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全县的最低点,海拔只有1370米,与最高点相差875米;这里也有极‘左’路线的痕迹,文革中一度有个燎原大队;这里是三水(葫芦河、成纪水、清水河)交汇的地方,一路欢歌流向渭河;这里有曾被视为拦路虎的——铁门槛,也有埋葬无数无辜百姓的扯弓塬淹人缸;这里的人,把拿东西叫‘撼上’、把牲畜叫‘头口’、把饭勺叫‘调个’、把编科叫‘混说’,语言上充满着秦安人的口味。尽管相距秦安县五营乡大地湾遗址只有几分钟时间,但心中更多惦念的是紧挨他们的成纪古城。这个富饶美丽的地方,就是静宁县的最南端,人称小江南的——仁大乡!解放前,这里叫仁大乡(据省文物局副研究员王科社考证:仁大,党项羌语,是党项族的一支姓氏。党项族仁多,元初随庄浪唐兀千户所东调德顺州而移徙仁大,故名),后设仁大区;1958年成立共和公社;1959年又恢复仁大公社、乡政府至今。民间传说,这里来得最早的是任家人,因土地肥沃,收成不错,只是小打小闹耕种着门前的川水地,过着“一亩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滋润日子。有钱了去莲花城集上闲逛,吃过午饭喝两盅小酒,醉眼瞅着人家一年四季不上地,靠两间铺面照旧有吃有喝,便对土地的投资热情锐减。碰巧,李家、高家、陈家人刚上来时,没有一亩地可种。任家人见有利可图,就把自己平时懒得上去的山地、陡地、坡地,一骨脑儿全部当给他们耕种,一年下来坐收若干租金,倒也乐哉游哉。这就是口头传说中仁当川的由来。后来不知道为啥又改成仁大川,估计与当时风云变幻的形势有关。那时有个大队,就叫“响亮的”燎原大队(今扯弓塬村)。乡政府驻地高家深沟,以高姓人家居多。李河村,则以李姓为主;南门村,有陈、李两姓平分秋色;刘川村则以刘姓为主;阳坡梁上也多以李、周为主。最南端接近秦安县好地乡吴家湾的是东张村后巷社,全社52户人家,大部分是靳家,还有张家、甘家、孙家,也有分别只有两户的江家、陈家。在这个开发较早的区域内,姓氏的单一,是比较显著的特征。李、高、周、陈、刘,则是拥有常住人口相对较多的5个姓。他们占据了咋日的辉煌,也注定主宰着明日的走向。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几百年间,各色人等层出不穷。身正仁义的被人至今歌颂。陈鸣凤,例贡生。清同治末年,战乱刚息,村人多负其债,隐匿别村不敢归。鸣凤得知,劝兄焚券。兄以为焚券不信于人,遂出券付还本人,因此义名远播。高裕崇,一日道经陇城,遇客遗囊而去。内盛银30两,洋烟200两,书札10余封。裕崇追还失主,客出数金辞谢,裕崇不受。刘瑞,家富裕,怜贫扶危。给一贫户给田50亩耕种不索租,怕子孙反覆焚其券。知州闻其事,书赠“敦让可风”匾额。以前曾出过恶贯满盈的地主恶霸,也出过尸位素餐的草包。仁当乡王乡长,办公不力,烟瘾甚深,被县府以军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科罚金1000元。旧社会,极少数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广大贫雇农只得忍受吞声接受他们无止境的剥削,“交不完的租子还不完的帐,拉不了的长工上不了的粮。”、“地主手里一文钱,农民身上一滴血。”今日的仁大人,早把发展的眼光盯住了外面更大的世界。他们谈吐自如,妙计百出,从种果到贮果再到买果,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创造出的惊人业绩,足让雷大梁以上的北里人刮目相看。种果的响应号召,搞起了土地流转,在几百亩的土地上,信心十足地当起了“家庭农场主”; 贮果的贷款建起一孔孔果窖,每孔存量在数十万斤以上,稳稳地赚着因季节差异而产生的可观利润;买果的不再沿街摆摊设点,走出深山,胆敢把一颗苹果带进人民大会堂去推销,向外界宣传推销静宁的的苹果。南门村的李恒义,就实现了这样的梦想。他家门口有示范园,平凉街上有专卖店。农民的身份与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悄然发生着质的变化。更多的人,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广种果树,挂果园面积数以万亩。当地人梦想了多年、终于踏平铁门槛峡而建的静秦公路,就是专门为外运苹果而修建的康庄大道。每年户均收入十万元,成亿的资金流量让金融服务业措手不及。以前有家金融机构嫌这里人爱去莲花城消费,影响了他们的存款总量,干脆关门撤人一走了之。现在又不得不重建门店,吸引群众就近存款。没想到,开业仅半年,就能理直气壮悬挂出存款过亿的横幅,让许多圈子里的人始料不及,很后悔当初没有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分得一勺粥,滋润干枯的心灵。坐落在李店河边的李河村,一年四季掩映在绿荫之中,望之令人心醉。巷子里少有闲人,忙碌于伺侯果树的人们,将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见面时自嘲“多时不得见面,把人忙的上树呢”。它以前的名字却叫青土坡,是居住地半山坡上青土居多的缘故。据《李氏家谱》记载:李河李氏为山西阳曲人,始祖李镇邦,“古晋国太原阳曲人,天顺丁卯科举人,甲戍科进士,初受江西临江府新喻县知县,次升嘉兴府同知升任湖广岳州府知事,除受三载迁于庄浪路居之。”“李氏人文蔚起,甲第云连登贤书者一人,膺拨萃者一人,乡贡者二十一人,廪膳增广文武入痒者几二百人,其他读书立品显亲者代不乏人。”从明代中期迁来李河算起,已历六百年26代。在这个千人一姓的村庄里,你不得不佩服先祖的披荆斩棘之功,以及后代们的光宗耀祖之情。因为吃公家饭的都能独当一面,伺侯果树的照样硕果满枝,就连简陋的路边小店,也能显眼地悬挂起代销某个畅销品牌的招牌。这两年,修谱之风盛行。在诸多庄众的恳求下,李志珍才遵父命,将他父亲在当年破四旧时,冒着巨大风险深藏于墙壁夹层中的《李氏族谱》示人。书为四尺八寸对折,手工熟宣纸装手抄本,书口盖有“叙伦堂” 靛蓝色堂号印章,内容涵盖遗训家规、启蒙教育、科举人物、官吏遵制、属地变迁、天灾人祸、地方反乱、风土人情等八个方面,记录了从明景泰年间至中华民国21年(1932年) 几百年的村庄史,泱泱大观。我衷心祝愿在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续修的《李氏族谱》早日面世。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群众每天吃的树叶、苜蓿芽儿、玉米芯芯、高梁帽儿、树皮、麦衣,面黄肌瘦,满面灰色,有的脸成了灰绿色,走路拄棍,慢似蜗牛,站着的坐不下,躺着的起不来。1968年3月22日,仁大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在贺信中指出:仁大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是仁大人民公社两万三千多人民的一件特大喜事。望你们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把仁大人民公社办成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为兴无灭资,一夜之间,首先将全公社24个大队全部改名:其次,为缩小自由市场范围,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巩固集体经济,以便农业社有效控制劳力,从6月17日(农历5月22日) 起,将每日一集改为三天一集(农历二、五、八) 。其余时间,不得随便上集,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缺勤一天,无条件扣工分10个。在公社革委会的坚强领导下,9月份交售农副产品多种,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亚麻20000斤、花椒2500斤、蜂蜜5000斤、绵羊毛4000斤、山羊毛200斤、杏仁2500斤、核桃3650斤、辣子1800斤。11月份,踊跃交售“忠” 字粮320000斤,户均71斤,人均13斤。仁大川川地平坦得一马平川,山地则舒缓得徐徐下降,由四周向河谷倾斜。有葫芦咀,是三水交汇的地方;有茹糜子湾,恰似三个小山头在此晤面;有喇嘛故堆,不知地底下有多少穿袈裟的冤魂;有木爪屲,旱塬上栽过耐旱的植物;有自歌湾,可是山民们在劳动间隙自娱自乐的沃土;有黑鹰沟深不可攀;有伏家峡令人止步;更有扯弓塬让人无限叹息。话说清朝中叶,官吏昏庸,苛捐杂税甚多,民不聊生。“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秦安莲花城附近,‘九沟十八岔’均为回族居住区,有“王、杨、李、张、田、麻、苏”七大姓氏,回汉比例为回七汉三。为策应宁夏金积堡苏菲派哲赫忍耶第五代传人马化龙组织的起义,莲花城回民领袖穆生华决定秋季行动,先攻打秦州。在与清军作战中,互有伤亡。为保存实力,决定撤到平凉。当义军行至扯弓原时,不料遭到清军与团练的双重伏击,双方伤亡万余人。义军失败后,家眷妇孺几万人全被清军杀害,死尸填满了扯弓原的沟壑……至今在扯弓原上,仍能看到一处处的“淹人缸”(即水冲窟穴),就是当年的填死尸之地。可怜万名无辜的穆斯林群众,为了至高无上的教义,在山穷水尽的异地命丧黄泉。早些时候,作为追随真主足迹的忠实信徒,马化龙和穆生华同时受教于甘谷县南关的阿布让·尕底尔(亦称伏羌关里二爷),深受启迪。早在起义之前,关里二爷已经归真,安葬于伏羌。为防止战乱,起义前穆生华便将墓迁葬于阳坡西山上,并建有拱北。起义失败后,阳坡拱北被清军夷为平地。数年后,重修拱北。每年的正月初一(关里爷诞生)、九月初七(关里爷归真),都有大批信徒,从宁夏、张家川等地,来此拜谒瞻仰。阳坡的社名,多以干巴巴的一、二来替代,缺少想象的空间。我猜想,可能是地处偏远的缘故所致!比如:东湾村只有六个社,就有四个是数字,西一、西二;铁一、铁二。询问了有关人员,他们说是一个庄里就有两个社,分路上、路下或前梁、后湾,依居住地而整体划分。有个社叫师家台子,大部分是师家人,坐在半山的台子上,故有此名。海湾村也如此,八个社中有四个社,以数字命名。什么魏一、魏二;海一、海二;大部分人姓刘、魏,还有一个魏家窑坡。倒是扯弓塬村,虽然以数字命名,炭一、炭二;扯一、扯二,还有一点儿故事。所谓“炭”,即是先民们此前烧炭的地方,倒演化成了让人有个胡思乱想的地名。炭王社里有个张醉乡,先任官,后务农,诸事不顺。归隐山乡后,写下了“欲绝尘缘山居好,惟有山居免烦恼。不爱华堂僻空谷,常有白云绕茅屋”的诗句,让人仰慕,也更加坚信“智慧在民间”的道理。扯一、扯二,自然是为了衬托扯弓塬村的悠久,而特设的两个社。村子里王、周、李姓居多,十分贴切地印证了南部开发较早的历史。此地有个屲,叫做箭射屲。说是两山之间的峡谷间,因为山石堵塞,聚集了大量的水,几乎快要淹到村民的庄前了。一直干木活的鲁班爷,也知道了此事,立马放下斧头,提了弓箭,一路小跑来到山头。稍一观察,拉弓便射,一支箭像中了魔似的,从山顶直入水底,又从坝底冲了出去,流尽了积攒的水。村民们闻讯赶来,鲁班早不见了身影。只见他两个巨大的脚印,相距两三米远,在屲上深深的留着。人们叹为观止,大呼惊奇,跪倒在地,磕头致谢……还有一段传说,好像是专门为葫芦河而写的。为什么群众要把葫芦河称为“瞎龙河”呢?因为龙王爷管着天上地下的水,不但权力大,而且嘴馋,隔三差五要吃鸡。只要听见那儿有鸡的叫声,就不顾一切冲向那里。结果是鸡没有吃到,却把那个村子冲刷得悬溜溜地挂在半崖上。各地老百姓忍受不了这种三番五次的折腾,便联合起来向玉皇大帝告状,要求对瞎龙进行适当的约束。玉皇大帝为笼络民心,便对瞎龙进行管制:凡是州、县所在地,不得绕来绕去,要笔直前行。从此以后,瞎龙就只能在无人处兴风作浪,吃鸡的机会比以前下降了许多。高沟的全称叫“高家深沟” ,村民以高、周姓居多。路畔有座庙,飞檐翘角,衬托着果乡人的殷实。这里供奉着龙王爷,每年正月的庙会上,不但能看到二龙戏珠、划旱船、狮子滚绣球的社火表演,还能吃到土暖锅、荞面油旋等食品。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三水汇合的地方。三水分别是发源于西吉月亮山的葫芦河;发源于华家岭南麓骟马沟的李店河;发源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陇城镇的清水河(又名石堡子河) 。尽管三条河的流经走向不同,但最终在这里汇合流入渭河。由此也对河流的‘流’字有了新的认识:左面是三滴水,右面是三条道道,中间一道笔直,两边两道弯曲,多么像地面上的三条河流走向啊!高沟从山塬到川地,多一半都是果树。靠着三条河的滋润,高沟人种苹果过上了好日子。但辛苦的程度,绝对比得过城里的建筑工地。春剪树夏套袋秋摘果冬刷灰,一年四季忙的人上树呢。周进祥种苹果十多亩,年收入十万元,不但家里有二层小楼,而且在城里还购买了一套商品楼。西山沟以刘姓为主。它虽然地处偏远,穷山恶水,但注定要成为静宁的名村之一。因为从这里走出了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我仍然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他披件黄大衣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的情形。他那辛苦一生的父亲,年青时靠在梨树梁染坊里打工养家,尔后在莲花城置了一间铺面,公私合营后又凭一门木匠手艺拉扯几个子女。年老后,他在街道上闲,。偶尔听到与静宁发展有关的话题,总要一五一十转告给有决策权的儿子,尽可能多的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是一个富有生活智慧的乡间老头。新兴又叫李家岔,打老先人开始接辈传辈叫了几百年了,绝不是这几年才“响应形势”叫的。跑东跑西的周支书,虽然说不上喇嘛故堆里埋着哪个有无比神功的喇嘛,但他知道村上人这些年靠种苹果,一家比一家光阴好过,日子都过“翻面了”。 全村3000亩耕地,仅剩下十分之一的粮田面积了。伏家峡里只有8户人,是全乡乃至全县户数最少的社,大人小孩不超过40个人,全是伏家,全种苹果,一年苦下来十几万地揽钱。女婿娃除给媳妇准备丰厚的嫁妆外,还特别要给有养育之恩的丈母娘孝顺“三金”呢。别看这里山高,文脉却深。有读博士的,还有写长篇小说的。既在此地安了家,还能嫌其丑吗?庄里不多的万家人,是从庄浪万泉(古称陲川)迁上来的。最早有兄弟二人,分家后兄居东沟,弟住西梁,互为照应。有句成语叫“东张西望” ,有两个村名则唤为“东张西张”。 两村以沟为界,自然把东面的叫东张、西面的叫西张。东张村后巷社与秦安好地接壤,是县境最南面的一个村。村文书老黄说:“全村5个社220户一千挂零人,张家人占了一半,还有师、靳、黄、甘、王、杨、孙、李7姓。由于地处纯山区,封闭落后,苹果树栽得迟,数量少,没有挣下几个钱,群众日子艰难。守在家里的人多,除过几个收破烂的外,出外的人不多。倒是过年时节,人们爱耍着唱戏,三马子一开,车头上大红被面一挂,耳朵上烟一别,逐家转着敲锣打鼓地拜年,精神生活比前头川里人丰富,没有一个上赌博摊的,庄风也好,助工帮忙的根本不说多少报酬。谁家有个大凡小事,都是不请自到。生怕去了迟了,给自己没有分配上啥任务,脸上不光彩,把人活倒瓤了,在庄里没一点人缘。” 满常家有个叫陈田的人很富有,据说坐着四个人抬的轿子,走了一百二十里路,来到县衙和州官称兄道弟闲聊至深夜。州官很是感慨,“想不到静宁最富的人家,不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却在县城的南门上!”陈田很是高兴,便把州官赐予的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村名。但他的命运很不顺,还没等到解放,就叫闻讯而来的土匪用麻绳绑了,泼上清油,活活地烤死了。他的后代很是争气,有一个考中秀才,骑在毛驴上夸乡,叫一根根被面压得抬不起脖子;还从一个门庭里走出了两个县长,在陇南造福百姓。除过陈家,南门上唱主角的还有李家。有个叫李恒义的,早在1979年5月,就敢将西坡社四百亩土地下放到户。虽然公社里升级批斗,他始终不肯低头。有一个在兰州搞房产开发,竟然拥有新加坡国籍。有个只有小学四年级程度的,做生意风生水起,庆源公司资产雄厚。文革时,南门村被迫改成跃进大队,叫了一二年,又改了过来。地名不多,川是南门川;山有庙嘴梁、程坪、馒头嘴、颠山梁、黑虎湾、碌柱嘴、石灰窑;姓氏也不多,陈、李、高、张、安、余,超不过十个。余家只有四五户,是日本轰炸兰州时,冒死从死人堆里滚爬出来,怀揣两个银元,在荒凉的碌柱嘴买了一坨地方,艰难生存到现在的。高峡村很像一个臃肿的脐带,低垂在仁大乡的东南。村里有马咀梁、大牛湾,皆不出名。尽管葫芦河水绕村而过,也丝毫减少不了持续攀升的高温。当地人说:“地形像个铁锅,一到夏天,热的人没处躲”。可是在1958年夏天,这里更是“热上加热”, 在此因陋就简办起了炼铁厂。一下子涌进来两万多人,整编成3个团14个营,进行军事化管理。另有两个营的精兵,开拔到治平的蒲家峡挖铁矿石,以供高峡铁矿冶炼。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炼铁5458吨(大部分为烧结铁) ,完成计划的109%;钢646吨(大部分为废旧钢铁回炉) ,完成计划的107%; 铜14吨,完成计划的112%。为确保任务,还强迫把群众家里的铜火盆、铜火锅、铜烟袋、铜脸盆等铜东西,一律上交,充当炼铁任务。有几个“行动彻底”的,还把当地庙宇“钟鼓楼”上的铁钟打碎,“顺手牵羊”几根水利工程上的钢管,“圆满完成光荣任务”,受到“团长”的拍肩奖励!“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真正关心祖国富强的人,都不能不为全县数万人‘上山取宝’的热情所感动。”大炼钢铁,终以劳民伤财而果断收场。曾编过《钢花》简报的“御用诗人”, 见惯了工地上的惊人浪费,在头脑降温之后感慨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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