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梦涵 | “人—技关系”的高阶动态表征研究

肖梦涵，南开大学哲学院，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E-mail：2120201707@mail.nankai.edu.cn

摘   要：出于对技术本构性“准透明”的积极理解，伊德的四重“人—技关系”一方面暗示出一定的动态维度，但其形式化表征因囿于理想假设而落入静态分类的窠臼；另一方面它异关系中允许高阶的“人—技关系”的产生，但其形式化表征未能揭示其中深层意向性结构。为此，对“人—技关系”形式化表征的优化存在动态与高阶两个维度，而将二者相结合的表征方法尚需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人—技关系”；准透明；动态；高阶；形式化

后现象学的语料库主要来自现象学，它首先关注给予一个主体的经验。从那里开始，主体会自反性地发现自己^【1】。在后现象学的经验转向纲领下，唐·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中所作的“人—技关系”研究打开了技术的黑箱，用富于新意的形式化方法表征出我们的知觉经验与世界相关联的四种方式，开启了技术哲学领域“人—技关系”的研究热潮。对伊德四重“人—技关系”理论的扩展性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将四重“人—技关系”理论类推到其他领域，如希瑟·威尔茨（Heather Wiltse）提出“我→（[追踪|基底]→世界）”来指示数字化物质中介^【2】。马可·科克伯格（Mark Coeckelbergh）特别提出，“人类—（语言—技术）—世界”来表示技术语言如何调节我们与世界的关系^【3】；二是对伊德的理论框架进行内容增补，其中最富建设性的意见由保罗·维贝克（Peter-Pual Verbeek）和罗伯特·罗森伯格（Robert Rosenberger）提出混合意向性和复合意向性两种新型“人—技关系”；最后一种则聚焦于伊德的形式化方法革新，揭示四重“人—技关系”中的隐藏维度。伊德的形式化方法之所以有改革的余地，源于其理论第一人称视角下静态研究方法以及形式化符号表意不明导致的对技术意向性的遮蔽。实质上，伊德本人并未完全忽视这两点，他对技术的“准透明”所持的积极理解，恰恰为“人—技关系”的动态化和对深层意向性结构的挖掘提供了可能性。维贝克通过混合意向性和复合意向性打开了技术意向性的黑箱，进一步显化了伊德理论中的高阶动态维度。本文将以伊德的四重“人—技关系”以及维贝克增补的新类型为基底，对其形式化改革的动态逻辑和高阶逻辑深入探讨，并尝试将这两种以往研究中相对孤立的逻辑一起融入伊德的理论中，以期将“人—技关系”的隐藏维度充分显化。

伊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中，以“人—技术—世界”这种关系本体模式表征了四种基本的“人—技关系”类型。

1.  具身关系

具身关系是在以技术为中介经验世界使用情境中，使用者成功将某种人类元素赋予技术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知觉经验，技术似乎变得“透明”抽身而去。眼镜就是具身关系的典型例子。伊德将其表示为：

（人—技术）→世界

2.  诠释学关系

在诠释学关系中，经验对象远离了使用者的知觉同构，使用者需要进行近似“阅读文本”的活动，借助文本的解释情境把握被文本指示的世界，比如我们借助温度计诠释把握世界的温度。可以表示为：

人→（技术—世界）

3.  它异关系

技术除了作为我们经验世界的中介手段，还可能作为“他者”出现。大部分自动化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有一个技术终端作为准他者和我们进行交互。可以表示为：

人→技术—（—世界）

4.  背景关系

背景关系考察的是从前景技术移入背景或者接近技术环境的技术对象。日常中的供热、制冷、照明等出现在背景或场域位置中的技术是这方面的典型。技术好像“退到了一边”^【4】。对背景关系，伊德并没有给出形式化表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人—技关系”的具体分析中，技术的“准透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直接决定技术活动的完成度。正如伊德所说，在技术使用活动中，技术永远是半透明或者“准透明”的，对技术的完全透明的追求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5】。我们需要澄清伊德有关准透明的一些见解。

首先，准透明的两种不同来源及形式化表征。技术的准透明大致有两种类别，一种映射在形式化表征上就是“—”这一被伊德称为“谜”的位置，即“人—技关系”发生崩塌的可能性位置，“谜”表达了双重准透明：其一，它意味着可能因仪器故障失灵连接关系崩塌的可能性，即技术故障引致的准透明。诠释学里的技术故障可能是文本指示不明；其二，它还指示了技术的本构性准透明^【6】，不同于技术故障引致的准透明，可以经过检查修复或可避免的性质，本构性透明是无法人为消除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我们经技术介导感知世界的经验与没有技术加成时感知世界的普通经验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具身关系中的本构性准透明根源是技术在物质维度上固有的“放大—缩小”结构，对一方的解蔽必然以另一方的被遮蔽为代价。电话放大对我们声音的知觉却缩小了我们对其他感官知觉的关注^【7】。诠释学关系中的本构性不透明则源于文本和所指之间的固有差异。文本与所指表象之间最多是准同构关系，甚至沿着知觉连续统远离同构关系。

其次，准透明在“人—技关系”连续统发挥作用，在此意义上，伊德的四重“人—技关系”的区分不是刚性的，而是沿着“人—技关系”的一维连续统动态变化的，连续统的一端代表着完全的透明性，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的“他者性”或者客观性。于是，技术的准透明也相应地按透明性和客观性的比率沿着连续统变化，不仅影响每种“人—技关系”的实现程度，也影响着一种关系向另一种关系的转变。具身关系中，技术出现严重故障之时，技术便不再能隐去，转变为一个不再能轻易驾驭的“准他者”。

再次，伊德对技术准透明的理解没有囿于海德格尔式技术故障式消极理解，他对本构性的准透明的理解是积极的。“人—技术—世界”关系体中的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但其意义以情境为转移。在具身关系中，准透明对应于认识论上的“放大—缩小”结构，其中放大不意味着好的，缩小也不意味着差的，反而为我们提供了对知觉积极进行转换的可能性；诠释学关系中，世界转换为可读的文本，潜在地具有灵活性，就像在语言的不同使用情境中有灵活性一样^【8】。允许多种诠释的可能在它异关系中的积极解读尤为重要，伊德指出，它异关系的准他者性质允许人在正向意义上与技术相联系，技术可以接受人赋予的各种形式的他者，允许新的“人—技关系”出现。以伊德所举的陀螺和游戏机的例子加以说明，陀螺一旦转起来，或者游戏一旦开始，便带着一种不完全受制于“我”的不可预测性（“准透明”性）。陀螺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依人类所创语境发挥着不同角色的作用：陀螺可以作为“我”的具身在对抗游戏中取胜，或可在占卜活动中作为一个诠释学的预言家，在运行路径或停留之处为“我”暗示一种发财的机遇^【9】。这可视作对高阶“人—技关系”可能的暗示。

最后，伊德“人—技关系”形式化表征对准透明的理解中隐含的动态逻辑和高阶逻辑都是在简化的理想情境中进行的，即在关系体中预设了给定的人，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状况下与技术的关系的可能性。未讨论技术依情境变化实现程度的差异，因此落入静态关系分类的窠臼。

图源网络

我们在对伊德形式化方法进行介绍时，并未谈及箭头的作用。伊德本人也并未对此做详细说明。在诸多文本解读中，通常将“→”的意义理解为“意向性”，即面向对象的一种指向性与关于性。人的意向性指向技术，通过技术装置调节与世界的关系。伊德形式化方法中符号使用的模糊性构成维贝克对伊德“人—技关系”批评的主因。维贝克认为，伊德将重点放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未对意向性给予足够关注，因此形成“意向性的黑箱”^【10】。“—”这个符号在具身关系中遮蔽了许多关系类型，而在诠释学关系中，则遮蔽了技术指向世界的意向性，造成了二者关系黑箱化^【11】。为此，维贝克提出了新的关系类型对伊德的理论加以改进。

首先，维贝克提示我们，存在两种技术，它们在与人类交互时所处的位置在伊德四重“人—技关系”从具身关系到背景关系连续统的两个极端：一种比具身关系更加亲近人类，比如植入人类身体的微型芯片或者安装进人体的心脏支架等技术人工物。它们在物理上与人类融合，形成了新的实体，人与机器相混合共同作为意向性的主体；另一种如环境技术，技术与环境融为一体，与人的意向性进行交互作用。它们比背景关系中的技术更加远离人类。由此，他提出了“混合意向性”的新型人技关系：

“人/技术→世界”

“人←→技术/世界”^【12】

其次，维贝克对建立在诠释学关系之上的“人—技关系”进行扩展。在“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中，维贝克认为连字符“—”遮蔽了调节性技术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诸如射电望远镜这些本身建构现实的技术设备的意向性，是不同于温度计这类直接指向世界实在表征的技术设备的意向性的。在前者的使用过程中，存在两种意向性的复合：人类指向技术的意向性以及技术指向自身的意向性。因此，维贝克提出展示了技术意向性的第二种方式——复合意向性：

人→（技术→世界）^【13】

可以看出，维贝克通过揭示关系本体和意向性黑箱，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伊德的理论。两种新的关系类型通过揭开技术意向性进一步显化伊德理论中的动态与高阶两个维度。但是维贝克和伊德一样，没有跳出将形式化方法简化为假设给定情境与完成度的局限。

如前所述，伊德的“人—技关系”里隐藏的动态逻辑和高阶逻辑，在维贝克的理论补充下进一步显化，但二人都将其形式化表征简化为给定的人、给定的技术、给定的世界/环境下呈现得恰到好处的完成度，落入“人—技关系”静态分类的窠臼。

实际上，除了连续统上一维动态变化结构外，伊德将身体知觉的讨论也展示了他对“人—技关系”的动态维度的关注。伊德将人的知觉分为微观知觉和宏观知觉，前者代表着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作品中所阐述的个体身体感觉，而后者指的是海德格尔和福柯等人物所探索的经验的文化、历史和人类学维度上的知觉。人总是在两种知觉的相互作用下与世界打交道^【14】。“人—技关系”也是沿着“微观知觉—宏观知觉”的结构有层次地推进的，这有时被伊德称为“多重稳定性”。举例来说，哈赛（Hasse C）所做“Paro”的人类学研究，这是一种柔软、机器人、密封形状的设备，该设备是一种在日本设计的情感辅助和反应灵敏的“宠物”，旨在帮助老年人，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哈赛考虑了这个小型机器人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代表不同的含义，在日本，该设备更容易实现其情感支持的作用，在丹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结果呈现出复杂性，有时这个装置会被视为儿童玩具，有时会引起愤怒，有时只会有舒缓的效果。哈赛还解释说，“Paro作为一种中介，发挥了舒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作用，但它也代表了参与养老院活动的不同人的多重稳定的迹象。”^【15】

由此可见，“人—技关系”动态性除了表现在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状况下与技术的关系会变化，相同的技术在不同的主体与环境之间应用程度千差万别。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会发现非常特殊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被文化化正是因为它们不普遍共享，尽管被属于该世界的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物质人工制品都是社会建构的，但在有意义的活动中，人们根据与实际生产的距离而有差异地内化了他们的社会意义【16】。由于我们将研究视域缩小在伊德对本构性准透明的积极理解范畴，也就是排除了技术障碍的状况，若将技术也作为一个变项，情况将更加复杂，因此我们亟须将“人—技关系”动态化分类方法。已有学者对此作出尝试，在此提出两种启发性较强的尝试。

首先是马可·诺尔斯科夫（Marco Nørskov）（2014）提出的连续统分布还原方法。Nørskov主张，伊德的连续统假设意味着：

（1）各类别之间有本质上的重叠关系。

（2）四重“人—技关系”可以进行比较。

另外，伊德的“人—技关系”支持各种子关系的叠加。例如，在玩电脑游戏时，我们与鼠标、键盘分别形成具身关系，与屏幕以及各种规则指示分别形成诠释学关系。据此，Nørskov进一步提出分布定律的假设：通过评估各自功能的关系类型或者技术的子个体关系，推断出整个技术的主导关系的性质^【17】。在这两个前提下，他演示了它异关系与背景关系可以依不同比率还原为具身关系与诠释学关系的结合。为方便说明，可以引入伪数学方法对定时的某时刻的总的具身关系或诠释学关系的总量进行度量。以deg(E)代表给定情境下的具身关系的总度量，deg(H)代表给定情境下的诠释学关系的总度量。具体的度量规则如下：

（1）若deg(E)>deg(H),则当下的“人—技关系”主导类型为具身关系，反之则关系主导类型为诠释学关系。

（2）deg(E)/deg(H)的比率结果接近于“1”时，那当下的“人—技关系”则为它异关系或者背景关系。

（3）在（2）的基础之上，若deg(E)与deg(H)的程度值较高时，则当前主导的“人—技关系”类型为它异关系，若二者程度值较低，则当下“人—技关系”主导关系类型为背景关系^【18】。

马可·诺尔斯科夫进一步将此规则图示化处理，通过坐标轴的方式引入了动态维度表征，如图1所示，一个坐标轴表征deg(E)，一个轴代表deg(H)，纵轴Deg(A/B)代表它异关系与背景关系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图1中a的位置具身关系与解释学关系总程度都较高，因此为它异关系。按照此规则，图1中b的位置则为背景关系。借纵轴进一步观察到其动态变化，具身与诠释学关系总程度超过一定的比例，它异关系与背景关系就会进行转换^【19】。马可·诺尔斯科夫应用的伪数学方法仅为表征解释功能服务，不做具体量化处理，因此并未任何给定的客观阈值。但不影响我们借助其表征方法看到“人—技关系”的动态变动情况。

图1 “人—技关系”依比率变化示意图^【20】

类似的伪数学处理方法还有张彬与王大洲的雷达图，同样可以对伊德的“人—技关系”进行动态化处理。在雷达图中，人、技术、世界三个变量因素全部纳入“人—技关系”状态中。如图2所示，四个轴分别代表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每个轴数值变化介于0~1之间，表示每种关系从完全未实现到理想实现的弹性范围。这样“人—技关系”的分析便不再拘泥于单一类型展示，而是支持多种关系类型的共存。原点为技术未被使用的状态，尚未形成任何“人—技关系”。（1,0,0,0）代表具身关系的完全实现，相应地，（0,1,0,0），（0,0,1,0），（0,0,0,1）分别代表了诠释学关系、它异关系与背景关系达到了理想状态^【21】。

这样我们便可以对任何给定时刻的“人—技关系”状态精准定位。当我们专心使用电脑时，结合Nørskov的分析，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异关系都在较高程度，雷达图中可能的坐标为（0.8,0.8,1,0），而当我们小憩，暂停使用电脑时，电脑的具身关系和诠释学关系以及它异关系不再占据主导，背景关系取而代之，坐标可能为（0,0,0,0.8）。

图2“人—技关系”依数值变化示意图^【22】

借用伪数学方法在形式化方法，较为成功地显化了伊德“人—技关系”中的动态逻辑，但是这种动态化处理方式并未纳入对“人—技关系”中隐藏的高阶逻辑的考量。

对“人—技关系”中高阶逻辑的探析，需要回到它异关系的语境中。卢安（S.T.Luan）借助陀螺的例子认识到在自动化技术中，技术除了是人类的他者，还作为一个准生命站在原本人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意向性指向世界。因此，它异关系里折叠了“技术—技术”的关系，例如，如果具身关系中的人的元素被技术所取代，我们便有了技术/机器具身（以“ε”表示），在机器具身中，一个技术元素作用并具身另一个技术元素，进而指向世界。同样地，如果诠释学关系中的人类元素被技术所取代，我们就有了技术/机器诠释学（以“η”表示）。在机器诠释学中，一个技术元素根据另一个技术元素所提供的表征来感知或解释世界^【23】。因此它异现象中嵌套着机器具身和机器诠释学关系。

在此语境下，自动化反馈技术充分适应交互场景的灵活性，代表了一个额外的参数，这使得关系类别的独特的相对静态分类变得困难或者不稳定。如卢安所言，后现象学的经验转变，打开了技术的黑盒，但同时不可避免地面对着黑箱呈现出的递归性质——可以嵌套为维度或抽象级别。较高级的抽象将操作细节和关系隐藏在较低的层次中。从高阶关系的角度来看，技术是如何指向其他技术元素的，这是模糊的^【24】。因此，从高阶关系的角度来看，维贝克诠释学方向上打开技术意向性黑箱的方式中仍然存在未分化的黑箱^【25】。而伊德与维贝克的理论形成技术意向性黑箱的根源正在于错失了对它异关系中技术意向性的关注。

陀螺旋转起来之后，便脱离了初始条件，作为一个“准生命”发挥着各种可能的作用，我们失去了对作为准他者的陀螺的完全控制。准他者自身的元素可以产生“技术—技术”具身关系：技术自身代表某个人类角色赢得旋转比赛；抑或产生“技术—技术”诠释学关系：技术作为预言家以最终停止旋转的时刻或方位指示发财的机会。因此，它异关系实质上是首先建立在低阶的“技术—技术”（具身或诠释）的意向结构基础上的，之后才是人通过使用技术，产生新的使用背景，进而生成高阶的“人—技术”的意向结构^【26】。那么，伊德所展示的它异关系实际上是将技术意向性折叠进了人类意向性之中。人类意向性作为高阶意向性是依赖于低阶技术意向性的解释的。因此，我们可以将伊德的它异关系“人→技术（世界）”中“技术”的意向性结构打开为：

技术具身：（技术—技术）→世界[ε]；或

技术诠释：技术→（技术—世界)[η]

因此，它异关系“人→技术—（—世界）”实质上应该是：

（技术—技术）→世界[ε]

人→—（—世界）

技术→（技术-世界）[η]

此时，它异关系中的机器意向性包含了具身关系与诠释学关系两种可能，上式便可缩写为：

人→（ε，η）—（—世界）

在机器具身或者机器诠释的基础之上，人类使用机器时，又会形成人与技术之间的具身关系（以e表示）或者人与技术之间的诠释学关系（以h表示）。当人使用陀螺熟练到完成具身活动时，此时应表征为：

[人→(ε,η)]→世界[e]

可以缩写为：

e[(ε,η)]

如果人是对陀螺旋转的结果进行解读完成诠释学活动，此时应表征为：

人→[(ε,η)—世界] [h]

可以缩写为：

h[(ε,η)]

这样的高阶意向性与低阶意向性的嵌套结构，可以充分表征人类具身与诠释学的高阶意向性是建筑在机器具身与机器诠释的低阶意向性之上的。在陀螺的例子中，二阶意向结构就已经足够，但在更复杂的自动化技术中，可能需要借助二阶以上的意向性结构捕捉多维度的“人—技关系”。为方便分析，我们将制定一个相应的形式化规则，ε_i代表机器具身，η_j代表机器诠释，e_i代表人类具身，h_j代表人类诠释，下小标i/j代表意向性结构的相应阶数，高阶意向性可以嵌套低阶意向性，嵌套关系用括号表征。

按照卢安的逻辑分析，伊德与维贝克的处理方式都是将低阶意向性折叠进人类的高阶意向性之中了。以射电望远镜为例，我们同样可以对维贝克的复合意向性“人→（技术→世界）”进行多维意向性结构的展示。射电望远镜作为一个准他者首先具备了对世界的一阶具身（观察世界）与一阶解释学（转译星星图像）意向结构：

（ε₁,η₁）

在此基础上，人类利用射电望远镜进行观察与解读，形成二阶诠释学关系：

h₂[(ε₁,η₁)]

之后，人类熟悉了射电望远镜的使用方法，便形成三阶具身关系：

e₃{h₂[(ε₁,η₁)]}

至此，我们可以回顾维贝克对于复合意向性的表达，相较于卢安对技术意向性的分析，维贝克的初始表达存在一个未分化的技术意向性的黑箱：将机器具身ε₁折叠进了人类具身e₃。按照新的形式化规则，应为：

e₃[h₂ (η₁)]

经过对伊德“人—技关系”的扩展分析，显然，它异关系中的技术意向性的黑箱是比具身关系与诠释学关系中的黑箱更为本源的，因此，开启了它异关系中的技术意向性黑箱，具身关系与诠释学关系中技术意向性也就进一步显化。

再以自动追踪技术为例，该技术通常用于健康目的，旨在跟踪一个人的日常活动并收集和存储相关数据，例如人走的步数、燃烧的卡路里、旅行的距离和睡眠模式。工具通常包括一方面手腕、手臂，或头带，或任何其他测量工件包含传感器（如加速度计），用户必须穿或携带在身体上，另一方面移动或在线应用程序可以咨询的测量活动的“结果”^【27】。“我”在分析人类使用自我追踪技术时的关系，首先，人类戴上腕表等装置，形成一个人类的一阶具身关系e₁；同时腕表采集人的数据，将其以特定信号传送至在线应用程序，形成一个一阶机器诠释学η₁；之后人类应用在线程序对自己的健康数据进行解读，形成人类的二阶诠释学关系h₂；最终，人类熟练掌握使用自动追踪器的方式，形成更高阶的三阶具身关系e₃。我们可以用高阶图式化表征为：

e₃[h₂(e₁, η₁)]

以上“人—技关系”中高阶逻辑的发现以及对其进行高阶图示表征的形式化方法，通过揭示深层意向性结构，为我们研究复杂技术的使用现象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我们同时注意到，在揭示嵌套的层层意向性关系的挖掘中，仍然缺少之前提到的动态逻辑。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人—技关系”进行表征的两种逻辑在现有研究中仍是孤立状态。要突破这一困境，必须兼顾“人—技关系”表征中的动态与高阶维度，找到将二者一并融入“人—技关系”理论的方法。卢安以机器具身、机器诠释学、人类具身、人类诠释学四种关系为基底的方法，能够对所有的技术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的表征。而前文提到的动态逻辑研究中最为突出的表征逻辑是”伪数学”方法。因此，在借助卢安的高阶逻辑完成了揭示意向性结构的步骤后，再引入评价“人—技关系”完成度的参数来显化动态维度可能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以维贝克的自反性意向性中提到的环境技术为例，维贝克将其表征为：

人←→技术/环境

具体来看其中的意向性结构，首先，人先融入环境中，形成一阶人类具身关系e₁；再者，环境技术收集人的数据，生成健康报告，形成二阶机器诠释学关系η₂，最后，反馈给居住者，以允许一个更高阶的自反性具身住宅的使用e₃。

技术现象中的关系现状F应表征为：

e₃[η₂(e₁)]

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了揭示意向性结构的步骤，接下来，通过引入一系列参数显化动态维度：

α·e₃[β·η₂(λe₁)]（0≤α,β,λ≤1）

其中，α，β，λ为区间[0,1]内的常数，表示每层技术活动意向性的完成度，最理想的状态下参数为1,0则表示未开始的状态。参数的具体数量由意向性结构的嵌套层次所决定。

上述高阶动态“人—技关系”的形式化表征方法有其优势：首先，它可以详尽刻画“人—技关系”的动态变化。其次，它能够把握“人—技关系”的深层意向性结构。最后，它能以一般、简洁的形式化方法统摄由简单技术到复杂技术的表征。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伪数学的量化方法并未给出客观值，因此仅仅是表达概念上的量化思维，难以在现象上进行真实量化操作，更优化的方法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编辑 | 陈卓琳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完整文章(含注解）请点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