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桥、韩京晏 | 越轨性乌托邦主义与萨吉森的女托邦思想

王大桥，兰州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当代美学与艺术批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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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京晏，兰州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当代美学与艺术批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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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露西·萨吉森在《当代女性主义乌托邦主义》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以“越轨性乌托邦主义”为核心的女托邦思想。萨吉森的女托邦思想吸收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乌托邦主义的理论资源，形成一种越轨性乌托邦主义的新范式。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溢出经典乌托邦范式的规定，在对二元论认识结构及传统叙事模式的越轨中，生成越轨身体、越轨主体、越轨叙事三个重要的越轨向度。越轨性乌托邦主义解放了性别经验的乌托邦潜能，最终唤醒了丰盈的意义空间和多元的真理。

关键词：越轨性乌托邦主义；露西·萨吉森；女托邦；女性主义；乌托邦

当我们对乌托邦（utopia）的词源进行追溯，总是会走向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莫尔在标题之中留下了一个双关谜题：是eutopia（美好之地），还是outopia（乌有之地）？这个双关成为萦绕在乌托邦一词中不散的幽灵，后人在对这个双关谜题的不同阐发中生成理解乌托邦的多种向度并提出一系列乌托邦衍生概念。“恶托邦”（dystopia）作为完美乌托邦的反面，通过对邪恶和黑暗之地的描绘，批判经典乌托邦范式和启蒙现代性带来的恶果。福柯（Michel Foucault）用“异托邦”（heterotopia）指涉实际存在的迥异于正常空间的异质性空间，这种另类空间以抵抗的姿态揭示了现存秩序中的断裂和空隙。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远托邦”（teletopie）基于远程通信技术，取消传统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重塑一种强调感性维度的虚拟乌托邦。在乌托邦的概念谱系中，露西·萨吉森（Lucy Sargis- son）提出一种以“越轨性乌托邦主义”（transgressive utopianism）为核心的“女托邦”（feminist utopianism）思想，将性别向度纳入乌托邦的内涵和意义之中。萨吉森将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描述为：“首先，它越过了秩序和区隔的边界。其次，它使边界变得毫无意义和/或强调它们的孔隙度。第三，这个跨越边界并显示其孔隙的行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实践新的、不同的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1】任何体系的边缘都必然存在诸多孔隙，而这些孔隙中蕴含着越轨的潜在条件，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在对边界孔隙的越轨中，“激发意识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s in consciousness），允许我们瞥见新的概念空间，从那里重新接近世界”^【2】。传统的意义秩序奠基于二元对立的概念系统，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对概念边界进行越轨，故意破坏概念秩序的稳定，其目的是唤醒丰盈的概念体系和多元的真理，在越轨的过程中发展新型概念空间和思维模式，建立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新联系。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构成了萨吉森女托邦思想的核心内涵，它在对二元论认识结构及传统叙事模式的越轨中，生成了三个重要的越轨向度：越轨身体、越轨主体、越轨叙事。女托邦中的女性欲望和经验开启了另一半尚未被开发的潜能，它在推动意识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不断松动僵化的二元对立概念空间，提供了新的感知和认知世界的方式。

作为完美蓝图的经典乌托邦范式曾引发诸多争议，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将乌托邦作为政治死亡的表现，认为其与极权主义具有紧密联系。面对乌托邦的衰落，萨吉森指出乌托邦需要被重新认识和定义：从强调形式和内容的“经典乌托邦”到重视功能的“批判性乌托邦”，在乌托邦的谱系下，萨吉森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和西苏（Hélène Cixous）的女性力比多经济（feminine libidinal economy）概念改造为越轨话语的来源，创造性地提出一种以越轨性乌托邦主义为核心内涵的“女托邦”。越轨性乌托邦主义超越了经典乌托邦范式，在对完美和终极的抵制中，转向以过程性、批判性、颠覆性为特征，它不寻求未来的理想蓝图，更不追寻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强调意识范式的转换。在推动意识范式转换的过程中，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概念空间，探索尚未被充分发掘的女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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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吉森在《当代女性主义乌托邦主义》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女性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乌托邦主义既是致使其陷入危机的原因，又是其潜在的解决方案。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走向了联合，“后现代女性主义”范式应运而生。安妮·菲利普斯（Anne Phillips）和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指出，女性主义在对普遍主义的质询中转向对地方、具体、特殊经验的关注，这些工作都试图“解构”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概念系统，其目的是“破坏稳定”（destabilize）^【3】。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解构使“女人”不再被视为一种整体的本质，而是多重、复杂且充满矛盾的经验，女性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成为话题的中心。但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联合是不稳定的，解构方法既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批判武器，也使其陷入“去政治化”的困境。重视话语分析和文本解构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被质疑将政治问题还原为理论问题，它不能再为女性的当下和未来提供指导，女性主义的政治性已然丧失。

萨吉森认为女性主义的危机来源于经典乌托邦范式的僵化规定。经典乌托邦范式仅认可一种标准性的政治样态，它包括连贯的世界观、明确的目标、清晰的蓝图规划以及危机的完美解决方案等内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种相似立场是将女性主义视作一种具有时效性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达成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目标。这种政治立场不认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文本解构策略，认为其只能作为批判的话语，而无法转换为建构性的解决方案，最终否定了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的可能性。面对经典乌托邦范式带来的女性主义危机，萨吉森引入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来调和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矛盾。越轨性乌托邦主义范式重构了政治的前提，它指认政治不是一种规范性实践，而是一种“颠覆和改变我们世界的过程或活动”^【4】，将政治从一个静态、封闭的社会安排问题转换为一个激进和开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萨吉森将越轨性乌托邦主义作为当代女性主义危机的潜在解决方案。

基于形式和内容的定义方法将总体性、有序、完美作为乌托邦的决定性特征，产生了乌托邦的标准观点（the standard view of utopia），“一个在政治、法律、习俗和条件方面完美的地方、国家或环境”^【5】，最终建立起一种乌托邦神话。萨吉森的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则转向了对乌托邦进行宽泛定义的进路——作为“乌托邦主义”的乌托邦，将其理解为一种接近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为了松动乌托邦的规定性定义，萨吉森对乌托邦的功能予以特殊的关注，她指出乌托邦在历史上具有三种惯例：政治参与和批判、疏离、想象力以及创造性思维。乌托邦如同一面叛逆的镜子，通过对新时空的想象和呈现替代选择与现实保持距离，它告诉读者最美丽的地方并不在此时此地，进而瓦解了当下时空的合法性。乌托邦思想的创造性根源发轫于文学，文学的想象力重视可设想的可能性，而非目标的实现。这种惯例的功能是两面的：一方面，乌托邦的虚构性在政治理论中被贬低为逃避现实的空想；另一方面，乌托邦作为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在对可能世界的追索之中，焕发出颠覆性的潜力。汤姆·莫伊兰（Tom Moylan）的“批判性乌托邦”（the critical utopia）启示萨吉森思考乌托邦的批判功能。在莫伊兰那里，描绘乌托邦愿景的行为本身就蕴含着批判的力量，过程的重要性为批判性乌托邦所突出和强调。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被指认为对当下的作用，而不是直接指向未来，它的目标不是构建某种同质性的解放计划，而是对现实模式进行批判，想象区别于现实秩序的其他可能性模式^【6】。

在对乌托邦功能的关注中，萨吉森从“批判性乌托邦”走向了“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构成了萨吉森越轨话语的重要来源之一，它为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在萨吉森那里，解构中蕴含着越轨性乌托邦主义的特征和痕迹，二者共同强调可能性的无尽位移，抵制意义的终结、分析的句号。萨吉森追随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的解读，将“解构”理解为一种阅读（reading）的活动，解构主义和越轨性乌托邦主义都试图冒险进入文本的裂隙，揭示话语的悖论和矛盾之处，以拆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意义大厦。德里达在《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游戏》的结尾唤起了“游戏”的概念，他指出对待游戏的两种态度或方法：第一种态度是寻求破译，梦想着追寻到一种真理或起源；另一种态度则是肯定游戏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不再执着于唯一的真理^【7】。乌托邦的标准观点可以与第一种方法相对应，一个完美的未来蓝图限定了一个封闭的终局。而萨吉森选择了第二种方法，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在对游戏、过程、活力的肯定和动态的概念化重构中，永远抵制着完成状态。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让女性从压迫她们的思想概念和认识框架中解放，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认为写作之中蕴含着变化的可能性，概念空间可以是颠覆性思想的跳板，作为社会文化结构性变革的先驱运动而存在^【8】。对萨吉森而言，乌托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概念和术语本身被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适的，萨吉森所怀疑的正是概念所置身的认识框架本身，“重估概念”被确立为越轨性乌托邦主义的最核心关切。一个不受二元认识论限制的新概念空间——萨吉森将其指认为“乌托邦的概念空间”，成为重估概念得以可能的前提：“我认为，这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概念空间来完成，这个空间不受二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限制——一个新的‘不存在之地’（no place），这个‘不存在之地’无论从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来看，都是乌托邦式的。”^【9】萨吉森反复强调乌托邦在概念中运作的特性，这里的概念并非哲学体系内部的形而上学玄想，而是德勒兹意义上的概念——促进人们的行动和创造以及催生新生事物的持续涌现。此前的研究与实践未曾给女性提供某种时间和空间，占主导的知识类型和实践方式都只代表了一种性别的利益和视角。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则推动思考和提出新型的感知和认知方式，而我们经由概念的重构去趋近潜能的过程，正是乌托邦的颠覆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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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轨性乌托邦主义的颠覆性策略在西苏的“女性力比多经济”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西苏的女性力比多经济既是越轨性女托邦的范本，又为越轨话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西方思想史上，在场形而上学创造了大量相互排斥的对立项组，它们构成了传统哲学话语：主体/客体、心灵/身体、文化/自然、男/女。二元等级制以及对差异的排斥构成了同一的前提，排斥逻辑始终在性别建制之中运行，它使女性在历史中吊诡地既在场又不在场。西苏将男/女视作根源性的对立，其他对立项组都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而等级制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成了“男性力比多经济”（masculine libidinal economy）的主导认识结构。与之相对，“女性力比多经济”的目标则是超越二元对立的界限，通过女性特殊的经验和感知模式挑战历史上的理性语言秩序，逃脱西方传统概念的束缚。经典蓝图乌托邦在男性力比多经济的驱使下，围绕“占有”概念进行了一系列争斗活动，它在二元对立的体系下争夺主权。萨吉森的越轨性女托邦则是在西苏所言的女性力比多经济中运作，呈现出与占有相对的“放手”（let go）特征。越轨性女托邦不愿意重现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困局，与蓝图乌托邦强调的控制和统治截然相反，它提倡放手的智慧。这种放手重构了女性主义政治领域，使政治不再指涉政治纲领、未来规划方案等规范性内容，而是向一种差异的力量开放，它使意义弥散，使终极立场延宕，使同一性被阻隔。越轨性女托邦不再追求虚假的完美，它拒绝对未来进行蓝图设计，无止境的过程就是目的本身。

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将重心定位在推动意识范式的转换之上，它不指向可抵达的具体结果，也不呈现为蓝图式的乌托邦规划。意识范式的转换首先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重塑历史遗留下来的成规。历史将自身藏于规范化的成规之中，线性历史观下的未来规划实际上是将成规反复刻写于己身之上的自我规训实践，“过去—现在—未来”仿佛永恒地陷于同质性的僵局之中。在萨吉森看来，越轨性乌托邦主义重塑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试图唤醒一种不是作为过去重演剧本的新未来。女性“是”什么已经为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所占领，乌托邦真正的战场是女性的未来，其目标是蕴藏在当下却从未被发现的潜能。潜能是催生新事物出现的摇篮，萨吉森将此视为激进变革的前提，亦即乌托邦政治的条件。长久以来，菲勒斯中心主义统摄了一切书写领域，以“一”种经验涵盖了一切经验，结果是二元对立的概念领域亦逐渐趋于僵化和陈旧。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则在对概念边界的越轨中，重构了一个思考替代性存在方式的新概念空间，想象不可预知之物，激发意识的范式转换。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构成了萨吉森女托邦思想的核心内涵，它在对西方二元论及传统叙事模式的越轨中，生成了三个重要的越轨向度：越轨身体、越轨主体、越轨叙事。

越轨身体是女托邦越轨实践的重要向度之一，萨吉森指出，女托邦“希望废除在概念上将心灵与身体、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欲望相分离的常规……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试图将身体引入文化文本，并重新构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阅读和书写被铭刻的身体，是实践这种越轨性乌托邦方法的过程。”^【10】萨吉森在西苏“阴性书写”、威蒂格（Monique Wittig）“女同性恋书写”等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中发现了越轨身体的颠覆性力量。女托邦的越轨身体致力于反思父权制语言及概念体系对女性身体施行的暴政，并试图经由“身体书写”重构女性身体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它使女性身体不再囿于男性欲望图式和符号秩序，在对女性原初情感和欲望的解放中，预示出女性身体的新建构方向。

对身体的贬抑是身心二元论的运作结果。亚里士多德在尊崇理性和精神的传统中，将女性视作缺乏精神性的物质代表。基督教延续了这种传统，将夏娃的原罪追溯至不受理性控制的情欲，这种与自然和身体的亲近被构建为控制女性的合法性理由：“妇女被认为是潜在的诱惑者、精神上的空虚者，因此也是邪恶的潜在接收者和传播者，是应该受到社会控制的对象。”^【11】笛卡尔在17世纪进一步明确了身体和心灵的等级关系，其知识论建立在身心二元论的区分之上。与感性和情感相联结的肉身是清晰思维必须超越的对象，而女性因其生理性征被归于自然和身体的范畴，在身心二元论中处于低等和更需要被管控的位置。概念在笛卡尔之后变得更加二分化，性差异的格差被蕴含在身/心二分的等级序列之中。

以笛卡尔主义为代表的身心二元论构成了女性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萨吉森将当代女性主义对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划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条进路。以玛丽·达利（Mary Daly）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所选择的同质性方法呈现为一种向本质论的倒退。为了驱赶父权制神话的陷阱，达利选择持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本质主义二元论，发展“女性中心的精神性”（woman-centred spirituality），其最终目的是用女性中心话语取代男性中心话语的位置。在萨吉森看来，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停留于二元论内部的颠倒，这种颠倒反而巩固了身心二分的既有等级秩序，“‘女人’这一构造的普遍性并未受到质疑，而是又创造了另一种对‘人类’本质的普遍看法。”^【12】萨吉森认为这种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方法能够部分地激发推动意识转变的乌托邦功能，却不能走向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所强调的真正的意识范式转换，它在等级概念的内部颠倒中复现父权制和经典乌托邦中的排他性伦理，其乌托邦愿景最终只能符合白人知识女性的诉愿。

与之相对，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总体沿着反本质主义的方向发展，其构成了女性主义批判身心二元论的异质性路径，它试图对男人/女人、精神/物质、心灵/身体等二元对立的认识结构完成彻底的越轨，以重建一种新的越轨身体。许多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都认同语言权力对身体的形塑功能，并指出传统的女性身体并非物质性本身，而是一种文化建构。西苏的“文本化的女性身体”^【13】（feminine textual body）概念揭示了身体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身体的本质是为文化所反复刻写的文本化身体。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语言对女性身体具有结构性力量，它使女人服从和认同他者的叙事，逐渐成为父权制生产出来的“女人”。女性感知世界的方式和对生活的特殊体验在历史书写中长久遭受淹没，既有的概念象征领域为“菲勒斯—逻格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所长期占领。二元对立思维构成了一个战场，概念的意义来源于对另一个概念的毁损。思想的运作始终笼罩着斗争和死亡的阴影，男人及相伴生的其他概念永远占据着优胜的位置，女性经验被既有概念压抑为历史中的不可见者。

身体既是妇女被压迫的原因，又蕴含着乌托邦式的解放潜能。为了让女性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进行自我表述，文本化的女性身体被重新赋予了解构和颠覆的力量。西苏提出“阴性书写”以建立女性身体与语言之间的新关系，她鼓励妇女自己书写自己，并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宣言：“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14】女性性态和快感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论述中是失踪的，男性作家关于女人性态的描写并不能等同于女人的真实体验，“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15】女性快感是分散而涌动的，与之相对应的女性书写也应该是开放而多元的，它从身体无数端口的共鸣中冲破身心二元的概念秩序，制造意义的断裂空隙，最后生成了新的越轨身体概念。西苏用“黑墨水”和“白色墨水”的隐喻来类比阳性书写和阴性书写的差异，相较于阳性书写小心翼翼地把思想框定在限制性的概念框架之中，阴性书写则是从身体出发在实验性写作中跨越父权制语言所设置的禁区和栅栏，不断向另一世界的可能性奔赴而去。阳性书写停留于历史和现在，阴性书写则开启了崭新的未来，后者旨在实现乌托邦式的目标，即想象不可预知之物，书写尚不存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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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蒂格的“女同性恋身体”构成了越轨身体的另一面向，它溢出了二元性别概念的规定，使女性身体不再遭受异性恋性别秩序的束缚，为女性身体的建构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威蒂格拒绝与“女人”相关的任何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论述，她认为观念、范畴、语言能够对身体造成实质性的压迫，“女人”是一个为意识形态所反复刻写的政治范畴，依照性别对人的身体作出划分是异性恋社会经济运作的结果。她赋予写作以政治行动的意义，旨在反抗异性恋思维和二元概念的暴力，建立不以二元性范畴为根基的新型概念和表达方式。通过“女同性恋不是女人”的宣言，威蒂格指认女同性恋这个独特群体拒绝了女人/男人之间的非此即彼选项，其存在揭露了一个被历史秩序所淹没的新谱系，从而溢出了“女人”概念的规定。异性恋文化制度下的“女人”只能在男/女二元对立关系中存在，“女同性恋”概念则动摇了稳固的性别制度，女同性恋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它从根本上质疑了男人/女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稳定边界。如萨吉森所言，“这种女同性恋的第三种立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建构。它是越轨性思维的产物，扰乱和否定了男人/女人的二元论，并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在其中可以书写一个非二元的主体性。”^【16】在这个意义上，威蒂格的女同性恋概念是一个越轨的乌托邦式概念。

威蒂格的“女同性恋书写”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越轨性女托邦，它赞颂没有被男性符号阉割的女性身体以及女性间爱的奥秘，诉说了长期以来受忽视的“她们”的生命和故事。《女同性恋身体》（The Lesbian Body）中的女性身体不再是男性凝视之下承接生物繁衍命运的客体，而是一个完整和丰盈的存在。威蒂格赞美整个身体，包括皮肤、骨骼、器官、肌肉、神经、分泌物和排泄物，赞美所有这些构成生命的东西。女同性恋身体在情欲的驱使下追求与另一个女同性恋身体的联结，这种连结却并未使其走向客体的位置。她们选择去成为情欲的主体，与另一个主体进行平等的交流。女同性恋者之间的性是非生产性的，它违背了资产阶级经济积累所要求的生产性和创造劳动回报的再生产能力的指标要求。女同性恋者的越轨身体最终解构了身体/心灵、男性/女性、主体/他者、中心/边缘等父权制二元对立，她们不再进入生育和再生产的秩序之中，从异性恋的严苛建制中解放了自身最原初的欲望。如玛格丽特·克罗斯兰（Margaret Crosland）所言，“莫妮克·威蒂格选择通过创造一个新版本的肌肉骨骼图来赞美身体，这样做不是为了研究身体，而是为了爱：爱从个人开始，延伸到整个物种。”^【17】威蒂格虚构的女同性恋者的越轨身体拒绝男性符号的命名，展示出开放、流动、自主的身体可能性。

西苏和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的性差异论述被萨吉森当作女托邦的典范，她们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中提出新的自他关系可能性，自我在不断遭遇陌生他者的过程中超越了自他关系的同一论述，生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越轨主体。女托邦的越轨主体提出了自他关系的新构想，它从自我/他者关系中潜在的二元、对立、等级和竞争性质出发，揭露和破坏其背后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符号秩序和认识结构，并重构了一种以非同一性、非占有性、开放和放手为特征的新关系样态。女托邦的越轨主体将差异逻辑真正纳入主体的建构之中，打开了新的女性主体性建构方向。

菲勒斯中心主义价值体系将女性建构为相对于男性主体的他者，女性在同一性的规定下内化了男性中心话语，消极地理解自身相对于男性主体的差异属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女人带来的特殊经验以内部敌人的身份被扣押在理性的同一大厦之中，一种否定的逻辑将女人定义为相对于男人的匮乏。女性主义试图挑战和颠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并建构女性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在这个目标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女性主义理性主义”（feminism rationalism）范式之下，提出女性作为与男性具有同等理性能力的生物，理应得到无差别的平等对待。以波格瑞宾（Letty Cottin Pogrebin）作品为代表的乌托邦文学再现了这种自我理想：在一个无性别差异的世界中，女性主体也能够作为“理性最大化者”（the rational maximizer）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然而，这种完美乌托邦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它抹杀了具体经验的差异存在，仅呈现出表现原则平等的抽象主体。理性主导的性别文化制度最终制造出抽象化的女人，妇女的历史命运为理性概念所给定，她们不可能经由自我的表述来表达自己，是理性的“话”在言说她们。菲勒斯中心主义概念系统的礼物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女性为了获得优势群体的承认和争取主体的地位，以具身经验的丧失作为代价。最终，丰盈的女性经验被抽象的平等话语所改造，女性在“变性”的过程中身陷雌雄倒错的困境。面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经由理性策略追求主体地位的失败，性差异问题终于为女性主义者所察觉，如何作为女性来言说女性以及女性内部的差异成为当代女性主义身份政治中的关键问题。

萨吉森将当代女性主义的自他关系理论划分为自他关系的同质性观点和自他关系的异质性观点。为了寻找独立于菲勒斯中心主义标准的女性主体性，同质性的自他关系理论提倡一种统一的自我概念，并试图与他者建立亲密的关系。萨吉森将吉尔哈特（Sally Miller Gearhart）的乌托邦文学视作这种观点的再现，《流浪地：山地妇女的故事》^【18】（The Wander-ground：Stories of the Hill Women）采用了一种分离主义策略：男人和女人被社会彻底区隔，甚至男人和女人都不再归属于同一物种，女人的定义能够彻底与男人无涉，妇女们通过心灵感应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就像认识自己一般。萨吉森指出“共情”是维系这种同质性自他关系的重要纽带，《流浪地》中的女性们能够通过心灵感应建立起最亲密的情感同盟，从他者的内部理解他者。这种共同体理想消除了他者的不透明性，女托邦中的她们在彼此身上识别自己。吉尔哈特的女托邦最终走向了对同一的亲近，在相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人们共享同一种经验，真正的异质他者从未在这个共同体中现身。

萨吉森指出分离主义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共同体理想依旧是在排他性伦理中运作的，《流浪地》中的男人被视作低等物种，共同体的根基是一种颠倒的等级制。以吉尔哈特为代表的许多女性乌托邦作家在对“女性共同体”和“女性主体性”的追寻之中，再次陷入德里达所言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窠臼。个人与共同体在这里以相互对立的形式出现，它与男性/女性、公共/私人、理性/感性等二元论是同源的，并且它们常常同时在场、彼此巩固。如萨吉森所说，自他关系的同质化观点依旧受困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和概念，它在对“关系”的表层强调之中，再次走向了对同一性的亲和。与此同时，压迫的逻辑始终在场，女托邦作为女性的优托邦，却是男性的恶托邦，通过排斥男人来建立自身合法性的女性主体仅仅是曾经男性主体的翻版。依据同质化自我理论构建起来的女性身份，既没能为僵化的概念和思维空间注入异质的另类可能性，也没能回应当代女性主义的困境——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女性共同体并赋予其政治性。均质化的女人之间不存在结盟和宣战的能力，她们陷于自恋的认同和投射模式，拒绝他者身上携带的他异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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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吉森看来，真正实现越轨功能的是自他关系的异质性观点，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异质性观点主要体现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关于性差异的论述之中。后现代女性主义延续了波伏娃对他者的关注，但对他者和他异性重新赋予了新的积极性内涵，“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明确宣称他者有种种优越性……他者性也可以是一种存在方式、思想方式和讲述方式，它使开放、多重性、多样性和差异成为可能。”^【19】萨吉森认为西苏、伊利格瑞等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真正将差异的逻辑注入女性主体的身份建构之中，她们将传统女性主体改造为乌托邦式的越轨主体，唤醒了非同一性、去中心化、非压迫性的自他关系和伦理秩序。

萨吉森对西苏的观点进行了创造性解读，她用“自我/他者”取代“男人/女人”在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中心位置，并指出“在自我/他者关系以某种方式被调和之前，其他概念之间的对立关系，如男人/女人、男人性/女人性、黑/白，都不能被越轨和重新定位。对立的自我/他者关系是所有对立人类关系的基础。”^【20】对差异的克服是建立共同体的基础，植根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男性力比多经济”将异质性他者视作必须同化的存在，围绕“代价”运转的共同体为自他关系设定了一个恒定不变的终局：对立、等级化的交换、以至少一个人的死亡告终。然而，在西苏的“女性力比多经济”中诞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概念，它不再根据利益和回报的计算方式运作，而是以给予为特征。“她给予的是生活、思考和改变的理由。这种‘经济’不能再用经济术语来表述”^【21】，这种给予的欲望穿过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在开放、过渡、不居的空间中，生成一种在新的交换方式中欢欣鼓舞的爱。女性力比多经济作为一个越轨的女托邦，在乌托邦的疏离位置之上构成了现实生活的镜像。女性力比多经济中的越轨主体向未被同化的他者敞开，并尊重他者身上携带的他异性，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在女托邦的异质性空间中被重构，人与人之间得以组建一种非同一性和非压迫性的关系形态。

伊利格瑞的性差异理论带来了越轨主体的另一重要面向，女性性态作为一种盈余的他异性形式为认识领域增补了“二”的文化逻辑，而爱欲空间的存在将差异向度纳入越轨主体的建构过程，为真正承认他者的女性主体提供了可能性。萨吉森引用格尔兹（Elizabeth Grosz）对伊利格瑞的批评，指出女性主义对性差异的伦理激情来自其打开了另一半尚未被开发的潜力，“只有一半的可能性、替代方案、世界观、利益获得社会表达和认可。一半的天，一半的地，一半的创造力和历史还没有被开发。”^【22】性差异揭示了一个饱受忽略的事实，即任何事情都至少存在两种认知方式和处理方式。等级制的主客二分论使他者在自他关系中沦为客体，伊利格瑞用“二”来对抗理性的“一”，旨在重新肯定他者的意义和价值。萨吉森指出伊利格瑞的越轨主体吸收了列维纳斯的他者观点。列维纳斯建构的他者位于主体之外，它不可预测、在本体论上先于主体，这种他者不再受同一性的掣肘，而是成为一种外部性（exteriority）和盈余的存在，它不但无法为主体所同化和吸收，反而吸引主体对它感到惊奇。萨吉森认为，越轨主体的女性性态正是一种盈余和越轨的他异性形式，它不断抵抗传统认识论的定义话语，试图建构两个主体之间的新伦理秩序，以走向一种新的女性主体性。

两个主体意味着强调“二”的价值。在“一”的文化中，两性之爱是不可能诞生的，伊利格瑞在分析爱欲问题时指出，爱欲开启了一个空间，一个使相爱的双方产生互动、相互吸引、却又能保持各自差异的空间。爱欲是相爱双方之间的第三者，但这个第三者是不可对象化、不可把握的。爱欲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着的空隙，一旦用实在的物质来填充这段不可弥合的空隙，恰恰是对爱欲的扼杀。这种爱的关系跨越了占有和定义的欲望，经由不可消除的间距，它打开了一个真正承认他者和准许差异进入的异质性乌托邦空间，即萨吉森所言的女托邦。

二元对立的概念空间将女性定义为一种被动的客体存在，先天既定的性别、种族、地域以及历史经历将女性定格在弱者和受压迫者的位置。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把女性主义改造为某种没有终点的斗争和过程，它抵制终结，其目的在于无穷无尽地“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女托邦中的越轨主体终于不再是被定义的认知客体，而是成为开启新型认知方式的认知主体，她带来了区别于菲勒斯中心主义认知模式的焕然一新的话语、知识、认知框架。越轨性乌托邦主义使女性主义对妇女的解放不再停留于外在的权利和环境，而是经由乌托邦概念空间带来的意识范式转换，不断启发妇女内在的激情——一种快乐的、肯定的激情，对自由、轻盈、公正和自我成就的激情。在后现代主义中埋藏已久的欢快精神得到释放，酒神式笑声的颠覆性力量终于使女性主体走出僵化教条的束缚，成为一个生成和过程中的乌托邦式概念。女托邦的越轨主体不再是受线性目的论束缚的传统主体，而是成为欲望的主体，她在欲望的驱使下重新发现了旨在改变生活的激情的欢乐，西苏所言的“女性之光”^【23】在这一刻真正地绽出。

女性解放的任务无法与语言相分离，萨吉森将女托邦的第三个越轨向度指认为对体裁和传统叙事惯例的越轨。萨吉森认同格舒尼（H. Lee Gershuny）的观点，将语言问题定位在女性主义乌托邦实践的中心位置，“妇女要将自己视为当下或未来世界的主体，首先需要玛丽·达利所说的对菲勒斯中心主义语言的‘驱魔’，其次需要一种揭示和阐明女性主义意识的表达方式。”^【24】二元对立、等级和支配作为父权制语言的特点，在整个西方的宇宙论和道德秩序中回荡。在萨吉森看来，作为压迫、统治和等级制度的载体，男性叙事的单一表征和叙事策略应成为女托邦越轨叙事的主要抵抗目标。与此同时，越轨叙事在抵抗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表达方式，以呈现为历史所压抑的女性经验，唤醒多元的真理、意义和价值。

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在扰乱体裁疆界的过程中推动了不同体裁间的混合。例如在科幻小说领域，无论是强调硬科技的技术主义传统，还是重视科学社会影响的社会传统，都未能给女性提供有希望的愿景。男性引领下的主流科幻小说巩固了男性气质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因而被卢斯·阿米特（Lucie Armitt）称为“沉迷于怀旧和保守的体裁”^【25】。女性主义叙事在对传统科幻小说体裁的越轨中生成了一种新体裁，即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将乌托邦元素融合进科幻小说的写作，使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鲁比·罗尔利希（Ruby Rohrlich）和伊莱恩·巴鲁奇（Elaine Baruchi）指认了这一重要现象，“长期以来，乌托邦小说和科幻小说就像男人和女人的乌托邦一样不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书写科幻小说，两种体裁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26】女性主义贡献的激进乌托邦主义挑战了保守的传统科幻小说，这些不稳定和溢出的边界正是越轨性乌托邦主义的发生之处。主流科幻小说围绕权力概念延续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秩序，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越轨叙事则破坏了线性时间下的现实，代表对既有秩序的彻底抵抗。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表征实践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女托邦的越轨叙事在再隐喻化的过程中不断颠覆男性叙事的权威，对不可预知和不可表征之物展开探索。隐喻的初衷是从已知向未知靠近，父权制神话却违背了这个目标，将人们束缚于既定的常识惯例之中。与之相对，女托邦的越轨叙事则重塑了隐喻的功能。根据格舒尼的观点，一般语义学中的“等等”省略了许多经验和细节，这些受忽视的细节往往指的是“不可听、不可见的女性经验”^【27】。在萨吉森看来，越轨叙事能够通过新的隐喻赋予“等等”以具体内容，使原本不可见的女性经验成为可见。越轨叙事的再隐喻化策略截断和颠覆了惯常的联想链条，向新的概念空间敞开。这个新概念空间唤起了另一种真理、意义和价值，它区别于现时性的真理，是正在生成的、尚未来临的真理。

萨吉森指出在西苏《多拉的肖像》^【28】（Portrait of Dora）和威蒂格《女战士》^【29】（Les Guerilleres）中，女托邦的越轨叙事不断突破传统的叙事惯例，在改变语言的过程中生成了新的感知模式。传统叙事惯例在线性时间的支配下，将女性锁定在由因果关系、二元论、斗争法则所支配的世界之中。女托邦的越轨叙事则意图打破统一的叙事模式，用大胆的语言实验和碎片化叙事消解中心的存在，以唤醒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女性经验和欲望。在《多拉的肖像》中，歇斯底里的身体状态被西苏通过诗性（poetic）的语言展示在文本之中，无序的身体症候不断扰乱时间和空间的秩序，打开了为菲勒斯语言秩序所压抑的另一个现实。在原初的案例中，弗洛伊德用科学的主人辞说取代了多拉自身的言说。与之相反，西苏并未采取诊断的立场，她的声音以一种自我意识的丧失姿态融入人物之中，与多拉、弗洛伊德、K的声音相融合，这样的多重声部最终消弭了真实与梦境、意识与无意识的界限。威蒂格在《女战士》中使用了碎片化叙事，文本中间穿插着几页大写的诗歌、妇女名字和各种符号，萨吉森将这些内容理解为妇女的文化历史。尽管这些段落中的文字并未按照惯常的语法规范进行标点，却没有因为标点的变换而变得不连贯，其中的词语和概念依旧是可辨识的。

除了文学作品，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也在唤醒潜能的诉求之下，选择从僵化和压迫性的理论概念中解放自身，并思考有助于变革的新概念框架和理论样态。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场所，从定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转变为游牧的创造性思想”^【30】。乌托邦主义正是支撑这种转型的关键要素，萨吉森的越轨性乌托邦主义旨在“破坏边界，无论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还是通过争论相互对立的概念，如心灵和身体、公共和私人”^【31】。越轨叙事的“解辖域化”技艺使概念不断越出原有的语境范围，在新的语境之中焕发出更丰富的意义。

在越轨性乌托邦主义的影响下，虚构与理论之间的界限也变得不再稳定：伊利格瑞为性赋予双重的形象；哈拉维提出要以赛博格形象取代传统理论；布拉伊多蒂选择用游牧主体来为新女性命名。她们共同支持用另类的想象和激进的表征实践颠覆女性主体的传统形象，从而摆脱旧思维范式的束缚。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在此意义上为女性主义理论的转型做出贡献，它使女性主义理论不再仅是规范性的政治理论，还为其增补了想象和创造性的维度。女托邦的越轨叙事使女性主义得以超越既定的概念框架，跳出政治和知识的停滞状态，在想象中抵抗和颠覆积弊已久的固化传统。

女托邦的越轨叙事为女性主义理论增添了一种布拉伊多蒂所言的条件模式。与早期女性主义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深刻决心和确定性不同，条件模式作为一种开放的潜能时态和欲望时态，超越了目的论范式，而更接近于“梦境”（dreamtime）状态。在线性时间观的支配下，早期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未来以行动蓝图的形式出现；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则将未来改造为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游戏，它无法被预料和规划。换言之，女托邦的越轨叙事开启了一种新时态，这种新时态不允许将当下解读为过去的逻辑结果，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潜能时态。原本坚实的当下被越轨性乌托邦主义瓦解为无数的孔隙，开放的女性未来从孔隙中不断溢出。

经典乌托邦依赖僵化的等级制度和高压的强制政策来维持其完美秩序，女性同时被封闭在男性主导的物理空间以及概念世界之内，沦为历史和现实中永恒的客体。与此同时，二元对立的认识结构使共同体中的经验趋向贫乏，“一”种经验模式被赋予特权地位，差异性的另类经验都遭受贬斥。萨吉森的女托邦凸显了乌托邦的性别向度，将女性欲望融入乌托邦的内涵之中，以形成与男性欲望乌托邦的抗辩。从越轨身体、越轨主体到越轨叙事，越轨性乌托邦主义在对概念边界的越轨和颠覆中唤醒了长期以来为同一话语所压抑的女性经验。面对匮乏而贫瘠的概念领域，女性经验打开了另一半尚未被开发的潜能，用具身的情感经受不断松动僵化的理性话语，提供了新的感知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女托邦的真正价值在这里涌现。

编辑 | 敬怡菲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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