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晓燕 | 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协同演化及当代启示——基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的考察

邬晓燕，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生态治理、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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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革命被誉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入口，而技术变革位于整个工业革命的核心位置。重新叩问“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这一经典问题，意在剖解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内在逻辑，尤其是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协同演化机理，总结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基本特性，为我国因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社会变革做好准备。

关键词：技术变革；社会转型；协同演化；英国工业革命

20世纪全球正迎来以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智能制造等为主导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1760年至184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和铁路建设为主导技术体系引领人类进入机械化生产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自动生产线为主导技术体系引领人类进入大规模生产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半导体等主导技术引领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2】中国因历史原因错过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先机，然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3】，但基础研究短板突出、核心自主技术不足、科技创新能力受限、生态环境约束严峻、高质量发展存在卡点瓶颈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可持续发展，亟须探索新发展路径。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能否在此历史性交汇期把握技术红利与发展契机，成功实现换道超车和发展跃迁，既是中国改革纵深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需要，也体现了中国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全球视野。

世界工业革命史既充满了先驱工业国家与革命性历史交汇期同频共振的美好画卷，也弥漫着后发工业国家与革命性历史交汇期擦肩而过的黯然失落。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问题”叩问“近代科学为何没有诞生在中国”，实际上在西方工业革命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个经典问题，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4】。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文献著述颇丰，有的关注煤矿资源的主导作用，有的关注科学文化的动力源泉，有的关注工程师创新的案例研究，有的关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角度殊异，甚或存在些许观点冲突。本文试图基于协同演化的理论视角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协同演化机理，或许能为中国主动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提供有益镜鉴。

协同演化概念1964年由Ehrlich&Raven提出，指的是生物学领域中物种之间持续地相互作用与发展演变的现象，后被运用和扩展到其他学科研究之中，成为生物学、演化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等众多学科共用的重要理论和方法，用以分析复杂现象和发展过程^【5】。诺加德（R.B.Norgaard）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将协同演化概念成功引入社会经济系统，尤其是生态经济系统的演化之中，他在《被背叛的发展》一书中将西方科学、资源和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协同演化系统，指出价值、知识、组织、技术和环境五个子系统的长期相互反馈构成了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协调演化^【6】。随着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愈益强烈，产业领域中技术与社会的协同演化成为研究热点。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Perez Carlota）在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梳理了两百年间的五次技术革命，阐释了以“技术—经济”范式为轴心引领技术革命和经济社会变迁的协同演化过程^【7】。弗里曼（Freeman Chris）和卢桑（LoucaFran-cisco）在《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中区分了自然协同与社会协同，指出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五个社会子系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协同演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正态效应与相互作用为增长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彼此间的不协调则可能阻碍增长或减缓增长速度，但这种不协调不匹配将会激发制度创新周期^【8】。穆尔曼（J.P.Mur-mann）等人着重研究了企业、技术和政府部门的协同演化行为，强调协同主体之间相互影响改变的双向因果关系^【9】。

国内学者贾根良对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演化特征、现代流派等进行了系统探讨^【10】。黄凯南等指出，协同演化存在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正反馈效应和路径依赖、多层级和嵌入型、复杂系统特征^【11】。.眭纪刚等对“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进行了基础理论研究溯源，并在产业框架内展开了“工业革命中的生产技术与组织体系的协同演化”案例研究^【12】，进而以电动车发展为例展开了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研究^【13】。焦雨生在区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层级的基础上，基于Pelican模型构造了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模型^【14】。吴勇民对技术进步与金融结构协同演化的机理、特征、模型展开了系统研究，并结合美国、日本的实证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探寻中国政策发展启示^【15】。

概括而言，协同演化是指在一个复杂生物或社会系统发展进程中，各子系统或演化主体之间存在互为选择、相互反馈、协同演进的演化机制，其中包含系统复杂性、路径依赖性、价值冲突性、过程双向性等特征。协同演化理论已成为分析产业经济和社会系统演化的一种有效工具，利于明晰技术变革与产业创新、社会转型等多路径协同演化的运行机理和动力机制。深入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利于我国创造条件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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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如何通过工业革命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创造出至今余波未消的现代文明，并在大国兴衰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入口，而“技术变革位于整个工业革命的核心位置”^【16】。融合工业革命史、技术经济学、技术社会学等多学科视域，从浩如烟海的英国工业革命丰厚史料中，窥探技术变革引领推动英国社会工业化转型和英国社会回应技术变革的协同演化机理，尤其体现为技术体系、经济产业、制度体系、社会文化体系四大系统的协同演化。

（一）技术体系变革与经济产业转型的关联演化

卡萝塔·佩蕾丝梳理了两百年间的五次技术革命，阐释了以“技术—经济”范式为轴心引领技术革命和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协同演化过程。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技术革命是技术变革的典型形态，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引发包含“关键生产要素”、主导技术集群等核心内容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新“技术—经济”范式先后经历酝酿期、构造期、确立期、成熟期的演化历程，提供一套相互关联、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引发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重新界定产业技术创新实践的模式和界域，引领技术革命扩散，打破技术、经济、管理和社会制度中现存的组织习惯，推动产业经济结构与运行模式变革，最终带来经济社会的整体系统变迁。

一方面，技术体系创新引发经济产业的重大调整。英国工业革命正是以蒸汽机和机器生产为主导技术体系和“技术—经济”范式，创造了以煤矿业、铁矿业、棉纺织业为核心产业，以铁路、轮船、电报为基础设施的“蒸汽和铁路时代”，以蒸汽机大规模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劳动的工厂组织模式创新，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开启人类工业文明新时代。科技革命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和源泉，产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引擎。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变革是涵括一整套结构系统的产业变革，可以划分为四类：动力技术、冶金技术、纺织技术和其他产业与服务业技术。颠覆性技术变革往往引领各学科和技术门类的群发性、系统性突破，引发传统产业危机、新兴产业兴起，促使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以煤炭产业发展为例，煤炭是支撑英国工业革命的中流砥柱，丰富的煤炭储量和低廉的煤炭价格对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至关重要，而为改进煤炭开采和运输，催生了蒸汽机和铁路运输系统等新技术新发明，后者又扩大了煤炭用途和功能；与此相关的冶金工业技术也获得长足进步，和煤炭工业一起共同构成了支撑机械工业茁壮成长的基础；机械工业的发展又推动各类制造业实现机械化生产，产能大增则促进了海量产品的全球范围内流动，最终到19世纪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

另一方面，经济产业的发展需求和阻碍因素反向推动技术体系持续创新。以世界第一台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蒸汽机为例，处于发轫阶段的纽可门蒸汽机带有明显的高耗能“偏向性”，导致只能由英国独擅其利^【17】，受制于市场前景暗淡而无法开拓出广阔的应用领域，后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改良过程，才逐渐克服了能耗高、运转不稳定等缺陷，制造出造价稍低、耗煤量锐减、“偏中性”的回旋式蒸汽机。18世纪以来，随着纽可门蒸汽机用于煤矿采掘、瓦特蒸汽机用于纺织业和冶铁业，英国出现了蒸汽机设计、动力输出、安全、燃料消耗等诸多技术创新，蒸汽机制成为机器设备制造业的核心部门，铁路一跃成为新兴的运输基础设施和“支柱部门”，推动了经济系统质的变化和结构性变化。

（二）技术经济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协同变奏

一方面，新的重大技术扩散必然导致组织和制度的巨大变化，在使传统社会面临“调整的结构性危机”的同时也创造了组织制度创新的良机。复杂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指出，颠覆性技术变革只有基础技术的改变是不够的，还需要发现市场、变革组织、积累拥趸、重构现存经济结构，这些需要金融、制度、管理、政府和新技术群体的共同协作^【18】。首先，在工厂制度方面，煤的使用与机械动力的结合形成高效动力技术体系，引发英国工业革命，带动煤矿业、冶金、交通运输业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和联合大发展，采用工厂生产体系取代手工业生产体系，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效率。其次，在组织制度层面，从1720年通过《泡沫法案》到1844年颁布《公司法》，英国实现了公司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保尔·芒图（P.Mantoux）强调“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它的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19】。再次，技术变革不仅引发产业领域发生重大颠覆式变革，更推动了整个社会全领域全方位革命的协奏。快速实现了城市化推进与城市生活变革，既包括交通出行方式变化和城乡结构变迁，也包括房屋建筑材料和结构、供暖系统的变化。同时，技术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适应的调整变革，机械化生产推动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专利法制化等组织制度创新，进而促进现代化社会制度的系统建构。

另一方面，制度体系创新为“技术—经济”体系变革创造着动力和保障系统。其一，改革产权制度以更有利地激励“技术—经济”体系变革。英国国会162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垄断法》，但由于申请程序十分繁琐、说明书冗长等原因不利于保障工人和工程师的发明创新。1852年英国政府通过《专利法修正案》，建立较为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明确“投资于新知识和发展新技术的盈利性需要在知识和创新发明确立某种程度的产权”^【20】。新型产权形式激励私人发明者和大量一线技术人员参与到使工业持续进步的技术变革当中，将新技术的潜力化为现实，保证了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和世界霸权。其二，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为工业革命保驾护航。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朝着民主化方向迈进，提高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社会地位，为各种新兴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保证英国工业社会改革运动持续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三，建构与新“技术—经济”体系相适配的交通商业金融体系。新技术体系的发展促进大规模生产和工业产量增加，不仅需要分工和专业化的装置，还需要一种有组织的交通、商业和信贷金融体系作为支撑^【21】。因此，工业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技术和工业领域，1740-1760年期间英国政府发布400多条关于修筑道路和运河的法令，保障交通运输业和国内市场的发展；推动金融服务体系革新，创立了工业化社会需要的国家银行系统，使资本主义成为新工业经济的基础，并将这个体系传播到了全世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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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经济体系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双向形塑

一方面，技术体系和经济产业的重大变革势必对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产生强大的“创造性破坏”，要求建构与新技术经济体系相匹配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其一，商业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形成。机械化生产、铁路和交通运输发展塑造了商业文化，形成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如时间概念变化，便利运输使劳动阶层可以享用新鲜鱼类，穷人可以旅游，消费者购买力激增、时尚意识增强，消费社会渐趋形成。罗杰·奥斯本（Osborne Roger）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从一个中世纪的、思想基础建立在信仰和传统之上的文化转向一个建立在金融贸易和财产基础上的商业文化，对此英国的贡献最大^【23】。其二，社会进步观的塑造。工业革命史家阿什顿（T.S.Ashton）总结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发生了包括铁路、社会结构、工业专业化、劳动力流动等社会变化，开发原材料的新源泉、打开新市场、发明新贸易方法、形成银行体系等经济金融创新，破除专制、鼓励创新和进步、形成“向前看”的文化观念，因此，无论是否被叫做工业革命，这些变革不只是“工业的”，还是社会和思想上的^【24】。

另一方面，建构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体系，有利于推动工业革命进程深化。罗伯特·艾伦（RobertC.Allen）评价道，“法律制度同步跟进，文化进步相伴而生，这些都为工业革命中的诸多发明成果‘你方唱罢我登场’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保障。”^【25】与技术经济变革相适应、相契合的是英国科学、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讲究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大众文化，实验性、探究性的科学理性思想和方法，节约时间意识和“工作”与“生活”的明确划分，有利于商业和创新的意识形态，崇尚时尚和装饰的消费文化的兴起，共同铸就了英国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以消费文化变迁为例，“深刻而广泛的工业变迁，只有在一个需求和消费标准正在经历迅速而急剧再调整的社会中才可能发生。”^【26】技术创新初期企业家或许必须创造自己的市场需求，但随着社会生产扩大、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上升、基础设施发展，消费内容和方式发生多样化发展，最初被视为“奢侈品”的物品逐渐被人们当做“必需品”，18世纪晚期随着生产标准化和动力机械化的推进，消费社会实现了从高质量、实用的产品迈向廉价方便的一次性产品转变的关键一步，为工业革命之后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的生活方式开辟了道路，直接引发了后续的零售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技术变革与工业社会转型的协同演化，体现出一些基本特性，为理解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一般性规律提供了鲜活的史料例证。

（一）周期性演化

技术系统与社会转型的协同演化具有生命周期性并产生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影响。一种技术系统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其他社会子系统在需求与后果两方面会产生变化着的影响。弗里曼和卢桑认为，一种技术系统的生命周期通常长达一个世纪，可以简化为六个阶段：实验室发明阶段、技术和商业推广阶段、爆炸性起飞和增长阶段、持续高增长阶段、增长放缓和结构调整阶段、成熟及与新技术并存阶段。在实验室发明阶段，主要是侧重于最初的原型、专利、小范围证明及早期应用，持续时间很长但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在第二至五阶段，新技术系统激发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创新活力，并且为了与传统技术系统的组织制度框架进行竞争，需要克服经济动荡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和政治调和危机，指导新技术系统成为普遍性常识并主导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技术体制和产业服务。在第六个阶段，技术系统的成熟同时意味着衰退的开始和另一种新技术系统的崛起^【27】。因此，明辨技术变革所属的阶段并应时而为，对于产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以铁路发展为例，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遭遇了两次规模空前、堪称“铁路狂热”的投资浪潮，金融投机泡沫疯狂膨胀导致许多重复建设和投资亏损。后通过完善国家铁路网建设和铁路管理，铁路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推动所有经济部门扩张，实现规模经济、专业化发展，带动了火车司机、领班、经理等各项劳动力的培训，并且为现代商业界管理和运营大型组织提供了第一个范例，促进了金融中介机构的扩张和进步，正是铁路使得以煤、铁和蒸汽机为基础的新技术类型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扩散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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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性助力

技术变革是社会转型的先导力量，但同样的技术变革并不是在任何国家都能引发整体有效的社会转型和文明变迁，需要社会制度文化等适配条件的系统性协同助力，创造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环境。由于蒸汽机、水力织布机、珍妮纺纱机、焦炭冶铁技术等新发明具有一项共同特征，即煤炭消耗量大、人力耗费小、造价偏高，因此在人力成本便宜、煤炭价格不菲的其他国家使用新机械往往代价高昂、得不偿失，致使新技术得不到推广，但英国恰好是一个煤炭价格相对低廉、人力成本高昂的国家，故而这些新技术和新机械设备在英国得到了快速、大规模的应用^【28】。另外，英国具有相对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和鼓励个性发展的社团组织，城市化急剧扩展带来了人口膨胀，为工业化产品提供了市场，种种因素共同助推英国成为工业革命先驱国。而曾在17世纪居于黄金时代的荷兰缺乏机器生产所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和水力，德国市场局限于贵族阶层、排斥大众，法国不乏天才发明家却未能有效协调人与机器的关系，错失工业革命先机^【29】。蒸汽机被认为是“通用技术”最好的例子之一，正是以下几个关键事件与瓦特发明蒸汽机相得益彰共同影响了工业进程，即用于纺织和金属生产的新机器新发明出现，大规模工厂创建，居民健康状况改善，公众受教育程度提高，全球贸易拉开序幕，鼓励企业家精神的股份制公司诞生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化也同步发生，共同推进了英国工业革命进程和工业文明发展。1700-1890年英国工厂工人比例从22%上升至43%，农业人口从56%下降至16%，1860年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产出国，占全球近20%份额^【30】。

（三）动态性反馈

“工业革命绝不是一场没有冲突的和谐转变”^【31】，动态回应和主动调适技术变革产生的社会问题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重要法门。一方面，技术变革往往带来一种席卷所有领域的创造性毁灭，工业革命势必是一段痛苦而艰难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尤其是技术革命的扩散阶段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即逐渐增长的两极分化、经济内部的断裂和新经济同旧社会框架之间的断裂^【32】。新旧范式并存与竞争之际，严峻考验制度创新和社会选择的能力，直到与核心技术体系相配套的主导产业成为整体经济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往往带来社会动乱，工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剧变、失序和劳动条件恶化，弥尔顿的“失乐园”、布莱克的“黑暗的魔鬼工厂”、历史学家笔下的“浑厚的烟雾”等是这场光芒四射的工业革命如影随形的阴暗面，加速都市化带来的提供警察保护、下水道和垃圾处理等问题日益突出。比如，曼彻斯特被誉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城市，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热门旅游城市，但也被称为“地狱和未来的混合体”，城市扩张、黑烟弥漫、平民窟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成为工业革命传奇的一部分。但英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也在不断应对和解决这些冲突和挑战。1785年到1800年之间，议会一共通过了211项法案，给不同的实体提高税率用于铺路和公共环境的改善，比如提供城市照明和警务工作、管道供水，建立排水沟，安装蓄水池、水泵和管道^【33】。英国1802年通过第一部《工厂法》，1824年废除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1842年至1848年先后颁布《矿井法》《新工厂法》《十小时工作法》《公共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社会福利和政治社会权益，来应对工业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

（四）适应性学习

“技术革命的社会吸收过程塑造并改变了环境和社会”，能动地反作用于工业革命进程。成功的技术变革不仅需要具备技术和经济上的切实可行性，还需要具备社会接纳度。创新和创新的应用之间、创新的社会影响扩散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在某些城市或行业剧烈变迁的同时，还有很多区域或行业在延续传统或旧范式，传统制度、古老产业、原劳动阶层由于知识老化、利益固化、观念藩篱等因素会抵触、抗拒新技术变革和产业创新，因此加快对技术变革的社会学习和社会接纳是推进工业革命进程的必需之举。其一，将工业化嵌入到整体社会变革之中，人们逐渐接受工业化过程和工厂制度带来的工作性质的变化，如遵守工作时间和纪律、适应更高的劳动强度、固定的节假日、家庭经济结构变化、专业化分工，以及工人流动性。其二，为适应工业化经济的新变化，围绕工厂制度建立了一个满足工时长达12小时的工人需要的社会环境，城市中建设起紧密排列的工厂和房屋，重新设置交通系统，在工人大规模集聚地创建商店、剧院、公园、度假地。其三，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社会局面，四周向中心流动的向心型转移模式能够快速满足工业需要的“自由”劳动力^【34】。其四，培育符合机械化大生产的新型工人。工业革命早期雇主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获得既能够学习新技术又服从新式工业纪律的工人，机器大生产要求具有基本读写能力、熟识机械原理和维修技巧、具备遵守工厂制度和服从纪律等基本素质的熟练工人。18世纪末英国通过主日学校、慈善学校等推进大众普及教育，工人阶级对教育的渴求和争取受教育权的运动催生了许多图书馆和阅览室，技工讲习所运动和成人学校开启了英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后期国家通过教育拨款和立法设置进一步保障了工人教育。

“工业革命”被认为是第二个千年后500年中改变世界格局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英国工业革命史揭示了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等子系统的正态效应和相互作用为工业革命的顺利推进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增长助力，“正是英国所有社会子系统的良性发展、协同和相互促进，才使得快速增长的创新集群的出现和扩散成为可能。”^【35】由此可见，一方面技术变革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技术变革的成功扩散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形塑，二者协同演进构成了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信息技术、大数据、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组合联动引发的系统创新，将从速度、深度和广度上深刻地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和人类发展目标，也为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从“范式追赶”向“范式领跑”的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审思历史期望为中国迎接新工业革命提供些许启示。

（一）加快布局前沿科技体系创新，准确把握中国从“范式追赶”向“范式领跑”转变的技术变革机遇窗口

每一次工业革命浪潮都有一组主导的前沿科技体系，形成先进的“技术—经济”范式引领产业变革和社会转型。进入21世纪，面对以信息化和生态化为主导趋势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以“智能制造”为重要突破口的科技战略和绿色新政，中国也先后颁布《中国制造2025》（2015）、《“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2）、《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美丽中国的意见》（2023）等“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以因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不断推进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美丽中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迈进的质的跃迁，随着新兴经济体逐渐在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生态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崭露头角，中国应准确把握从“范式追赶”向“范式领跑”转变的机遇窗口，抓住新“技术—经济”范式由科技探索为主的导入期转向商业化应用为主的拓展期，加快推进全面整体的工业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释放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绿色能源等前沿技术的潜在生产力，升级、重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从追赶跃迁至领先行列、走向新兴世界强国^【36】。

（二）立足协同演化的基本属性，主动推进面向新工业革命的制度体系变革

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处于新“技术—经济”范式导入期和扩散期，技术革命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创造潜力，但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扩散在爆炸性增长、变革社会生产力、形成新商业模式的同时，存在着发展不均衡问题，旧范式导引下的传统经济社会会与之产生剧烈冲突，甚至可能抵制、延迟新工业革命进程，因此应立足协同演化的周期性、系统性、动态性、适应性等特征，多方着力实施政策革新，主动推动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协同演化。其一，技术变革初期，须加强“有为政府”建设，与“有效市场”携手助力，通过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提升产业政策的创新引领作用，帮助创新型企业克服市场失灵，支持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所需的基础科研，战略性地利用产业政策来支持基础科研的资源和能力，加快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培育^【37】。其二，技术变革的扩展深度和范围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协同，应制定创新驱动型、市场导向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激励和构建大学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多元主体联合协作的国家创新网络，加快推进智能技术相关的信息基础设施、物流渠道、维修设备的系统建设和相关应用部门的互补性创新，提高扩散速度和商业化应用前景，减轻颠覆性技术变革带来的剧烈经济震荡和社会冲突，加速迎来技术变革与经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黄金时代，引导、塑造和完善经济行为变动、组织决策调整以及社会制度转型。其三，根据我国在新“技术—经济”范式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变化，动态调整国家创新政策和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优化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构建起政府市场有机协同、创新型人才培育导向的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政府主导”、学习领先国家为主的“范式跟随”“范式追赶”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自主创新为主的“范式并跑”“范式引领”转变，最终实现从“局部领跑”向“全面领跑”的范式赶超^【38】，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跃迁，统筹开展境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39】，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科技强国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三）建构新型社会文化体系，发挥其对新工业革命的文化支撑和价值引领

美国经济协会创始人之一J.B.克拉克对美国德国经验研究表明，一种新生产方式的成熟过程需要长达45年的周期。由于新技术体系会引发产业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社会动荡，与昔日的支配范式、调节体制相联系的强大既得利益，以及与旧范式相关联的文化规范产生剧烈冲突，因此建构新型社会文化体系，有利于缩短新旧范式冲突的时间，加快新技术经济范式占据支配地位和经济社会系统转型进程。其一，在构筑自立自强和市场导向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数字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关键能力之外，还要推动贯通、协调、共享、责任等数字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数字中国建设的良好氛围，健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培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加快形成全民生态自觉，为新工业革命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和价值引领。其二，前沿科技的生态风险与伦理风险愈益增多扩散，加强前沿科技的伦理治理和社会规制变得更加紧急迫切。未来取决于尚未作出的决定，培育弘扬作为一种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责任观，可谓之为智能革命和绿色新政的重要基础设施，有助于改变公共政策和公民行动中屡见不鲜的支离破碎、“见木不见林”的思维方式，以更好地促进科技向善和人类福祉。

编辑 | 敬怡菲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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