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 农民的生计与意义世界

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E-mail:hexuefeng68@hust.edu.cn

摘   要：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高速城市化和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而且改造了农民价值观，其中关键是本体性价值的改变。长期受到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农民，勤劳节俭，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功臣，因为正是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正是他们对子女进城的托举，使得中国有高速且高质量的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和市场化也正在彻底改造农村和农民，这种改变的一个后果是文化失调和价值错位。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通过不离家不离土不离村应对农村老龄化，加强文化建设，可能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家政策可以着力的方向。

关键词：农民价值；代际剥削；老龄化；文化建设

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发生了三个层次的巨变：第一个层次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典型的是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第二个层次的巨变是村庄社会结构的巨变，“南北中国”正在转变为“东西中国”;第三个层次的巨变是农民对人生意义的定义，或关于活法的定义，正在发生巨变。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有意义的事业中，对于每个人的当下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立功立德立言”是所谓“三不朽”。对于农民来讲，传宗接代是农民获得无限性的文化本能，无限性就是超越性，没有超越性，就无法立命，不立命，就难以安身。进入21世纪，中国农民对活法的定义也在改变。本文讨论这个改变基础上的农民家庭与养老问题。

经过几千年浸润，儒家文化已植入中国农民身体之内，变成了其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中国农民成为中国儒家文化活的载体。这个载体一个十分重要方面就是农民关于人生任务的定义，及他们为完成人生任务而进行的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的努力。

2005年笔者在江西安远调研时，一个村支书讲到本村一个中年农民，当他还年青时，生育三个女儿，仍然想生儿子，被上级计生部门强制结扎，这个农民从此性情大变，过去的阳刚气全都没有了，不再参加集体活动，不再也不敢与他人对视，整个人的精神都萎靡垮塌，可谓-蹶不振。不能生儿子，无法传宗接代，上对不起祖宗，下没有后人，活着就没有意义，干活就缺少精神支柱。

2002年笔者在苏北调研，晚上散步，很远听到欢快的音乐，走过去看热闹，竟然是办丧事，脱衣舞也正在安排着。2005年到河南安阳调研，正好村里去世了两个老人，两家攀比竟然唱起了对台戏，两边都安排了脱衣舞，村庄小孩子等着看热闹而前后乱窜压抑不住兴奋的样子至今印象深刻。

在农村调研，遇到两种类型的光棍，一种类型是娶妻无望就彻底躺平，不再奋斗，因为奋斗了也没有希望。不再奋斗，就不会通过辛勤劳动来赚钱攒钱，也不愿将院落打扫干净，生活也没有规律，年纪轻轻就等着进福利院。这类光棍是因为心理上觉得无望，社会上不再参与人情往来，生产上也很敷衍，外出打工一天吃一个月，生活上将就应付，很快身体也就垮了。

另一种光棍虽然没有娶妻成家，但仍然参与村庄人情往来，积极参加生产，外出务工赚钱，居所也打扫得干净。这种类型的光棍虽然没有娶妻，却仍然过着正常的生活。尤其重要的是，一旦光棍并不放弃生活，仍然积极肯干肯定还存了不少钱，身体又健康，年龄其实也不大(30~40岁),这样的光棍就很可能在外出务工时找到心上人，很可能还可以娶一个二婚妇女，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

正是当前的流动社会，一个成了光棍的年轻人仍然可能通过自己努力，最后找到哪怕是二婚的妻子，生活就有了希望，就会继续努力。努力到一定阶段，即使最后还是打光棍，他们却因为一直努力而形成了好的生活习惯，过上了正常生活。

无疑，人是讲意义的动物，而不只是靠生物本能行动。2006年我提出农民价值的三层分析^【1】,认为当前时期可以从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基础性价值三个层面来讨论农民价值，从而对农民行动的意义系统进行分析。本体性价值就是超越性的价值，比如传宗接代；社会性价值就是在人与人面对面交往中形成的价值，如面子、荣誉感、社会评价等；基础性价值即作为生命得以延续的物质需求。

一个人如果有了稳固的本体性价值，就可以忍辱负重，甚至舍生取义，生活就有了远大目标，就可以用所有努力来为远大目标而奋斗。

生活在村庄熟人社会，就一定可以感受到村庄规范的约束力，就要参加村庄的人情往来，就会在乎他人评价，面子就很重要。一个不关心他人评价、不在乎面子的人，必定是村庄中的边缘人。如果村庄很多人都不在乎他人评价，甚至违法犯罪、违背公序良俗如利用办红白事来敛财，村庄基本社会规范就会受到冲击，社会秩序就面临解体危机。

基础性价值也可以说是温饱问题，是经济收入、生产与工作境遇。“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收入对农民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当前中国农村，仓廪实应当没有大的问题，不仅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农村娶媳妇普遍要在城市买房买车，还要出彩礼，都是大大地超出了温饱水平。

当前农村价值巨变的核心是之前传宗接代的价值观在发生变化，传宗接代的正当性正在弱化，以传宗接代为基础的对于人生任务的规定也在变化。尤其在当前农村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子女可能借父母完成人生任务，向父母索要利益，形成实际上的“代际剥削”,父代完成人生任务难度加大，并最终会反过来影响对人生任务的定义。

本体性价值的弱化让社会性价值失去了基础，社会性价值就会出现无序竞争。无序竞争很快就会崩塌，村庄熟人社会发生变异。为了保持社会性价值，就要对无序竞争进行抑制，也就是说要进行文化建设。

从村庄层面来看农民三层价值，就分别是要解决温饱问题，要提高收入，要老有所养；要彼此尊重、欣赏，人与人之间关系友好，彼此成为价值来源；要找到超越性价值，要完成人生任务，要能安身立命。

从实际上看，当前农民价值三个层面都出现了一定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子女利用父母完成人生任务的自觉来实现对父代经济上的剥削；父代到了年老却缺少养老资源，其中一个原因是子女进城而不在农村；城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加上受人生任务驱使而被剥削、养老却陷入困难的父代处境，让子代从对孙代负责的人生任务中解放出来，本体性价值动摇；一旦本体性价值动摇，社会性价值就缺少根基，人们变得功利；缺少了本体性价值的内驱力、超越性，又缺少社会规范约束，个人就无法安身立命，就不能忍辱负重及更不可能舍生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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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农民家庭，首先要理解农民生产方式及组织生产方式的改变。包产到户以前，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农户家庭作为分配单位，年终与集体算平衡账，有家庭超支，一年下来倒欠集体的钱，还有家庭有分配，却不一定可以拿到钱。集体按家庭分配，家长就很重要，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家长，也是一个会计单位。又因为都住在村庄，农户家庭真正做到了同居共财，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包产到户后农户再次获得完整的生产经营权，农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遗憾的是，农户有积极性，但可以分配的承包地有限，农户收入增加也就有限。自主经营，全家进行生产，在生产各个环节都投入劳动，到秋收将粮食收上来就是收成，收成减去投入就是利润。与生产队不同，家庭作为共产主义单位，成员不需要记工，也不按工付酬。家长根据家庭需要安排支出。

包产到户以后，农户生产积极性高涨，之前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就剩余出来，国家又允许农村兴办乡镇企业，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就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从本地二、三产业中获取收入。不离土不离乡，农户家庭仍然是一个共同的会计单位，因为乡镇企业的工资收入是公开的，大家也都知道。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加速，同时乡镇企业关停，农民家庭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进城务工经商潮流一直持续至今。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已进城务工经商甚至在城市买房安居扎根城市了。

农户家庭年轻人进城，并不因此就放弃农业收入。普遍情况下，农户家庭老年父母留守农村耕种自家承包地，农业收入并没有减少。年轻人进城务工，务工收入成为农户家庭增加的净收入。年轻人刚进城，城市灯红酒绿，消费比较高，容易成为“月光族”,不过，因为有农村的农业收入，农户家庭就可以容忍年轻子女进城的浪漫与浪费。很快，进城年轻人面临婚姻压力，开始懂得节俭，就更多存钱。到了今天，全国农民家庭收入中工资收入早就高于农业经营收入了。

从1990年代农民大规模进城开始，中国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2】,这样一种家计模式延续至今，已进入到第二代的半工半耕结构，即最早一批进城的农民工有一部分沉淀到了城市，大部分年龄大了就回到农村，他们的子女成长起来又进城去了。

“半工半耕家计模式”的好处是，农民进城并非全家进城，而是年轻人首先进城。年轻人进城获得务工收入，却并没有放弃农业收入。一个农户家庭通过两代人同时获得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又以农村为家庭再生产基地，这个基地生活成本低，又很安全，可以托底，为进城务工年轻人提供了巨大支撑。务工收入加务农收入，收入增加了，以农村为家庭生产基地，消费又不高，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就还不错。正是这样一种以半工半耕为基础的不拔根的城市化，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稳定器，以及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劳动力蓄水池。这也是理解中国制造天下无敌的重要视角：中国制造的廉价优质劳动力与农民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或劳动力再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

自1990年代开始大规模农民进城，对农村的影响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开始农民进城，只是因为农村土地有限，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进城寻找各种获利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去了，农业收入并没有减少，进城劳动力从城市获得的务工经商收入源源不断带回农村，农民因此比过去更加富裕，过去的房子被推倒重建，农村人情份子钱送得比过去多，红白事酒席办得比过去排场，春节农民工返乡，打麻将也比过去下注更高。总之，农村年轻人进城去了，从外面带回来资源，农村比过去更加繁荣。

经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进城务工，到了2010年前后，进城农民发现他们其实也是可以在城市安居而不一定非得再回农村。在省会城市买不起房子，可以在县城买。农村年轻人性别比失衡，男同胞找媳妇不容易，女同胞因此提出要求，除非在县城买了房子，否则就不嫁。地方政府也希望通过卖房来增加土地财政收入，繁荣县城经济。几方面默契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开始谋划在城市安居，既然准备在城市安居，再回农村建房就变得没有必要。

农户家庭要在城市买房安居当然也不容易，仅靠年轻子女的城市务工收入是不够的，因此，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就变成将家庭主要积蓄用来在县城买房还房贷。过去年轻子女进城，通过半工半耕将城市务工收入输入到了农村，农村显得更加繁荣。进入2010年前后，农户家庭积蓄通过半工半耕被城市吸血，农村变得加速衰落且萧条起来。

越来越多农户家庭在城市买房安居，他们完全从农村退出来，也让渡出他们在农村之前的获利机会。这个过程正在进展中，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之日，绝大多数农户家庭就已经进城了，他们让渡出来的农村获利机会足以让留守农村的数量有限的农民靠农业和农村收入致富。

不过，当前时期，半工半耕仍然普遍且重要。当前全国农村土地仍然有2/3是由农户家庭自种，也就是仍然由留守老年父母种地。即使农户家庭进城了，他们往往还需要农村收入的滋养，以及他们进城并不稳定，还有可能返回农村。同时，农民家庭进城，城市空间有限，收入有限，老年父母进城与子女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容易起矛盾。几乎所有进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父母，都会有在子女家生活不自由的强烈感受，因此，即使农户家庭有了在城市安居的条件，他们身体健康的老年父母也往往愿意回到农村生活，而农村土地是现成的，住房是现成的，熟人社会也是现成的。回到农村，落叶归根，将来入土为安，农村是最好的归处。

回顾农民进城以来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大概三十年时间发生了三个大的变化：第一是从农村是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到务工收入远超农业收入；第二是农民进城让农村更加繁荣到因农民进城农村变得萧条；第三是过去农业是农户家庭主业，只有农业剩余劳动力才进城去，现在农业只是农民家庭副业，更多是作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父母的业余爱好或不得已而为之的生计。农业和农村越来越从主战场变成了辅助战场，以及越来越在生产属性中被赋予了社会保障的属性。

从农户家庭来讲，在农户家庭年轻子女进城前，家庭收入是公开的、透明的，家庭统收统支。年轻人进城务工，工资收入多少也就不那么透明了，年轻人有越来越多对自己工资的支配权。刚开始进城年轻人将工资收入返回农村家庭，很快，年轻人开始尝试在城市立足，他们成为独立的财务单位，反过来向父母寻求支持。过去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户家庭是以农村作为基地的，现在则更多以城市为基地，农村留守老年父母则只是补充。

“半工半耕”对于农户家庭的重要性在于，正是借助半工半耕，农户家庭可以通过家庭代际分工来最大限度获得利益，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并完成农户家庭接力式的进城。农民家庭中，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也会发生分化，有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很成功，他们很快就在城市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当有能力在城市安居，他们就全家进城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不那么顺利，当他们难以在城市安居，就可以返回农村，而不至于在城市漂泊流浪。

正是农民进城失败可以返回农村，城市才没有贫民窟。一旦出现经济周期，或者其他危机，城市无法就业，进城农民就可以顺着半工半耕的路线返回农村。对于返回农村家中的年轻人来讲，不就是吃饭时桌子上多摆一双筷子的事情吗?这正是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的内在机制。

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农村仍然会存在相当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这也是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惊涛骇浪的重要基础。当前时期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中，农业收入只是补充性的，却特别重要，因为这个补充性的收入主要是给到了缺少城市就业机会以及不愿待在城市的农村老年人。农业和农村为城市化进程中留守农村老年人提供收入、就业和意义的机会，就给了进城农民以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是对于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家庭，还是只有部分家庭人口进城还有部分家庭人口留村的农户家庭。

当前已成为半工半耕补充的农业农村，最重要的表现是出现了普遍的以经营家庭承包地为主的老人农业。我们将在第四节讨论如何建设适老型农业，下面一节讨论“半工半耕”结构以外的中农，以及在农村极为重要的家庭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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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期，农户主要收入都来自土地和村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因此，农户家庭往往具有很强的同居共财的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务工经商，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在城市买房安居了，他们的父母却仍然留守农村，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户家庭出现了分离，既不再共同居住，也有了相对分离的财产安排或有了不止一个财务单位。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越来越多农民家庭在县城买房，却无法在县城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在县城买房农户家庭的年轻人必须到沿海地区务工，以获得可以在城市消费的收入，年老父母则仍然留守农村获得农业收入，农村消费也比较低，正在上学阶段的儿童则在县城享受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由奶奶或妈妈陪读。

与“半工半耕”不同，农村有一类比较特别的农户，他们年轻力壮却不愿或不能离开村庄进城，不愿的原因如不喜欢受到工厂生产线的约束而喜欢自由安排时间的生活，或者性格内向不喜欢城市的纷扰；不能则如父母太老需要照料，或子女太小需要抚育。不愿或不能进城的青壮年夫妻，他们要在农村生活下来，就必须找到农村当地的获利机会，成为中农^【3】。他们主要获利机会无非两种：一种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即将那些进城农户的承包地流转过来耕种，一种是提供服务，包括农机服务、农资服务等。

农村土地资源有限，在农村提供服务中获取收入的机会也不多，因此，一个特定的农村地区，成为中农的机会是有限的，那些最愿意成为中农、最有条件成为中农以及最能处理好与村庄其他农民关系的青壮年夫妻才有可能成为中农。在主要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业型地区，能够成为“中农”的农户不会超过10%,如果有其他农村获利机会，比如有养殖鱼塘，可以种经济作物，具有旅游资源等，都可以提高中农户的占比。

中农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他们年轻力壮，家庭生活完整，社会关系广泛，是留在农村中真正的本地精英；二是他们从农村获得的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如果没有第二点，他们就不能算作中农，如果没有第一点，中农就只是农村普通的一分子。

中农的以上两个特点使得中农成为村庄社会的中坚力量，这就是我们称中农为“中坚农民”的原因。中农往往是村干部最佳人选，是最有能力代表村庄利益表达村庄公共利益偏好的，既是农业新技术最重要的推广者，又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最主要的提供者。

中农与村干部之间有着有趣的关系。村干部仅靠务工补贴难以养家，他们又不可能离开村庄进城，村干部就天然希望通过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或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来弥补当村干部报酬之不足，这是村干部的中农化。同时，中农年轻力壮，社会关系广泛，他们如果当上村干部，不仅有作为村干部的报酬，而且可以借当村干部扩展关系获得更多农村获利机会，就是说中农天然适合当村干部。中农为村干部提供了最佳后备人选，村干部为中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中农是当前农民城市化、农村空心化老龄化背景下农村最为重要的资源，一定要珍惜中农户，保护中农户。中农户往往也比较脆弱，尤其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资本仅仅通过提高土地流转租金，就可以让中农户不再租得起其他农户土地，也就破产了。中农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们希望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使得田更好种，一方面他们又担心田太好种了，农户就不将土地流转给他们了。

相对于资本种田，中农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自己种田，而不是雇工种田。资本雇工种田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利润导向，结果就是规模经营都比较粗放，粮食单产普遍较低；二是雇工工资比较高，农业经营成本很高，一般情况下，中农比资本农业有更高单产且更有效率。尽管如此，在地方政府政策推动下，资本虽然竞争不过中农，却有足够能力将中农搞破产：土地租金涨上来了，中农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获得不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就很困难了。

村庄不少中农实际上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在农业机械化条件下，一对60岁夫妻种100亩田是不难的，且也很普遍。不过，农村大部分低龄老年人都主要是种自家承包地，并在农闲时间到附近工地打零工。

实际上，除中农以外，当前村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以低龄老年人为主的所谓“负担不重的人”。“负担不重”是指家庭负担不重。过去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中青年夫妻必须想方设法挣钱养家，责任大，负担重，很辛苦。到了一定年龄，比如60岁了，父母已去世，子女已成家，家庭只有夫妻两个，身体很健康，住在农村家中，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收入，时间自由支配，事情自己安排，他们就进入“人生的第二春”。其中很多这样“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子女在城市有工作，条件也不错，他们却不愿进城与子女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而愿意留在农村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也没有养家糊口必须挣钱的压力，之所以种田，是因为春种秋收有成就感和获得感。

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他们将农业和农村当作舞台，不必须拼命挣钱养家，又有好的身体，他们就成为村庄各种公共事务以及私人事务中可能的积极分子。他们有时间，不功利，爱热闹，好管闲事，希望老有所为。他们乐意参与红白喜事、矛盾纠纷调解，是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是互助养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当过干部，到外面务过工见过世面，子女在城市工作，可以在城乡之间两头跑。“负担不重的人”是村庄最为重要的社会财富和治理资源。

当然，村庄并非所有低龄老年人都是“负担不重的人”,有的低龄老年人，子女尚未成家，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具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劳动以获得收入帮衬子女，收入最大化仍然是这些低龄老年人的第一目标。他们将所有闲暇都用于挣钱，而难以顾及村庄公共事业。

“负担不重的人”愿意在农村居住生活，并且感到自由惬意，除了身体健康和家庭负担不重以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往往不喜欢城市生活，因为城市生活太吵闹。尤其不喜欢在城市与子女一起生活，因为不自由。二是农村得有相应的条件，比如有自己的房子，房前屋后有庭院可以搞庭院经济可以种地，村庄熟人社会关系友好，村庄基础设施比较便利等。这些正是当前中国农村可以满足的条件。

所以，有相当一批本来可以在城市生活的农村低龄老年人却愿意回农村来生活。他们与留守农村的中农一起成为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主要建设力量，在农村空心化、老龄化背景下维持了村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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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下，农业现代化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为谁的农业现代化。

下面我们讨论过为谁的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保障和为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提供退路的问题。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呢?至少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并非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也并非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优先的农业现代化。当前中国农业要优先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民问题，农业现代化必须为仍然要依托农村和农业的中国农民提供收入与就业机会。当前中国农民人数众多，且以中老年人为主，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综合考虑农业与农民问题的平衡。只有将最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具有基础。

农业不仅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农民的基本保障依托，而且是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当前仍然依托于农业的农户很多，且以中老年农民为主，这决定了中国农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且农业现代化在当前阶段的重点是要为小规模的中老年农民服务，服务于他们能种好田，以解决田不好种的问题。当前农业政策或农业现代化的重点仍然是为以中老年农民为主的小农户服务，也就是要重点发展适老型农业。通过建设适老型农业，将有限的农业农村获利机会留给数量庞大的农民弱势群体尤其是老年农民^【4】。

发展适老型农业就要做好长期心理准备，不要想着一次性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所有问题。农业问题受制于农民问题，至少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问题与农业问题是同等重要的，农业现代化因此不只是要解决农民的问题，更非完全通过市场体制来解决农业问题。

具体地，发展适老型农业，以下几个方面很关键：

第一，限制资本下乡搞农业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防止资本下乡与仍然要依托农业机会的农民争利。当前全国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有着推动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冲动的，甚至普遍提出规模经营目标，推动规模经营，通过政策支持规模经营。地方政府的这种冲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普遍将农业现代化理解为以规模经营为基础，二是规模经营，经营主体就少，就便于管理，管理成本也低。问题是，一旦依托农业的农村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无地可种，他们不仅失去了农业收入来源，而且丧失了农业就业机会，他们被排除在农业以外就会成为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引进资本搞规模经营，看似方便了农业管理(包括农业补贴等),却会在农业以外产生更加麻烦的农民问题。2023年河南农村秋收季节连续发生多起哄抢事件就是警示。

第二，发展适老型农业，地方政府不要怕麻烦，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本来就是要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生产服务的重点就是为农民种田提供保障。以中老年农民小规模经营的小农户为经营主体，数量多且经营主体之间达成合作的成本高，比如分享水资源，涉及几户、几十户、几百户，协商协调成本直线上升。

第三，地方政府不要怕麻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要推动承包土地的正规合同流转，允许甚至鼓励承包土地的非正规流转。一方面，以老年人为主的小农户农业具有很高的不稳定性，包括年龄大了不再种地、进城失败返乡需要种地、中农户进城退出土地、新中农需要流入土地等等，每个农户家庭都要依据自己的家庭状况随时进行决策。不正规土地流转的好处是可以依据农户家庭决策进行土地调整。当然也有坏处，就是会影响种田农户的预期，及容易产生纠纷。另一方面，看起来非正规流转法律关系不清晰，实际上社会连结更重要，正是通过非正规流转，为人口流出的农村保留了更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结。这个意义上讲，农地非正规流转是一种社会建设。

第四，村庄内部农户之间出现土地流转产生的纠纷也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解决纠纷的过程本身就在生产秩序。

第五，地方政府要为小农户提供更多社会化服务的支持，包括农机服务、农资农技服务、水利灌溉、机耕道建设，以及必要的土地整理。政府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小农户提供政策资金补贴，而不是将政策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大农户的所谓现代农业上。

第六，要限制土地租金上涨，尤其不要推动土地租金上涨。农业收益有限，土地租金上涨会对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户产生毁灭性打击。很多地方政府在公开报告上讲，通过推动租金上涨，为农户增加了土地租金收入，这是站在城居农民立场看问题，是错误的。

第七，在当前时期，慎重推进高标农田改造，将有限的农业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仍在种地的小农户。高标农田投入巨大，建设的高标农田也大多是对标资本经营的规模农业，高标农田建设越多，小农户越是没有种田的机会了。

综上，当前时期，中国绝大多数耕地仍然要留给小农户耕种，因为农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前提是为仍然留守农村的数亿农民提供出路。当前农业的紧迫问题是将农业投资、农村工作乃至三农政策的重点用于为中老年人提供种田便利，发展适老型农业。如果说当前有地方土地无人耕种，或农业没有做到精耕细作的话，原因不是无人种田，而是农村的田不好种。如何让田好种起来，以及如何让以农村留守中老年人为主的小农户种好田，这是当前三农政策的重点。凡是企图将农民从农业中撵出去，指望靠资本大农业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想法与做法，都是操之过急的，很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关于农业与农民关系的清理就可以发现，农业与农民关系十分复杂，大体可以分成四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民主要依靠农业的阶段，这个阶段甚至可以从2000年一直上溯到传统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中国农民主要收入和就业都来自农业和土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允许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农民收入才有了农业以外的二、三产业收入。

第二阶段是农业收入是农民重要收入，农民仍然要依靠农业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大致划分在2000-2035年间，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从农户来讲，正是借助农业收入和农村的出发点，农户家庭同时从农业和务工中获得收入，积累了进城资本。同时，农业也为广大缺少进城机会或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对于后者来讲，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的不同在于，第一阶段是所有农民都主要依靠农业和农村收入与就业机会，第二阶段则已有相当部分农户进城去了，部分进城农户已完全不再依靠农业与农村收入，部分农户仍然需要通过半工半耕来获得进城资本，还有部分农户则仍然要依托农业和农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与就业场所，农业农村对于这部分最为弱势农民来讲，就不只是可有可无，而是保底的、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将农业机会留给农村中老年农民及为什么要发展适老型农业。

第三个阶段是2035年至2050年，这个阶段，国家已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城农民一般都可以在城市安居，农村和农业越来越不再需要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保底，但从农户自己的选择来看，尤其从农村老年人的选择来看，他们往往不愿意与子女共同在城市生活，而愿意到农村养老。农村的好处是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上通天下接地的农村生活远比喧嚣而拥挤的城市生活有品质。农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对待农村的态度就是，农村是一个适合养老的地方，是可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地方。因此，返回农村的老年人不一定非要从农业中获取收入，他们却愿意享受庭院经济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实际上，当前农村已有越来越多返乡享受田园生活的老年人，就是前面所讲的“负担不重的人”。当前时期，更多农村中老年农民还要依托土地作为基本保障，也开始有部分返乡中老年农民只是要享受农村的田园风光与闲情逸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就会有越来越多返乡老年人是享受农村，而非仅仅依靠农村。越来越多返乡农民只是享受农村，就可以在农业中涌现出更多“中农”来。

即使返乡农民是享受田园风光，农村仍然为返乡农民提供了很大的福利改进。他们可以避免在城市逼仄拥挤空间熬日子，而回到农村拥抱“人生第二春”。

第四个阶段即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的阶段，农民不再需要依靠农业收入，这个时候农业可以是规模经营了，进城农民就真的有条件将农村的家乡当作乡愁，他们可以同时在城乡拥有栖息地，农村既是他们看星星看月亮的地方，又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家。进城农民以家乡作为宗教，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基于农村的中华传统文化因此而复兴。

之所以要发展适老型农业，之所以还要为进城农民留下返乡退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前农民家庭中出现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是通过农户家庭相对分离来实现的，这个过程中，农户家庭父母年青时想方设法托举子女进城，他们年龄大了，却往往得不到子女在身边的照料，不得不通过自己努力来应付养老问题。有自理能力的农村老年人只能自养，缺乏自理能力的农村老年人容易陷入无人赡养境地。

正常情况下，代际关系应当是平衡的，即“我养你小，你养我老”,父母抚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在传统时期，父母无条件支持年幼子女发展，子女也给老年父母以反哺。费孝通说，中国代际之间的支持是通过代际反馈来完成的。

不过，当前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明显与代际交换的平衡以及费孝通所讲的代际反馈有很大差异，其中关键是，父代对子代无条件支持，却越来越变成有条件回报，代际之间的不平衡已变成严重的代际剥削。当代际支持被子代刻意利用，就变成了代际剥削，代际剥削必然会削弱支持代际不平衡背后的价值预设，从而会导致低水平代际交换的平衡^【5】。

当前代际之间交换不平衡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代普遍要承担子代婚嫁责任，尤其是娶媳妇往往需要父代长期积蓄，才能具备娶回媳妇的基本条件，比如目前黄淮海地区，父母为儿子娶媳妇需要在城市买房、买车，出高额彩礼，置办酒席，加起来不低于一百万元。2007年在河南汝南县调研听当地农民讲：“生两个儿子哭一场”,为什么哭一场呢?因为生了儿子就得养，养了儿子就得帮他成家，成家以后就得帮忙带孙子，这是作为父母最基本的人生任务。生一个儿子，娶媳妇就不容易，生两个儿子，作为父母就得要提前二十年勤扒苦做，只积累不消费，还不一定能帮儿子娶回媳妇。一旦不能帮儿子娶媳妇，自己就没有完成人生任务，就上对不住祖宗下对不起儿子，就会被其他村民看不起，就会让儿子觉得父母无能，自己也会有负罪感，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

在当前农村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要完成帮儿子娶回媳妇的任务颇不容易，因此出现了很多怪事。比如有两个儿子的家庭，娶媳妇，女方往往要更高彩礼，因为向男方父母索要更高彩礼等于是将父母更多资源提前分到自己一方。再如很多按揭贷款买房，房主是儿子或媳妇，还贷任务却是父母。

二是与父代几乎无条件地通过长时期积累支持子女不同，子女却很少给父母以回馈，父母老了，子女虽有责任养老，实际情况却是子女都不与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往往要依托农村和农业自养，除非万不得已，子女往往只承担十分有限的赡养义务。

当前农村出现的父代几乎毕生都在为子女积蓄，进行经济支持，且支持力度很大，而子代对父代的回报、反哺却十分有限的代际交换不平衡，就是代际剥削。传统时期，代际之间通过代际反馈来达到代际交换的平衡。现在的情况与传统时期有三个重大不同：一是父代对子代经济支持水平远远超过传统时期；二是子代开始利用父代支持来获取好处，比如索要更高彩礼，要求父代还房贷；三是子代只对父代承担有限赡养义务。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的相对封闭及共同居住的家庭结构与村庄结构。城市化高昂的进城成本被子代通过代际剥削转嫁到了父代身上。

“代际剥削”之所以会发生，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农民所具有的传统价值观，使他们具有完成人生任务的文化本能。这种文化本能让中国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中最积极的行动者、最优质的劳动力，他们勤劳、节俭、积极进取。正是通过代际支持，中国农民的勤劳精神充分发扬出来，所有中国农民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市场经济中，成为市场中最忍辱负重、勤奋工作的劳动者，正是他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优质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勤劳和高积蓄率托举子代进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中国发展奇迹。而他们所建立的自养秩序也使中国有能力应对当前“未富先老”的问题。

农民关于人生任务的文化本能实际上是存在区域差异的。应当说，作为儒家文化核心区的大中原地区，农民有着强烈的必须完成人生任务的文化本能，分裂的村庄结构进一步使得这种文化本能变得对父代不利，父代成为文化本能的奴隶，代际剥削也因此最为严重。相对来讲，华南宗族地区，团结型村庄社会结构使得村庄舆论仍然有利于父代，父代为子代付出就相对节制。原子化地区，村庄缺少强有力结构，每个父母都可以有自己对人生任务的解释权，因此，有些父代不会为子代无限付出，代际剥削程度有限。至于西南等儒家文化边缘地带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代际剥削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父代就缺少必须完成人生任务的文化本能。

因此，很有趣的是，当前全国不同地区代际剥削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尤其与村庄结构所决定的“南北中国”和儒家文化核心区域边缘区所决定的“文化中国”密切相关。作为文化核心区和小亲族地区的华北农村，代际剥削最严重，作为文化边缘区和原子化地区的西南农村，代际剥削最轻微。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正在侵蚀农民传统的文化本能，城市化造成的村庄边界开放和农户家庭半工半耕的分离，进一步削弱了维系农民文化本能的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城市化背景下，所有农民进城的压力全部压向父代，甚至子代利用父代完成人生任务的文化本能来索要最大利益，无限压榨父代，父代迟早会从这种文化本能中觉醒。尤其诡异的是，首先从文化本能中觉醒的，可能就是对父代剥削最严重的这代人。

一旦父代从文化本能中觉醒，代际交换水平就会大幅度降低，核心是父代不再愿意无条件承担对子代的支持，父代不再愿意承担对子代的无限责任，代际剥削不再显著,生育动力严重不足。

某种意义上，推动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一个重要动力来自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勤劳节俭，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中国农民廉价优质劳动力所带来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在家庭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农民家庭内部严重的代际剥削。

一旦农民从支配自己行动构成最大内在动力的文化本能中觉醒出来，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代际剥削也就很难发生了，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也可能要换频道。

在当前阶段，中国农村中，父代竭尽全力支持托举子女进城，大部分农民年老以后却缺少在城市养老的条件，他们仍然要依托于村庄养老。下面我们来讨论农村养老问题。

中国未富先老最大挑战在农村。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是高于城市的，且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向城市，农村老龄化、空心化很严重。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户家庭普遍存在代际剥削，即年轻子女通过父代支持进城去了，留守农村老年父母既缺乏子女在身边的照料支持，经济上的积蓄也不多。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解决农民养老问题，是当前三农政策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从战略上考虑农村养老安排，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当前的主流思路，即为农民提供养老金，到了60岁，所有农民都可以拿到养老金养老。这种办法的缺点是，养老金本质上是将自己当期收入存下来，等到年老退休再发下来养老。养老金不可能凭空就有，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要让农民到60岁可以领取养老金，就要由农民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参照当前农民工进城务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水平，农民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自己工资的8%,二是企业按工资的20%,三是国家补贴。以一个农民工每月5000元工资计算，每个月要缴纳1400元，拿到手的就只剩余3600元了。农民工连续缴纳十五年以上，60岁退休时应该可以拿到每月1000元退休金。问题是，农民工普遍存有很强的现金收入倾向，他们愿意参加企业社会养老保障的积极性并不高，只是因为是强制参与，且企业出大头，国家还有补贴，农民也就参加了。如果能将企业上缴和国家补贴直接作为工资发放，不必须参加养老保险，估计大多数农民工不会参加养老保险。

如果要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因为农民是自雇性质职业，他们就要缴纳自费与企业的两个部分，这对于农业收入有限的农民来说，显然难以接受，何况即使缴纳了，60岁退休的退休金也不会高。

至少在当前一个时期，要在农村推广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是有难度的。

第二种思路是，国家在现行农村养老实践基础上，利用国家财政支持来建立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的“三不离”农村养老体制，可能是一个出路。

无疑，无论哪种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思路或战略，国家都得承担责任。问题就在于国家如何承担责任比较有效，以及国家如何通过有限的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挑战。

当前农村养老首要责任显然仍然是家庭，父代对子代的抚育和子代赡养父母，天经地义。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家庭往往存在分离，仅仅依靠家庭养老肯定是不够的。

传统时期，农民家庭主要从农村获得收入，同居共财，共同生产，共同分配，没有退休金一说。凡是可以劳动的家庭成员都参加劳动，身体健康的家庭成员从事主要生产劳动，身体不是特别强壮的半劳动力从事辅助劳动，或家务劳动。家庭成员有人生病，丧失生活能力，由家庭其他成员照看。传统时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养老)是不区分年龄的，及不离开家庭的。

当前农村的农民仍然保持了传统农村养老的惯例，不同的是，农户家庭年轻子女很可能进城去了，留在村庄的只有老年父母。

不过，留在村庄的老年父母实际上是“不离家、不离土和不离村”的，这个不离家与传统时期不离开家庭其他成员有所不同，只是不离开他们在农村自建的住房。

留在村庄的老年农民有自己的住房，也有自家承包地，还是村社集体组织成员，是村庄熟人社会的一员。

因此，留守农村的老年父母其实可以分为三种状态：一是仍然具有生产能力的低龄老年人，他们身体很健康，有生产能力，与土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获得收入，而且觉得自己能劳动，有用，从而具有很强的成就感。这样的低龄老年人显然不存在养老问题，即使他们已经超过60岁了。

第二种状态是生产能力比较弱，生活仍然能自理的农村老年人，可以称为中龄老年人，这些中龄老年人虽然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却因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而可以在农村保持健康的生活。这些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来的老年人消费往往比较低，并不需要大花费，经济上一般不会困难，他们的主要需求是被人“看见”,老有所乐，一般还可以发挥余热。这些中龄老年人是村庄老年活动中心的常客，是熟人社会中的积极分子，是村庄文化活动的主要建设者。他们在农村养老，花费少，好热闹，如果村庄搞好文化建设，既可以为中龄老年人提供舞台又可以让中龄老年人有一个幸福充实的晚年生活。

第三种状态是生活自理能力弱，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年状态，当然，这个状态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弱的阶段和生活不能自理阶段。生活自理能力弱的阶段，因为还没到完全不能自理，就只需要有限照护。这个阶段已进入高龄，对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几无热情，希望老有所养老有所护。因为不是完全不能自理，提供有限照护就可以，则在村庄中可以通过低偿服务或者助餐服务等来解决，所需要的养老照护成本也不高。

当前农村养老中问题最大的是对完全失能老年人的照料。完全失能就必须要有专人照料，照料成本非常高。如果由家庭成员来照料，就会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尤其子女进城情况下的家庭照料更加困难，如果送养老机构既存在生存质量不高的问题，养老费用也很昂贵。

一般来讲，村庄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占比都不高，最高比例也不可能超过老年人总数的10%。比例小、人数少，就可以想办法。

在国家必须为农村应对老龄化提供支持的情况下，“不离家不离土不离村”的方式是特别有效的，因为这种方式是建立在当前农民养老实践基础上的，国家只需要在农民现有养老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和资源进行修补和完善，就可以有效应对农村老龄化，解决农村老有所养的问题。

具体地，国家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三不离”方案或战略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保留农户在农村的住房、承包地和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为小农户包括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提供适老型农业生产条件。当然，如果农户家庭有条件在城市安居，以及在城市养老，也完全没有问题。条件好的农户，可以通过很多办法来过好自己的老年生活，国家政策的核心是为缺少机会的农户提供保底。

第二，将农村负担不重的老年人和已经退出农业生产但生活能力强的农户组织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方面国家可以注入资源，核心是要真正激活老年人，让他们自己建设自己的文化生活。

第三，建村庄养老院，主要负责照料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可以适当收费，费用不高，因为所需要提供照料有限。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资金进行支持，一是支持建设村庄养老院，二是支持本村低龄老年人提供低偿的护理服务。

第四，适当支持对高龄失能老年人的护理，但也不能包办。老年人的家庭和亲属仍然要承担最主要的养老责任。

国家以“三不离”为基础应对农村老龄化，实际上是将农村体制以社会体制为主进行建设，让农村和农业主要服务于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即所谓“小农立场”,从而也可以顺便有效地应对农村老龄化的问题。

“三不离”可以让农村老年人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依托村集体，依托熟人社会，依托国家资源的重点支持，可以为每个年龄阶段的老年人提供较大限度的保障。在“三不离”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与自然接近，与土地结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帮助，相互构成彼此的意义世界，物质消费可能不多，却容易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和老有所养。老年生活充实、有趣。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度过老年生活，真正做到落叶归根、入土为安。这个“三不离”应对农村老龄化方案就可能不只是临时策略，而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关乎乡村前途的战略。

图源网络

按照前面的讨论，当前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中农，二是老年人。

前面专门讨论了中农在中西部农村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农与进城农民之间有趣的互助关系。核心是，正因为进城农民让渡出他们在农村的获利机会，留守农村的青壮年夫妇通过捕获这些机会而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增加了农村收入机会。进城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中农，中农就有义务照看进城农民留守在村的父母及房子。一旦进城失败，返乡农民也随时可以拿回承包地自种，等等。

按身体状况，留守农村有四种老年人：一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低龄老年人，二是具有生活能力的中龄老年人，三是生活自理能力弱的高龄老年人，四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年人。具有生产能力的低龄老年人可以再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家庭负担不重的人”,他们种田更多带有休闲性质，类似在城市种花养草，第二种家庭负担仍然比较重，他们还有强烈的挣钱养家养老的压力。家庭负担重的低龄老年人，较少心思用于村庄公共事业，他们还一门心思挣钱，家庭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则可以有大量闲暇时间参与村庄公共事业。

与村庄联系紧密的外出村民又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父母留守村庄，自己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这样的进城农民与村庄关系十分密切；二是已全家进城的农民，他们与村庄联系较为薄弱，却也有联系；三是外出工作的乡贤，这些人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进入体制内，掌握较多体制资源，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就成为“乡贤”。还有村民进城办产业发财致富的，是村庄最为重要的资源。

当然，村庄中的一个重要治理主体是村干部，村干部与村庄中农往往有很大的重合。

我们对以上各个群体进行讨论。

从农业生产来看，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是中农和低龄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中家庭负担重的那部分老年人。如果以60岁为限算作老年分界线的话，60岁低龄老年人往往可能与中农存在重合。在当前农业高度机械化的前提下，“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和少部分中龄老年人也耕种部分土地。这些耕种土地从事农业经营的群体，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结成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联结，维持村庄中的生产秩序。他们是村庄中最为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群体，是村庄中的主导性力量。

从村庄社会活动闲暇交往文化建设来看，村庄“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有大量闲暇时间和强烈的文化社会活动需要。无论是私人性质的种花养草，还是集体性质的群体文化活动，他们都是主力，是发动者、组织者。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中龄老年人则是村庄文化活动最积极的参与者。也就是说，“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与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中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重心不再是挣钱和生产，而是要老有所乐，文化生活已成为他们的重心，吃好玩好心情好，如果能玩出品位玩得有文化有层次，比如写诗、摄影、表演舞蹈、演奏乐器，搞一场文艺汇演，开一次老年人运动会，他们一定是最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甚至发动者。让闲暇生活有质量，是他们的基本诉求。“时间过得快了”是老年人文化生活丰富的基本表征。

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最大的需求是基本生存性的需求，比如吃饭、洗浴、照护等都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单独留守农村家中，衣食可能存在困难，发生意外没有人知道，从而产生悲剧。浙江象山县搞的村社养老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老年人群体，具体地，由村集体建一栋养老院，提供养老床位，村庄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申请入住，养老院只提供有限的服务，主要是助餐服务和洗衣服务。因为住在养老院，万一发生意外便于救助。因为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住在村庄养老院的老年人并不要求特别照护，养老院管理成本低，向老年人收费自然就低。象山县村社养老院每月收费仅300元，没有家庭出不起这个费用。为养老院提供管理与服务的也是本村低龄老年人，其工资也只有一千多元，非常低，可谓是低偿服务的典范。

丧失生活能力老年人是当前农村养老最大难题。浙江象山村社养老院不接收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养老，一是风险大，二是护理要求高，如果接收了失能老年人，村社养老院就很难低成本地运行了。

进城年轻人当然有义务赡养父母，因此，一旦留村老年人失能，大多数要由子女照料。子女无法照料就只能送到养老机构。在江西、河北都有农户办的托老所，主要收失能老年人，依托农户家庭条件，主要靠农户家庭劳动力，最多再雇一两个护理员，收费比市场低，一个月2000~3000元，在本村托老，熟人社会，相互信任，既未离土又未离乡，成本比较低，成效比较好。

从村庄外出的“乡贤”也就是功成名就的村庄成功人士，如果组织“乡贤理事会”,这些乡贤应当可以为村庄建设提供很多好的办法及资源。

村干部主要工作就是维护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当前中西部地区村庄中最重要的群体就是老年人，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将老年人组织起来，建设他们的美好幸福生活。

最重要的是，农村养老，国家有责任，因此，可以期待在养老中有国家较大笔的投入。问题是如何投入才能最有效。

从上面分析来看，可以看到村庄主要群体形成的五个层面的养老秩序：

第一个层面是由中农+家庭负担较重的低龄老年人+部分“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少数生活能自理的中龄老年人所构成的生产者群体，其中核心力量是中农+家庭负担重的低龄老年人，他们是村庄生产秩序的主要维持者。

第二个层面是由家庭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生活能自理的中龄老年人+少数生活能力弱自理的高龄老年人组成的村庄文化秩序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对村庄文化生活有最强烈的需求，是村庄老年人文化活动中心的常客。

第三个层面是弱生活自理能力高龄老年人所组成的对助老服务有需求的群体，他们有弱生活自理能力，对照护要求不高，主要照护要求是助餐助浴，防范意外。又因为弱生活自理能力，他们已缺乏对外界事务的兴趣，对参与村庄文化活动力不从心，兴味索然，宁静，吃好睡好，有限交流，就很好。

第四个层面是由失能老年人所构成的需要重度护理的养老秩序。村庄失能老年人数量少，照料难度大，是当前农村养老中的难点所在。

第五个层面是由村干部、乡贤和国家资源所构成的对村庄生产生活养老的支持系统。尤其是国家资源如何在农村中发挥作用，是维持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秩序的一大关键。

如果国家政策坚持“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的方向，仅仅从养老来看，低龄老年人因为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可以说不存在养老问题。农村低龄老年人不是问题而是资源，是财富，是农村的主要建设者。

生活能自理的中龄老年人，他们在农村消费很低，主要需求是精神文化上的，所以，如果通过成立老年人协会，建设老年人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并且借开展文化活动将农村老年人组织起来，形成村庄内部的互助机制，就十分重要。我们在湖北四个村建设老年人协会，一个村一年仅投入一万元，相当于给每个老年人每天0.1元的活动经费即可以相当有效地将老年人协会的活动开展起来，我称之为“0.1元买老年人一天的好心情”。如果由国家财政来支持，按每位老年人一天一元投入，每个村也只需要10万元，全国60万个村，一年需要600亿元。这个钱国家出得起。关键是要用好。

在村庄建养老院，只接收弱生活自理的高龄老年人，为他们提供简单的生活和护理服务，就可以解决当前农村真正有养老需求的大部分高龄老年人的问题。简单服务，成本低，可以由本村低龄老年人来提供服务并支付一定报酬，即低偿服务^【6】。

对于失能老年人，可以以家庭为主，国家给予一定护理补贴，也可以通过建立民办养老机构来分解压力。

村庄内部各个群体，因为年龄不同，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也不同。在“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村庄熟人社会中，村民非亲即友，都是自己人，彼此信任，容易发展出互助来。这种互助可以采用低偿服务、志愿服务和时间银行三种形式。

低偿服务就是充分利用村庄熟人社会仍然有相当多低龄老年人具有生产、组织和服务能力的条件，只要给予一定补偿就可以充分发挥这些村庄内资源的作用。志愿服务方面，无论是村外乡贤捐赠还是村庄有能力村民义务劳动，在熟人社会中都很容易被激发出来。笔者主持湖北省四个老年人协会，历任会长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村庄有威望有能力的老年人争当会长，争取为老年人义务服务。时间银行就是通过积分制为那些年轻时在村庄提供了服务的老年人在老年时提供免费照护服务，农村低龄老年人有大量闲暇，他们是时间银行的主要储蓄者。

农村互助养老建立起来取决于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国家落实“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的“三不离”政策导向。第二是国家真正为农村养老进行投入。这个投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老年文化活动中心、村庄养老院等；二是常规活动经费投入；三是专项养老经费投入。相对于账户养老投入，这个投入就只能算相当有限的投入了。第三是村庄被高度动员起来，形成自组织能力。这个是关键和根本。没有村庄内部的动员，再好的国家政策和再多国家资源投入都是没有用的。

未富先老的农村老龄化是一个重大挑战。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向城市，传统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机构养老不仅存在收费昂贵、农村家庭付不起的问题，而且因为机构养老割断了农村老年人与村庄熟人社会在经济、社会、心理、精神各方面的联系，从而降低了养老质量。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在于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农村中有中农、低龄老人、负担不重的人、新乡贤等主体，还有村庄伦理规范文化和熟人社会基础，为互助养老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如果可以在“三不离”基础上，通过国家财政支持，充分激活村庄自治，调动村庄内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互助的形式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富先老”的挑战，必将是一项重大事业。

在2006年出版的《乡村的前途》封面上我写了这么一段话^【7】:

对照20年前的这段话，当前农村已有巨大变化，核心是农民大量进城去了，留在农村的主要是缺少进城获利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群体。农民中的强势群体有能力从市场上获取利益，他们就不需要有农村社会体制的保护，因此，对于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特别是老年人来讲，通过非市场非货币非物质的方面来实现福利最大化，农村的“低消费、高福利”就十分重要。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目前影响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是城乡差距，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远高于农村，主要原因是城市具有远比农村多得多的市场机会，次要原因是城市几乎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比如城市一个单元房，100m²可能价值几百万元。农村则仍然存在普遍的自然经济，大量消费是没有被市场定价的，比如农民自己建房，房子价值约等于建筑成本，农民自给自足经济也没有定价所以不算收入。农村当前仍然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社会体制，为农民提供了保护。同样收入水平在城市生活不下去，在农村却可能生活得很好。以充分市场条件为前提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这个基尼系数可能会很高，若考虑到农村仍然普遍存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体制，城乡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城乡不仅存在差距，而且存在差异，城市与农村是两套不同的系统，也是两套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两套不同的价值观系统。从形态上看，农村是分散的，城市则是高度聚集的；从制度上看，城市高度市场化，农村则仍然保留了大量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传统熟人社会都是与城市完全不同的；从生活方式上看，城市是快节奏的，农村则是慢节奏、传统且保守的；从功能上看，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则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正是城乡之间的差异，为缺少进入城市市场获利的农民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提供了仍然可以在农村获得体面生活的机会。

对于当前中西部地区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来讲，尤其是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讲，他们经济收入是有限的，如果用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来衡量留守农村农民的生活质量，留守农村农民的生活质量就不可能高，福利水平就比较低。然而，如果不只是从经济收入上来衡量留守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情况就可能大为不同。

从物质条件来看，当前全国农村基础设施，无论是水电路讯，还是人居环境，都已相当好。国家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医疗教育以及基本保障，至少已做到了普惠。

当前农业生产也早已告别肩挑人扛的状况，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农业机械化不仅为中农提供了扩大经营规模的条件，而且让老年人也能种得动田。

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获得收入，而且有了就业和因此而来的意义感。春种秋收，农业的季节性为农民提供了生活的节奏。

农业生产是相对自由的，农忙季节有点忙，其他季节是农闲。农民可以自主安排农作时间，他们自由而散漫。

农业种植与养殖都是与生命有机体打交道，农业生产因此是有趣的，好玩的。

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卖不一定可以赚多少钱，若要到市场上买还是要花不少钱的。农民发展庭院经济，自食其力，生活成本就很低。

与土地结合起来，种花养草，捞鱼摸虾，小狗小猫。春天草长莺飞，秋天硕果累累。

农村是宁静的，晚上皎洁月光，早上薄薄晨雾，都是农村独特的风景。

村庄又是村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村社熟人社会，非亲即邻，彼此信任，相互帮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了意义，积累了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互助而不是靠市场，农民可以低成本地解决文化活动需要和养老需要。

如果有国家政策和财政资源的支持，将所有因缺少进城能力而留守农村的各个群体组织起来，共同建设美好生活，虽然农民收入仍然不会太高，农民却可以从互助合作中，从与土地的结合中产生远高于收入水平的生活质量，真正实现“低消费、高福利”。

中国正处于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化往往意味着农村人财物流向城市，有能力进城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率先进城，留守农村的往往是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农村增加收入的机会有限，留守农村的绝大部分农民也是中国收入最低的群体。虽然农民从农村获得的收入比较少，但他们缺少从城市获利的机会，农村有限的收入对他们又十分重要。

当前国家采取的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与留守农村农民争利的政策，是一种对农民的保护性政策，相对于城市更加彻底的市场体制，国家在农村采取了相对更加宽容保守的体制。

农村可以以较低消费获得更高福利的可能性，使得当前国家三农政策应当区分城乡，重点推进基于农村自身优势的建设。在城市化背景下，留在农村的更多是相对弱势的农民，他们的收入比城市低，资本比城市少，这个时候，国家就有责任向农村投入资源来建设乡村。建设乡村最为重要的是充分利用乡村社会体制的优势，让留守农民在有限收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搞好生产，过好生活，养好老，从而达到“高福利”。

农民家庭与养老是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及需要高度关注的领域。家庭与养老问题的基础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定义，或对于活法的定义，这种定义是由个人长期浸润其中的文化决定的，是一种文化本能。对于中国农民来讲，最通常的就是他们关于人生任务的自觉，可以称为本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涉及人生的根本关怀和意义，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各种宗教所要解决并被宗教自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人的本体性价值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就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

人生任务过去对个人是绝对命令，一个人不能完成人生任务，这个人就是失败的。为完成人生任务，可以忍辱负重，必须勤俭节约。正是为完成人生任务，中国农民既勤劳又节俭，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高储蓄率。在城市化进程中，父代为子代进城而竭尽全能。“代际剥削”因此显得触目惊心。

除了与内心世界对话，每个人也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因此要处理与社会的关系，这就涉及社会性价值，即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讲究人伦和社会关系的文化中，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可能已经大到将个人淹没的程度。中国人的生存价值中，有着更多为他人而活、为社会而活的成分，社会性价值中有时渗入了本体性价值的部分，因为在有些常规的日常生活中，他们误将社会中他人的评价与看法作为了人生的根本目标，并以此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巨变时代，其中一个巨变就是农民关于活法定义的改变，是传统的关于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的改变。市场经济、城市化都对农民本体性价值产生影响，子代利用父代人生任务的自觉剥削父代，进一步动摇了农民对于人生任务的定义。农民日益从文化自觉中觉醒，从对子代负责的人生任务中解放出来，陷入养老困境的父代也难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情与天伦之乐。当前中国农村的困境在于，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仍在，却已被大大削弱，且被子女不孝等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动摇，生儿育女不再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义务，而是“划不划得来”的功利主义考虑的一部分。本体性价值的丧失，使得当前农村出现了诸多缺乏底线的行为，出现了“伦理性危机”。

本体性价值动摇的农民难以从村庄生活中获得社会性价值。现在因为农村人财物的外流，村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社会性价值越来越难以成为支撑个人长期行动的理由。市场经济充分发育，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潮流进一步使处于收入中下层的农民群体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变得边缘。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8】。

尽管在代际剥削下，老年人正从文化本能中逐渐觉醒，大多数老年人却依然保存着传统的文化本能，在家庭和村庄中确立并实现自身的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三不离”方案，还是“互助养老”,都在更加深入的层面上建构起老年人的意义世界。

因为“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老年人可以在为子代付出的过程中体会到存在感，在与家人互动的过程中体会到幸福感，也能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产生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由于并未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熟人社会，老年人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度过晚年生活，获得内心的舒适与自由，更能在“根”之所在处安然离世，叶落归根。老年人的这种本体性安全感，让他们可以在晚年获取安顿心灵世界的内在力量。

在互助养老模式中，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相互帮助、相互照顾，“负担不重”低龄老年人和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中龄老年人是互助养老中的主要力量。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有利于激活作为社会资源的老年人群体，让老年人通过社会参与赢得正面的社会评价，这是对老年人社会性价值的肯定。

当前阶段，留守农村的主要是缺少进城机会的弱势群体。国家采取何种战略来面对农民包括农村老年人，将不仅会决定农村的命运而且可能影响国家现代化的前途。

国家三农政策应当将农村社会体制建设当作重点，通过支持“三不离”和鼓励“互助养老”来应对农村老龄化，可以让农民有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又可以大大减轻国家负担，并构建起老年人的意义世界，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 敬怡菲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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