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强、张碧云 | 社会化路径还是具身性路径？ ——科林斯和德雷福斯“嵌入与具身之争”的回顾与分析

陈强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科技史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研究。

E-mail:kezhechenqi@163.com

张碧云，毕艾国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经济与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研究。

摘   要：什么是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路径？科林斯认为是社会化，德雷福斯认为是具身性，双方就此展开了持久的争论。对双方争论的还原与分析表明，这场争论源自双方哲学立场和认识论的差异。科林斯对现象学的有限理解和对论据的错误解读导致他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观点，而德雷福斯不甚重视科林斯捍卫的智能的社会化。由于社会化必须具身性地完成，因而智能的具身性似乎比社会化更为根本。然而，对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智能，具身性与社会化缺一不可，两条路径恰能互补。科林斯与德雷福斯分别代表探究AI的社会学进路和现象学进路，双方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揭示了AI的发展瓶颈。就AI发展而言，很有必要推动社会学进路和现象学进路的对话与融合。

关键词：科林斯；德雷福斯；AI；人类智能；社会化；具身性；现象学

人工智能（AI）已发展了数十年，但还未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智能。AI迄今与人类智能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对此，以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为代表的哲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有深入的阐发与反思，他不仅指出了当时AI朝向人类智能发展的路径错误，而且认为拥有具身性（embodiment）是AI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路径^【1】。此后数十年中，德雷福斯对智能具身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但他的基本观点并未改变^【2】。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德雷福斯的观点。科林斯（Harry Collins）也认为计算机长期以来实现人类智能之路径是错误的，但他坚持认为，计算机不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智能，并非因为计算机缺少具身性，而是因为缺少社会化（socialization）^【3】。由此引发了科林斯和德雷福斯关于计算机实现完整的人类智能的必要路径之争，即科林斯所谓的“嵌入与具身之争”^【4】。对“嵌入与具身之争”的还原与分析不仅有益于加深对AI发展瓶颈的认识，而且能推动AI研究的社会学进路和现象学进路的对话与融合。

（一）早期德雷福斯对AI的批评

德雷福斯在兰德报告 Alche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65）、论文“Why Computers Must Have Bodies In Order to Be Intelligent”（1967），及名著What Computers Can’t Do（1972）等中探讨了AI的极限，不仅批评了AI乐观派，而且指出计算机可能永远无法完成一些智能行为。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AI乐观派曾认为，“在二十年内，计算机将有能力做人类可以做的任何事。”^【5】但AI的实际进展证明西蒙的论断过于乐观。德雷福斯敏锐地认识到具身性对智能的根本意义。他指出，对那些不能被形式化的信息的处理，只有具身存在者才能胜任。因为，“人类的世界及其可识别物是人类利用自身的具身能力组织起来以满足他们的具身需求。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通过身体组织起来的世界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6】【7】}自此，从现象学的具身性路径探究AI一直伴随着德雷福斯。

（二）科林斯与德雷福斯之争的若干回合

20世纪80年代，德雷福斯的研究引起了科林斯的关注。科林斯对AI的乐观派也持批评态度，科林斯特别强调智能的社会化，故本文称之为智能的社会化路径。虽然社会化路径和具身性路径都是对AI的批评，但二者存在根本差异。在1992年、1996年、2000年、2007年、2009年，科林斯与德雷福斯就此展开了数番争论。

1992年科林斯在Artificial Experts中对德雷福斯的观点做了批评，二人的主要分歧就此显现了出来，科林斯称这种分歧为“AI的规则批判与强调生活方式之成员（或社会集体）的差异”^【8】。德雷福斯认为，“社交能力（sociability）对智能并不是必要的”^【9】。而科林斯认为，“只要它们（计算机——笔者注）还不是我们社会的成员，那么它们也就不能模仿我们的智能活动。”^【10】科林斯设想了如下场景：假如让德雷福斯和一台计算机同时翻译科林斯给定的一段包含错误拼写和混乱内容的英语，看科林斯能否判断出两种译文的翻译者。科林斯认为，自己能否做出正确判断的关键并不是这台计算机的机械装置（“身体”），而是这台计算机嵌入社会的方式^【11】。与此同时，科林斯也不赞同德雷福斯对认知领域的二分，而是主张只有一个认知领域^【12】。认知领域的二分是指认知领域被划分为可以被理论化的（又被德雷福斯划分为三个区域）和难以被理论化的。与此相应的知识也是二分的，即计算机可以完成的知识和计算机不能完成的知识^【13】。科林斯之所以认为只有一个认知领域，是因为他相信“就人类建构和社会交往的产品而言，逻辑、数学及科学的世界与自然语言一样多”^【14】。显然，科林斯站在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上，而德雷福斯更偏向实在论。

1996年德雷福斯出版了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科林斯针对此书提出了三个批评。第一个批评是对德雷福斯将认知领域二分的上述批评的重述，第二、第三个批评是科林斯对自己观点的深化和明确，这与他在Artificial Experts和1992年论文中对德雷福斯的批评并无实质区别^【15】。这三个批评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德雷福斯忽视了计算机和人类的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第二个批评关涉“嵌入与具身之争”的核心问题。科林斯再次指出，德雷福斯错误地认为每一个想要分享一种生活方式的人都必须拥有与他所在集体成员相同的身体类型，德雷福斯过度地强调了具身性对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方面的重要性，而低估了成为社会集体成员的意义，即“混合了个体属性和社会集体属性”。此时，科林斯与德雷福斯的另一位重要批评者莱纳特（Douglas B. Lenat）站在了一起，认为玛德琳（Madeleine J）案例表明，计算机只要具有适当的程序，那么也可以像人类一样获得常识和实现智能，其意在批评德雷福斯的具身性进路^【16】。这实际上还是强调社会化对于计算机实现智能的根本意义。

对此，德雷福斯首先指出将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解读为社会建构论者是错误的，进而批评了科林斯的社会建构论，并表达了与社会建构论截然有别的观点：“社会能够将象棋这样的领域数据化，但这些被数据化的领域是否有一个能被理论捕获的结构，却取决于这些领域本身，而非社会。”^【17】这是德雷福斯为何要将认知领域二分的依据。科林斯的再回应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能够决定知识的结构，所有知识的语境无涉都是人为的创造，就像行星轨道是我们的抽象物一样^【18】。对科林斯的第二个批评，德雷福斯依然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既然事实表明，模式识别是所有智能行为的基本身体技能，那么AI是否可能的问题就可以归结为是否可以有人工具身代理的问题。”^【19】在回应中，德雷福斯再次强调，“一个人只有体验了我们的身体，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20】其言下之意是，具身性是智能行为的必要前提。而科林斯则坚定地再回应，具身性并非智能的必要前提。最基本的不在于计算机的机械装备（“身体”），而是计算机“嵌入社会的方法”^【21】。

2000年科林斯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会说话的狮子群体没有人类这样的智能，但这并不能证明：一只从小在人类社会长大的会说话的狮子就不能获得人类一样的智能。对于先天身体残疾的群体，甚至是灰色固定金属盒子（gray stationary metal boxes），也是一样的。只要能使它们很好地实现在人类社会的社会化，就有可能获得和人类一样的智能。因为科林斯坚信，“身体的型式（shape）对集体具身论点而非个体具身论点是重要的。”^【22】科林斯还指出，人工神经网络要具备人类一样的智能，就必须像人类一样沉浸于人类社会之中，并以人类的方式进行学习。对此，德雷福斯感到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即使科林斯所说的灰色固定金属盒子有感官输入，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化。一个能社会化的实体必须能够“自我移动”“有感觉和情绪”“能够察觉和关心赞成与反对”，等等^【23】。

20世纪以来，科林斯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重要的新论据，争论进入了新阶段。此时德雷福斯对科林斯的反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具身性的论述。与此同时，塞林格（Evan Selinger）站在德雷福斯的立场上与科林斯争论。科林斯的新工作主要是引入了一些新论据、新概念及对它们的阐释。德雷福斯和塞林格重点论述了玛德琳案例及互动专长概念并不能证明科林斯观点的正确性，因为科林斯误解和低估了玛德琳和互动专长的具身性。这次争论针对的是科林斯新提出的互动专长概念。如果互动专长概念及与之相应的“强互动假说”和“最小具身论点”是正确的，那么科林斯的社会化路径具有合理性。德雷福斯认为，一个人无论能多么熟悉、多么流利地与外科医生交流，但根本上是缄默的。因为这个人不理解手术，除非他在手术中能分辨出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切口，并判断哪个是合适的。塞林格也认为，科林斯不仅歪曲了获得知识的方式，而且低估了专家（尤其是互动专家）的具身程度。这显然都是对科林斯互动专长概念及其相关假设的批评。而在科林斯看来，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以验证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科林斯依然为自己的互动专长概念、强互动假说及最小具身论点辩护，坚持认为“如果存在一只会说话的狮子，在我们中间长大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辩论”^【24】。

2009年的争论是科林斯与德雷福斯的最后一次直接争论，德雷福斯似乎“无心恋战”，他并未谈及科林斯的观点。因此，这是一次“勉强的”争论。德雷福斯针对的是当时海德格尔式AI的不足，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海德格尔式AI，“必须在我们的程序中加入一个和我们的身体非常类似的模型，这个模型包括我们的需求，欲望，快乐，痛苦，移动方式，文化背景，等等。”^【25】科林斯指出，自己对海德格尔式AI的批评与德雷福斯不同。他认为，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的海德格尔式AI还未考虑如何实现社会化，因而是毫无希望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化及如何让AI模仿人类的社会化^【26】。

与此同时，塞林格与科林斯的争论也一直持续着。早在2003年，塞林格就尖锐地批评了科林斯的观点以捍卫德雷福斯的观点，认为具身性对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是必要的，关键是厘清拥有和缺少一个人类身体的必要条件是什么^【27】。2007年，塞林格进一步指出，科林斯不仅误解了德雷福斯，而且对现象学的把握也有错误之处，“科林斯未理解的是，为什么德雷福斯坚持认为身体在发展人类能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他误解了现象学探究的本质。”^【28】科林斯的回应几乎完全是对自己一贯观点的重申，依然坚持“最小具身论点”^【29】。在2011年论文中，科林斯指出，德雷福斯等人将理解局限于狭窄的身体实践范畴内，从而将语言范畴的理解边缘化了，而互动专长的存在则表明，人可以在无相应身体实践的情况下获得某个专业领域的流利语言能力^【30】。由此，科林斯与塞林格代表的德雷福斯之争依旧是僵局。

在2020的论文中，科林斯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一定的改正，他承认语言学习能力与身体及其经验密切相关，但这个“身体及其经验”指的并非个体的身体及其经验，而是物种的身体及其经验^【31】。科林斯一直认为，既然人类无需亲身实践而只要语言社会化就能获得互动专长，那么一些与人类身体类型不同、但能完全沉浸在人类语言中的实体（entities）也能获得互动专长。这些实体可以是会说话的狮子、计算机、外星生物等。但在最近，科林斯对他的这个观点做了修正。他不再认为，狮子、计算机、外星人等可以通过完全沉浸在人类生活方式中获得流利的人类语言。“之所以没有会说话的狮子，是因为这与狮子大脑的进化方式及狮子集体的身体形态有关。”^【32】但这种“修改”并未抹平他与德雷福斯的根本分歧。科林斯依然认为德雷福斯混淆了个体的身体和物种的身体。遗憾的是，此时德雷福斯已经去世。

（一）“嵌入与具身之争”的焦点问题

由上可知，尽管科林斯与德雷福斯之争持续了很久，但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概括起来，科林斯与德雷福斯之争有两个焦点问题。

科林斯与德雷福斯的所有争论都源自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智能源自何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主导了该争论。科林斯认为，智能的根源是社会化；德雷福斯则认为，智能的根源是具身性。在德雷福斯看来，猿类（apes）通过使用一些类似设备的东西似乎表现出了智能，但这并不需要社会实践，即不需要社会化^【33】。人类与猿类相似，每个人在社会化之前首先是一个具身的动物。“这就是一个人获得的生活方式必须按照个体的具身性进行构造的原因所在。”德雷福斯高度认同梅洛-庞蒂的观点：“智力源于个体动物与知觉世界紧密耦合的方式。”^【34】

上述第一个焦点问题衍生出了第二个焦点问题：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路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科林斯与德雷福斯之争的实质。德雷福斯的一贯观点是，具身性是社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拥有我们所拥有的那种身体是嵌入一个结构相似的人类社会中的必要条件。”^【35】而科林斯认为，社会化而非具身性是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条件，“类似人一样的身体并不是类似人一样的社会化所必需的……从长远来看，机器是否有能力复制越来越多的人类能力的问题，最终归结为它的社会化能力。”^【36】尽管科林斯对自己的这个观点做了一定的修正，但他对社会化进路的态度并未发生本质改变。

综上来看，“嵌入与具身之争”的核心就是：计算机要实现人类智能，具身性与社会化哪一个更为根本。为何科林斯和德雷福斯在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路径方面产生了根本分歧？这得分析二人的哲学立场与方法论及其同异。

（二）“嵌入与具身之争”双方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及其同异

在阐述争论双方哲学立场和方法论的差异之前，很有必要先简要地谈谈他们二人的相同之处。在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路径的问题上，主张整体论、反对还原论是科林斯和德雷福斯一贯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这个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他们二人都赞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们的观察、感知等行为是以整体的方式实现的，因为细节和具体的表象只有纳入人类的整体知觉才能获得意义。

一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波兰尼哲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对科林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作为生活方式的科学、默会知识论、语言的非私人性及社会建构论。科林斯指责德雷福斯依然持有旧的科学观，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成果不甚了解，因而认为科学和数学超越于社会分析之上^【37】。由于继承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认为语言是非私人的，因而科林斯特别强调社会化及其对智能和语言的决定性作用。科林斯指出，对于掌握一门流利的语言究竟需要多大的身体参与度，“是一个需要我们使用经验技术而非先验哲学论证来解决的问题”^【38】。这些决定了科林斯看待智能的根本观点和方向。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对德雷福斯的影响极为深刻，但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和波兰尼哲学的影响。综合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德雷福斯的影响，尤其是梅洛-庞蒂的深刻影响，德雷福斯的哲学立场就是智能和语言的具身性。德雷福斯一直坚持认为，身体经验在人的推理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人类在常识性方式的推理中，离不开身体知觉的引导^【39】。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而言，他们所有的观点深深植根于一个基本的哲学信念，即“社会世界是由和为拥有人类这样的身体类型的生物组织起来的……任何社会世界的结构都受到我们身体可以学习和理解的东西的限制”^【40】。

由上可知，科林斯恰恰与德雷福斯相反，他特别强调心智、语言及理解对身体的独立性（如果说这种“独立性”不是绝对的，那么也是最大限度的），即特别强调社会化和嵌入社会对智能的基础作用。值得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科林斯看待具身性对于个体和集体的意义的差别。科林斯承认一个社会集体的身体型式及他们感知自身的方式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点与德雷福斯的具身性进路是一致的。但科林斯并不赞同，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个体要完整地分享集体的生活方式，就必须具备与其他社会成员完全相同的身体型式，即对个体语言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语言的社会化”。这是因为“一种语言的概念结构是集体的属性，而不是个体的属性”^【41】。这与德雷福斯的看法截然相反。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尽管科林斯和德雷福斯都声称受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但二人显然存在分歧，科林斯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解读重点在“生活方式”，而德雷福斯的解读重点是现象学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对后期维特根斯坦一句“格言”——“假如一只狮子会说话，我们也理解不了它说的”^【42】——的不同解读。科林斯认为，人类之所以不能理解狮子的语言，是因为人类未能完全沉浸于狮子群体之中。一个能识别椅子的实体（例如狮子）并非必须会坐在椅子上。不该将个体的能力与个体所嵌入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相混淆^【43】。这意味着，狮子不会说人类语言，并非因为个体狮子缺乏人类一样的身体，而是因为这只狮子所属群体的身体类型与人类存在根本差异。而德雷福斯认为，人类不能理解狮子语言的原因是人类的身体类型与狮子不同。显然，德雷福斯受梅洛-庞蒂的影响要甚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科林斯也数次批评德雷福斯错误地理解了后期维特根斯坦，但德雷福斯并不认为是自己误解了。

（三）“嵌入与具身之争”双方的论据差异及其分析

科林斯之所以如此坚定地捍卫自己的观点，根本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有充分而可靠的论据。概括起来，科林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论据。

第一个方面是科林斯的科学社会学田野调查。科林斯的调查经验表明，存在一种称之为互动专长（interactional expertise）的专长。“互动专长概念意味着，一个人在缺少身体彻底沉浸于某个专业领域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语言交流掌握该专业领域的流利语言。”^【44】除拿自己的亲身从事引力波物理学社会调查的经历论证互动专长存在之外，科林斯认为，一些跨学科科学技术项目的管理者、同行评议者、教练等能够做出与贡献专家一样好的判断，也表明互动专长存在^【45】。第二个方面是来自他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最典型的是玛德琳案例^【46】。这是科林斯不厌其烦地用来论证互动专长存在的一个重要论据，也是证明社会化而非具身性是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路径的最佳案例。玛德琳是一个“先天双目失明”“大脑瘫痪”、双手“是两团没用的东西”（“毫无生气，且不能发挥作用”）的六十岁女人。自出生到六十岁，玛德琳一直都待在家里受别人照顾。玛德琳的“基本感觉功能并未受损，但是认知功能丧失殆尽”。玛德琳“讲话流利，且颇具口才”，她平时并非用点字法阅读，而是由别人念给她听^【47】。在科林斯看来，玛德琳只具备“最小具身”条件^【48】，却拥有流利的语言能力；玛德琳案例说明，一个不具备正常人类身体的计算机，在原则上也可以通过社会化获得人类智能。第三个方面是科林斯围绕互动专长开展的模仿游戏实验，主要是引力波物理学模仿游戏实验、色盲实验、完美高音实验。科林斯认为这些实验证实了互动专长及其相关假设与论点的正确性^【49】。

德雷福斯擅长思辨地分析，因而他的论据主要是哲学的，也即是说，德雷福斯的观点以一系列的现象学洞见为论据。在与科林斯的争论中，德雷福斯也会将一些事例作为论据，但根本上还是以驳斥科林斯提供的论据的不合理性作为自己的论据。因此，科林斯的很多论据也是德雷福斯的论据，只是德雷福斯以另一种方式对这些论据进行解读或驳斥。综合来看，德雷福斯的论据主要是现象学的，而科林斯主要是社会学的。这导致二人在解读相关论据材料时往往囿于自己的哲学立场与方法论，忽视了彼此论据的一些价值和意义。

德雷福斯及其追随者塞林格都认为，科林斯对他所谓的很多论据的解读是错误的，最典型的是他误解和低估了玛德琳的身体和具身性。“她（玛德琳）有身体上和情感上的感觉，她有一个有内外、可以在世界上移动的身体。因此，她可以与他人感同身受，并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他们遇到世界的巧妙方式。”^【50】按照萨克斯医生的诊断，“我的观点是，玛德琳拥有我们的身体结构和许多身体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她可以被社会化到一个人的身体构建起来的人类世界之中。”^【51】有学者甚至认为，玛德琳至少仍拥有五分之四的感觉，因而她拥有远多于科林斯所谓的具身经验^【52】。这一切表明，玛德琳的身体条件足以使她产生身体型式，身体型式可以让她富有想象力地理解和投射她从书中听到的事件和文化规范到新的领域^【53】。

与此同时，科林斯对互动专长的存在深信不疑。基于这种信念，科林斯引证的论据和关于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条件的论点都能得到很融贯的理解。然而，目前我们依然不能完全确定互动专长的性质，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互动专长就像科林斯界定的那样。德雷福斯对科林斯声称的互动专长的具身程度也持否定态度。事实上，科林斯所谓的互动专家在获得互动专长的过程中也具有“派生的具身性”^【54】。而且，斯基尔哈布等人关于助产士的模仿游戏实验也表明科林斯“最小具身论点”的局限性和他所做的模仿游戏实验存在不足。科林斯所做的模仿游戏实验并未明确地针对第一人称意义上的经验描述，尤其是未将互动专家可能缺失的对感觉的阐释包括在内^【55】。

说到底，科林斯和德雷福斯的分歧与僵局，是因二人都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特定的哲学立场和认识论之上，尤其是科林斯对现象学的不甚理解导致他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论点。况且，双方的观点都难以实证，这也加剧了双方的分歧与僵局。例如，尽管科林斯反复强调一个“最小具身”的计算机可以社会化实现人类智能，但科林斯并不清楚什么是“最小具身”^【56】及如何才能让这样的计算机在人类社会实现社会化。德雷福斯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即如何较为清晰地界定具身性的边界条件，即需要界定一个人类身体具备具身性的最低条件是什么。

“嵌入与具身之争”具有实质性内容，触及了AI发展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科林斯与德雷福斯的争论代表了两条探究AI的路径，他们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揭示了迄今AI的短板。就科林斯观点的合理性而言，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社会化在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方面的必要性，而这点正是德雷福斯不甚关注的内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中包含着大量的个体默会知识和集体默会知识，由于默会知识难以或不能被形式化、规则化，因而是任何计算机程序难以替代的。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就须让计算机在人类社会获得社会化。这是科林斯观点中最具价值的内容，也是学界在批评AI的理论预设时经常被忽视的内容。就德雷福斯的合理性而言，他一贯主张的具身性对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性已被学界广泛认可。然而，德雷福斯很有必要吸纳科林斯反复论述的智能的社会化路径中的合理观点。

另一方面，科林斯和德雷福斯对计算机实现人类智能的必要路径的批评都具有片面性，但恰能互补。这与瑞贝罗（Rodrigo Ribeiro）对球磨机自动化案例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该案例分析表明，“人类知觉的自动化在纯粹的‘具身’版本和‘嵌入’版本的专门技能中都是站不住脚的”，而是要求一种兼顾具身化和社会化的模式^【57】。然而，相比于德雷福斯，科林斯的观点更片面和更激进。不得不说，科林斯对现象学及其具身性的了解和理解都较为肤浅。这也是他不能理解具身性进路而单纯强调社会化路径的深层原因。科林斯反复强调，他并不清楚如何才能让会说话的狮子在人类社会实现社会化。这是因为，社会化必须具身性地完成，而这正是德雷福斯表明的。就德雷福斯而言，他确实未充分重视AI的社会化的价值与意义，而这却是科林斯工作的重心所在。对认识人类智能和发展AI而言，在重视争论的同时，也很有必要推动社会学进路和现象学进路的对话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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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钱 颖

审核 | 刘 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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