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构建国家：意大利、德国的形成与联邦制之谜》译者序

1919年，梁启超在《解放与改造》发刊词里，提出了“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强调“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地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20世纪20年代初，在各地知识分子与地方军阀的策动下，各地开始积极推动从各省自治，再走向联合的政治路径，以改变中国自古以来深厚的中央集权制传统。这场轰轰烈烈的联邦主义运动，不仅收获了知识界的广泛支持，也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现实层面的响应。毫无疑问，彼时的中国并没有适宜联邦制扎根的土壤，但这确实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主张建立联邦制政体的政治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

建成联邦制到底需要哪些条件？实际上，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对联邦制的理解与推崇，几乎完全来自当时德国与美国（尤其是美国）政治经济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彼时的思想家认为，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压抑了社会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活力，而采用赋予地方政府充分自治权的联邦制，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商业与民主主义的发展。这种对联邦制的美好“憧憬”其实并不只是近代思想家一厢情愿的“天真”，王丽萍提到：“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对于联邦制的一般情感有着明确的美国根源，并与杰斐逊的观点密切相关。杰斐逊式的联邦主义赞美小政府、分割的政治权威以及公民参与，强调分散政治权力并使民主趋近公民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联邦制自身天然带有的分权属性，使人很难将其与强大的中央政府相联系，即使美国最终从“小政府”走向了“大政府”，但难以否认，美国确实是在十三个州的“讨价还价”之中诞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威廉•赖克（William H. Riker）就认为，联邦制的出现，需要中央与地方之间势均力敌，这样谈判才有可能发生。

而“联邦制”概念发展的另一个时期，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族群关系等问题的兴起，对联邦制的解读与修饰也变得越来越多，并且联邦制被逐渐视为协调央地关系、包容少数群体以及协调族群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工具”，“分权的联邦制”也渐渐从央地之间的制度框架演变为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药方”。这种认识趋势，难免使人将联邦制视为一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功能，仿佛只要有了相应的顶层设计，那么联邦制就是可行的。

本书即是对上述关于联邦制理论反思之后的产物，针对的是此前将联邦制的诞生解读为势均力敌的“央地”之间与“地方”之间讨价还价的产物，又或是某种仅服务于领导者意志的可随时调用的“工具”。经由一组案例的比较历史分析，本书作者认为，联邦制能否建成，不仅仅要看它是否为统治者所“需要”，更在于国家以下的次一级政治单位能否满足建成联邦制的要求。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基于此，作者试图扭转人们对于联邦制建成的“需求侧”视角，从而关注真正决定联邦制得以建成的“供给侧”因素。而我们通过这本书知道，作者认为，为政者主观意愿中的联邦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固然重要，但要想真正建成联邦制，还需要承载着联邦制的分权主体——国家以下的次一级政治单位（无论是把它叫做“邦”“州”“省”还是“藩”）——拥有较强且均衡的基础性能力才行。一言以蔽之，联邦制的诞生，需要主政者有建立联邦的意愿与需要，但更关键的，是只有当次国家政治单位自身在地方的“国家建构”基础良好，能够代行中央政权的国家能力（如征税、治理与维持秩序等）时，联邦制才可能真正建成，否则，中央政权将不得不取代地方政府的角色，从而直接介入不同地区的国家建构之中。

本书的结论源于作者对发生于19世纪中期的一组“国家统一”的案例所开展的比较研究。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意大利的撒丁王国（书中写作“皮埃蒙特”）与德意志的普鲁士先后完成了国家统一，成功终结了各自所在地区延续数百年的分裂史。有趣的是，两国的统一进程展现了诸多有意思的相似性，比如：都由本地区实力最强大的邦国（皮埃蒙特与普鲁士）发起；都有主导统一进程的政治家（加富尔和俾斯麦）；都经历了三场统一战争（其中还都与奥地利交过手）；主导统一进程的政治家都是杰出的外交家，并且他们十分重视外交斡旋而非单纯的武力征服在统一进程中的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依照作者的研究，两国在统一的过程中都希望将未来的意大利或是德国建为联邦制国家。从各种直观感觉来看，以“铁血宰相”著称的俾斯麦最终主导的应当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德国，而在统一进程中需要反复纵横捭阖、精心设计的加富尔推动建立的则应是联邦制的意大利。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尽管普鲁士在统一之前已跻身欧洲一流强国的行列，但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不仅保留了原有的邦国、君主，甚至地方在财政与军事上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制度设计中，代表联邦制下各邦国利益的“联邦议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反之，尽管撒丁王国自身实力在欧洲政治舞台中并不起眼，但意大利的统一，最终实质上却几乎是撒丁王国侵吞并将自身统治延伸至其他意大利地区的过程。

意大利与德国相似，却又命运不同，两国在统一结果上的差异无疑对此前有关联邦制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似乎，中央政府的强大与否，与联邦制能否推行并不相关，因为即使普鲁士如此强大，也愿意采用联邦制，与德意志地区各邦国分享权力。而主政者自身对联邦制的推崇又或是信仰，似乎也不足以推动联邦制的建成。正是透过意大利与德国这一组案例的对照，本书认为，联邦制的最终实现，当然需要主政者有建成联邦制的意愿，但更关键的是，联邦制下的地方需要有较好的基础性能力。

“基础性能力”这一概念源自迈克尔•曼的“基础性权力”，指的是国家深入其社会，以实现对社会的规制、动员、汲取以及获取信息的一系列能力。在本书之中，作者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基础性能力的概念问题，而是几乎将其等同于今天政治学所广泛采用的“国家能力”这一概念，也就是进行诸如维持社会秩序、开展征税、动员以及开展社会教化等一系列活动的能力。本书认为，尽管俾斯麦与加富尔在统一过程中都希望采用联邦制作为统一后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且在两国的建国过程中，联邦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发挥着很强的作用，但俾斯麦与加富尔面对的具体的统一对象却完全不同。在德意志地区，虽然不同的邦国在现代化水平与对国家统一的支持态度上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像汉堡这样的自由化的城邦，还是像巴伐利亚这样保守的王国，在德国统一前几乎都拥有较为完善的政权组织，并且保持了对内较为有效的统治。如作者所言，德意志各邦国相对均衡且较好的基础性能力，一方面确保了它们“能够”与普鲁士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则使普鲁士能够在不介入其他地区政治的情况下获得统一国家的全部资源。反之，意大利的邦国则构成完全不同的景象，作者认为，撒丁王国最终派军统一意大利南方，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征服，不如说是这些地区早在加富尔试图开启谈判前就已经因为内乱而崩溃。书中对此的描述是，很多时候，撒丁王国自己派往这些邦国的外交使节，反而成为这些地区内乱以后临时政府的负责人。与德意志各邦国相比，统一前的意大利中部与南部地区，无论是经济还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又或是政治制度、征税能力和社会治理等，都处于落后状态。或许社会科学的学者与学生对意大利的地区差异并不陌生，毕竟在帕特南的经典著作里，南北意大利在社会治理上的差异就有着深厚的历史因素。

本书基于经典的比较历史分析思路，以“求同法”与“求异法”配套使用的方式进行论证。总的来说，本书试图提出一个联邦制的起源理论，即如果国家构建时期有建立联邦制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且组成联邦的地区拥有好的制度供给，那么建成联邦制的协商就可能发生。本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作者并没有只关注国家统一进程中的主导力量，也就是撒丁王国和普鲁士，并将国家统一简化为“中心力量”与“地方力量”的博弈，而是引入了一个“次国家”研究的视角进行分析。与传统的国家间比较相比，次国家单位的比较研究在可比性（即变量的控制性）以及样本量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在将德国与意大利的统一下降至邦国视角之后，国家统一以及随后的建制历程的分析也就变得更为丰富。

自然，本书在理论以及其论证过程中也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作者花费了较大的篇幅对德意志地区与意大利地区统一前的基础性能力差异进行比较，从而构建可比的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但对于意大利为何反复试图推行却没有建成联邦制的过程的叙述略显薄弱。事实上，尽管作者认为意大利与德国在国家构建的关键时刻都具有强联邦主义的意识形态意愿，但意识形态在两国的约束恐怕截然不同。对意大利而言，联邦制或许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政治家“有就更好，但没有也能接受”的可有可无的意愿，但对德国而言，联邦制则是维持统一后容克对政治的主导性、捍卫君主统治以抑制过激的政治变革以及平衡德意志地区新教与天主教关系的必然选择。与意大利相比，联邦制在德国或许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观念上的“需要”，或许也是其自身政治局势的折中选择。

但总的来说，任何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有限性，而这也是其得以生生不息、不断突破的关键原因。本书作为作者博士阶段的研究成果，在案例的选择、理论的创新、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以及对理论推广的尝试上，都为政治学的学子提供了值得学习与参考的对象。有时候，经典的研究议题或许并没有到“前人之述备矣”的程度，在已然发生的历史之中，在研究者对资料的观察与推敲之中，依然蕴含着探索新知的无限可能性。

本书翻译由译者独自完成，由于这是本人的第一部学术译著，加之译者学识与见识上的粗浅，其中恐怕免不了翻译上的疏忽或理解错误的地方。如有建议和意见，也请不吝赐教，以利于修订再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汪卫华副教授鼓励并支持译者翻译本书。格致出版社的顾悦、刘茹编辑为本书的出版花费了许多精力。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张笑吟（出版时应可改口称呼博士了）在书中一些词语的译法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2024 年春于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