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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与理解》(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是西方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部名著。其着眼点在于考察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可能性与限度。社会（人文）科学方法论是目前西方哲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的领域之一。从德国兴起并风靡西方哲学界的哲学阐释学(Hermeneutics)认为社会（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理解”（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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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狄尔泰和韦伯的时代到波普尔和亨普尔的著作，解释与理解之争一直是社会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诠释学、现象学和语言分析等解释学方法的兴起，这一议题变得更加核心。由此产生的大量文献虽然仍沿着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路线分裂，但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哲学重新统一的趋势。
在《理解与解释》一书中，卡尔-奥托-阿佩尔以冯-赖特的著作为起点，对相关议题进行了严谨而深入的分析。在回顾了早期讨论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不足之后，阿佩尔依据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对语言的分析，从逻辑语义学转向了语用学，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重新连接了德国哲学传统的主题和立场，而且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阿佩尔的著作被收录在由托马斯-麦卡锡编辑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中，为社会科学哲学的当代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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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1901-1985），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以探索科学的本质而著称。《科学的结构》一书是内格尔思想的集中表现，被誉为科学哲学的十大经典之一。本书围绕着科学说明这一核心展开，对科学说明的本质、研究的逻辑以及知识的结构进行了全面论述，内容涉及物理科学、生物科学、数学用至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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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的科学解释的哲学理论，对因果关系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与当代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统计特性相契合。韦斯利·C·萨尔蒙（Wesley C. Salmon）阐述了科学解释的三个基本维度——认识论的、模态的和本体论的。他指出，目前流行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维度的一个表现）是不可持续的，而模态概念在科学上已显得过时。在他的理论中，萨尔蒙教授对自己早期的某些观点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并为一种因果/机械理论进行了辩护，这一理论是本体论维度的一个体现。萨尔蒙的理论为科学现实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其力度可与二十世纪物理学家对原子和分子存在的确信相媲美。为了公正地处理不可还原的统计规律和统计解释等概念，他对物理随机性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解释。从将科学解释视为一种“审查观点”（即解释作为论证）转变为接受因果/机械模型，这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和思考解释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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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朱迪亚·珀尔及其同事领导的因果关系革命突破多年的迷雾，厘清了知识的本质，确立了因果关系研究在科学探索中的核心地位。而因果关系科学真正重要的应用则体现在人工智能领域。作者在本书中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智能机器像人一样思考？换言之，“强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吗？借助因果关系之梯的三个层级逐步深入地揭示因果推理的本质，并据此构建出相应的自动化处理工具和数学分析范式，作者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作者认为，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大部分机器学习技术，都建基于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要实现强人工智能，乃至将智能机器转变为具有道德意识的有机体，我们就必须让机器学会问“为什么”，也就是要让机器学会因果推理，理解因果关系。或许，这正是我们能对准备接管我们未来生活的智能机器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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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重点介绍了运用于政治科学领域的研究设计，以定性研究设计为主题，但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学生，并且对定量取向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作者整合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所采用方法的共性，目的是提供有效的描述性或因果性推论。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定量研究的科学推论原则和建模方法也能帮助定性研究者提供得出更有逻辑、更可靠的推论。本书的内容可以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他们的研究、规范自己的研究。书中不仅给出了好研究设计的关键步骤，并对研究设计中的关键概念给出了详细解释，还列出了研究中需要避免的问题，辅之以大量例子。因此，本书不仅方便了广大学生和学者了解和学习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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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于了解韦伯在「哲学」与「宗教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概念，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韦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与逻辑学的反思，值得关心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中哲学概念的读者费心细读。更重要的是，韦伯探讨的主题不局限于一般所说的「方法论」问题，而是扩展到了知识理论与逻辑学的分析、乃至更根本的「知识」或「科学」的意义问题。
在《罗谢与肯尼士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之逻辑问题》一文中，韦伯使用直白易懂的文字，透过实例探讨许多相关连的「基本的逻辑－方法学的问题」。《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则讨论「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构」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对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探讨的主体：「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如何被建构及研究的议题，可自《「文化科学的逻辑」这个领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一文中一窥端倪。对于如何掌握「历史学的对象是什么」及「历史学之逻辑上的本质」这类与研究工作息息相关的问题，韦伯在本书中也作了详细讨论。
本书另外收录韦伯对当时新康德主义法哲学家斯坦乐（Rudolf Stammler, 1856-1938）及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 1844-1931）著作的评论。其中论及韦伯的方法论思想中最重要的侧面，包括如何在文化研究中对「经验上的诠释」或「诠释学上的诠释」这两条进路做出区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价值关联」学说、研究客体之建构，以及「理想类型」的概念等。
最后，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诸科学之“价值中立”的意义》一文中，韦伯提出对于「价值中立」这个概念提出最深入、细腻、且完整的分析与论述。韦伯认为知性、伦理与心的判断各有其必须遵守的法则，不能以知性的认知结果去谴责心的感受或伦理判断。心和伦理判断是不受指挥、也不能被指挥的，也由此可知，知性的法则的局限。这种「知、情、意」三分而各有其「固有法则性」的想法，可以说是韦伯的思想的「人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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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当代德国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大师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论文集，收入五编、九篇论文，时间涵盖1963—1977年。在这十五年间，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旗手，一直在与对手论战，并且在本书收录的九篇论文中反思和追问此种批判社会理论自己的方法论立场。为此，他在书中探讨了实证主义、阐释学、社会科学的功能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哲学等关键问题，寻找他自己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在这些大问题中的角色和效力。读者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哈贝马斯在社会科学领域核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可以追随哈贝马斯与各方学者论战的足迹，从哈贝马斯个人观点形成史的角度解读大师本人。本书作为把握社会科学关键问题、理解哈贝马斯思想脉络的重要著作，几十年来一直是德国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当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要问题和解决可能性的权威性指南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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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学者关于诠释学的经典论述，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全面阐释了诠释学。该书集众多思想学派于一体，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理论性、参考性，可供广大学者在研讨诠释学时参考使用。
编者引言：何谓诠释学？
1.[德国]阿斯特：诠释学（1808）
2.[德国]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1805-1810）
3.[德国]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1819-1932）
4.[德国]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1900）
5.[德国]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1910）
6.[德国]海德格尔：理解和解释（1927）
7.[意大利]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1962）
8.[德国]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版序言（1965）
9.[德国]伽达默尔：诠释学与历史主义（1965）
10.[德国]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1965）
11.[法国]利科尔：存在与诠释学（1965）
12.[德国]哈贝马斯：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1970）
13.[德国]阿佩尔：科学主义还是先验诠释学？——论实用主义指号学中指号解释的主体问题（1970）
14.[德国]阿佩尔：科学主义、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一种从认知人类学观点出发的科学理论构思（1971）
15.[德国]伽达默尔：答《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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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解释》是格尔茨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的精选集。该书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提出的一个个独特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文化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恰当方法等问题。
格尔茨在这部“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而也比较且易于普通读者理解的著作中，以颇具气势、激情、学识和智性的笔触，对将文化作为“文本”阅读的观念进行了通俗化，由此使人类学与文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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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自然主义问题的深度关注激发了社会理论领域的激烈辩论。一派学者主张将社会科学视作自然科学的延伸，而另一派则从根本上质疑客观性和解释性知识的可能性。这种对立在随后的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中不断显现，体现了自然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张力。
《解析与社会知识》一书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旨在超越这一传统争论，探索一种综合的方法。它不仅重构了这场辩论，还提出了对社会学解释的全新理解。艾萨克·阿里埃尔·里德通过深入分析斯考切波、格尔茨、利拉·甘地、巴斯卡、福柯和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作品，将社会研究的认识论模式归纳为三种：现实主义、规范主义和解释主义。
里德特别强调，解释主义为反自然主义社会学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种社会学不仅解决了解释与说明之间的矛盾，而且能够利用理论进行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历史因果解释，从而深化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解释与社会知识》不仅审视了社会研究者的工作方式，还深入探讨了他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对人类科学如何独特地揭示和解释我们所处世界的一次深刻而富有成效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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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彭罗斯：《科学的根源》
汉恩·纽拉特、卡尔纳普：《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
库恩：《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
希契科克：《什么是科学哲学》
费策尔：《科学探究的三种方法论模型》
卡尔纳普：《归纳与概率》
克里：《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困境》
波普尔：《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
利普顿：《最佳解释推理》
哈瑞：《自然定律》
卡特莱特：《物理学定律描述了事实吗》
苏佩斯：《什么是科学理论》
吉利斯：《迪昂论题与蒯因论题》
亨普尔：《科学解释的两种基本类型：演绎一律则解释与概率解释》
萨尔蒙：《科学解释：因果关系与统一性》
迪普雷：《自然类》
塞洛斯：《科学实在论争论的现状》
马斯格雷夫：《实在论与建构经验论》
萨尔蒙：《科学中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霍费尔：《新经验主义与斯坦福学派》
吉尔：《科学的认知进路》
柯特吉：《“新时代”科学哲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在尝试严肃解释社会生活时，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遗产。这一遗产一方面源自17世纪的政治算术家和随后的道德统计学家，他们坚信量化分析能够为冷静审视社会事务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来自于19世纪启蒙运动后的社会哲学家，他们追求发展一种实证的社会科学，以期控制社会行为，正如物理科学为征服自然提供了知识一样。然而，关于实证主义与社会学关系的每一次辩论，都因“实证主义”一词的多重含义而变得复杂——这些含义之多，以至于一些人宣布实证主义已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依然是社会学的主导力量。彼得·哈夫彭尼的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这种术语的多样性作为核心议题。为了清晰地评估实证主义传统对社会学的贡献所引发的争议，该书回顾了自19世纪中叶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实证主义”和“社会学”概念以来，不同时期“实证主义”一词的十二种重要用法。本书追溯了现代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两个独立起源——实证主义哲学和统计学——的历史发展，并分析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回顾了20世纪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哲学的演进历程。
因果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议题。虽然我们不再坚持传统的因果论，也不再盲目信仰因果原理的绝对性，但我们依然在探索因果之间的联系，包括它们之间的因果和非因果关系。我们并未转向非决定论，而是扩展了决定论的边界，将非因果因素纳入考量。我们继续利用精确的工具来阐述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基础理念和原则。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对事物表象的描述，更是对其内在逻辑的解释。因果原理或许不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但它无疑是一条重要的路径。这本关于因果关系的杰出著作的第四版之所以备受追捧，正是因为它凸显了这一原则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受欢迎。本书语言通俗易懂，不涉及过多技术性内容，专注于探讨因果关系的本体论问题，并特别强调了因果原理在当代科学中的核心地位。马里奥·邦格首先对书中使用的术语进行了界定，并阐释了因果原则的不同表述方式。随后，他深入分析了对因果性的两种主要批判：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为进一步阐释因果决定论的实际论断奠定了基础。邦格进一步剖析了因果原则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涵盖了科学定律、科学解释和科学预测等多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对于初学者还是专业学者，他都提供了关于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及其批评者的全面教育。《因果关系与科学解释》（Causality 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书的作者，威廉·A·华莱士教授，在评价这部著作的早期版本时表示：“我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它是该领域的开创性作品。”
本书对实证研究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再审视与思考，这种模式是大多数实证研究工作的基础。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地美化现状，也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在于改革实证研究，将其塑造为一种能够严谨地促进社会理解的活动。我们不必担心科学的定义，也无需确定科学事业的本质，我们追求的是将逻辑思考与经验数据有效结合。本卷旨在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当前的研究议题中，是否有些问题即使研究者拥有理想的非实验数据，也基本上是无法回答的？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实证社会研究来成功解决，并且应该以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不可为”的理论。当然，我们不能在遇到难题时只是轻率地说“做不到”，然后放弃尝试，寻找新的工作或任务。相反，这要求我们深入思考是否存在某些内在的逻辑原因或社会学力量，使得某些经验问题本质上难以回答。我们需要考虑四类问题：那些本质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机尚未成熟的问题；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处理的问题；以及在现有经验和理论知识下已经失效的问题。
在《让事情发生》一书中，詹姆斯·伍德沃德提出了一个创新且雄心勃勃的综合理论，全面探讨了因果关系与解释，其理论框架跨越多个学科，适用于科学实践和日常决策。他提出的操纵论视角认为，因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可以被利用来实现操纵和控制的关系。这一理念根植于我们对原因作为产生结果的工具的普遍认知，同时汲取了实验设计、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领域的深厚传统。伍德沃德不仅展示了如何将这些观点从社会科学和生物医学的原始应用扩展到更广泛的科学领域，而且为操纵论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他阐释了操纵论的含义，将其与其他理论进行了比较，并有效回应了常见的批评。在这一过程中，他揭示了操纵论如何凸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成功因果解释的关键特征，同时巧妙规避了其他以演绎-通则模型为基础的方法所遭遇的反例和难题。《让事情发生》无疑将激发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以及对因果关系、解释和科学方法论感兴趣的学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为这一领域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
在《反事实与因果推断》第二版中，作者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与扩充，通过社会、人口和健康科学领域的实例，深入阐述了观察数据分析中反事实方法的核心要素。本书首先介绍了基于潜在结果模型和因果图的替代估算技术，这些技术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接着，作者从潜在结果的角度出发，讲解了匹配和回归等条件技术，这些技术在处理观测数据时尤为重要。针对那些因果暴露的重要决定因素无法观测到的研究场景，书中介绍了一系列的替代技术，包括工具变量估算器、纵向方法，以及通过因果机制进行的估算方法。这些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在数据不完整时进行有效因果推断的途径。全书贯穿了对因果效应异质性的重视，并强调了通过机制进行深入因果解释的必要性，这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复杂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
李丹教授的著作深入介绍了社会科学哲学，特别关注了社会科学中的核心解释模式：理性-意向性、因果性、功能性、结构性、唯物主义、统计性和解释性。这本书对这些领域最新发展的讨论极具深度和力度，特别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解释的微观基础、超验思想、功能主义，以及当前关于相对主义的讨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李丹教授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一样，可以从对实际科学实践的研究中获得宝贵的启示和洞见。在整本书中，哲学理论与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最新实证研究——特别是关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研究——被巧妙地结合起来。本书以其清晰的文笔和严谨的结构，为读者提供了处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前沿辩论所需的逻辑和概念工具，无疑将成为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及其学生们的宝贵资源。
变量究竟能向我们揭示什么奥秘？创新的时刻究竟是何时到来？为何我们总是与那些关键的转折点擦肩而过？那些未曾发生的事，是否比实际发生的事更具深意？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其发人深省的著作《时间攸关》（Time Matters）中，深入探讨了这些引人入胜的疑问。他从抽象的理论探索到尖锐的方法论批判，阿伯特向我们展示了每一种方法论都固有其理论属性。《时间攸关》一书特别聚焦于时间、事件与因果关系的议题。阿伯特的每篇论文都根植于对实际社会科学分析的深入考察。他始终如一地展示出，在学术研究、市场调研、民意测验，乃至政策评估中，每当我们运用社会分析的工具时，都不可避免地对原因与事件、参与者与互动，以及时间和意义做出关键性的假设。阿伯特挑战了现有的假设，不仅概述了实证社会科学的传统理论，更勾画了新的替代视角，为构建新的社会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构与能动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已争论了逾百年。2010年出版的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解决之道。戴夫·埃尔德-瓦斯（Dave Elder-Vass）运用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涌现理论”，主张我们不应将因果性归因于抽象的社会结构或孤立的社会概念，而应认识到是特定的人群承载了社会结构的力量。他指出，某些群体拥有不同于个体的、独特的涌现性因果力量。尽管如此，这些力量也依赖于个体的行为和贡献。本书深入探讨了个体间的互动如何产生特定类型的社会结构及其因果力量的机制。《社会结构的因果力量》一书对于深化我们对人类代理理论的理解以及对规范性制度的认识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战争和全球化等世界政治进程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和条件所驱动的。虽然因果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但原因概念的含义或内涵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内一个悬而未决且充满争议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关于因果分析的争论愈发激烈，一些学者甚至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原因概念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本书认为，国际关系领域内关于因果关系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有问题的假设——包括决定论、机械论和经验主义。作者主张我们应该超越这些主流话语，重新审视因果分析。Milja Kurki 认为，重新解释社会科学中因果分析的意义、目的和方法，能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开辟出一条多因果解释和方法论多元化的新途径。
在社会科学中，“原因”这一概念，正如所有知识领域一样，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议题。我们依赖因果关系来组织信息，试图为世界带来秩序，但这有时也可能限制了我们对现象深层次理解的追求。理查德·内德·勒博在他的新作中，深入探讨了物理学和哲学对“原因”概念的理解，并得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结论：没有任何单一的表述能够在逻辑上无可击且普遍适用。勒博认为，原因并非世界固有的特征，而是我们为了理解世界而形成的一种认知上的简化手段。在实际操作中，因果推断往往具有修辞性质，其有效性必须基于实用性来评估。勒博提出了一种创新的方法——“非有效因果关系”，这一方法带有建构主义色彩，它强调个体行为背后的个人理由，同时采用其他方法来理解这些行为在集体层面上的意义。这种新方法立足于对情境的一般性理解以及特定情境下的独特性。
查尔斯·蒂利凭借在历史和社会科学前沿领域的丰富经验，积累了数十年的洞见，他的这本新作提供了创新的方法和途径，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本书广泛覆盖了从人际交流到全球历史变迁的分析方法，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蒂利向读者展示了如何通过对社会进程进行深入的关系分析，并结合对因果机制的细致辨识，来揭示人们生活方式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变迁。
可能性在历史研究中扮演着一个复杂而迷人的角色。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解释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解释所揭示的替代可能性。正是这些潜在的"可能世界"丰富了我们的理解力；在人类事务中，我们更多地依赖实践的判断而非纯理论的推断来评估这些可能性。杰弗里·霍桑（Geoffrey Hawthorn）在其广受好评的著作《反事实在解释中的作用》中，通过历史和现代的丰富案例，为他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辩护。他的结论挑战了我们对理论本质和地位的传统假设，甚至对知识在人文科学中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
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不仅激发了社会科学和语言学领域大量重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且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具原创性和争议性的著作之一，它至今仍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论辩的核心。常人方法学——研究普通人如何通过日常行为和言语构建稳定的社会世界——现已成为所有社会学和语言学课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芬克尔作为世界顶尖社会学家之一的崇高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本书所展现的研究成果。
《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第2版)是一部精辟论述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问题中因果关系的权威著作，它在哲学层面上陈述了许多重要的实践法学问题。《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第2版)于1959年第一次出版，修订再版于1985年。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它一经面世，就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此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引起哲学家和法学家们的兴趣。《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第2版)的理论基点是，法律在决定法律责任时，常常使用常识的因果关系概念。它对这些概念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将它们与休谟、穆勒、科林伍德以及后来的马凯联系起来。它揭示出立法者和法院在确定民事责任、合同责任和刑事责任时所使用的非因果关系标准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在著作的结束部分，它对常识观念的中心地位进行了辩护，并对因果关系最少主义和因果关系最多主义这两种对待因果关系极端态度进行了批判，前者将因果关系与必要条件相等同；后者将因果关系作为责任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它阐明了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将责任与这一行为人的身份和个人特征相联系。《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第2版)不但重点对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和实践作了透彻的分析，而且从比较学的角度，对大陆法系流行的因果关系理论也作了独到的研究；不但从实体法角度研究了法律中的因果关系在解决法律责任中的作用，而且也从程序法的角度，研究了如何在诉讼程序中恰当地提出因果关系问题，并对它们加以适当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