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邦源 | 机器生产中的价值规律：《资本论》对“机器论片段”的超越

董邦源，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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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基于机械化与直接劳动的冲突，预言价值规律将在机械化生产中失效，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崩溃。该论述在推动马克思理论转向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引发后人的多种解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理论，阐明不变资本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廓清价值规律在机械化生产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从而超越了“机器论片段”，更加清晰、系统、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开启了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机器论片段”；机械化；价值规律；唯物史观

马克思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即“机器论片段”，下文简称“片段”)以其独特观点和强大理论张力，引起后世结构主义、自治主义、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等对该片段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种解读。上述解读不同程度忽视“片段”的理论局限与历史地位，片面强调马克思理论的某一维度。因此，重估“片段”的观点与局限，关注成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片段”的超越，了解其关于机器生产与资本主义的认识，进而透视其理论品格，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当今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商品社会也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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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器论片段”的论述：机器生产对价值规律的影响

在“片段”中，马克思首先断言，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机器生产的普及。这是因为资本的发展必然会“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1】，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劳动资料历经不同形态，不断吸收运用知识、技能与社会智力，越发依赖于机器而非工人的活动，其最终形态是自动的机器体系，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2】。机器生产体系也是资本与生产力发展的尺度。只有在自动的机器体系下，劳动资料才充分地“资本为基础”“与资本相适应”^【3】，资本才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4】社会生产力也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

机器生产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机器与直接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基于这一特征，马克思推断，机器生产最终将冲击价值规律，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机器生产的普及和深化会使劳动工具由工人操控的工具转变为几乎或完全不需要人力投入的自动化机器，导致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逐渐被机器生产取代、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占有，使得直接劳动在量上大幅减少、在质上降为从属，在社会形式与物质形式上都降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5】。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看来，直接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与尺度，是包括社会劳动与资本在内的“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发展的前提”^【6】。当直接劳动受到机械化生产的不断替代并与一般智力逐渐分离后，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就会越发降低，也就不再构成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基础。相反，财富源泉和生产基础转而由科技、知识和“一般智力”取代，使得“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不是人本身完成的劳动或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7】。由此，资本主义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财富必然以劳动作为源泉和尺度；另一方面，在生产机械化的过程中，劳动创造价值的机制又会逐步失效。个人劳动将会被扬弃为社会劳动，劳动时间也将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商品的价值量不再取决于劳动时间。资本主义固有的价值规律面临冲击和困难，甚至不再发挥作用。机器生产社会形式与物质形式的冲突，即所谓“财富和劳动时间的不可通约性”，将导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中断，引发“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崩溃，进而不可避免地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使得“资本即雇佣劳动……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8】。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有限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9】。而一旦资本“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10】，一般智力也就会脱离资本的桎梏而与劳动结合，成为未来社会中人类认识自然、推动生产、创造财富以及自由发展的基础。

(二)价值理论的模糊与推论中的疑点

“片段”尝试系统分析机械化生产的原因与影响，但其理论建构仍存在诸多局限之处。

就机器生产体系的成因而言，马克思虽然指出机器生产与资本主义的一致性，但并未详细分析这种一致性的成因，而只是描述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在生产中吸纳社会智力、控制工人劳动，从而与直接劳动相分离、相对立的特征，并认定这种特征与资本一致。对“一致性”证明的缺乏，使得其论述更像是对现象、经验的直观归纳。在其后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将机械化归因于剩余价值生产。“片段”虽然也提到资本追求“劳动价值的增殖”“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11】，以及作为必要条件的过剩人口和生产等，但并未详细探究其作用机制，且缺乏明晰的价值理论，与《资本论》中的分析存在较大差距。由此，马克思也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机器在生产中的普及度。由于没有明确分析生产机械化的成因，马克思对生产机械化的条件性估计不足，忽视机器生产普及程度的边界，以至于认为“直接劳动”会在生产过程中完全被机器取代。诚然，伴随机械化进程，具体有用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消减，甚至在局部生产环节消失，但这不意味着具体劳动会在社会生产中完全消失。

就直接劳动与价值规律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在此处的论述显得模糊不清。首先，直接劳动能否构成“财富”的“巨大源泉”？这涉及“财富”的定义。如果“财富”指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那么这一论述部分成立，因为直接劳动必须和自然力、死劳动(生产资料)等因素结合才能创造出具体的产品，而不能单独构成“财富”的源泉。如果“财富”指商品的价值，那么财富的创造始终基于抽象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无论抽象劳动作为活劳动直接创造商品价值，还是产出机器等生产资料再由此转移到商品中。即便机器生产和价值转移在商品生产中越来越大，也不能改变抽象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地位。另外，“劳动时间”能否构成“财富的尺度”？这涉及“劳动”的定义。如果“劳动”指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那么如前所述，其时长在机器生产时代仍是价值的内在尺度，并不因机械化生产而改变。如果“劳动”指直接形式的劳动，那么其从来不是价值尺度，而只能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因为价值及其对应的商品交换关系必然以平均的、社会化的抽象劳动时间作为尺度，而非个别的具体劳动时间。无论就直接劳动或抽象劳动而言，价值尺度的动摇都无从谈起。因此，认为机械化使得“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从而导致“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这样的论断在定义与论述上都隐含歧义，欠缺清晰度。

就价值标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此处的分析同样存在缺陷。如前所述，既然价值规律的动摇这一命题本就不够清晰，那么由此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崩溃的结论也就值得怀疑。此外，价值尺度的困境如何造成资本主义生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马克思对此同样缺乏说明。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马克思一贯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与社会革命紧密关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经济崩溃，进而催化社会革命。如《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商业危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12】，之后马克思又认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3】。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马克思更认为经济危机及其加深将造成资本主义的崩解。因此当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在1857年发生时，马克思甚至担心《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写作会落后于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的进程。然而，经历1857-185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在萧条后复苏、巩固。经济危机的新现象证伪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的判断，促使马克思反思并重构经济危机的相关观点，在理论上厘清经济危机的进路。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片段”中关于机器生产、直接劳动、价值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仍存在理论上的模糊与疑点。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尚未完全明确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概念，混淆了直接劳动与抽象劳动、使用价值与价值。因此，他才会视直接劳动为“财富”源泉与价值尺度，将机器生产对直接劳动的削减视作对价值规律的冲击，并认为这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虽然马克思在“片段”中力图区分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但他做出的区分仍以直接劳动作为根基和参照，因而效果有限。此时马克思也尚未构建起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而是通过“固定资本”的概念在流通层面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尚未完全超越李嘉图的直接劳动价值论、未能摆脱其机器生产和劳动价值论“悖论”的表现。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片段”中将资本家既寻求交换价值又压低产品交换价值(即“魁奈之谜”)、既减少劳动时间又增加剩余劳动的行为视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因此，可以认为，“片段”是马克思从生产视角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系统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一次不成熟的尝试。一方面，他尝试从直接劳动入手，区分劳动与财富的社会形式和物质形式，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根植于生产中的固有矛盾，这明显超越了其早期的理论思维，是理论创新的重大进步。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尝试也存在劳动价值范畴上的明显局限，从而影响了该基础上众多推论的合理性。部分研究者强调“片段”中理论视角的进步——如资本统治的机器化、劳动与资本形态的划分、自由劳动时间的悖论等——而忽视其在价值范畴方面的不足之处，这就可能妨碍对《资本论》理论定位和马克思思想史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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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资本论》1861-1863手稿、1863-1865手稿中理论的过渡和转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成了全新的理论体系，也对机器生产与价值规律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全面的阐发。

(一)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基于劳动二重性

相比于“片段”的语焉不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将生产机械化的动因归结为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具体而言，个别资本家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商品的社会价值高于个别价值，在出售商品并偿付可变资本价值后，获得多于个别价值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多出的剩余价值即为“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是个别企业缩短生产劳动力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过程，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新技术在全社会普及、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个别企业的超额剩余价值将逐渐消失。这就迫使各资本主义企业为持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不断更新技术，在历史上先后采取分工、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等生产体系作为固定资本。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必然研发能减少人力限制的生产工具——机器。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工具一从人手转到一个机构，机器就代替简单的工具出现了”^【14】。马克思特别强调机械化的条件性，即机器的价值(通过机器生产转移到产品中)必须低于通过机械化降低的可变资本价值(即劳动力价值，包括雇佣人数、劳动力再生产花费等)，机器生产必须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只有当机械化能为资本降低成本、带来超额剩余价值时，资本才会选择使用机器。因此，机器生产的普及并非没有边界，具体劳动在机械化时代也并不会从生产过程中完全消失。手工劳动至今仍存在于一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是对马克思的这一分析的证实。

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估了机器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关系。他首先指出，机器生产并不会改变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原理。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的来源是经社会中介的一般抽象劳动，价值量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机器生产是生产力发展的较高阶段，而生产力只是具体劳动的形式和效力，并不会影响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地位。当然，机器生产会改变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通过机器的普及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商品价值，进而降低工人生活、教育等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活动所需的花费，从而缩短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即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形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但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价值规律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和抽取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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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证明这一论断，马克思假设并分析了机器生产的极端情况——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自动化生产(这种情况在今天变得更为广泛，虽然不会完全实现)。具体而言，自动化生产可以按照其普及程度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价值规律在这两种情况下表现为不同形式：其一，当个别工厂实现了自动化时，这些工厂的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直接劳动也消失于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规律的失效。如前所述，资本发展自动化的动机是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和原料本身也是价值的结晶，它们的价值会通过生产转移到商品中。直接利润率与商品价值在竞争充分时会转变为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但利润仍根源于社会总剩余价值。其二，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工厂都实现自动化生产时，社会总活劳动的比重将大幅下降，资本有机构成将大幅提高，不变资本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社会总活劳动创造出的新增价值占比将会逐渐降低，剩余价值量增速会越发慢于社会总资本量的增速，转移到单个商品中的价值也就越发大于商品的社会价值，从而形成一般利润率相对下降的规律，作为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固有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会通过提高剥削程度、压低工资数额、降低不变资本价格、增加相对过剩人口、发展股份资本、推动产业转移、增强关税保护、形成垄断资本等多种方式延缓这一进程，使得一般利润率在全球化过程中转为全球平均利润率，在全球产业链中分配。但此中的利润生产与分配同样基于社会乃至全球的总剩余价值。因此，无论是个别还是普遍的自动化，都无法颠覆价值规律，反而确证了价值规律。非物质劳动只要从属于资本逻辑就同样创造剩余价值，完全不雇用工人的资本家也仍然会“从无酬的剩余劳动中获得他的利润”^【16】，马克思基于劳动二重性与价值转型理论，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对资本主义崩溃机制的重估

基于对机器生产与价值规律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不再视机械化和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的导火索，而是将其看作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在机器的资本使用中，生产过程中的智力与直接劳动相分离，并协助资本支配工人劳动、同工人相对立，为资本服务，从而促使资本不断加强对生产过程和雇佣劳动力的控制，正所谓“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17】。这就使得工人的劳动越发片面，只围绕机器的使用、修复、监测等环节展开，在人身关系上越发隶属于机器和资本，令增长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带来的生产力，在思想上反映为资本拜物教。即使在人工智能广泛普及的今天，劳动隶属于机器和资本的基本特征仍未改变。马克思认为，机械化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高级形式，必然在资本扩大积累的过程中造成一般利润率相对下降的总体趋势，使得相对过剩人口与过剩的资本伴随资本积聚而增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伴随生产发展而相对缩小，从而阻碍剩余价值实现与资本增殖，激化社会各方面的冲突，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尽管马克思预测一般利润率相对下降的趋势最终将颠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强调这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潜在的内在矛盾，而不意味着这一矛盾已经成熟、爆发。因此，机械化和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不会立刻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这一理论预测上的重大改变，既是马克思重构理论体系的结果，也是其关注社会动态、研究经济危机、理论联系实际的体现。

(三)《资本论》中价值范畴的革新

从《资本论》关于机器生产与价值规律的论述可知，马克思已经基于明晰的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理论，以成熟的劳动价值论作为“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18】，将价值归因于社会化的抽象劳动而非生产中的具体劳动，并断定前者会被机器生产巩固而非冲击，从而提出了更加完善、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基于价值理论的重构，马克思厘清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关系，重新对机器生产的动因、特征与影响做出了系统分析，化解了原有理论中机器生产与价值规律的冲突、阐明了价值规律在机器生产中的表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完善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通过理论上的一系列转变，马克思充分超越了李嘉图的直接劳动价值论，将商品价值建基于经过社会中介的抽象劳动，从流通层面深入到生产层面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正是经由这样深刻的理论转变，马克思化解了长期困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魁奈之谜”，将资本家既追求交换价值、又降低自身产品交换价值这种看似冲突的行为统合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即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降低商品价值又提高其中的剩余价值，并通过降低商品价值促进商品出售与剩余价值实现。针对原先关于自由时间的“机器悖论”，马克思不再强调雇佣劳动将机器生产原先带来的抽象的自由时间“占据”为剩余劳动，而是指出在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下，从来没有所谓“自由时间”，节省的直接劳动与必要劳动时间直接被资本用于剩余价值生产。而只有扬弃了雇佣劳动的时间才是真正的自由时间，这就以独特的方式回答了机器悖论。马克思以机器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这一问题为纽带，完成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重大理论飞跃，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实现了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深刻重塑着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相比马克思论及的机器生产，人工智能更为灵活高效，对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广泛。但人工智能仍具有不变资本的诸多属性，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因此，《资本论》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对当代人工智能及相关价值问题的研究仍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并发展劳动价值理论

在“片段”中，马克思基于具体生产过程中机器对人力的替代，而推断劳动将不再作为财富的尺度。《资本论》则明确划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概念，强调价值与剩余价值决定于经过社会中介的抽象劳动，具有一般性，不会被剩余价值的具体生产方式而决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发展标志着其劳动价值理论的成熟，为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基本视角。

部分学者认为，劳动价值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早已“过时”，当代企业利润的来源是先进科技而非人类劳动。事实上，尽管人工智能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乃至逐步取代工人劳动，但这一趋势既没有触动商品交换的基本机制，更未改变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对利润的追逐，因而也没有动摇作为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而是促使价值规律以新的方式展开，即超额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率相对下降等。即便在完全实现智能化的企业中，资本家利润的根本来源仍是无酬的剩余劳动，而非用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长的智能技术，前者无法被后者替代。由此可见，当今的人工智能不过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并非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仅仅凭借人工智能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对人力的替代，或是基于利润总量在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激增，就断言智能技术取代人类劳动成为价值的源泉和尺度，这恰恰是落入了拜物教的窠臼，迷惑于价值转型后的具体经济现象，犯下了见物不见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错误。在人工智能时代中，更需充分理解并坚持劳动价值理论，根据新形势得出新的具体结论，给劳动价值理论以进一步发展。

(二)揭示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

在“片段”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机器生产对资本的从属和对劳动者的压迫。经过《资本论》中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确立，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应用方式。今天，人工智能也是在类似机制下发挥作用，但其影响更为深远。

人工智能的应用首先出于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谋求，只有当资本及其所有者认为运用人工智能有助于节省成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时，人工智能才会被投入使用。在生产过程与场所中，人工智能借助其数字化、平台化与个性化的特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更加精密快捷地收集劳动者的信息，经由大数据与相关算法做出利润最大化的分析与决策，加强对劳动者的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活中也展现出日益强大的渗透性，围绕利润需求不断重塑人群的需求与生活模式。由此，劳动者的生产生活趋于局部与片面，主要围绕人工智能的运转而展开，在人身关系上逐渐隶属于以人工智能为表征的资本，形成以资本与智能为对象的拜物教观念。相对过剩的人口与资本总体上也将随之增加，加剧经济社会运转中的冲突。如此种种，无不证明人工智能在当下服务于资本增殖，统治劳动者与劳动的社会功能。

需要强调，人工智能在当下呈现出的社会效应并非其自身所固有，而是其被纳入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19】。区分科技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是马克思在其理论发展史上一以贯之的观点，对把握现在的人工智能仍然适用。人工智能本身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减轻人的劳动，但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却可能加重劳动者的负担；人工智能自身有助于进一步改造自然界、创造更多物质财富，但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应用却可能使劳动者更加受制于自然力、陷入相对贫困中。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中，人工智能才能最大程度地服务于人的解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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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人工智能更好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只有与人工智能技术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才能促使人工智能充分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更好运用人工智能，促进高质量发展。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关键要素，人工智能以数字化、平台化、个性化的特征，有力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优化生产流程，降低人力成本，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着关键作用。经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市场份额的占有，人工智能可以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提升核心竞争力，进而建立有序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分工与协作的作用。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下，人工智能将以创新引领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并减缓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以创新、绿色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智能化、平台化、数字化的手段，提升政府决策与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不断深化改革，扎实推进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为在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促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推动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基于劳动二重性、商品二因素与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新分析了机器生产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从生产层面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彻底实现了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超越了“片段”，通过理论的飞跃实现科学性与革命性更高水平的统一，对当代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发展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编辑 | 贺清怡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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