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龙 || 广爷川走笔 ——双岘篇

文摘   2024-11-18 00:06   上海  


辞典上把一个“小而险的山”称之为岘,那么两个小而险的山,又叫什么呢?我想:如果在相对距离内,两个形而似的山头顾兮盼兮、含情脉脉、低头不语、万千语言化为乌有,那它一定就要叫做‘双岘了!’

双岘山虽小,但一点儿也不险。若是用手捂住一只眼看过去,眼前满布的山头,就像是刚出笼冒着热气的馒头,突然间被人撕去了皮儿,了无生气,一点儿也没有精神了!原因是叫人给把气放了。它是雷大梁的北段,正好处于治平、甘沟、威戎三乡的交界处,是个‘三不管’的地方。解放前,竟然被三乡像切豆腐块一样,分而治之。民众竟也不哼不哈,笑而应之,愉快接受上面的恩赐。在这个无一条河流的纯山区,只求够吃便饱,够用就行。直到49年解放,才被划入雷大公社版图。归顺了十几年,又折腾着设了双岘公社;三年后又并入雷大;九年后又折腾着岀来,从人民公社到乡人民政府,直到今天。你细细地算一下,它的险用在何时,又用在什么地方上了?!除了给群众日常生活造成吃水、行路困难之外,再有什么益处?要不是遮云蔽日的防风林带,给这些连绵不断的小山头上,制造若干处鸟语花香层林层染的迷人景致,双岘的胜景实在不多。

前几日,去颉沟专程看望闲赋在家的老干部。问了几个路人,人家说可以从威戎张齐上山,绕过弯道甚多的雷大梁,走一条捷径。果听从指引,顺势上山。一路上,尘土飞扬,心情不爽。尤其是岔路口多,需频繁问路。又是一个路口,不知指向何方?我急忙下车,上前趋问。一中年人吆喝一头黄牛去泉边喝水,缰绳攥在手中,纸烟咬在口上,信步自在,让人羡慕。

“他爸,走页沟村的路,在啥个路口上呢?”我立马调换成群众听得懂的口头语言对话。

他立即停了下来,挥起了胳膊:“这是上短岔,那面个是下短岔。页沟在这湾湾儿背后呢,还得绕过去。你坐的车,又不要你走路,一会儿就到了。”

我随时随地从内心由衷地佩服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凝练语言!这不,一个弯弯拐拐的岔里,居住的群众联系起来,多有不便。他们干脆一分为二,把上面的叫上短岔;下面的叫下短岔,多么地简洁明了!比起城里人借用外国地名以此抬高房价的卑鄙手段,高明了许多。

老李早在路口等候,帮着引路,寻停车的地方。日刚给一家引新妇的帮忙,明日还得为一个高寿老人送丧,今日恰好有空档。看得,他为迎接我们早做了准备,女人还专门在双岘集上称了若干斤蘑菇。我不知道,以后还能遇上此类“幸事”吗?

“你爱看闲书得很,我问你,颉字和页字有什么区别呢?”老李嘴里吧嗒着足有二尺长、镶有半截玛瑙嘴子的旱烟瓶,故意将我的军。

“在下不才,愿闻其详。”我把球踢了过去。

“颉字的意思有两种,一个是不相上下,相抗衡;还有一个是高傲、倔强。中国最早造字的老先人,就叫仓颉。而页字的意思就太单一了,只是一个表示数量的量词儿。从这上就可以看岀,颉沟是一个多么富有哲理的村名了。只是后来的人,文化浅薄,识字太少,硬是把颉沟改写成了页沟。你在啊达能碰见过一页沟吗?太让人失笑了!”

“颉沟有十个社,成千口子人,分布在一条沟的两面,大部分人是李家,还有杨家,只有这两个姓。我李家是从甘沟崖湾李家堡子上来的,已经有成百年整整七代人了,早都把辈分叫了了,没有办法,又从头倒着往上叫开了。”老李叹息道。

“康家湾里有没有康家人?”

“社有呢,但没有一户康家人,多的是李家,不知道是谁啥时间按下的地名。我家这儿人常说:康家湾里没康家,榆树湾(对面井沟村的一个社,大多以王姓为主)里也没有榆家。”

“咱这儿就算是雷大梁的山系了(雷大梁起于仁大乡韩家小湾,经过余湾、雷大、双岘、威戎、甘沟、新店至四河乡包家山出境,全长4185公里,所属支毛梁194条,总长5089公里,海18212094米,从西北向南延伸,是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山梁,也是南、北部自然和人文的天然分界线),群众常年在这条梁上耕作播种,见惯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神奇,也形象地给这一条条山梁,起了好听的名字。比如:最长的一条梁,叫分路梁;比较平坦的一条梁,叫碾盘梁;树木和草比较密的一条梁,又把它叫个毛儿刺梁。总之,群众的想力比较丰富,见啥说啥,说啥还像啥,你不佩服还不行。这些名字太土,志书上找不见,但在当地人中,却经常运用着。比方说:今儿个要到碾盘梁上耕地去呢;他二大我在分路梁上见来;毛儿刺梁上的雪厚很,挡得人迈不开步,一步路都不能走。

“除此之外,页沟是个出典型的地方。七十年代大办民兵的时候,全村114名基干民兵,只有34支步枪、冲锋枪。老支书李海乾琢磨了几晚上,用几根柳木棍棍做成了一个枪架,实现了“枪枪有架、弹弹有盒”的宏伟目标。有一个马大哈民兵在训练时不小心走火,李支书便找他谈心:“你心中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才能握好手中这杆枪,战天斗地学大寨才有劲头。”杨生昌的儿子分到一把冲锋枪,他高兴地说:“解放前的旧社会里,咱页沟是给地主拉长工的多、被马匪拉去当壮丁的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贫下中农发的枪多,武装的民兵多。咱们全家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枪,一旦帝国主义胆敢侵略我国,就用这把刺刀戳穿他的黑心肠!”

返回的路上,碰见一个人在招手,意思是搭半截顺路。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叫司机停下车,拉开车门,让他上来。他开始很拘谨,在有暖气的车里左顾右盼,极不自在。我递上一根烟,他见没处弹烟灰,一直在手里捏着。我便主动搭话:“农闲了,转着浪门子去来吗?”

“啊达的心思转着浪去呢!我家女人有病呢,看了多少人都不见起。这儿有个老中医看的好的很,今儿个先上来看一下他人在吗?如果在家了,我明儿引着上来,叫赶快给看一下。快过年了,屋里啥都停顿着呢。”他一下子拉开了话匣子。

“你啊达人着,离这儿远吗近?”追寻地名的爱好,使我见人就问籍贯,以图有点滴收获。

“我家在甘峡呢,离这达近着呢!”(又是一个用甘字打头的村,间接反映了山区群众的渴望。但我知道,这个村上没有峡,仅有山下的几处塘坝,蓄一方山间清水,用水泵提灌果园。)

“这儿不是有个张木里吗?”我一下子来了兴致。

“有呢,就在治平柳沟和双岘甘峡的交界处。我们都习惯叫张麦儿、张门儿、张木。社不大,只有50来户人,却没有一户张家,都是吴家和魏家。后来上来了一个屯家堡的改嫁婆娘,带了个张家娃娃,才算多了一个姓。”他一口气把社情说了个一清二楚。

“咋着叫个张木里唦?是不是以前在这里住过这么个人呢?”我好奇地追问。

“这个我可说不上,多少年了,周围的人一直就这么个叫着,叫着叫着,我们干脆就叫张木了,还把个里字还给撇了。”

刚参加工作时,就听过双岘乡还有一个上海村,十分惊奇。心想:起地名的这个人,怎么能把灯红酒绿的上海‘移植’到这里呢?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才发现这个村和其他村没有异样:低矮的农舍、零星的果园、笼着袖头的群众,平静地看着穿着干束的人们,从车子的后备箱里抬一袋面粉,行走在宽窄不齐的巷子里,走进一户户破烂的院落送温暖……从研究地名的角度看,我更愿意把‘上海’列入反映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序列之中!“百忍堂”主人张秀荣,早年与李早勤同窗跟读,后在上海村办起私塾。子在西北师大供职数载,孙在数所乡校舌耕,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世家。在全县十七例教育世家中,仅双岘乡独得五家(张氏、张氏、王氏、尤氏、魏氏),让人刮目相看。

前几日下乡,抽空专门去了趟上海村,以了心中的夙愿。山路上树很多,从上往下看,整个村庄掩映在绿荫之中。我很是叹服双岘乡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前两年废弃的村学,如今改做了村部。热情的张文书对我说了村上的一些情况。“有个最早来到这里的人,大名叫张海青。他生了两个儿子,到了分家另过的时候,把老大住的地方叫上张海青(简称上海),把老二住的地方叫下张海青(简称下海)。后来的雷家人,也学着张家人的样子,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成‘雷一’、‘雷二’;后有的胡家人,也照旧学前头两家,分别叫做‘上一’、‘上二’;三个大姓占了六个庄口,再加上川坪、苜蓿湾、牡丹林三个社,总共九个社。庄里有个庙,供奉着慈善的‘七娘娘’。传说张家人有天晚上去给牲口添草,突然不见了地上的黄牛,急忙打着灯笼去找。找了大半夜,最后在一个没人去的湾湾里,只见几头黄牛满身是汗,周围没有一个人影,脚下倒有成堆的木料,在横七竖八地扔着。张家人急忙向雷、胡两家人说了情况,三个大掌柜坐在一起碰头商量,便决定给七娘娘修庙。自从建了庙,庄里的大凡小事都比以前顺当多了,天上下的雨多了,地上栽的树多了,人手头的钱也多了。尤其是这几年果树起来了,来的客多,买的钱也多了,庄农人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可是在1975年,上海村的5名村干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特权思想严重,多吃多占情况严重,随便到社员家里先熬罐罐茶,再吃饭,一分钱也不给。最多的胡副主任竟然吃了35顿;最少的李副主任也吃了10顿。在他们这些典型的“示范带动”下,赤脚医生、信贷员、配种员、拖拉机手也纷纷仿效。社员们气愤地说:“照这样下去,当上十年村干部,光节约的口粮都弄富了。”、“口里给社员讲大干,实际自己背后地里捣茶罐。”平凉地委工作组在认真调查后严肃指出:对这种破坏集体经济,影响社员劳动积极性的行为,必须予以坚决制止。今后在一些居住分散的地方,大队干部到外生产队工作应尽量就地参加劳动,照记工分,吃饭交大队自制饭票,年终分配时统一核算。公社脱产干部在社员家里吃饭时,要教育队干部不再补助或少补助,尽量减轻群众负担。

团庄的全称叫王家团庄,有王、马、苏、石、张五姓。团庄的意思是“四路八行的人,从今以后团在一起过日子。”此地的一处山梁,除了植被较好外,无甚风景,但却“出人意外”地叫“炸山梁”。说是以前村里屡出怪事,少亡的、跳崖的、寻无场的、喝药的、上吊的,不一而足,令人头疼。庄里人急请几个阴阳“炸山”,以解心腹大患。从各路请来的五个阴阳,以前虽未见过几面,竟是破天荒地心齐,头一回尿到了一个壶里,都想施出七脚六手,把自已的好名声留在这里。选用了红、白、黑、麻、黄五色石头,先将一只蓝边碗底子打碎,再将一只活公鸡头一刀砍下,把乌黑的鸡嘴插在碗内;另一只碗内盛着五色石和麦子、玉米、豌豆、高粱、菽菽五谷粮食,用鸡血喷溅揽和均匀,选择村庄东西南北中五处地方,挖坑埋了,插上红、黄、绿、蓝、紫五色旗,村人不出庄,外人不进庄,持续五日,频繁念经,才算“炸山”结束!自从炸山后,村里安静多了,老有老样,小有小样,再没有发生乌七八糟的怪事。不但有了长寿老人,还有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外闯荡多年,本分做官,以后官至厅级,省亲时进庄必下车步行,逢人发糖散烟,到棋摊前也不指手画脚,笑吟吟恭敬站着看乡间几个高手在楚河汉界间厮杀,直至夜幕降临。有个叫苏行的社,以前叫做苏家台子,苏家人占了绝大多数。这几年靠种果树,光阴一年比一年强。许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养育自己的庄名叫个苏家台子,还一个劲地向外人夸耀“咱苏家几辈子人,一直就是能行。”

双岘村有个社叫兄弟社,以前叫做回回湾。说是清时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全部去了西吉的烂泥河;这里的土地撂荒了三年,没有一个人敢去种庄稼。从山背后来了一家雷家人,很有势力,见这里土地肥沃,不管三七二十一,俩兄弟一前一后用抬担圈了一转,全部算成自己的土地。后来的李家人、卢家人,只得在雷家人跟前低三下四地买几亩地,以便有个立脚之地。谁能想到,过去一门三进士的卢家人,后代更是才学过人,有一个还走出国门当上了驻外国的大使(卢进华:中国驻赤道几内亚使馆经济参赞处二等秘书),一下子让这个小庄名气冲天。公社里有个爱读书的工作组,戴着厚坨坨的眼镜逐户走访了解后,感慨地说:“你别小看这一坨儿地方,还挺有研究总结的价值。以前这里是回汉团结结硕果;现在又是中外友好传友谊,我看以后就把它叫成兄弟社!”包产到户后,兄弟社社员科学种田,地膜玉米亩产853公斤,成为全县第一个山地“吨粮田”典型。

197411月,中共平凉地委秘书处在《平凉工作简报》上以“静宁县双岘公社讲质量,求实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题,介绍双岘公社改土经验,并将此件发至各公社、各批林批孔点,引起巨大反响。秋收刚结束,全公社就投入467辆架子车、222辆手推车,大学大批促大干,短短一月,新修水平梯田2982亩,实现了“劳均一亩”的目标。公社武装干部陈部长,怀着对两年大变多做贡献的美好愿望,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帮双岘大队添买架子车;信用社张主任起早贪黑吃住在工地上。尤家大队尤菜子、尤秀香、尤天兰、尤引兰、尤斌菊、尤莲娃、尤唠唠、张芳莲8名女青年组成铁姑娘连,不顾别人“草绳不算绳,女娃不算人”、“没见过鸡毛能飞上天,没见过女娃子成了仙”的冷嘲热讽,学习海河边上的小靳庄人,肩扛铁锨,手握红缨枪,高喊“党的路线记心间,克服困难加油干;流血流汗心情愿,誓叫陡坡变梯田”的口号,大战付家大湾陡坡地,用铁锨劈开两丈多高的悬崖,填了1500方土的深坑,每人每天平均移动土方18方,平整土地48亩,占尤家生产队80亩任务的60%,人均6亩。

与名人结缘,绝非易事!但在双岘就有这么一家两代人,碰上了千载难逢的机缘。父亲李早勤,参加同盟会,创办云萃小学,造福乡里。民国元老于右任,也为他亲笔撰写墓志铭:“笃厚有至性,事亲尽孝,乡里咸称”;儿子李世军加入国民党,追随中山先生的‘三民’衣钵,为民主救国竭尽全力东奔西走,是近代静宁的一位著名政治活动家。难怪父子俩的名字,都要收入本地各类志书中。

父亲李早勤,原名钟泮,字藻芹清秀才,以其孝行为乡里尊重,被举为孝廉方正,人称“李灶爷”。早年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辛亥革命时,协助甘肃省议会李镜清议长办理地方事宜。因政见不合,先生归里,在不占农田,便利附近儿童走读的前提下,选择当地刘家湾庙宇为校址,于民国四年(1915年)创办云萃小学,并任第一任校长。一时间学子云集,名噪乡里,被称为陇上四大名校之一(其余三校为:兰州兴文、天水亦渭、武山蓼阳)。

李世军,字汉三,清云萃乡(今双岘乡)人。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创办《新陇》,宣传新文化;后加入国民党,受孙中山先生之命,从北京来甘肃宣传《北上宣言》,筹建国民党甘肃省党部;1939年,任甘肃省建设厅长;解放后,曾担任过民革江苏省副主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蒙冤长达22年;1979年,中央予以平反;后任国务院参事一职。

据有关资料记载:曾有一段时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将“云萃小学”校名改为“樊梁小学”,遭到群众的一致反对,只得恢复原名。云萃小学有近百年历史,为社会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李早勤先生自撰的对联:“劳比筑长城,功胜建阿房,愿此间桃李争秀;去年开生面,今岁破天荒,望后起继承有人。”仍将激励无数的后来者。


早年上,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梁上,了无人迹。山坡下的樊家大庄人,突然萌发了“占梁为王”的念头,告别平坦的故乡,扎根陡峭的山梁,才有了今天的樊梁村。它有六个自然社;周家、大岘湾、上庄、樊梁、郭湾、赵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披荆斩棘的樊家人自上梁之后湮然无闻,热爱诗书的李姓人家却异军突起,闯荡世界,功勋卓著。想必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李家人,肯定就是先生“瓜瓞连绵”的孝子贤孙了。百年之久的云萃小学里,红砖青瓦取代了过去的殿堂僧舍,现代化课桌代替了往日的泥土台子,学校周围的刘家湾、范家河滩、郭家背山等地,因有历届学生勤工俭学,开荒种树,早已葱茏苍翠,景色宜人。学校现有小学生六十多名,教师七人,每日里书声琅琅,余音绕梁。山区群众终年在“望之蔚然而深秀”的云萃山巅辛勤地耕作,偶尔相聚在风咀梁上话几声桑麻,在阴坡湾里咣几句闲话。村上的庙宇虽不大,但有海量,容纳着白雨菩萨、王灵官、山神爷三位“圣仙”,庇护着善良的山区农民四季平安、五谷丰登、事事顺心。如果说,樊梁因‘云萃小学’而神奇;那么,双岘一定因李氏父子而辉煌!

又一个端午节快到了,放羊娃把捡到的柴火堆积在一起点燃,熊熊火焰映红了一座座山头。他们围在一起欢欣跳跃,唱起了《点高山歌》:

点、点、点,点高山,

高山烧红了天屁眼;

玉皇看见脸欢笑,

瘟神鬼疫都烧完,

家家户户都平安。

汉三先生晚年客寓京城时,遥望家乡,深情追忆,也做了一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端午诗》:

赵家湾里无多景,

端午时节后山青。

岚烟绕乡天低树,

高山点火牛铃声。

除过李氏父子以外,双岘还出过一个名人。他叫张地丰,道号和庵。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卒时不详。问了几个当地老年人,都摇头不知他是哪个村上人。史载:他幼年家境贫寒,父母早逝。因不堪兄嫂虐待,遂出家学道,云游四方,精通道术。曾任兰州金天观第十九代主持。民国年间,相传当时甘肃都督刘郁芬在参加中原大战之前,曾往观中占卜。张地丰以道家玄学向他讲了进兵退军之略,使刘悦服。著名道士张三丰生于元代,辽阳懿州人,人称张邋遢。一年到头,只一衲一蓑。一餐能食升斗,或数月不食。他过目成诵,行为怪异,有奇士相。料事如神,事前能知。他还是武当道派的创始人、太极拳的发明人。可惜是手头没有充足的资料,以印证同条道上相隔百年的他们,为何在姓名中仅有一字之差?!

两山之间有一条很长的岔,人们就称它为长岔。明万历年间,张家老祖先从秦安铺阁堂一路北上,经过阳川张家大湾、余湾苗岘,直到长岔。他们把此地一座高山,叫做中塬山,修了庙,供奉着大慈大悲的九天圣母,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准时唱上台戏。开春之后,在一湾连一湾的黄土地上,种植小麦和洋芋。洋芋又叫土豆,它是大地的乳房,是藏在泥土里的灯盏,是攥在节气里的拳头,是供养着老人、喂大了孩子、养活了自己的“洋芋蛋”。后来,杨家人、王家人陆续过来,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别叫做杨湾、王家山庄。长岔沟慷慨地接纳了他们。虽然三个庄口里住着三个大姓,但做事却是格外的心齐。在堡子坪上种洋芋,在庙嘴上栽苹果树,都要赶在人前头。感谢土地的无限馈赠,以前只长洋芋的薄地,现在变成疯长苹果的厚地了。每人伺候2亩果园,从春到秋忙得不住点,但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甜。


名义上说是中湾村,实际上群众口头上仍叫“任家岔”。有个老汉理直气壮地说:“六个队上成千口子人,全部都是任家人,只有李、尤两个上门女婿。不叫任家岔,再叫啥呢?”六个队分别是阳路、中湾、阳湾、湾里、椿湾、沟儿。村上只有一处简陋的山神庙。倒是有一条山梁,名字很是气派,就叫虎头山,仿佛是从人家大寨照搬过来的。庄里人多在两亩山地上忙活,以前种麦子,现在栽果树。出外工作的也不多,干成大事的就更少。有些人闲了坐在一起发牢骚:“不是咱们没本事,而是老先人把庄的名字按完了。不起个东湾或南湾,偏要叫成个中湾,能引导我们干成大事吗?”

甘峡村实际没峡,倒是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沟缠绕着几个社。后来在沟里修了一个塘坝,才算是对这个“甘”字有了一些交待。正因为有塘坝的支撑,这些年的果园发展得风生水起。早栽了树的人,已筹划着建果库了。庄里的姓不多,有张、李、吴、靳、陈、杨六姓。早年间,有个姓吴的人家,男人死得早,母子俩艰难渡日。离家出走时,一五保户借一碗糜面烙两片馍馍打发。后在庄浪水洛一户杨姓人家寄人篱下,儿子也改姓为杨氏。红军经过时,杨志林跟随而去,因功卓著,曾担任过某军区政委一职。七十年代返乡探亲时,逐户慰问乡亲,并赠呢子大衣若干。应邀做报告,只说伟大领袖,不说一句副统帅如何。乡人不解,后“9.13”事件发生,才恍然大悟,称奇不已。

文屏雅集 2024年11月09日 08:47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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