上的资本尽快地、尽可能多地实现增殖。机械化、石油化、集约化是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内容。尽管可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这一美好愿望,但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在资本逻辑下却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逐利的特性,从而使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具有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


“掠夺性”生产在资本逻辑下不可避免,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14】;机械化、化学化农业技术使大规模生产、连作式生产不断推广,对土地的使用已经超出农业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范围,随之出现“技术—效率”“技术—生态”悖论。这些现象一次次地警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于人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站在人类的对立面,站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立面,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威胁。而资本逻辑下的成本收益分析不但无益于解决现代农业技术决策可能存在的异化倾向,反而会加重异化风险。


(二)农业技术自身异化


现代农业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超出自然属性边界进行农业生产,非生物性成分的介入从基因层面改变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可以超越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和束缚。农业技术推动农作物自然属性边界的开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选择法则。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意味着人类已经可以设计生物生命,这引发了深刻的社会伦理问题。因此,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一直存在争议【15】,同时,由于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引发了社会对其产生伦理焦虑,公众对农业技术本身的潜在风险存在恐惧与心理对抗。


农业技术异化还表现在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生产的农业产品异化。现代农业技术生产的食品与传统天然食品有很大差别。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高度依赖化肥、农药等化学技术,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加强,同时农作物化学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深,则农产品无疑对人类身体及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不确定影响。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带来农作物产量的增加、食物品种日新月异。食品本身是用来满足人生存需要之物,但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在资本逻辑下已经把食品定性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性食品”,例如,食品添加剂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满足了人们对食品多样化的需求,但也导致新的饮食伦理风险。由此,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农产品及食品技术的利用程度越高,现代农业技术异化就越突出。


与传统农业时代相比,现代农业生产活动已经成为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全球化生产的活动,除了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外还衍生出农产品储存、运输及农产品深加工环节,产业链不断延长。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产品生产、储存、运输、深加工等分工的不断细化,使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松散。由技术发展导致的人与产品、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生产者社会责任弱化、食品安全伦理问题频现的根源。


(三)人类主体性异化


主体性是人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地位和特性,映射出人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处于一种能动性的地位。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类主体性。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巨大发展使农业活动主体产生技术崇拜心理,先进的技术手段不仅控制农业生产活动,而且加剧了对人的心理、意识的控制。由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强调工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者的主动性往往被程序化的技术所消磨。农业技术研发越来越成为专业性活动,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成为被动的农业技术接受者,等待技术推广惠及自己。由此可见,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使本该体现人类主体性的农业劳动,反而变成了控制和限制主体性发挥的劳动。


农业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从时空维度看,人类会持续不断甚至愈发强烈地追求技术创新发展。由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背景,资本逻辑下现代农业技术所能带来的农产品数量增长、利润增大,容易导致农业技术主体、农业技术研发人员、农业生产者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视社会责任和农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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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后现代农业技术观的必要性


现代农业的发展所导致的众多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担忧。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发展后现代农业来对抗现代农业。为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有机农业技术、生物农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持久农业技术、再生农业技术等应运而生,这些“以追求土地的健康价值、人类与土地之间融洽关系的价值、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公正价值……以改进土地、农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奋斗目标”【16】的农业技术被称为“后现代农业技术”。


后现代农业和后现代农业技术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表达,都体现了人类农业实践正在发生着由“人与自然分离”向“人与自然和谐”的转型,是从技术哲学层面上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反思。农业技术不仅改变着人类农业实践模式,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的自然观和认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农业技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及这种发展对社会系统产生的影响的认识,影响着文明形态演变。因此,在现代农业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现代农业技术的异化及其影响,构建后现代农业技术观以弱化农业技术异化,契合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


在传统农业时代,农业生产对自然界的改变程度较低,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实现自我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达到根本对立的状态,农业技术异化尚在可控范围内。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使生态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类主体性等问题显性化。因此,人类需要在不断创新农业技术的同时,努力降低技术的负面效应,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化。这就需要转变人类生存观念,构建“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后现代农业技术观。


后现代农业技术观的基本框架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17】。后现代哲学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农业发展而言,建构后现代农业技术观,意味着在农业发展的思维方式、学术视角、理论范式、话语概念等方面相较于现代农业时代必须发生转变和实现重构。现代农业技术异化的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后现代农业批判掠夺自然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主张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致力于摆脱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后现代农业【18】。从农业技术的本质、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技术的价值三方面形成后现代农业技术观的基本框架,可为农业技术发展领域相关研究提供基本预设、问题域和观察视角【19】


(一)后现代农业技术本质观


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技术的习得和应用高度依赖个人经验和技能的言传身教,人们对农业技术的理解是基于“人的技艺”或“人的技能”。现代农业时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与机器设备、化学工业、基因技术等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的发展渗透在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使得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极大满足了人类对农业物质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现代农业技术被看作是“合目的的工具”,这种农业技术本质观的“工具论”引导着人们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思维方式并导致出现“撕裂”的结果。


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是劳动过程的重要要素,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0】技术在工艺上的应用可以归结为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的创新性发展。恩格斯也认为,技术可以作用于生产力发展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恩格斯技术观的本质是建立在人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上,认为以技术为核心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时技术也是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21】


有鉴于此,后现代语境下农业技术观的本质要超越“工具论”特征,从“人的本质”层面去阐释。后现代农业技术是人类利用其作用于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产品的实践活动。农业技术的本质在于农业生产活动中人的本质的体现,农业技术本身的创新性活动也是人类物质性生产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部分。因此,农业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不能有悖于自然,另一方面不能离开人的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也是为了人的发展。


(二)后现代农业技术发展观


后现代语境中,农业技术本质观超越“工具论”特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层面对农业技术发展提出要求,这就决定了后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目标走向和动力机制必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无论是数字化、智慧化农业技术还是生态化、绿色化农业技术,在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也要有效促进“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和谐协调。


首先,后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目标走向具有系统和谐特征。现代农业时代,与物质财富生产亟须增长、与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相适应,农业技术发展的目标是追求农作物及食品产量的增大,并在此基础上达到财富无限增大的目的,农业技术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也带来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生态、社会、伦理问题。现代农业技术的力量所提供的成果已经基本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但却无力解决由农业技术本身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过程的撕裂、人自身发展的扭曲等问题。后现代语境下,农业技术必须建立在伦理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理论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技术发展的质量。


其次,后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动力表现为多因素协同驱动。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在资本逻辑下进行,农业技术的发展主要归因于产量增加和节省劳动力对技术的需求,由此导致即使已经察觉农业技术的潜在风险但仍不能有效抵御该项技术的持续推广的结果。当突破技术本质“工具论”而从“人的本质”层面去理解农业技术的本质时,农业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将突破单一的“利润驱动”,在“社会—技术”系统变迁中的多种价值主体之间互动成为后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复杂驱动力。由此,后现代语境下“人—自然—社会”系统中的农业技术发展,在继续增加产量的同时,还要有效解决生态环境、社会、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农业技术发展的驱动力相应地由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求、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多因素及其互动构成。农业技术变迁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变化,更是社会系统多因素驱动的变化。


(三)后现代农业技术价值观


科学技术价值观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知、态度和评价【22】。农业技术价值观是农业生产活动主体与农业技术之间的关系范畴,是表征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效用性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农业技术价值观表现在农业技术对于社会、自然、人自身等方面的功能或效用。具体可从农业技术的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人本价值等方面考察。


后现代农业技术具有多重社会价值。相较于现代农业技术主要以食物供给、工业原料供给功能而言,后现代农业技术要在农业生态保护、农业产业形态升级、农民就业增收、乡村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作用。农业始终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产业部门,农业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继而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延伸形成不同行业,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后现代农业技术以“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为目标,要改变以往借助技术对土地进行“掠夺”的行为,其技术的创新发展就要兼具农业生态保护、农业产业形态升级的社会功能。与现代农业技术使人与土地日渐分离的趋势不同,后现代农业技术是一种“回归”,使人回归乡村场域并能实现自身价值,同时使优秀的传统农业技术得以传承。


后现代农业技术强调其生态价值观。农业技术作为人类直接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联系在一起。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价值评判主要以人为中心,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对此,恩格斯早已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3】后现代农业技术以维持“人—社会—自然”系统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需要在新的技术理念指导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农业技术生态价值观。由于农业生产本身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后现代农业技术作为“好的”技术本身就具有生态化的特征。基于现代农业技术已经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代谢断层”,后现代农业技术的生态价值还应进一步表现为生态生产力价值,即通过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由此,后现代农业技术所负荷的生态价值就不仅仅在于不损害自然生态环境,还在于保护并修复自然生态系统,以提供更多生态产品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后现代农业技术的价值旨归于人本价值观。由于技术活动由人类来执行和实施,技术必然负荷一定的人类价值。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农业技术化学化、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这一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与减少农民、使“农民终结”的现代发展理念相伴随【24】。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流向城市和工业的过程中,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且难以解决。后现代农业技术理应实现价值转向,以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延伸,推动形成高级形态的城乡融合状态,以便人的价值更好实现。另外,农业技术帮助人从自然界获取物质产品,在满足人类实践活动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了与人类需要相悖的后果,使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人的需要的满足仅仅表现为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后现代语境下,人类的利益和需要表现出多层次性。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物质需求层次,还包括良好社会关系层次以及优美的生态环境层次。有鉴于此,后现代农业技术不仅要凸显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而且要凸显人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主体地位。从“工业剥夺农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使农民在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产业生产中实现价值,有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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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前世界农业发展普遍面临人与自然矛盾加深、土壤污染严重、农产品产量相对回落、农村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迫切需要人类从现代农业过渡到后现代农业,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然而,这并非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后现代农业技术的产生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相较于现代农业技术显而易见的负面效应,后现代农业技术有助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有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能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但为了弱化甚至消解农业技术观潜藏的异化问题,有必要正确认知后现代农业技术的本质观、发展观、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代农业的负面效应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异化表现,都是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因而弱化甚至消除“资本逻辑”才是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之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和美”概念的提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的转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撑体系,也需要农业技术的支撑体系。后现代农业技术本质观、发展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内在地包含着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要求,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一致。建构后现代农业技术观,从发展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形成科学的农业技术导向,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政策支撑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的关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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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399页。

【2】胡晓兵、陈凡:《农业技术哲学概论》,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4】胡晓兵:《现代农业技术异化的表现及其根源探析》,《学术交流》2007年第6期,第96-99页。

【5】【6】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刘更另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第43-44页。

【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8】刘祖云、王丹:《“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技术支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8-16页。

【9】张春光:《“天人合一”的现代转化——以〈周易〉与〈自然辩证法〉的对话为中心》,《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0-116页。

【10】邹成效、孙天胜:《论技术异化的必然性》,《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年第10期,第130-132页。

【11】孙馨月:《马克思“技术与现代性”批判的当代价值》,《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87-90页。

【12】张有奎:《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文化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11-18页。

【13】郭冲辰、陈凡:《技术异化的价值观审视》,《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20年第1期,第1-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页。

【15】刘阳、严耕:《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年第1期,第108-114页。

【16】C.迪恩・弗罗伊登博格:《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17】王治河:《关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后现代哲学考量》,《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第5-14页。

【18】叶敬忠、汪淳玉:《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1页。

【19】乔天宇、涂真、孙朔晗:《理解技术的不同维度——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技术观》,《科学与社会》2018年第4期,第34-4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21】齐承水:《试论恩格斯技术观的人学向度》,《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9-14页。

【22】王文敬、洪晓楠:《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批判》,《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0-10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24】何慧丽:《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视角来看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01-106页。 


编辑 | 敬怡菲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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