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容成、李鑫、张和清 | 农村集体福利保护弱势群体：广东省崖口村的实践与启示

戴容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主要从事集体福利与农村社会工作研究。
E-mail：rongchengdai@126.com

李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主要从事乡村社区社会工作、发展性社会工作研究。

E-mail：18800386369@163.com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农村社会工作、灾害社会工作研究。

E-mail：ynzhangheqing@hotmail.com

摘   要：在中国农村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国家、市场和农村集体的讨论极为丰富。秦晖从民间组织资源和现代国家整合的视野出发，探讨了小集体主义与大共同体在解决农民问题中的关键关系；黄宗智则提出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寻求赋予农民更加公平待遇的第三条道路；潘维聚焦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组织能力与农民主体性，强调了赋权与参与的重要性。在此研究脉络下，本文以崖口村这一至今仍坚守集体主义制度的村庄为研究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梳理崖口村集体资产积累与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实践过程，并探讨中国农村集体福利实践的经验及启示。研究认为，崖口村集体福利保护弱者建立在集体经济资产长期积累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通过坚守集体主义制度保护村中弱势人群、为弱势村民提供就业安置、村办养老院供养无依靠老人、扶幼资学及以商助农等多个方面。崖口村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下，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福利制度，这种发展体现出“集体主义—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实践模式，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工作范式在保护弱者上具有内在的价值关联。

关键词：崖口村；农村集体福利；弱势群体保护；集体主义；农村社会工作；社区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农业大国，大部分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发展影响着社会总体的稳定。“三农”和“乡村振兴”是一直以来广受热议的话题，中央及各级政府对农村工作十分重视，学界对乡村建设和农民发展的讨论也从未间断。

在一段时期内，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求，曾有过以农村支援城市并把更多的经济发展资源和福利政策资源向城镇倾斜的时代浪潮。因此，我国城镇社会福利机制体系不断改革并且日趋完善，而广大农村居民的福利资源问题却遭到了忽视，没有发展形成稳定且制度化的农村社会福利待遇体系，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和贫困救济，比如五保户供养制度。因此，农村社会福利表现出较为曲折的发展路径。在当今农村社会福利得到重视并且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相比于华西村和南街村工业化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本文中的崖口村看似要更加守成。本文选取崖口村作为研究对象的考量之处在于：首先，村庄因其可持续发展放弃污染严重的来料加工，转向滩涂围垦和地租经济，这种独特性赋予了崖口村在农村社会发展研究领域一层重要的意义；其次，村庄的集体化社会主义模式及其集体福利保护弱势村民的具体实践为农村社会福利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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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位于广东中山市南朗镇，地处经济快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地带，下辖八个自然村，土地资源丰富，总面积近60500亩^【1】,保留着约3000亩的水稻种植面积，这在整个中山市都是非常少有的，同时还拥有大面积的咸淡水养殖滩涂。1982年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崖口村一直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没有实行分田或大包干到户，而是继续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中管理的制度，分13个生产队组织集体农业生产，设立生产队长和计分员等，实行工分制和按劳分配。

该村庄所实践的集体制度，虽然带有人民公社时期的特色，但并非照搬沿袭固定的模式策略，其集体化社会主义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性。首先，表现在崖口村根据村庄实际情况，实行全方位开放，即采取“一村两制，二元分治”的治村策略。一村两制，第一种制度是自由择业的制度，村民可以不参加集体生产，自主外出经商择业；第二种制度是集体生产制度，参加集体农业生产的村民按所在的自然村编在相应生产队，承袭人民公社时期的管理办法，每年早造和晚造稻谷收割结束后，村里会举办分配会议，商讨每造的农业生产分配情况。此外，二元分治又与一村两制相对应，在村里务农的由村集体负责，在城市谋生的由单位负责，如果在城市择业不如意可随时回到村中重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其次，崖口村实行村民股份制，通过股份的形式将集体资产确认到每位村民身上。在农村股份合作制推行前的2002年，崖口村就已经把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村民集体创业围垦所得的土地，划拨18500多亩平均分给每个村民，共发出绿色股本共3376本，每位村民所得股本为5.5亩地。同时，崖口村成立了土地股份基金会，由村民自行对这部分土地进行管理、收益和分红。在2006年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政策的实施背景下，崖口村根据上级统一部署进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将绿色股本外的资源资产全部纳入，一次性界定股民资格，给每位村民发放红色股本。值得指出的是，股权界定并不意味着资源资产量化到个人，崖口村依然保持集体经营模式、“一村两制，二元分治”制度、集体农业生产和按劳分配制度不变。其中，村庄将长期累积的集体经济资产用于老有所养、幼有所扶、学有所资、弱势村民就业安置以及地租补农等层面的福利实践。因此，本文围绕“崖口村集体福利何以保护弱者”这个研究主题，追溯崖口村集体经济积累以及集体福利形成的过程，探析其如何供给村民福利和保护村庄弱者，最后讨论崖口村集体经济实践模式对农村社区发展的经验启示。

笔者在为期三个月的驻村田野观察中结合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法开展调查研究和收集数据资料：以“局内人”视角融入村庄农业生产劳动中，深度参与观察和理解村民各项日常生活活动，同时撰写细致的田野笔记；通过社区走访、阅读崖口村历史档案以及旁听村委会议等多种方式收集数据和资料，对崖口村社区居民、生产队、村委干部等相关人员进行半结构式或无结构式访谈，获取田野场域的一手资料；累计对47份访谈转录稿和45篇田野日志等原始质性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建立统一的编号系统。例如A01-20220816和R20220727，编号A开头表示访谈资料，A和01共同组成访谈对象的身份编号，编号R开头表示田野日志，后面接年月日进行整理编排；文献法的运用则是通过查阅、整理、分析大量的崖口村档案资料、村庄工作总结报告、农村经济改革规划和实施办法，使用编码方式提炼出关于崖口村集体经济和集体福利的描述和相关数据资料，从而对实地的观察发现起到印证和补充的作用。

在我国，集体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是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相联系的一种价值导向^【2】。周怡明确提出两种讨论集体主义概念的语境：一种是作为价值行为体系的集体主义，该语境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应；另一种集体主义则属于社会经济形态领域里的概念，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与资本主义相对应。在对华西村的研究中，她最终对集体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首先它不是私人或家族占有和经营的生产单位，而是由地区、社区或组织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其次它具有.个人依附于集体、依附于集体权威的价值传统^【3】。本文中崖口村的集体主义来源于人民公社时期，当崖口村在人民公社解体后选择继续走集体主义道路时，受到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积极寻找发展出路，可以说崖口村兼具上述两种集体主义语境的特点（前文所提“一村两制，二元分制”之义）。

秦晖指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村“非组织化”导致的权利缺失问题，在国家大共同体一元控制下，农民只有通过传统小共同体的认同来实现“集体主义”，以此为自身福利争取权利让渡的空间，因此他强调农村需要基于合作和认同的组织资源，组织化的“集体主义”能够构建农民权利对等的关系^【4】。黄宗智等进一步在研究中指出，在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这三个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期，农村的出路既不在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在于回归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之中，而在于通过合作化的路径来利用市场^【5】。如今，乡村振兴实践的方向应该是公共性的增加、是组织起来的农民^{【6】【8】}。崖口村集体经济资产的形成便是农民组织化的集体主义过程，其集体实践模式的研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合作化出路的可能性。正如严海蓉所说，当今中国农业应该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通过组织起来以“逆市场化”为努力方向，缩小农民贫富差距、增强社区黏性等途径扩大乡村的集体公共性，最终在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价值的条件下实现恢复农业资源的整体性^【7】。因此，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所推动的集体合作生产方式是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基于自愿原则，将分散生产经营的小农循序渐进地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合作生产，以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小农生产缺乏规模效应和市场议价权、市场风险抵御能力低、社区公共性淡薄等问题^【9】。

集体福利是一个不断扩大且内涵丰富的概念。1957年时任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之华对集体福利事业进行过界定：“主要就是组织群众自己的力量来为群众自己服务的事业。”^【10】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是存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种组织形态，是群众团结而形成的共同体，而集体福利则是在集体中根据集体成员需要，量力提供集体成员急需的日常服务，纾解日常生活中的困境难处，发挥群众的互助团结精神^【11】。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集体福利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农业生产）与社区公共福利事业，集体成员共同参与其中，社区互助互济是福利发展的基本途径。刘继同认为这种集体主义与社区互助的福利政策模式可以看作是农民福利状况的“理想类型”，中国农民福利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由集体福利过渡为市场福利，且这个过渡时期还未结束^【12】。

在新中国成立后互助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制度演化过程中，高级社所形成的集体土地耕种优势使集体福利的供给能力有所提高，促进了农村地域社区范围内集体公共福利事业的迅猛发展。经历1959-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后，农业合作化经过调整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集体模式，并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服务、社会保障等农民福利，在此期间被进一步规范为：占公共积累大部分的公积金，主要用于生产队内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占公共积累小部分的公益金，主要以社区机制来实现对生活贫困社员及其家庭的救助，主要针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遭到不幸事故或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以及生活有困难的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残废军人，劳动力匮乏的家庭以及因公负伤或因公死亡的社员家庭等^{【13】【14】。}

本文所聚焦的崖口村是一个农村社区，而且它在农业制度上基本沿用着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工分制进行按劳分配，体现出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典型特征。因此，在本文中，集体福利主要界定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的集体福利，指的是农村社区共同体为满足本集体成员的需要，依据但不限于国家有关规定，在本组织范围内实施的福利行为和政策行为。

进一步地，陈良瑾等认为在社会福利制度中，要注意社会福利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研究社区的需要，发掘社区的资源，号召社区的参与，使社会福利制度呈现出区域自治的特点^【15】,这与张和清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策略是相契合的，他强调专业社会工作者扎根城乡社区，秉持弱势优先的原则，注重挖掘社区内外部资源，在与社区民众相伴同行的过程中使衰败社区走向复兴^【16】。因此，社区集体福利作为福利体系的重要补充，在“国责不下县”的背景下，往往被认为能比国家承担起更多的公益责任，实现自我的社会保障^【17】。此外，随着城镇化推进和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农民对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在当前公共财政难以全面覆盖农村的情况下，集体经济实践模式是支持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福利事业发展的有益补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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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集体福利的受众，刘继同认为人民公社集体福利的对象主要是社员，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有困难的社员，包括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病残社员等弱势群体和烈士、军人等优抚对象，生产队通过生产物资供给、经济补助或安排工作等方式提供福利；另一类是普通的社员，主要通过生产劳动和记工分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保障福利供给^【19】。崖口村集体福利的保护对象也正是上述人民公社集体福利的两类对象，本文把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有困难的社员称之为“弱势者”。

一般而言，弱势群体主要指在社会生活中比较弱势和易受伤害群体、劳动能力不足的人群，并认为弱势群体具有相对性和层次性的特征^【20】。近年来，弱势优先的社会工作在学界与实务界都越发被重视。在我国，社会工作被认为是为特殊群体提供社会福利的重要参与主体，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的传递体系^【21】,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2】,通过专业方法和价值观的运用帮助和协助困难群体解决问题。随着农村年轻人口的不断流出，焦若水认为农村集体社区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农村困难群体的关怀与服务工作，其倡导的正是对农村社区弱势者的保护与关怀^【23】。张和清在社区减贫的行动研究中，秉持“社区为本、弱势优先、公平正义”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推动社区生态、生计和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社区社会经济并使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满足社区民众的利益而非资本的利益^{【24】【25】}。即在农村发展实践过程中运用解放取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知识范式，通过赋权改变致使弱势群体处于不利处境的结构性因素，寻求社区成员合作与互助的可能性，共同创建新的更平等的资源分配机制和社会关系^【26】。与之相似地，叶敬忠等在扶贫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中，关注市场导向的产业扶贫难以覆盖到的深度贫困小农户，通过村庄社会工作者和团队一起组织和发动“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创新了一条具有高度可行性和长期稳定性的可持续生产扶贫途径^【27】。

综上，在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影响下，人民公社的集体福利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区的改革与进步，追求更加公平正义的资源配置，探索个人与社区互助合作并改善弱势群体困境的可能性；其次，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工作范式下，使得人们能够参与互助与合作的行动，不只强调个体的改变，也寻求社区的成长，共同应对使弱势群体陷入困境的结构性因素。两者具有内在的价值关联和理念相通之处。因此，本文基于集体主义影响下集体福利保护弱者和社会工作“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范式保护弱者这两种视角，阐释崖口村集体资产积累与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实践过程，从中探讨中国农村集体福利发展的经验及启示，并讨论崖口村集体经济实践模式与社会工作的内在价值逻辑关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8】,观念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为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崖口村而言，集体福利的形成和维系，与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本身的发展和积累是息息相关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地区集体成员共同利用集体资源，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重要实践方式^【29】。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扩大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帮助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30】。正是由于崖口村集体经济资产的发展与积累，使得崖口村集体福利能够形成并且持续完善，经济资产最终通过集体公益金提留以及按劳分配等方式表现为崖口村集体福利的具体实践模式。同时，崖口村社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化向我们展示了推动与促进社区发展的众多可能性。

（一）集体经济积累

1.滩涂围垦与地租经济

1987年，中山市第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围垦造田规划》，其中包括围垦滩涂的“三自政策”，即自筹资金、自行施工和自己受益。因此，在政策许可的背景下，崖口村在十几年的时间内通过引进外商、发包、集体和个人联合围垦等多种开发方式共围垦了滩涂约两万五千亩，将土地扩大至原有的六倍多。围垦滩涂的受益权和所有权在围垦承包合同到期后会顺利转为崖口村集体所有，这成为崖口村重要的支柱性集体经济资产。马克思在论资本主义与农业矛盾时，就指出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强调农民基于土地的控制进行资源合作生产^【31】。在拿回围垦土地受益权和所有权后，崖口村可以将土地重新发包给他人用于海产养殖，近年来随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平台的不断完善，崖口村出租土地的招投标过程更加清晰透明，且价格能够反映土地的市场价值。通过滩涂围垦与土地出租经营，崖口村集体经济得以积累壮大。在国家大共同体的规范下，崖口村通过农村小共同体的集体主义，组织民间资源、争取农民权利^【32】,逐渐拥有平等的市场谈判权，以农民组织化的形式成功积累起了集体经济资产（表1）。

图1 崖口围垦滩涂卫星图资料（来源：崖口村资料汇编）

2.崖口集益寺庙群管理营收

神明信仰长期且稳定存在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宗教制度为民间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安定祥和提供了意义支持，在应对痛苦和危机时往往诉诸神佛的灵性庇佑力量。由于地处伶仃洋畔，以往崖口村多有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在老一辈村民的记忆中，乾隆年间建成的崖口大湾古庙供奉着妈祖女神，妈祖女神在海上护佑着出海渔民的生产安全，因而大湾古庙在当地总是香火鼎盛。“传说妈祖女神能在海上保佑出海渔民的生产安全，大湾古庙因而香火鼎盛，年兴旺不减。同期建有“财帛星君”庙（财神）、观音庙等，俱盛极一时。”^【33】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崖口庙宇多年失修，渐成败瓦残垣^【34】。20世纪90年代开始，崖口村在政府划拨、企业投资和海内外友好人士捐赠支持下慢慢复建了九间庙宇，此后又加建了多间，崖口现有庙宇十几座，称为“崖口集益寺庙群”。集益寺庙群对外开放，不收门票也不收停车费，只设有数个功德箱，让游客和信众随喜乐施，捐赠香火。通过管理集益寺庙群，崖口村每年都会有一笔不少的集体经济收入，例如2001年包括实物捐赠在内的收入总额有人民币近九十万元^【35】,在2019年疫情发生前，崖口寺庙正常开放时每年有约两百万的香火收入（A03-20220816）。这些香火收入除了用于庙宇的日常维护运营外，有相当部分投入崖口村集体公共事业中，在崖口村集体福利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中国人传统的宗教文化认同紧密联结着崖口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两者在民间实践中并不冲突，实际是互补性的。

图2 崖口集益寺庙群（萧亮忠/摄）

3.崖口村集体物业园建设与营收

崖口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同时也经历许多次土地征收，其中多数土地出让都与政府发展规划相联系。2008年崖口村就经历了一次大面积的土地出让，在这次征地的多方协商中，考虑到村庄未来要依靠自然资产来发展，决定将部分出让土地所得的征地补偿款（约5939万元）用于建设一座产权属于崖口村的集体物业园。由政府提供40亩工业建设用地，加上村内土地，建成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物业园。此外，土地出让补偿办法中，清晰写明“《崖口村集体物业园》的土地证与房产证直接办到崖口村民土地基金会名下”^【36】。出于村庄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崖口村与地方制度代理人的联动合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集体物业园的租金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也是崖口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来源之一。例如，在物业园委托政府经营的十年期间（2009年10月26日至2019年10月25日），政府承诺能够保底支付给崖口村每月每平方9元的物业租金，合计36万元/月，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在十年委托经营期结束之后，崖口村可以收回物业园的经营管理权并自行决定新的经营管理方式，以此最大化崖口集体物业园能够带来的集体经济收入。

4.乡村旅游经济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崖口村近年来开始重视并发展乡村旅游经济。崖口村地理位置优越，在村中的华山围东堤就可以看到伶仃洋海岸的美丽风光，村中保留下来的连片稻田更成为亲子寻找田园诗意的绝佳去处，同时崖口村因为滨海还拥有丰富的海产美食。利用社区独特的生态自然资源优势，崖口村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业，并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村中兴建起8家民宿就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最好见证。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崖口村通过带动旅游产业获得集体经济创收。以崖口村海怡路集装箱商铺项目为例，在崖口村海怡路两边很早建成了有当地特色的煲仔饭店和海鲜餐厅。随着乡村旅游热度的上升，2022年崖口村又在海怡路段投资增设了许多集装箱商铺，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中标单位可用于经营本地特色农副产品和小吃，其中一个18平方米商铺的投标价格下限为1500元/月。海怡路小食街店铺的租金收入成为崖口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集体福利形成

崖口村集体经济收入途径是多样化的，收入总额也十分可观，奠定了崖口村集体福利的重要基础。关于农民集体福利事业的资金来源，《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总结了三条途径：一是由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提取比例一般在可分配总收入的3%~5%之间；二是由生产队扣留下来的公益金，提取比例一般在可分配总收入的2%~3%之间，这是福利资金的主要来源；三是国家为农村“三无”人员提供的社会救济金与灾民临时救济款，这是福利资金的补充来源。而崖口村的福利资金来源在路径上有了优化，它主要是从村中资产经营所得中提取公益金，作为补贴村民的各种福利基金，补贴基金的所占比例甚至达到某专项集体经济收入的50%以上，如集益寺庙群的50%日常收入（扣除成本后）用于回报崖口村的社会福利事业（每半年一次）^【37】。

崖口村通过明确制度和村两委工作规划的方式，承担起了保护本村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2006年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之际，崖口村在村民股份制章程中就对集体福利服务事业进行了明确的说明。村委会统筹安排现有农业用地、部分出租土地和工业的收入，明确其在福利上的功能主要体现在：（1）解决各村十三个生产队村民就业问题。扶持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生存出路问题；（2）承担村民各种福利以及各项社会摊派费用^【38】。此外，崖口村档案资料中收录的村委工作规划和一些总结性内容，反映出崖口村通过发挥集体组织功能进行集体倡导与行动，通过多渠道累积的集体经济资产来努力推动乡村集体福利的形成，如：

崖口村集体福利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农业生产）与社区公共福利事业，集体成员共同参与其中，社区互助互济是福利发展的基本途径。在第二届村委会和第三届村委会工作规划中，均明文强调要为弱势村民提供照顾和保护，对无劳动能力者免费供应粮食，通过生产队、农机站、水厂、集益公园等集体部门安置村民就业，保证弱势者在社区内得到很好照顾，同时通过有尊严的劳动去维持生计。

由于崖口村在历史上积累了众多的集体资源，依靠产权经营，崖口村每年能够创造并积累不少的集体资金。产权经营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依靠围垦滩涂出租的方式收取租金，同时为了避免因货币贬值带来合同期内地租收益的下降，崖口村创造性地按照市场粮价去灵活调整，保证土地租金的稳定性。二是通过委托政府经营集体物业园，获得十年租金收入，十年委托经营期结束后，拥有经营管理权的崖口村以新的经营管理方式，使物业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收入。三是通过崖口集益寺庙群的管理，以香火钱的收入专项用于村中福利事业的运营开支。

陈蕾等在讨论集体经济发展时指出，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平衡集体经济的市场导向与社区服务功能，同时建立多元化的联动机制^【42】。崖口村的集体福利发展也正是协调了集体经济“市场”与“社区”双重属性中的内在张力并构建起如今的联结机制。如果把崖口村集体福利看作是一个有机体的话，那么上述公共性事务正是一项项有机组成部分，共同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崖口福利图式（图3）。

图3 崖口村集体福利之构成

通过对崖口村集体经济和集体福利形成过程的详细阐述，能够帮助理解崖口村集体主义与集体经济积累的牵引，以及与其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联结所在，进而理解某些制度和机制如何对农村社区发展产生影响。那么，这些集体福利是如何福利村民和保护弱者的呢？以下将从老有所养、幼有所扶、学有所资、弱势村民的就业安置以及地租补农这四个层面来阐述崖口村集体福利的实践模式。

（一）老有所养，“菩萨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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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菩萨养老院”：文化信仰还原于社会服务

在崖口村华山路旁，静卧着十几座大大小小的庙宇，它们背靠云梯山，面朝伶仃洋，地理格局十分优越，在《崖口村志》中它们都拥有同一个名字：崖口集益寺庙群。“集益”一词的深意，可体现于崖口村多年来利用寺庙群香火钱供养村中无依靠老人的“壮举”。

集益寺庙群常年会有大批香客信众造访，香火兴旺，每年都可以给崖口村带来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约200万元/年（R20220727；A03-20220816）。这些香火收入除了部分作为集益寺庙群的管理费用外，其余的作为崖口村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来源，一部分用于扶助集益公园中家境困难的就业人员，其他的主要补贴到村办养老院中，用于供养无依靠老人^【43】。人数多时，有近三十人住在养老院里^【44】（A01-20220910）。有学者认为，崖口村养老院基本是靠这些寺庙的香火收入维持的^【45】。

集益寺庙群最初是政府和社会资本等多方力量为了发展旅游而慢慢修建起来的，其资金是通过在崖口承包围垦滩涂的外商投资公司等多渠道筹集而来，崖口仅负责提供土地和小部分资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崖口派村代表彬叔^【46】去管理集益寺庙群的建设工作，他见证并亲自参与了十几座寺庙的恢复建设工作。彬叔说崖口建这么多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且有些不合时宜的，而利用香火钱供养村中老人这一举措，恰好能够为大力兴建庙宇的行为提供正当性，因此崖口村才得以与多方力量合建起这十几座庙宇（A02-20220815）。同样，在崖口村老书记陆汉满看来，建庙最为实用的目的在于能为村中赡养无依靠老人的“菩萨养老院”提供资金（A04-20220827），并认为这是将文化信仰还原于社会服务^【47】。在访谈中他曾说道：

此外，集益寺庙香火钱供养崖口村无依靠老人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另一事件中体现出来。2003年，崖口集益寺庙群发生了归属权变更争议，当时一场关于接管崖口集益寺庙群的会议在南朗镇政府召开，提及崖口村天后宫等庙宇存在非法建设问题并给出了三种处理意见：“1、谁建谁拆；2、改作其他用途；3、由中山市宗教局接管。具体交由宗教团体管理，今后扩大发展，由神职人员管理经营，可做佛事。”^【48】崖口集益寺庙群如果被接管，香火资金收入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将不再完全归崖口村所有，这将对崖口村供养老人的集体福利事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被接管后的状态，崖口村两委也非常担心。崖口村档案中留存着当时的一些会议记录，字里行间表明崖口村集益寺庙群在集体福利事业中的重要地位^【49】:

如果崖口寺庙群被当地宗教局接管，没有了香火收入，则意味着供养村中无依靠老人这项集体福利事业难以为继，村两委便难以向父老乡亲交代；此外，上面所说现管人员指的是村里安置到寺庙去做管理人员的大龄老人，村委对于寺庙被接管后大龄老人的生计和就业问题也多有忧虑，被接管后可能就意味着他们要下岗失业了。这些担心表明，集益寺庙群在崖口村集体福利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寺庙被接管，村集体将面对社会福利资金的缺口，难以继续维持村办养老院的运营与无依靠老人的供养。老书记陆汉满在回想起这件往事时还略带愠怒之情，激动说道“宗教局要接管可以啊，把养老院里面的老人也一起接走”（A04-20220827）。没有了“菩萨养老”，崖口村无依靠老人的供养和保护将难以存续。

笔者曾以为村民在村办养老院这件事情上会存在异议，然而在访谈与驻村观察后发现村民都是比较认可与支持的，好几位村民在访谈中表示：“家家都会有老人，大家都会有需要的时候，这些是村里的大众事，是集体的东西。”（A06-20220922；A07-20220923；A08-20220916）

崖口村集益寺庙群作为社区重要的文化资产，在崖口集体福利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充分挖掘并利用寺庙群作为社区文化资产的优势，崖口村中的无依靠老人在熟悉的社区中能获得供养和照顾，而其他大龄老人也可以在参与寺庙日常管理工作中，有尊严地获得报酬以维持晚年生计（A06-20220922；A07-20220923；A08-20220916）。

2.敬老基金会：注重老人的精神关怀

农村社区弱势老人的关怀，除了物质上的帮扶和照顾之外，亦需要精神上的关怀，这才能推动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愿景。在农村社区“空心化”以及留守老人愈发普遍的当下，为老人提供精神上的关怀显得尤为重要。在崖口村的集体福利实践中，精神上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敬老基金的运作来实现的，各自然村通过成立敬老基金的方式，对本村所属的老人施与相应的关怀与慰问。以崖口陆家村敬老基金会为例，表2显示了2017年11月到2018年10月这一年内敬老基金会的运作情况。

从表2中能够看到，自然村敬老基金会明细中有一项是敬老宴的支出，笔者了解到，敬老宴一般会在每年端午节的飘色巡游^【50】过后举办，宴请全体村民、乡亲和友好人士，通过宴会能够传达社区对于村中老人的关心和重视（图4），这对于土生土长的老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A11-20220918）。

敬老宴的举办不仅在精神上慰藉村中老人，而且能提升整个村子的凝聚力，条件富裕的村民会踊跃捐款，壮大本村敬老基金，支持村宴等各项活动的开展。

图4 飘色巡游后陆家村老人宴场景（张鉴来/摄）

（二）幼有所扶，学有所资

由于村中孩子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且多忙于工作，长期缺乏给予孩子支持与陪伴。但崖口村集体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培养十分重视，体现在不断地加强村中学子的教育管理上，并在社区层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这和老书记满叔的个人信念与指导规划是密不可分的。

1.幼有所扶：建设村办幼儿园，打造少年宫社区

崖口村为响应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在社区层面提供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关怀幼儿家庭的教育问题。如投入30多万元为村民建设配备一级幼儿园标准的村办幼儿园，通过幼儿入园补贴的形式为村民提供集体福利，三年教育补贴合计约2700元/人。崖口村为村民提供幼儿教育便利，减轻育儿负担，

形成了幼有所扶之力。除了扶助幼儿教育，崖口村亦重视青少年的假期成长和文化传承，把村中群众性文化组织链接到青少年的兴趣发展与个人成长上，打造少年宫般的快乐成长社区。笔者在崖口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正值暑假，崖口村关工委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联合在崖口会堂举办了暑期醒狮培训班，免费面向村中的青少年招生，手把手传承舞狮文化。村中能够把这个龙狮团与孩子的闲暇假期结合起来，主要目的是帮助乡村孩子从网络中走出来，不再沉迷电视和手机游戏，结交社区朋友，发展兴趣爱好，传承社区文化。

2.学有所资：成立教育基金，助力学子成才

崖口村依靠强大的集体经济基础，为村中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除创办幼儿园扶助幼儿教育外，还为其他升学阶段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奖学金补助，助力他们的成长成才。1990年，崖口村自筹资金建了占地2000平方米的崖口市场，崖口村将这些市场租金收入的50%拨付给当时的崖口小学以供教育支出，并在集体经济中拨付50万元作为教育基金^{【52】【53】}。2021年，崖口村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了最新的奖助资学方案，根据不同的学段和等级，奖学金在一千五到五万元不等，这构成了村学生获得奖助福利的重要部分^【54】。

家住崖口中堡村的谭小军（化名）是云南大学的硕博连读生，他在入学时就曾获得崖口集体奖学金的支持。谭小军爸爸身患残障，几乎难以独立下床，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凭着学来的占卦算命本事艰难谋生，小军妈妈则在家中照顾丈夫生活起居，生计还过得去，但要供一个硕博连读的儿子完成学业有不小的压力。小军表示崖口村在集体福利上是很好的，之前从村里为爸爸申请到一次性的残障补助，自己也受助于村里的奖助金资学制度，硕博连读阶段拿到五万元资助，给家里减轻了负担（A12-20220913；R20220713）。

崖口村资助学子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崖口谭氏族谱中写明要为学子教育设立帮书，帮书指的则是今天所说的奖助学金^【55】。

（三）安置弱势村民就业

崖口村为什么没有选择分田到户，而是创造性地坚持已被宣告“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民公社制度呢？崖口村坚持集体农业生产所体现的功能性价值及意义是不可忽视的，集体福利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补充形式，能够一定程度上为村民提供社会保障功能，照护并安置那些因没有能力往外走而选择留在社区内的崖口村弱势群体。

1.弱者困境：崖口村的“偷渡热”与“不分田到户”

崖口村地处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带，面朝伶仃洋，毗邻港澳。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1959-1961），崖口出现了一波偷渡热，大量的村民偷渡外逃到香港澳门谋生。村书记满叔回忆道：20世纪70年代崖口是广东省军区、佛山军分区、中山县人民武装部创建武装民兵的驻地，民兵在偷渡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很多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跟着一起外逃到香港澳门（A05-20220618）。崖口村档案资料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偷渡人员的具体情况，其中民兵占了大多数^【58】。

偷渡热过后，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留下的村民中大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能力外逃出去，只能留在村中谋生。崖口档案资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由此可见，不分田到户、坚持集体道路是为了实现对村中弱势者的保护。崖口村选择创造性坚持集体道路，实行了“一村两制”，有能力外出择业者可以外出择业，自愿留在村中的仍然可以参加集体农业生产，而外出择业不理想的村民也可以随时返回集体中从事农业生产。通过坚持集体制度，崖口村将弱势村民团结起来，保留集体农业生产，通过集体合作的力量共同完成上调任务，带领村民走过“偷渡热”后的现实困境。

2.弱势村民的就业安置

弱势村民的就业安置是崖口集体福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偷渡热”的背景之下，崖口村通过集体力量为弱势村民造饭碗，解决了上调危机以及有可能因此而带来的生存困境。除了组织村民进行集体农业生产，对于那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村民，崖口村能够充分利用集体优势进行就业安置，让他们能够依靠劳动获取有尊严的生活。2000年，村书记满叔在和一位到访崖口的领导对谈时，便道出了其中用意：

此外，崖口集益寺庙群也为村中老人创造了工作岗位，由他们负责寺庙平时的管理维护工作。集益寺庙群以前是由8位村中老人负责，看管维护寺庙的工作并不辛苦，还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工资作为生活费^【63】。在崖口村本村档案资料中有记录：“集益公园本身也会妥善安置部分失去劳动力、手停口停的弱者。”^【64】在陆家村的武侯祠和瑶灵洞，同样有一位这样的“守庙人”国开叔，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5点左右他就会出现在庙里，专门负责更换塔香、清扫卫生、开关庙门等工作。国开叔之前在给武侯祠和瑶灵洞门前的壁画重新上漆时不幸地从梯子上掉落，摔伤了腿，导致他不再能正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农业生产，陆家村便安排他负责这两间庙宇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现在，这是社区发展层面和个体发展层面的有效衔接，体现出个人与社区互助合作并改善弱势群体困境的可能性，是崖口村通过集体福利保护弱势者的一个缩影。

（四）地租补农：打造弱势村民最后的“避风港”

在城镇化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农民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大批的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角色流向城市，这种单向度的流动在很多研究中都被证实会导致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更为具体的则是农村留守孩子和留守老人问题开始显现。对于留守农村的弱势农民来说，土地资源是他们最重要的依靠，在他们的社会保障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土地保障功能在城镇化发展中已逐渐弱化，体现在农村劳动力不足、农地经营风险高负担重、绝对收益越来越低甚至亏本等方面^【65】。

即便如此，“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仍一直是村书记满叔的治村信念，他认为崖口村能够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就是知识和土地资源这两样东西，崖口村位于寸土寸金的珠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可以为崖口村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在满叔看来，土地是农民赖以为生的命根子，大部分农民缺少技术和资本，较少能够成功经商致富，大多数还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66】。

因此，土地和农业生产是村民最基本的保障，崖口村非常重视土地的保护并坚持集体农业生产。除了国家农业种植补贴^【67】外，崖口村每年会从集体经济的地租收入中划拨一部分补贴到集体农业生产中，崖口村档案资料中记载有“以上各围（泗东围、大牌围、鸦洲南围、华山围）每年收取租金补贴农业”^【68】,其中明确指明了哪些围垦土地的租金收入要补贴到农业中去。

可见，崖口村实行农业和商业双轨发展制——以商助农，将崖口土地资源商业化经营的收入，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围垦滩涂出租累积的集体经济补贴到农业生产中去。这样“地租补农”的方式可维持农业的发展和保障农民的利益，保证村民有田可耕，即使市场经济不景气，在外求生的村民依然可以根据“一村两制，二元分治”随时回来参加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生计，保证温饱。如此看来，崖口俨然成为村民随时可以回去的避风港。

一方面，“地租补农”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生产规模，解决村民粮食供需失衡的风险。在村书记满叔看来，珠江三角洲地区高度开发，可耕农田面积正在慢慢变少，十分依赖国际贸易的粮食供应链。一旦遇上重大的自然灾害或政治变故，粮食就会出现波动和短缺的风险，最终最大的受害者是弱势群体。如此，崖口村靠着地租收入累积的集体经济，通过“地租补农”方式常年保持着3000亩稻田的集体农业生产模式，依靠自己进行粮食生产、储存和加工，能够保证崖口村民吃上无忧米^【69】。崖口还为村民免费提供一定量的粮食，需求较大的村民还可以享受额外的低价供应福利，这项惠民保障措施正是崖口集体福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3可以看出崖口村为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制定了不同的免费口粮标准。

崖口村通过社员分配额和稻谷收入的差额，来计算集体经济补贴到农业生产中的资金（表4），能较为直观地看到每年的补贴额在200万到300万之间^【70】。有学者认为这是生产大队以内部统一收购的结算价来高估稻谷价格实现的，这价格要比政府的收购价高出不少^【71】。

数据来源【72】

而“稻谷收入”并不包含生产大队对化肥、农药、农机等其他生产成本的补贴，这说明实际上“地租补农”的补贴要比表4中所列的分配补贴还高出一些。譬如，笔者在崖口档案资料汇编中发现崖口村将“沙头围仔”“二顷四涌”“四顷围仔”共约370亩的围垦滩涂单独拨给农机站发包收租，作为农机站经营补贴之用。

曾有岭南电视台记者问村书记满叔为什么每年都要补贴两三百万到农业上？用每年补贴到农业生产的钱都可以到市场上买回这么多粮食了，为什么还要投入人力财力来自己生产？满叔给这位记者算了一笔账：

通过地租收入补贴农业生产的方式，崖口村一直维持集体农业生产的运作。在集体福利层面，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免费口粮和解决村民可能面临的粮食需求风险，还为留守的村民以及在外择业不如意的村民提供了就业的保障。

综上所述，崖口村依靠集体经济形成的各项集体福利基金，主要从老有所养、幼有所扶、学有所资、弱势村民的就业安置以及地租补农这四个方面，为村中的无依靠老人、少儿、残障者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生产与生计方面提供有力的兜底救助和福利保障。如此，形成崖口村“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实践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外部世界的刺激和全球资本主义不断冲击着农村和农业，如何为发展过程中的弱势人群增权和提供保护面临着广泛的难题和挑战。早期社会工作开展睦邻运动，深入到英国贫民社区中，置身于边缘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发现及理解穷人贫困、剥削、压迫的事实，从而致力于消除造成贫困的社会不公平和不正义的社会改革^【75】。此外，美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为了应对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人的需求问题，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认为考虑到社会公正以及人的福利，为社会弱势者增权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职责的一部分^【76】。崖口村“集体主义—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实践模式正是社会工作“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农村社区的实践理念与方法策略。在分析崖口村集体福利实践中发现，农民通过集体化的组织资源发展村庄集体经济保护弱者的行动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工作范式的实践模型，两者均注重个体和社区双重层面的共同改变，由改变社区的结构性因素来推动纾解个人的困境。而集体福利作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崖口村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实践模式对当前中国农村社区发展具有启示作用。以下将从推动社区资产建设与社区公益金积累、社区文化与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推动社区集体能力建设与社区主导型发展这三个层面来阐述其内在的价值关联。

（一）推动社区资产建设与社区公益金积累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差序格局之下，处于传统小农社会的个体常常表现出个体性而非公共性的倾向^【77】。特别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结束后，发展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政策偏好，在先富带动后富等激励个人财富积累的政策引导下，个人（家庭）以增加收入作为中心，功利主义盛行^【78】。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普遍的功利主义与社区的公共性发展是相违背的，改革开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大部分农村放弃了集体经济和合作化的生产方式，个体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的同时却造成了社区集体公共性的衰落，表现在承担社区公共功能的社区公益金和社区资产的缺失等方面。崖口村集体福利实践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启示，社会工作者在推动农村社区减贫中，可以从建设社区资产和成立社区公益金这两方面着手，重建社区共同体的公共性，促进社区的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崖口村集体经济资产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经历了不断积累与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崖口村引进了来料加工厂，开始尝试工业兴村，但后来发现村办加工厂掣肘于市场更新迭代，而且加工厂给村子带来了极大的环境污染，于是崖口村便放弃了工业发展的路子。放弃了工业兴村的计划后，崖口村老书记陆汉满带领村民进行滩涂围垦，通过村民合作、招商外包等多种方式，把土地面积扩大到了原来的六倍之多。外包给他人围垦会约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收回使用权，在收回前崖口处于低收益的阶段，一旦收回后便可自行发包，收益日渐增高且稳定。因此，崖口村扩充了集体的土地资产，为今后的地租经济收入打下了基础。此外，崖口村在扩充土地的同时也接受社会信众和投资公司投资，恢复和新建了十多间庙宇，寺庙群成为崖口村的社区文化资产，在集体福利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的崖口村还在不断打造和积累集体资产，村集体抓住“美丽乡村”所带来的机遇，发展起旅游经济，不断形成和丰富社区旅游资产。如此，崖口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崖口村将集益寺庙群所得香火钱、崖口菜市场租金收入以及部分围垦土地的租金收入作为社区集体福利资金，用于照顾社区内无依靠老人，投资建设社区小学，成立教育基金等社区事务，这些本土实践经验对于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是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崖口村集体福利实践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工作范式的重要启示在于，社区社会工作者应利用社区拥有但未知的、有待充分利用的资源资产，推动社区资产建设和社区发展。社区资产建设被认为是社会工作与社区工作重要的专业实务理论和方法，笔者认为这也是推动社区公益金形成与积累的重要基础。迈克尔·谢若登提出资产建设理论^【79】,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在当前扶贫工作中，宣传、鼓励和引导社区通过合作化的集体行动去积累资产，建立社区公益金反哺社区，提升社区发展公共性事务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在场优势着手建立社区公益金去推动公共性事务的发展，例如社区公益金可以用于修路建桥、照顾老人等，这被认为是推动社区整体性发展的有效的集体行动^【80】。另外，社会工作者可以和社区共同商议积累下来的公益金如何使用，这样既有利于社区共同体的组织化，社区成员与合作化小组也会随着社区共同体的发展而得到成长^【81】。

崖口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推动农村社区福利的发展中，不能仅注重外在的物质技术和资源的投入，而更应充分发掘与利用农村社区的内在优势资源。在农村倡导成立专业合作社的背景下，社区社会工作者在推动社区发展时要扎根社区，利用在场优势去发现社区的优势资产，同时要促进社区合作社的成立，从而推动社区资产建设，壮大社区社会经济，激发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社区社会工作者可以推动成立社区公益金，倡导在社区合作经济中提留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公益金积累，社区公益金可用于改善社区公共的公共服务，推动社区发展。

（二）社区文化与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

文化是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和经济、环境生态等因素共同影响着社区发展，崖口村社区文化在集体福利保护弱者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启示我们在农村社区发展中要提高社区文化敏感度，识别当地文化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把社区文化融合到社区福利实践中来。而对于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来说，社区社会工作者要尝试将当地文化融入社会工作服务当中，才能更好地融入社区，促进社区工作实现助人目标与任务。

崖口村的社区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源于崖口寺庙群的香火兴旺，这与村民对妈祖文化的公共信仰息息相关。谈及民间信仰的公共性，杨庆堃认为宗教可以为形成民众对社区的凝聚力创造条件，提供一种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功利性”^【82】。但在崖口村社区文化与集体福利实践中，并不能用宗教信仰的产物来简单理解和认识崖口集益寺庙群，寺庙群在崖口村的社区集体福利功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独特的^【83】,而且崖口村将社区文化信仰还原于社会福利的经验是对“民间信仰的公共性”的“功利性”实践。也就是，崖口村通过管理集益寺庙群，为村中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并且将外来游客和信众的香火钱投入到村办养老院中去赡养无依靠老人，这一福利实践便体现了杨庆堃所说的农村社区文化信仰的公共性功能。

同时，崖口村还有网红村之名，成功发展了乡村旅游业，用当地美食与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挖掘和保存了社区的优势资产文化。除此之外，崖口村集体福利实践还充分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体现出崖口村尊老爱幼的优良文化传统（图5）。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崖口飘色”后的敬老宴传统，承载的是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关怀；再如崖口村关工委联合崖口龙狮团，每年暑假为本村孩子免费举办醒狮培训班等各项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社区非遗文化的兴趣，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让崖口村成为一个更加团结友爱和充满魅力的活力社区。

图5 崖口社区文化实践图

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助人实践起源于宗教慈善，与宗教慈善有较强的会通性，都有帮助弱势群体纾解困境的宗旨。在美国早期的福利系统中，宗教场所被视作一种社区文化资产，在美国的非裔人群和移民社区中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在保护弱势群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以宗教为代表的社区文化慈善日渐式微，而吴限红等认为心灵和信仰层面是秉持“全人”“全环境”的社会工作服务所不可缺失的，在福利扩大化和福利多元化实践的背景下，宗教与社会工作的合作互嵌式发展会有更广阔的空间^【84】。结合本土文化实际，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在推动社区发展中可以借助文化资产的潜在优势，推动社区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当地文化具有其独特价值和内生动力，是社区持续发展的保障^【85】。发展社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区内部的文化认同，推动社区可持续性与整体性发展的能力建设，就如张和清等在行动研究中所提出的，社区传统文化和技艺可吸纳经济，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是社区生态、生计和生活“系统性恢复”中的重要一环^【86】。

由此可见，社区文化资产是社区发展中的重要资源。由于崖口村通过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这一实践模式，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工作范式的价值逻辑相契合，因此推动社区文化与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是寻找推动社区中结构性因素改变的有效尝试。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可以借助社区文化推动社区状况的改善，探索更加公平正义的社区资源配置方式，寻求社区发展的可持续路径。回到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又该如何推动社区文化和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呢？

首先，社会工作者要具有文化敏感意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和习俗信仰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社会工作者的文化敏感意识是获得信任以及开展服务的重要前提。这种文化敏感应包括宏观政治文化层面、中观地区族群文化层面和微观个人价值理念层面等。

其次，社会工作者要发挥驻村优势，以社工站和社工点为依托去开展社区文化复兴工作。社区文化资产有些是有形的，而有些却是无形的，如社区村民在劳动中所唱的歌谣、村史等，则需要社会工作者发现社区优势资产并形成社区服务策略。社工的在场优势为活动开展创造了条件，能够在制定社区服务计划前掌握社区情况，形成对社区的了解和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社工服务。以广东省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为例，2022年底在全省共建成1631个乡镇（街道）社工站、9218个村（居）社工点^【87】,社会工作力量逐渐下沉到具体的乡镇街道和村居中，为社会工作者发挥在场优势，推动社区文化恢复与社区公共性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推动社区集体能力建设与社区主导型发展

过去三十多年间，农村劳动力人口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流动，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凸显，农村社区的集体功能特别是社会福利功能逐渐弱化，社区互助合作在农村社区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式微。钱宁等就认为在人民公社化和农村改革之后，农村社区的发展呈现出了集体功能缺失、自组织能力不足等问题^【88】,而崖口村创造性地坚守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制度，在集体功能发挥和社区发展中表现出重要的组织作用。这对于推进当代农村社区发展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以下将从推动集体能力建设和推动社区主导型发展这两方面来阐述经验启示。

1.注重社区集体能力建设

崖口村的集体福利实践表明，保护弱势者不仅要从个体的关怀出发，更要注重社区发展与改善，寻求社区与个体的共同成长。崖口村发挥集体自组织能力，以生产队的方式组织村民参与集体农业生产，推动社区集体经济，安置弱势村民就业。同时，崖口村通过以商补农和按劳分配的方式，为参与集体农业生产的村民提供与市场平均工资水平相近的劳动收入。由此可见，崖口村发挥集体功能，促进了社区资源的公平配置，崖口村老书记满叔在卸任前的述职报告中认为，社区集体功能的建设和发挥能够解决社区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保证资源得到更加公平公正的配置，保护村中弱势者：

因而，关注社区集体能力建设和集体功能发挥，形成集体行动和互助合作的力量，这是十分必要的。首先，社区工作者可以帮助村民培育社区自组织、社区互助合作社和农业经营主体，发挥村民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杨祥禄认为将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有效衔接，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来说是十分关键的^【90】,崖口村村办养老院、工厂、农机站等经营主体均选拔崖口村民代表负责管理，这些举措调动了村民参与社区发展的能动性，推动了集体能力建设。其次，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农村社区加入或打造城乡公平贸易平台，发挥宣传倡导、资源链接与整合等作用。通过宣传倡导帮助农村社区认识公平贸易平台的优势；通过资源整合使城市社区居民需求和农户生产供给实现有效对接；通过城乡公平贸易平台帮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交易中进行合理的议价，以直销代替分销，减少中间差价，把更多的农产品价值留在生产者自己手中，提升农民生产优质农产品的积极性，推动集体能力建设并作用于社区发展。

2.推动社区主导型发展

回顾我国农村扶贫建设工作中的成就和经验，救济式和开发式的扶贫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发展和贫困问题的解决，但仍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救济式扶贫被认为只是一种救济救助策略，不能解决贫困的根本性问题，并不能赋予贫弱者改变自身处境的内在意识^{【91】【92】}。此外，具有“造血”功能的开发式扶贫虽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但是也会成为地方政府经营业绩的工具，资源无法有效到达农村贫困者的手中，乡村农民更多是被动地接受扶贫项目，缺少表达需求与意见的机会^{【93】【94】},无法真正激发社区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崖口村的社区发展路径绝非前述的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崖口社区资产发展积累以及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实践体现了社区为本的发展优势，表现出社区主导型发展的特征。

社区主导型发展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社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韩俊魁认为社区主导型发展是通过完善社区组织建设，加强社区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有效实现社区可持续性发展的扶贫方式^【95】。其核心要义是让当地普通民众在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主人翁作用，参与社区资金使用与社区发展项目。而崖口村的经济资产建设和集体福利实践恰恰表明社区主导型发展路径的有效性，它兼具制度建设和资源投入这两个底层基础部分，合乎社区主导型发展的逻辑框架^【96】。

首先在制度建设层面，崖口村坚持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制度，在社区中发挥了较强的集体功能。表现为通过飘色、醒狮等凝聚与传承社区文化；运用社区集体经济创办养老院，为无依靠老人提供照顾；运用社区福利金为各阶段升学的学生创建奖学金资助制度，体现出集体制度包容与负责任的特质。其次在资源投入层面，崖口村通过资源投入等多种方式实现更为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模式。崖口村将部分土地的租金投入农业生产中，表面上看是维持了效益低下的农业生产，实则是通过“地租补农”为参加集体农业生产的社员提供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相近的收入，将资产资源向村中的弱势者倾斜。这一集体制度的建设与资产资源的投入促成了崖口村社区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实践，激发个体权利意识和社区内生性动力，推动了社区发展。不同于救济式扶贫中单纯的物质和货币扶贫，崖口村集体福利实践在保障弱势村民有尊严地获得收入的同时还发挥着赋权功能，受助贫弱群体能够从社区集体福利中获得自我效能感，通过个体能力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学者陆汉文与陈雷认为，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能够促进资源投入与农民需求之间的联结效率，推动基层社区形成反贫困发展的意识，构建起长效的反贫困机制^{【97】【98】}。崖口村利用本土优势资源和制度建设促进了社区整体性发展和集体福利的形成，这对于完善乡村扶贫减贫策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区工作者在推动社区主导型发展时，一方面需要培育一批成熟的社区组织。社区组织是构成社区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提升农村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社区自组织的培育能够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性事务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他们参与社区自治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平衡好社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虽存在张力但并不矛盾，社区主导型发展可以激发社区的内生性动力，但也离不开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支持，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政府在经济资本上具有优越性^【99】。因此，社区工作者要善于借助政府的资源和力量，探求民主自治基础上社区主导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帮助社区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崖口村依靠土地产权经营，累积了丰厚的集体经济资金。集体经济主要有四个收入来源，分别是围垦滩涂的地租收入、集体物业园的租金收入、集益寺庙群的香火收入以及乡村旅游经济创收。而崖口村承袭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制度，从集体经济收入中划拨部分资金作为社区集体福利基金，构成集体福利的主要资金来源。崖口村集体福利主要在老有所养、幼有所扶、学有所资、安置弱势村民就业以及地租补农这四个层面发挥作用，为村中的无依靠老人、儿童、残障者、劳动不便者等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及生计方面提供福利补贴与资源链接等。相比之下，以华西村为代表的苏南农村集体经济模式虽然吃了集体产权和资本集中的红利，快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然而如今集体产权模糊和技术约束等问题逐渐显现^【100】,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原有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面临挑战^【101】,甚至影响到了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和华西村不同的是，崖口村的集体经济不以快速的工业化发展为导向，而是围绕着村民生计和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践行集体福利保护弱者的功能价值，提供了多种改变弱势群体不利处境的可能路径，呈现了更加公平正义的资源配置和社会关系图式（图6），正印证了崖口村老支书满叔“做雪中送炭的事胜过做锦上添花的事”的观念，这也是本研究所想要从崖口集体福利实践模式中呈现的核心内容。

总的来说，崖口村保护村中弱势者的集体福利现代性实践，与社会工作弱势优先的价值观相一致，其集体主义注重结构性改变的实践与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变革以实现公平正义高度契合，对农村社区发展和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来说是具有宝贵启示价值的。

一是对于推动农村社区发展与完善农村社区福利来说，首先要促进社区资产建设与社区公益金积累，解决社区发展内源性动力不足的现象。崖口集体福利实践的经验表明，社区的整体性发展需着手推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产建设的行动策略积累集体经济资产，达到社会赋能的目标，提升集体组织化功能，形成内源性脱贫发展的动力。其次，要推动社区主导型发展和集体功能建设，秉持社区为本的理念，农村社区工作者应当致力于应对和改变当前农村社区集体功能衰落的普遍现象。再者是积极发挥村集体组织化的功能，随着社区社会经济的长期积累，要不断完善集体福利的设计，惠及村民，弱势优先，以此促进社区公共性事务的繁荣发展。

二是对于农村社区工作实务来说，首先社区工作者需摈弃“问题化”和“治疗化”的视角去看待社区中弱势者的处境，应注重从“人在情境中”的角度去理解，将弱势者面临的问题外化；其次，社区工作者在推动社区发展的实务中要善于发现和挖掘社区的优势资产，由此形成社区主导型发展，发展社区社会经济并积累社区公益金；最后，社区工作者要致力于推动社区文化与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崖口村的经验表明社区文化资产在推动社区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可大大促进社区社会经济的积累，因此社区工作者要追求农村社区工作与当地文化资源的有效结合，从而推动社区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最后，本文在介绍崖口经验中虽然引用了相当多的崖口村档案资料，但囿于篇幅限制，尚未对崖口村资料汇编进行更为详细全面的分析，加之崖口村档案资料十分丰富繁杂，笔者难以在深度和广度上做到百无一漏。目前，学术界对于崖口集体经济、集体生产劳动与公社体制变革的研究已有不少，期待往后有更多学者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作更深入的学术探讨。

致谢：本文得以顺利完稿，首先要感激陆汉满（满叔）老书记多年来对我们不断到访的无条件接纳和毫无保留的叙事与启发。此外，满叔还曾多次接待“映秀母亲”“双百社工站”骨干到崖口学习并给予捐赠。大湾区核心区域中的崖口“万亩稻田”和其背后所体现的劳动价值，给农村社会工作以希望和鼓舞，对于本文通讯作者张和清而言，每当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遭遇困扰、缺乏动力时，常常能够在走访崖口、与满叔交谈中获得新的感悟与力量……在此祝福满叔，祝愿崖口人民安居乐业！

编辑 | 吴雨昊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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