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喜道、方子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转变及其世界意义

邓喜道，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文明理论等研究。

E-mail：sahao88@126.com

方子，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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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在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上实现了四个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转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建构了点面结合、标本兼治的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体系，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凝练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系统方案；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实现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并在此过程中生成了提升全球生态治理效能的世界模式；在推进生态现代化之路的进程中，重塑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引领全人类走出生态困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引领了走生态现代化之路的世界潮流；在解决生态问题的过程中构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治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意义

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上，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实现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实现了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探究这四大转变的生成脉络及理论支撑，以此深入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性与超越性，进而明晰四大转变的世界意义，对于在世界范围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我国早期有关生态文明的研究多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生态文明，是一种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而言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多围绕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生态的恢复和建设展开，较少从根本上认识生态环境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能力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指导下，明晰了生态文明是包含生态生产力、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生态文明消费观、生态系统治理观等多个子系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与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是一个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在此过程中，厘清了“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科学理念，建构了生态环境系统治理思维，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一方面，要基于整体的、联系的、辩证的、发展的观念来认识生态环境和处理生态问题，统筹生态环境认知并把握生态环境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既立足于当下，又展望未来；既统筹生态环境全局，又兼顾生态环境的各组成要素；既重点攻克突出生态危机，又强化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治理；不断缓解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将生态环境治理事业推向新高度，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厚植绿色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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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遵循自然规律，以系统思维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1】。一是树立生态全局观。生态系统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这就要求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以生态大局观来推进。只有将生态系统视作一个有机生命统一体，统筹治山、治水、治林、治田、治湖、治草、治沙的关系，才能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体系，提升生态环境一体化治理的效率。二是注重统筹兼顾。通过整体施策、多措并举，修正过去各自为政、各管一摊的弊端，建立各项生态治理工作的协作机制，实现治理主体之间、治理区域之间以及开发与保护之间的高效联动，以此不断提高各项治理举措产生的叠加效应、析出更多生态系统能量。三是坚持精准施策。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综合实力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诊断各地域生态系统损坏的症结所在，科学有效地做出针对性治理规划。

第二，立足战略全局，置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工作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一是以经济建设夯实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之基。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系统治理息息相关，脱离了经济建设的生态环境系统治理难以持续，脱离了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的经济建设后患无穷。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推进绿色科技发展，着力促进发展方式绿色、循环、低碳转型，不断完善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等经济体系，从而以经济效益奠定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可持续性的基础。二是以政治建设为生态环境系统治理提供制度保障。突出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工作的政治定位，切实在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体现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工作，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改革政绩考核体系，扬弃仅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评价体系，建立综合化的绿色GDP考核体系，将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断增强各级政府的生态责任。三是以社会建设刻画生态治理的现实图景。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工作关系到每个人的发展，涉及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在教育体系方面，将生态文明内容纳入素质教育，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环保节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宣传方面，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积极宣传生态文化、环保法律法规，不断加强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并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生态文化需要；在企业经营方面，建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生态准入门槛与环保信用等级评定体系，将生态文明贯彻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在社会行动方面，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充分发挥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工作中的作用。四是以文化建设根植生态保护意识。通过生态文化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共建美丽中国的共识，强化广大人民群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结合时代特点，对其进行创新性转化，构建生态文化体系，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关爱自然，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新风尚，促进生态文明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

第三，落实整体规划，建构标本兼治的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明确自然界各组成要素之间合谋共筑的内在机理，严守生态红线，筑牢生态发展关系网，继而凝聚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合力。国内方面，在顶层设计上，改变从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生态治理模式，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各个环节的衔接，不断促进治理工作由“碎片化”向“系统化”的转变，制定并完善“预防—保护—治理—补偿”全方位的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体系。这一转变突出体现在我国不断加强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维护工作上。例如，我国不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既是为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又是为了保存物种及遗传基因，同时以此为现实载体，促进生态环境教育；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耕地休耕轮作制度，旨在推动生态功能区休养生息，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管理制度上，改变“治标不治本”的生态治理管理制度，重视生态环境的系统规律，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及综合治理。主要是统筹自然生态各要素，不断加强管理制度的协调性，包括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生态文明监管体系，从而有序整合各种生态环境治理力量。国际方面，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例如，面对全球气候挑战，我国提前超额完成“2020年相比2005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至45%”的承诺；不断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持续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奋进，为在全球大规模应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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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势在必行。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系统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在实践层面，应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现代化实践的协同发展。一是建立全球工业发展与生态治理的衔接。全球都应该走生态工业化道路，从工业生产源头到末端，全方位提高资源能源多级利用效率，减轻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负担，既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动态平衡，又保证经济发展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为人的永续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物质保障。二是促进全球农业发展与生态治理的融合。马克思曾对西方现代化中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经营农业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农业经营要在尊重自然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前提下开展，根据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及生态环境阈值决定农业生产模式，并发展循环农业及立体农业以达到自然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人类的延续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支持。三是推动全球城市规划与生态治理的交融。根据适度原则与绿色原则建设生态城市，建构“人—自然—城市”相统一的人工生态系统，为人类创造良好的栖息地。四是推进全球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的联动。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能够成为自然的剥削者，又能够化身为自然的守护者。因此，世界要大力发展生态科技，创新生态技术，以此提高生态环境系统治理水平，并为生态化的现代化道路提供高效的科学技术支撑。五是加快全球服务业与生态治理的融合。服务业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和国家的重要产业，它既是极具可持续发展潜能的产业，又是实现美好生活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实现全球服务业与生态治理的融合有利于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降低生态治理的难度。在理论层面，世界各国都应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在全球敲响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的警钟，树立公众的生态自觉意识，明确只有在全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才能够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往前迈进。

黑格尔认为，某些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必然要承担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世界历史任务”。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中所承担的“世界历史任务”就是“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2】，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工业化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当今时代所承担的“世界历史任务”则是扬弃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为世界各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世界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虽然给我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3】的美好愿景依然有待努力去实现。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我国不断汲取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有效经验，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尤为严峻，已经严重影响了当代人的幸福感和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我国对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审思，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反生态性的发展模式，是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是追求少数人富裕的发展模式；在此发展模式下，不可能消除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二元悖论”，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可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得幸福。此外，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生态国情做了透彻的分析。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破我国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我国人均占有资源相对匮乏，并且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为脆弱，加之前期落后的产业结构，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种种发展行为已超出生态环境承载阈值，造成了生态环境赤字。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跳出西方现代化“陷阱”，基于本国生态国情，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积极扭转生态环境赤字，主动打造生态环境盈余，继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下行稳致远，并在此过程中生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世界模式。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4】，在此总体框架下，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轴心就是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益、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效能。一是以不断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设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体系。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系统性与务实性，保证顶层设计的准确性；不断完善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的生态治理制度，保证基层实践的坚定性；不断反思生态治理实践的短板，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而形成制度与治理之间良性的双向互动，实现生态治理的实效性。二是以生态文明制度促进绿色科技创新，包括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节能降碳技术等，不断增强我国生态治理的主动性与前瞻性，继而实现生态治理的高效性。三是以生态价值观激活全社会的生态治理的自觉性。培育生态价值观，在认知层面和精神层面唤醒人们的生态自觉意识，塑造生态治理的内生精神动力，实现生态治理的有效性。四是以生态优先导向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方式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又是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走产业结构优化道路，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推进产业绿色化，广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化建设中促进生态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治理效能的提升，以此实现生态治理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力度亟待加强，提升生态治理效能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为了争夺国际生态领域话语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症下药”，针对现存生态危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危机的化解和生态环境的恢复注入了力量。但是究其根本，剩余价值才是资本逻辑框架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最终目的，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活动只是外强中瘠，生态治理效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提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完成现代化模式的革故鼎新以提升生态治理效能，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模式的世界意义由此得以彰显：第一，建设全球化的生态正义的制度体系，为提升生态治理效能提供根本方向。西方现代化国家应当以“生态正义”破除“资本正义”的束缚，围绕生态保护、生态治理、生态补偿三方面建立兼具代际正义和国际正义的全球生态制度体系，为提升全球生态治理效能奠定总体基调。在具体实践中，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机制和法律、制度、民约多维发力的机制，从而在生产生活中实现绿色指标全覆盖，从根源上规避生态治理成效昙花一现的情况，提升全球生态治理效能的实效性。举例来说，我国在推进“双碳”的落实进程中，发布了《关于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通知》《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等关于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CCS）技术与项目的正式文件，通过政策和规范推动CCS技术的研发与广泛应用。第二，推进绿色技术创新，为提升全球生态治理效能创设科技基座。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技术理性的无度扩张掩盖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事实，世界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多是为了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以满足人的物质欲念，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从而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发展绿色技术，优化旧产能，升级生产工艺，完成产业链的生态转型升级；加强清洁能源的研发力度，推动可再生能源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以此直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促进人的生命价值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继而矫正现代化发展路径，推动人的自由解放，并突破生态环境的固有局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实现科技与生态生产力的统一，在绿色技术层面提升生态治理的高效性。第三，培育生态价值观，为提升全球生态治理效能缔造全球生态观。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5】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人作为自然界内部的生命体，理所当然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形成遵循自然规律、重视自然诉求、保护自然环境的精神氛围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们在理性层面建构生态自觉，形成绿色发展的内生精神动力，继而以生态思维范式推动生态治理理念付诸实践，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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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性活动。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了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2022年，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经济、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涌动，使得全球经济不稳定性逐渐增加；世界政治格局动荡，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及国际社会秩序的重构加速推进；气候变化、核污水排放等环境污染问题、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等对人类的生存家园造成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必须要明确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世界各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性挑战面前，全人类命运与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秉持着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了全人类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带领中国人民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致力于推进生态现代化之路的进程，倡导重塑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困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永续发展。

一方面，中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积极履约，做到言信行果，以本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累累硕果向世界昭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国秉承着绿色发展的价值追求，立足于本国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在履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方面，我国在减排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履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方面，我国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一半以上，是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工作方面，能源的绿色发展成为主要目标，我国近十年来煤炭消费比重大幅下降，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占比不断提高；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中国2022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相比2012年下降了36.7%，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中国森林面2.3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4.02%，草地面积2.65亿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0.32%。

另一方面，中国主动担当时代和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以开放的国际姿态积极推动全球各个层面的合作交流，推动生态现代化的国际进程，不断推动世界历史朝着生态现代化阶段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持续自主提高气候治理行动力度的行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决心与担当，为《巴黎协定》的生成和推行作出了关键性贡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和气候治理共同建设。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双碳”目标。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要建立保障实现“双碳”的方案措施，并将“双碳”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框架中，体现出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国际担当。具体实施方面，我国全面系统地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技术化支撑，不断推进重点技术的研发，例如零碳非电能源、原料燃料及工艺工程替换、低碳零碳发电等技术。此外，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始终以提高全人类福祉为目标，以绿色发展的生态实践在国际合作层面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生态环保合作，不断扩大全球绿色版图，为世界提供中国的生态现代化之路理念和经验。在此过程中，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仅在国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际上也逐步展现了重要的领导力，引领了走生态现代化之路的世界潮流，从而推进了合作共赢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构建，促进了生态环境良好的地球家园的重塑，维护了人类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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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面临着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党提出模仿苏联重工业化模式，要将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在“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下，“两步利改税”等政策的加持下，我国工业生产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6】。与此同时，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导致的生态问题频频浮现，正是在这种历史张力的撕扯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将生态环境治理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由32字环境保护基本方针到“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实践探索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借鉴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积极成果，继而建立了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第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阐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存在论意蕴中就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即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是自然界的内在生命体；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发展受制于自然。进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才能够实现，而良好的自然生产力是保证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工人阶级贫困现状时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剥削的生态外延，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内在弊病，因此资本主义自身无法真正克服生态危机。而社会主义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颠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以其人民性本质和自我革新的进步机制为保证，始终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作为生产目的，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解决生态危机。那么，如何真正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两个和解”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原则下，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对立和人与劳动之间的异化对立，在此过程中，人从根本上将自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

第二，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本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密不可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天地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存共生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是相互融通的统一体；道家的“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倡导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同一性，倡导生命与生命、生命与自然和谐共生”^【8】；佛教“众生平等”的价值观念包含了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的平等，即人作为“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在本性上是平等的，佛家提倡“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体现了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意蕴。此外，《吕氏春秋》中提到

《逸周书·大聚篇》中提到

均体现了我国古人在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思想。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与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华文明中延续至今，如今均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新思想中寻得其踪迹。习近平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1】，指出人与自然是内在关联的生命系统，强调必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这是将“天人合一”的智慧与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得出的结论；习近平强调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要认识到自然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的有限，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自然的关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做到“有度”“有节”，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持续性发展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延续。

第三，借鉴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积极成果。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对自然资源的肆意索取，对生态环境的任意破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了使自然完全服从于人类的掠夺性发展路径造成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继而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在现代化发展中做出了一些生态化改良。生态现代化理论将预防性理念、市场机制、环境政策、技术革新视为其四个核心性要素^【12】，试图通过环境政策加强生态问题的预防，约束市场机制，推动现代化技术的变革，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此外，西方诸多生态理论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倡人们广泛形成接近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由此，资本主义国家在以市场机制配合生态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同样将市场机制摆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吸收了西方生态化改良的有效经验和西方生态理论的积极成果，为生态文明建设开拓了更广阔的绿色空间。

目前，全球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高潮，生态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独挑大梁就能够解决的。并且，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俄乌冲突”等问题造成了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停滞甚至倒退。在此背景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际而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六大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五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13】。基于上述原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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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顶层设计上，一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世界各国惟有将生态文明摆在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规避“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倾向，做到充分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中维护人与自然相融相通的共存关系，才能够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有根可寻，有本可立”。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14】。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其直接目的是满足全世界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并且人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要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最终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反哺人民，由全世界的人民群众共享。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上，一是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观。自然界是由诸多生态元素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只有通过系统保护、整体修复和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延续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二是要坚持绿色经济的生态发展观。世界各国要深刻认识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活动必须在生态环境承载阈值之内，要在充分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三是要坚持多边合作的生态政治观。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世界各国是和衷共济的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只有世界各国秉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多边合作理念，团结一致，加强合作，共同构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才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凝聚起强大的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举世瞩目的成果。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的反生态性，不断破解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面临的诸多生态难题，积极破除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以人为本的、系统治理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参与多边合作的生态现代化之路。为全球生态治理工作及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系统方案和世界模式，为实现人类自身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全人类解放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与实践路径。

编辑 | 李琪儿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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