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李硕 | 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及其农业伦理原则

李建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农业伦理学兼职教授、北京市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首席专家和负责人，主要从事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创新教育与创业管理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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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河北民族师范，主要从事传统村落保护、乡村旅游管理、农业伦理和乡村文化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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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既体现在自然生态系统对现代农业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方面，也体现在现代农业创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多重影响和生态后果方面。理解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具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德意义。现代农业创新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或环境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业伦理的缺失。走向负责任、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创新必须重构农业创新和自然生态的多重关联，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伦理原则。

关键词：现代农业创新；生态关联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业伦理

农业是饲养动物、栽培植物、菌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满足食物、纤维和用于维持生活的其他产品的人类活动。从农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农业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综合系统，包括农民、动植物、农业生产资料和农田、水资源及其他生物与环境要素等。农业最早是指种植农作物和养殖牲畜的生产活动，现在已拓展到包括制造和销售农业所需的投入品，如农业机械、肥料、饲料、农药和兽药等，以及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在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极端灾变天气频现、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和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粮食危机等，再次彰显出农业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性及其道德意义，要求我们系统反思农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及现代农业创新的本质和伦理基础。本文旨在揭示现代农业创新的本质及其生态关联性，分析现代农业创新面临的诸多挑战，系统探讨现代农业创新负责任、可持续推进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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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探讨现代农业创新的本质及其生态关联性，必须首先理解农业的本质。任继周院士在《草业科学论纲》中分析说，农业是人类对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加以人为干预，以获取生活和生产资料，将其构建为农业生态系统的过程。换句话说，“农业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农业化的产物”^【1】。农业和农地生产系统是人类独创的产品，是人类通过辛勤劳作逐步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沼泽、森林和草原转换为耕地和牧场，并在不同的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体系。1999年，美国农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council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一份有关农业生产中生物多样性重要作用的报告中指出，人类自身无法生产食物，是别的物种为人类提供了所需的食物。农业生产的本质，就是利用无数的动植物物种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现代农业创新和农业生产中的许多技术进步，来源于新型农作物的发现，以及这些作物中的新的基因的提取^【2】。

农业的本质决定现代农业创新和农业生产活动离不开动植物生命体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吕氏春秋·审时》中早就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生态关联性做出概括，“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明确将农业种植业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天与地）看作一个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强调天地人三要素耦合共生对农耕生产的至关重要性，指出农耕生产既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和“时土物三宜说”，又明确要发挥人的主观努力，要求农耕生产者“参天地之化育”，“不违农时”，通过精耕细作、合理密植改变水土条件等，实现农业丰产丰收。1996年，加拿大农业生态学家克劳德·考德威尔（Claude Caldwe）进一步概括说，农业就其本质而言是“把太阳光转化为人类健康、幸福生活的科学、艺术、政治学和社会学”，强调农业是地球上唯一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关联的有生命的产业，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意义上以货币作为其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而要用“生态学”原理构建“和谐”的农业与自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政治学”的高度通过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以保护乡村及其农业^【3】。

现代农业创新通常是指现代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成功应用，包括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和智能设施对动植物生命体生长发育过程及其自然生态系统或环境的干预，以大幅度地提高农业产出和生产效率的活动和过程。现代农业创新的典范是美国育种学家诺曼·布劳格通过杂交试验成功繁育的矮化小麦杂交品种在推广应用后所引发的“绿色革命”，其大幅度增加了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粮食产量，让数亿人摆脱了饥饿和贫困，找到了充满希望与和平的生活方式^【4】。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借助于科学和技术的加持，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可能做任何事情，包括在阿拉斯加搞设施农业种植热带蔬菜等，但缺乏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的支持，所有这些农业创新试验都可能因成本等因素而难以持续。事实上，生产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农业创新尽管在提高农业产出和确保粮食供给方面非常成功，但因其对农业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性影响而受到广泛批评。因为现代农业创新正在逐步把农业生产从自然生态过程转换为动植物生长环境可控的技术过程，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现代农业和自然系统的生态关联性，引发了许多值得从生存主义层面上给予关注的生态后果。因此，对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进行系统反思，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两个层面：其一是现代农业创新发生和实现的自然生态基础，其二是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影响及其负外部性和生态后果。

关于现代农业创新发生和实现的自然生态基础，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进行过分析和讨论。许多农业科学家基于大量的研究证据指出，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农业创新和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仅可为农业提供农作物和天然植被的授粉、种子播撒、营养物循环、土地肥力调控和抵御病虫害等生态服务功能，还关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和多功能性。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控制其功能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其作用体现在元素、养分和物质的循环，以及系统中能量的流动，如碳循环、植物生物量的产生和死亡有机物的分解。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人类从自然中获得的利益，包括食物生产、气候调节、授粉、害虫的生物控制等^【5】。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在2019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评估报告》指出，现代农业创新依赖于健康的生态系统及其生物的多样性。全球75%以上的粮食作物，包括水果、蔬菜咖啡、可可和杏仁都是通过动物授粉的，支撑着每个食物链和生态系统的复杂网络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更加多样化的动物、植物和细菌的存在，人类食用和养殖的物种范围有限的农业体系就无法维持下去。为此，现代农业技术创新时必须充分考虑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尽可能评估并减少现代农业创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与之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关注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可能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这从另一个层面上揭示了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及其重要意义。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团队通过模型预测发现，全球变暖会导致蝗虫、毛虫等害虫更加活跃，而这可能给世界粮食供应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们根据模型预测，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1℃，害虫导致的全球小麦、玉米和水稻产量损失将增加10%到25%;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害虫导致的全球小麦、玉米和水稻产量损失将分别增加46%、31%和19%。他们因此推断，气候变化导致的温度升高会使昆虫繁殖和代谢加速，极有可能导致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世界主要粮食作物大幅度减产。尽管这一计算模型目前并未将全球变暖后昆虫的天然捕食者如何应对、昆虫饮食习惯如何改变、农业技术变化等因素考虑在内，但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生态变化可能对世界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造成的影响仍不应被忽视，尤其是农作物减产将会给广大贫困人口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6】。也有一些研究者在对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对传粉媒介丰度和丰富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全球评估的基础上指出，农业和气候变化的交互组合与昆虫传粉媒介的大量减少有关。预计热带地区将因授粉媒介损失而面临最大的作物生产风险^【7】。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生态影响注定对现代农业创新带来愈来愈多的重大挑战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深刻理解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并因此重构现代农业创新的机制和模式。

此外，现代农业创新带来的负外部性和生态后果也早已引起农业专家和科技组织的注意和警示。1999年，美国农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发表报告《生物多样性的益处》（The Benefits of Biodiversity）指出：由于养殖（种植）密度的日益提高以及范围的日渐扩大，家禽和农作物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疾病和虫害的困扰；同时，现有的疾病和虫害正在侵蚀越来越多的物种。由于现在的疾病可以随机地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种被侵蚀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这些疾病和害虫破坏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事实上，除非植物物种具有足够的多样性，否则根本无法抵御疾病入侵、害虫侵犯以及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这些灾害的后果是作物的大面积毁坏以及人类社会的大规模饥荒……只有当人们可以为作物找到多样的物种基因，或者是其相近物种时，才能战胜新的疾病。即便作物可以通过自然的基因变异产生抗体，也未必能阻挡某些疾病的蔓延……那些致命的疾病一旦在玉米、小麦或者水稻上暴发，就会彻底摧毁农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而抵御这类灾难的唯一保障是生物多样性的存在^【8】。事实上，尽管人类已掌握了复杂精深的科学和技术，具备强大的现代农业创新能力，但依然无法忽略现代农业创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和依赖性，也无法取代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给我们的农业和食品服务。认识到这一客观事实，不仅要求我们必须重构现代农业创新的机制和模式，而且必须调整现代农业创新的价值观和道德指向。因此，理解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既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具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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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798年写道，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超过了自然资源提供食物的能力，给人类福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和现代农业创新被认为是解决马尔萨斯危机的良药，对全球农业生产、土地利用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9】。20世纪以来，现代农业创新已大幅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并在世界人口日益激增的情况下持续增加了人均粮食供应，降低了粮食价格，保护了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系统。但是，我们以往在讨论现代农业创新时通常会高估现代科技和产业组织体系的重要作用而忽略如下事实，尽管地球上有40多种动物和7000种植物可用于农业，但只有30种作物提供了人类食物能量需求的95%，而其中只有4种提供了人类食物能量需求的60%^【10】，这意味着现代农业创新正在通过高效率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体系将农业打造成低生物多样性主导的农业生态系统。一些专家指出，这是无节制地通过技术榨取自然生态系统以追求农业产出和经济效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现代农业创新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采用越来越多的技术来替代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衰减：如果现代农业对初级产品的生产导致土壤养分损耗，我们就通过化学肥料给土壤施肥；如果导致土壤水分消耗，我们就安装水利设施来为其灌溉；如果密集种植或饲养牲畜增加了作物病虫害或动物疫情，我们就开发和使用农药抗生素等方法防止病虫害或动物疫情……总之，现代农业创新通常偏好技术对自然生态的控制或替代，在一定意义上弱化或忽视了现代农业创新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性，因此产生了诸多危及现代农业创新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问题，如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退化、水资源消耗和自然生态功能失调，等等，进而影响到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危及未来农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现代农业创新通常还会根据人类的食物安全、福祉改善和经济增长的需要来控制与优化动植物的生长条件和种养生态，进而大规模地把自然生态系统转化为技术上可控的人工生态系统，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农业贸易的全球化和农村社区的城市化^【11】。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通常是以人类的价值观为中心，对现代农业创新和农业生态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评估和干预的。如果自然生态系统的某个方面不能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一般就会被视为环境问题，进而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解决和改造，以至于一些人甚至把自然所做的似乎不利于人类的一切事情都视为对生态系统的破坏^【12】，殊不知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价值误导和农业伦理缺失。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和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或许是最早对科技创新和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及其伦理基础进行系统反思的思想家之一。早在1944年前后，利奥波德就预言人类将终结于20世纪所谓的标准悖论，即我们的工具比我们更好，而且比我们发展得更快，它们可以破解原子、控制潮汐，但不足以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任务，在一片土地上生活而不破坏它。他进一步反思说，DDT能消灭从地上到空中的所有蚊子？如果不想让这些工具使生态自杀成为现实，那我们就必须学会谨慎并限制我们消灭野生动物能力。他说，“过去，科学的目的是理解世界，让人类学习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如果我读懂了达尔文的话，他更关心的是理解而不是权力。但是，科学堕落为公众消费服务，主要是一场权力的竞赛。科学不把大地作为生物共同体来尊重，也没有把人看作漫长而充满风险的进化进程中的乘客。科学已发展成了一种傲慢，这种傲慢反过来决定了科学努力的内容和方向”^【13】。他分析指出，“科学给世界带来了精神和物质上的福祉。它最大的道德贡献是客观性或科学观点。这意味着怀疑除事实之外的一切，坚持事实意味着承担一切后果”^【14】。

1962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明确地对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将之归根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主导的人类行为的虚妄和伦理缺失。她因此向全世界发出警示性声音，指出当前的农业创新模式对生态环境和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应该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害却视而不见^【15】。她分析说，“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由于不加区别地向大地喷洒化学杀虫剂，致使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事实上使各种类型的野生生物直接受害”^【16】。在她看来，最糟糕的是这些主流价值观，让当代人丧失了看清楚农业和土地及其自然群落生态关联性的能力，失去了了解它们故事、欣赏它们美丽和复杂性的能力，结果导致他们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实际行动中都将自然生态系统简化为自然资源，认为可以将其占有或改变，并且不会有任何内疚。尽管环境保护必须考虑经济现实和社会发展需要，包括需要养活的不断增长的人口，但仅仅关注经济而不计后果，对其他生命存在和事物不闻不问是对我们全面人性的否定。她因此毫不妥协地批评各种针对自然的“不必要的战争”，谴责控制大自然欲望背后的农用化学品的大量使用，将其视为一种追逐利益而陶醉于权力的狂欢、一种为了控制自然而简化景观的意愿。在为露丝·哈里（Ruth Harrison）撰写的《动物机器》等所作的序言中，她进一步追问道：“像这些例子一样（集约化农业），他是否有权利将生命简化为一个无生命可言的存在？难道他有权力用残忍的手段来终结这些可怜的生命吗？我自己的回答绝对是否定的。”^【17】

需要指出的是，受生产主义导向的现代农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很多人在谈论现代农业创新时却很少考虑农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及其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更少意识到农业伦理或生态伦理对现代农业创新的价值引领和规范作用。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农业创新价值观和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多数农业科学家和农业创新者甚至认为，从农业伦理或生态伦理层面上反思现代农业创新问题是不可能的、无关紧要的甚至是荒谬且可笑的，理由是现代农业创新与农业伦理或生态伦理不相容，可能会分散现代农业创新的注意力，妨碍或有害于现代农业创新。然而，大量的现代农业创新的事实和经验表明，现代农业创新引发的种种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可能被视为环境问题和技术问题，但就其根本而言，都可归结为人的行为选择和农业伦理观问题。现代农业创新必须基于农业伦理或生态伦理的引导才可能少犯错误、实现负责任且高质量的创新发展。许多未经伦理反思的现代农业创新活动因为导致诸多非预期的生态安全和健康风险等问题而遭遇抵制和失败。1992年，美国土壤科学学会、美国农学会和美国作物学会三大科学学会（Tri-Societies）联合举办研讨会，并在出版的会议文集《农业伦理学：21世纪的议题》（Agricultural Ethics:Issues for the 21^st Century）写道：今天针对农业活动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后果的公开批评，至少部分是基于伦理上的考虑，因此对它们的回应也必须采用伦理学，特别是农业伦理学的方法。其中强调指出，“违背自然是可能的，作为道德主体我们可能逃避但却无法隐藏我们的道德责任。无论喜欢与否，是否做好准备，农业伦理学的时代已经到来。”^【18】无独有偶，中国工程院任继周院士也曾基于其长期从事草地农业科技创新的丰富经验分析说，“农业伦理是农业的本体，而不是农业的外铄。对农业伦理的无视，将铸成农业措施众多舛误之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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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伦理是一套可以分析和讨论的涉及农业技术和创新、生态、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与幸福等重要方面的立场。依照《农业伦理学：21世纪的议题》中的说法，“农业伦理学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a holistic way of thinking）”，目的不是要为农业提供一个统的、普适性的伦理准则，而是要展示农业相关的各种问题和观点，解释为什么农学家必须意识和了解这些问题和观点，学会超出其专业局限进行审慎思考、行为选择和理性决策，使其专业知识和观念适合于更广泛的农业领域^【20】。随着人类进入“后果时代”（age of consequences）^【21】或“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现代农业创新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挑战呈现出非线性的叠加效应，诸如工业化种植和集约化畜牧养殖等地方问题总是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问题相关联。如果我们要预防最坏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发生、确保现代农业创新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健康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未来演进，就必须在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确保农业和食品问题相关的所有学科和领域之间保持密切持续的对话和沟通，并需要发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想象力，把人类知识的巨大源泉，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和创造性艺术等连接起来^【22】，以达成共识并确立具有普适意义上的农业伦理规范，重构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和开展农业创新的范式和规制框架。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对哲学、假设和价值观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构架起现代农业创新和农业伦理这两个复杂领域之间沟通的桥梁，以促成农业技术创新和伦理价值引导之间的相互调适和耦合共生，为可持续负责任的现代农业创新提供开放包容的农业伦理指引。这就需要我们采取系统的、综合性的多视角的方式对现代农业创新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重构，其中最为关键也最为根本性的工作就是重建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农业创新的道德框架和伦理指向。

要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伦理观和道德框架，首先必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信条，重构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确立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规范。就这一意义而言，奥尔多·利奥波德和蕾切尔·卡逊可以看作是西方农业伦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代表性人物。利奥波德曾经基于进化论和生态学的概念分析说，我们之所以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将土地等视为人类的资源。如果把土地看作我们所属的一个社区的话，我们可能会开始带着爱和尊重去使用它。他因此提出一条著名的生态道德准则：“当一个事物倾向于保持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23】。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稳定性的世界观不仅必须自洽、全面并与所有现象经验一致，而且“它应该在美学和精神上都令人满意”，并使人类谦卑，打消人类傲慢的宇宙自大形态，具备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良知：“一种与其他生物是亲戚的感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愿望。”^【24】

在《寂静的春天》中，蕾切尔·卡逊在对化学杀虫剂滥用后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保护人类健康、尊重非人类生物的道德地位、促进人类幸福和繁荣的三大环境和农业伦理原则，并论证了三大原则的普遍性和相互关联性。她分析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护人类健康、尊重非人类生命和促进人类幸福与繁荣这三种道德目标和原则是相辅相成的；单向度地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这三大目标的创新行为是自私的和眼光短浅的。她因此还努力推动社会认可非人类生物的利益和更高的人类利益，提出一种兼具非人类中心主义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元素的环境和农业伦理学。她强调说，承认非人类生物的内在价值可能会给我们的创新活动带来某些限制，但却带给人类的利益会更多……伟大的自然主义者的生活表明，如果我们公平对待自然，自然也会回馈我们^【25】。特别的，蕾切尔对这种包容性的环境和农业伦理观的论证是围绕着现代农业创新的两种主流价值观及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展开的。首先，她批评了专注于经济目标和追求的经济主义，强调说这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赚取一美元”的时代。企业和个人为追求农业创新的利润而对土地提出“无止境的要求”，商业广告让危险化学品的使用者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结果使自然生态系统的非经济的价值和利益通常让位于经济价值，而对化学喷洒的“真正成本”包括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成本却忽略不计。其次，她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征服自然”的社会价值观，并针对起主导作用的农业化学造成的严重后果警告人类景观人工化和简单化趋势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控制自然的想法蕴含着人类的傲慢，它诞生于生物学和哲学的尼安德特人时代，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的存在是为了方便人类……（这种）生命的非凡能力被化学控制的从业者忽视了，他们执行着他们的任务……在他们所干预的巨大力量面前没有谦卑”^【26】。然而，在她看来，如果人类不首先与自然和平相处，人类之间就无法找到和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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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受利奥波德和蕾切尔·卡逊的影响，那个时代的许多生态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开始思考现代农业创新所引出的深层次的伦理问题。西尔斯指出，“也许我们现在将开始以一种新的更有价值的方式利用科学，给我们定位，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人类物种的生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我们自己和物理世界的一切联系在一起。”^【28】奥劳斯·缪里（Olaus Murie）说，有思想的人试图理解我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试图建立一个适当的社会结构，探索一个我们相互之间和对自然的伦理规范^【29】。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更进一步分析说：“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物物种，人类现在对他的同类以及他自己负有特别的责任。他是将他掌握的宇宙能量用于更高的目标还是任性地、漫不经心地消灭生命，过早地结束自己的存在？我们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由爱所引导的力量变成的各种各样的美和真理。只有爱的引领，才会让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再次安全。在此之前，都不可能”^【30】。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道德意义。格雷格里（Jane Gregory）和米勒（Steve Miller）指出，能够理解、欣赏和批判性地思考生物群和环境，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31】。沙希德·纳伊姆（Shahid Naeem）在批判将自然生态系统视为服务人类工具和资源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从关注人类福祉转向将人视为整个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福祉贡献者的道德价值观。他分析说，如果我们为自然服务而不是试图强迫自然为人类服务，人类的福祉就更有可能得到保障。比如，在进行现代农业创新时要少考虑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益处或害处，多考虑人类应该如何像其他物种一样为大自然服务。只有如此，农业、环境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才能得到保障。这是实现人文主义理想的必要前提之一^【32】。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公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农业伦理观。美国文化地理学者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在《发现乡土景观》中分析说：作为地球上的居民，我们生产生活都“与自然秩序相关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花费时间、心思和精力来为自己提供庇护所、食物、衣物及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自然。如果我们想成为地球上真正的居民，就一定要理解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33】。“因为人类属于地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与其他生命形式息息相关，遵循相似的法则，依赖健康和多样化的环境。身为自然的一部分，这一前提条件包含了许多责任和义务。破坏这个允许无限多生命体共存的系统，或者破坏我们无法取代的系统，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我们的首要使命便是发现自然的法则，并遵循它们；然后我们才能尝到安全和富于创造力的生活，为地球及其栖居者带来福利。为了展示我们的贡献，我们还会声明，我们如何节能、保护野生动物、培育有机蔬菜，以及如何传承手工艺、遵循传统精神律令”^【34】。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也在《设计结合自然》中强调说，西方的傲慢与优越感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东方人与自然的和谐则以牺牲人的个性而取得。通过把人看作是在自然中的具有独特个性而非一般的物种，就一定能达到尊重人和自然。现代农业创新要持续向善和负责任的推进，就必须对我们拥有的自然的价值有深刻的理解，必须对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持有较为正确的观点，而且要有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以保证我们中少数人的工作不会产生更多的掠夺性。他强调说，“生态学的观点要求我们观察世界，倾听它的呼声并了解它。世界是生物和人类过去到现在一直生存的地方，而且一直处在变化过程中。我们和它们是这个现象世界的共栖者，和这个现象世界的起源和命运是紧密相联的”^【35】。总之，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逐渐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桎梏，认识到现代农业创新、乡村发展与自然生态不可分割性，强调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取决于我们对自然及其进化过程的理解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或和谐。

在笔者看来，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性反思，迄今最为深刻的思想观点应该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如下表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36】。基于历史上农业创新的经验和教训，恩格斯在对当时盛行的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世界观和自然观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敏锐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和道德主张。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创造性阐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论主张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农业创新乃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生确立了全新的道德基础和伦理指引。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科学阐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和美丽”^【37】。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38】2022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就是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39】。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不仅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且明确了我们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和责任，要求我们在现代农业创新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敬畏自然，尊重并充分认可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推进负责任、高质量和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创新的重要的道德基础和伦理指引。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面向可持续、负责任的现代农业创新的农业伦理并非否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进而简单地确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农业伦理观，而是要超越传统的仅仅以人类利益和经济价值等为指归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伦理观，更多地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等诸多关系层面重构农业伦理和责任体系，要求作为农业创新者的人类必须具备同理心，学会从“他者”的利益和立场来系统反思现代农业创新活动的伦理合法性，重建现代农业创新者的责任和义务。可以预期，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理想和农业伦理的指引下，新时代的中国一定能够通过科技自强自立和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农业创新、农业强国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创立新模式、树立新标杆，不仅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和物质条件，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生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编辑 | 胡芩菱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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