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钧鹏 王东猛|历史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路径

结构主义可谓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范式。作为其核心概念，“结构”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却最难以捉摸的语汇。社会科学家热衷于谈论“结构”，这一术语却始终缺乏公认的定义；其隐喻能量之大，以至于我们不可能从社会科学的词汇表中将它删除。最为棘手的是，“结构”往往指向不同的本体论意涵，虽然它们或多或少互有关联；在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虽然这些侧重点并非全然无法打通。如果一个学者试图将所有相关文献都吸纳进分析框架，他将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本文的目标要谨慎得多：首先，不仅将考察对象限定在社会学，而且明确将研究范围缩小至历史社会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经典成果；其次，并不打算对“结构”“社会结构”或“结构主义”概念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只对历史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路径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划分。历史社会学，至少现代西方历史社会学，尽管研究议题千变万化、研究方法日渐多元，但结构主义往往是其框架性思路；即便是结构主义的批判者，只要没走上解构主义的道路，其思路也可以被视为传统结构主义的改良版本。关键在于，这些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主义，这是真正需要我们认真梳理的议题。之所以将考察对象限定在社会学，原因还在于，结构主义不仅是一种研究思路或方法，它还是一场学术运动甚至意识形态，具有“多重面孔”却缺乏清晰的界限，但在社会学内部，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它却有相对明晰的轮廓。

历史社会学的复兴和传播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与发展轨迹。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度化经营”开始从经济场域侵入教育场域，西方社会学逐渐成为一门完全制度化的专业学科，其历史取向也不断遭到侵蚀，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剥离了时空情境的结构功能主义占据学科统治地位即为明证。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结构功能主义的去历史化思维开始受到日益激烈的批判，“倒帕”行动蔚然成风。例如，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强烈批判反历史取向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并宣称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应是历史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游走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研究者受到60年代激进政治的影响，开始从理论和方法上对正统观念进行批判，并将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结构维度引入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正是在对主流思潮的反向运动中逐渐复兴，吸引了众多对历史维度感兴趣的社会学者参与研究和讨论。

对历史社会学的性质和方法，国外学者着墨颇多。与之相呼应，国内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在思想碰撞中不断深化历史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一些学者介绍性地梳理了西方历史社会学的起源和演化；一些学者强调社会学研究历史转向的重要性，呼吁将历史维度带入社会学；还有学者从方法论层次上对历史社会学展开分析。历史社会学以比较历史分析范式而著称，这一范式又可以分为比较分析和结构分析两个脉络。关于比较分析，学术界已有较好的梳理，但关于结构分析仍缺乏系统的研究。

有学者基于对美国历史社会学家的访谈，指出美国历史社会学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文化主义再到网络主义的演变，在分析层次上也呈现出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变化，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更多是属于结构主义内部的变迁。在不同的社会科学语境中，结构与文化的关系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人类学家通常将文化视为结构之所在，结构指代文化领域；而社会学家通常视结构与文化为对立的范畴，将结构视为最基本的决定性要素，文化则为结构的附属存在。同样，一些历史社会学家对文化因素的考量也可以放在结构主义框架之内来探讨。而社会网络分析并非只能应用于微观层次，它可以与比较历史分析不同层面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体现为学者所偏好的不同层次社会现象的价值相关倾向。

结构主义虽然包含不同的流派和思潮，但对结构的研究是共识。它诞生于20世纪初的语言学，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建立结构主义方法论以及把结构主义引入历史科学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强调，结构分析的要旨在于分析社会生活的无意识结构。这条关于历史认识和社会认识的无意识原则规定了结构主义对于结构的本质及其属性的理解：结构主义将社会结构视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在肯定结构的客观性的同时，承认从社会现象中提炼出某些规律和内部联系并把这些现象放在一起研究的可能性。换言之，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结构主义分析力图避免表层的、碎片化的认知方式，探寻社会发展的本质要素，揭示历史变迁的深层逻辑。

检视结构主义的发展谱系，从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古典结构主义到偏离这一传统并发展出新理论方向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相关研究往往在极端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徘徊。致力于理论综合工作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把关系性思维引入社会学，试图以其实践社会学超越结构与能动的传统二元对立。他以不符合既定规则和文化模式的行动理论要素改造结构主义理论，但始终没有与结构主义完全决裂，这体现在场域的关系结构对行动者的塑造作用以及他对“客观主义的分析方式的优先地位”的宣称。不仅如此，布尔迪厄关于“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的主张也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与之不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重构了结构概念，转向对结构的本体性关怀。这被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 Jr.）进一步继承，但在解决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的理论困境时，休厄尔却将结构主义引向“反结构主义”的理论方向。吉登斯和休厄尔的本体论结构主义无意中强化了结构与能动、客体与主体之间在本体论上的对立。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结构、能动与关系始终是理解结构主义思想演变的关键要素，而且历史社会学的知识运动正是在对这些要素的效力的争论中展开，结构主义与主观主义、结构与主体、无意识因素与意识因素之间的张力也或多或少为历史社会学研究者所认识并加以整合。从这个层面看，历史社会学的主要分析路径可以从与结构主义不同理论要素的关联中加以辨析。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结构主义为切入点，通过对历史社会学知识运动的梳理和评析，考察历史社会学中的结构话语，归纳出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三种结构主义分析路径：化约式结构主义、多元结构主义和关系结构主义。值得指出的是，这三种结构主义并不以时间为主轴依次转向，而是在相互交织的辩证关系中呈现出螺旋式发展。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对历史社会学的历史性回顾，不以历史社会学的阶段性发展思潮为线索，而是从分析视角和思想脉络的角度展开分析，旨在找到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共性和主线。换言之，本文提到的历史社会学的三种分析路径并不必然存在时间先后之序。

马克思以其辩证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矛盾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贯穿着结构主义分析，例如下面这段我们耳熟能详的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的结构主义思想在《反杜林论》中有着更为精简的表述。恩格斯总结道：“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归结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另外，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所经历的具体社会形态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化约式结构主义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具体表现为他以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

马克思最具盛誉的历史著述是法国政治研究三部曲：《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法兰西内战》。其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第一次尝试用辩证唯物史观来完整地分析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对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国家政权史进行了全景透视，其分析的全面性、复杂性和深刻性都高于其他两部著作，因此我们以其为例展开分析。

在马克思的分析视野中，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发挥了长期的、根本的作用，决定性地影响着法国的政治变迁。以阶级视角看待历史并非马克思的独创，但马克思首先深刻洞察到了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条件和演化方向。马克思深谙法国历史，并强调法国阶级斗争的独特性：“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表现得最为鲜明……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阶级的结构性与历史性紧密相连，必须将阶级的终极性力量放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根据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各社会阶级的斗争始终受到结构性条件的约束，即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生产与交换的性质及方式的制约。这一规律通过了法国阶级斗争历史的验证。“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法国人民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选择条件来创造历史，社会各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条件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各自的社会结构地位，也正是这种资源占有情况的区别造成了权力和分配的差异。利用现有的结构条件，法国的阶级斗争进一步“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无论如何，“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简言之，通过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分析，马克思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并将其归结为经济基础这一终极因素。

马克思有关国家的研究思路和结构主义分析路径影响了后来者，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创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侧重于下层群众的研究不同，安德森侧重于国家研究。国家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要在政治层面得到解决，因此，只要阶级存在，国家政权的形成和瓦解就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致力于通过西欧和东欧的比较，建立起绝对主义君主国的地区类型，揭示出它们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在安德森看来，绝对主义是欧洲特有的现象，从本质上看仍基于贵族的政权形式，但西欧和东欧各国的绝对主义各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轨迹，其不同的发展结果应该从国家与阶级的互动关系以及各国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位置中寻找根源。安德森强调，对照欧洲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差异，纯粹的结构主义分析并不能把握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而生产方式的起源和结构同等重要：

与所有的结构主义假设不同，并不存在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种被视为毗邻的封闭的体系）位移的自动机制。古代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的联结必然在欧洲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关系不仅是历时系列，而且在某个阶段也是共时组合。

不同文明的发展轨迹不仅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在于早期生产方式和后期生产方式的联结，也正是这种联结使得欧洲国家体系获得一种彻底的独特性。虽然安德森指出，原先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发生共时组合，但其分析重点依然落在不同生产方式的组合对诸多国家后续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形塑作用，这体现为国家创建的独特性和多元性。在解释欧洲两种绝对主义的缘起时，安德森坚持从社会经济维度入手，认为国家结构取决于生产方式及其引发的阶级关系类型。欧洲东西部的绝对主义在本质上都是维护贵族阶级统治以及封建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机器，但东西两部起源迥然不同。绝对主义的最初形式出现在市场化的西欧，而东欧绝对主义的提前形成不仅是由于封建化的未完成进程，更和来自西欧发达社会的军事压力有关。这种具有结构决定论色彩的分析方式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其历史理论受新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对历史或然性缺乏关注。然而，这并不意味安德森赞同线性进化历史观和国家形成单一模式。从《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使用复数形式的“过渡”（passages）和“系谱”（lineages），即可体现出安德森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国家形成的多元路径。

在沃勒斯坦看来，决定国家结构的关键在于交换关系，而非阶级关系。沃勒斯坦摒弃以主权国家或民族社会作为分析单位的主流做法，提倡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从世界体系演变和交互作用的角度来解释主权国家的变化。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有两个主要构成因素：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上，交换关系体系的不同区域（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分别被指派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采用不同的劳动力控制模式，因而获利也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不同区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承担不同角色，引发国家体制中的政治变动，进而造就不同的国家政权结构。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相对上层建筑以及内部因素相对外部因素的首要性，沃勒斯坦坚持整体主义的认识论前提，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是具有“世界经济”特征，同样，国家结构也存在于世界体系之中；国家的命运并非由其自身所决定，而是全球结构性变动和操纵的结果；要理解国家政权结构的差异，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各自在世界体系分工中的位置。另外，16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进程倾向于使其不同区域在发展过程中扩大社会经济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特定区域可能会改变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角色。总而言之，不同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经济角色导致了不同的阶级结构，后者又导致了不同的国家政权。

此外，沃勒斯坦还将自然科学模式的局部-整体关系和因果关系思想应用在世界体系研究中，通过对影响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加以分析，把结构探寻放在社会体系内部，以求发现世界经济的动力。“成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在于这个事实，它包含的生命力大部分是自立自足的，它发展的动力大部分源于内部。”中心国家、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必需的结构因素，地方共同体的发展差异则由全球性、系统性层面因素（即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和交换关系）所决定。因此，沃勒斯坦将国家机器的发展视为它们在世界体系演化中的位置的产物，并将其所承担的经济角色视为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因素。从这个角度说，这种结构主义分析有目的论解读和还原论思想的危险。

无论是马克思将推动法国阶级斗争局势的发展最终归因为经济基础，还是安德森从生产方式及其引发的阶级关系来解释欧洲绝对主义类型，抑或是沃勒斯坦认为不同区域在世界体系中承担的经济角色和交换关系是导致国家结构差异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历史社会学家均以化约式结构主义路径来分析长时段社会结构变迁，原因主要是化约式结构主义路径能够在交织相错的社会因素中找出关键变量，揭示隐藏在经验表象下的深层结构动力。

作为历史社会学的经典研究，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并未终结围绕专制与民主起源的争论，却激励了几代研究者在历史议题上孜孜以求。摩尔开创性地以现代化到来之前农业商品化程度及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为分析主线，展示了通向民主世界的三条道路。其中，英国、法国和美国走向了资本主义和议会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道路；德国和日本体现出倒退的政治形式，最终发展成法西斯主义；俄国和中国通过农民革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摩尔主要分析了英国、日本和中国这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前现代英国的两次暴力行动，即内战和18世纪的圈地运动，在合法框架下削弱了农民阶级，为农业商品化扫清了障碍，同时为19世纪的和平改革铺平了道路，其中偏好民主制度的资本家与偏好专制的统治者和传统精英之间的冲突和妥协是英国发展出议会民主的关键。前现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农业转向资本主义式生产与经营，商人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农业秩序，并且成功地压制并扭转了农民的不满，以此防止了农民革命的爆发。日本政治和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原则的适应性虽然帮助日本免于以革命方式进入现代历史阶段，但它最终陷入了法西斯主义和战败的泥潭。前现代中国的农业商品化程度低下，传统精英没有能力主导现代化式的生产经营，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脆弱纽带所带来的结构性缺陷易导致农民起义和暴动。随着现代世界对农民阶层的不断侵蚀，遭受到新的束缚和压力的农民为推翻旧秩序提供了摧枯拉朽的重要革命力量。通过对不同国家通向民主世界的三种历史发展路径的分析，摩尔考察了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前现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各自发挥的政治作用，并在历史叙事中插入对各个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结构、精英斗争、人口统计因素以及各国在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的分析。在理解农民阶层在社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时，摩尔指出，农民对革命的贡献并不是均衡的，而解释这一状况需要先从整体上对社会进行分析，所以他集中讨论了前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并发现农民革命的根源是“在农业中并没有发生过由土地贵族领导的商业经济革命，以及面临新的压迫和束缚时农业社会制度并未解体，一直存续到现代时期”。

概言之，前现代社会的农业商品化程度以及相应的阶级关系就是这些国家走向不同现代化道路的结构性原因。对于文化因素在解释中的效力，摩尔态度鲜明：“我反对人们用观念或者文化倾向来进行解释的方式，因为，据我估计，这种解释方式是披着科学的中立和客观性外衣，但却会造成强烈的保守偏见……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来解释行为就是在进行循环推理……如果文化确实有一种实证性意义的话，那么它就是植入人类思维中的一种趋势，是‘人作为社会一员而获得的’某些特定的行事方式。”摩尔并非无视文化或传统的影响，而只是认为文化不具有独立的解释力。在其看来，讨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其实忽视了通过灌输教育和文化传承这一复杂过程所支撑起来的具体利益和社会特权，因此，他聚焦于各种理念的社会承载者及其利益和关系，偏向阶级关系这个关键解释点，从而更推崇化约式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显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摩尔独特的工作经历使其在进入马克思的分析路径时带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问题意识，但他对马克思原著的阅读和理解却是功能主义的，对马克思思想的运用也偏向于阶级分析视角以及政治受经济与社会因素制约的基本立场。

摩尔最杰出的学生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摩尔的影响下，蒂利的早期作品具有浓烈的化约式结构主义色彩。其处女作《旺代之乱》研究1793年爆发于法国西部的大规模反革命叛乱，批判了历史学家将叛乱归因于心理动机的做法，坚持从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层次上加以解释。通过考察旺代地区的社会组织，并详细比较支持革命和支持反革命的两个毗邻地区，蒂利发现这两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关键差异在于其城市化水平和时间。蒂利对旺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分析显然继承了摩尔对阶级关系的重视。虽然他注意到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但其分析方法并未超越化约式结构主义，理论工具箱仍以静态的、长时段的结构变迁为主，解释框架也主要是行动者如何回应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种化约式结构主义深刻影响了蒂利之后的一系列法国抗争的研究。蒂利检视了1830—1960年的法国史，通过考察劳资冲突形式的变化及其频率的波动来分析罢工形态是否发生变化；用政府镇压程度和国家政治活动程度两个主要政治变量来解释集体暴力的逐年波动。在《法国人民》中，蒂利放弃了之前过于抽象的城市化概念，将其细分为资本主义和国家构建这两个相对具体的概念。纵览17世纪至20世纪法国五个地区的抗争史，蒂利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权力集中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为利益抗争所采用的方式。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蒂利的三大关怀之一。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中，他将国家发展理论的战争中心论模型和马克思主义模型加以整合，有意识地讨论强制力在欧洲国家创建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作用方面的差异，并通过更多关注资本积累的不同作用来弥补战争中心论的局限。但他对积聚资本、集中强制、战争准备和国家间关系中国家形成历史的分析，还是以资本和强制的相对分布对国家演化道路的重大影响为主要落脚点。简言之，蒂利主张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强调结构性因素在解释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

斯考切波则擎起摩尔比较历史分析的大旗，开创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阵地。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她通过比较旧制度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帝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追溯了这三国革命性危机与冲突的根源，并阐释了革命本身从最初爆发到相对稳定且具有特殊结构的新政权组织的巩固。斯考切波认为，现代化取向的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均将革命归结为单一原因的产物，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进而主张从结构维度分析社会革命。这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集中关注下列要素：

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采用这种非个人性的、非主观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就需要从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这种视角是分析社会革命所必需的。

与单纯从阶级斗争角度解释国家结构变化的思路不同，这种强调群体与社会关系的模式意味着将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纳入结构分析视野。斯考切波同时提出了一个补充性分析原则——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将国家视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这种分析视角带有强结构主义观色彩。国家不再被理解为一个不同社会群体在其中争夺社会经济利益并展开冲突的政治舞台，而是一套自为的组织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最后，斯考切波总结出社会革命的三个必要的结构性原因：落后的军事实力、占主导地位并有足够力量阻挡国家改革的地主阶级以及自治的农民群体。正是这三个还原性结构因素的依次作用，导致旧制度容易出现革命危机，矛盾激化成政治革命，最终发展为社会革命。斯考切波坚持认为社会革命是结构性矛盾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革命者的主观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产物。因此，在研究社会革命时，她主张“要运用结构性视角，侧重于不同境遇的团体与民族间的客观关系与冲突，而不是探讨革命期间特定角色的利益、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

斯考切波在推崇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也积极提倡从国家中心论的结构性视角来研究国家形成，这深刻影响了她的学生。布莱恩·唐宁（Brian Downing）追随摩尔的足迹，力图阐明欧洲自由民主与专制的起源。唐宁注意到中世纪的宪政特征与后来的民主趋势息息相关，而中世纪立宪主义传统在一些国家的消亡和存续，其关键在于16世纪军事现代化和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变革。在他看来，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缘起不在于现代化及战争本身，而是支持现代化与战争的国内资源动员，因此必须从战争程度和国内动员程度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来展开分析。唐宁认为，国际军事竞争才是最根本的结构性原因，是国家创建的推动力：“到目前为止，我的视角似乎是结构决定论的：国家体系与军事组织决定了国家形成以及宪政变革进程。”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将国家形态分解为体制结构和机构组织，指出一个国家的基本形态应该取决于政权体制的结构形式（绝对主义/立宪主义）和国家机构的组织方式（世袭制/官僚制）这两个因素的不同组合，其博弈和组合的结果在18世纪欧洲国家最终呈现四种形态：官僚绝对主义、世袭绝对主义、官僚宪政主义、世袭宪政主义。埃特曼提出三个变量来分析早期现代国家的差异，以地方政府类型来解释政权结构形式，以地缘政治竞争的开端来解释国家组织方式，并以议会的独立影响来解释某些异常结果。这种解释模型从一开始便隐含了化约式结构主义的思想，以至于被批评忽视了文明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屏蔽了基督教在不同时空的影响，且因没有将教派的动态演变纳入考量，以致模型中出现许多令人困惑的异常和畸变现象。

以摩尔和斯考切波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分析范式遭到诸多质疑。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出版不久，就有学者充满敌意地将摩尔视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并认为他的立场在智识上和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近期则有学者指出，这种旨在寻找案例差异或相似点结构性原因的比较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对时间不敏感的横向比较研究，因在方法论上将社会科学比较方法与自然科学控制实验相类比而饱受诟病，而结构分析过于注重结构因素，忽略行动者与事件的能动性，也让其很难被历史学家所接受。但这些批评未免过于苛刻。由于不同社会群体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各异，导致他们对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形塑能力也不同，所以我们很难同等看待各种行动主体的历史作用。同样，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主导性因素也不同，因此不能将作用程度不同的多元因素推至同等地位，否则将会解构主导性因素的解释力。从这种角度来看，出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忽略”或“强调”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分析策略。化约式结构主义强调形塑社会政治变迁的结构性因素恰恰是其优势所在，这种分析路径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突出关键变量，明晰历史进程背后的深层逻辑。这些比较历史研究者并非是机械的结构决定论者，他们把对文化惯性、意识形态、重大事件等因素的关注放在化约式结构主义分析框架之内，只不过区别在于能否将能动性有机地融入历史分析中。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来源》旨在提供一种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理论。在放弃将“社会”作为分析的整体单元后，曼指明了他的社会观：“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对社会、它们的结构和它们的历史作总体说明，最好依据这四者的相互关系，即我所谓的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四者用英文字母缩写为IEMP）关系。”他认识到一元论、整体论和理性选择论的弊端，坚持认为，任何人在探讨社会科学中或历史中的宏观问题时，都应该明确地考虑四种权力来源对总体结果所起的作用，并且强调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发展的不同节奏和长期积累。在关于农业社会权力史的第一卷中，曼追溯了从新石器时期到工业革命前夕不同社会权力不同形式的发展，从社会权力网络的角度对国家建设、社会分层、阶级政治、军事帝国及宗教等动态变化展开分析，并试图对现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奇迹提出理论性解释。在他看来，IEMP权力模型中的经济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要比军事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更带有结构性质，这也是以往比较历史社会学领域关注颇多的。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不同，曼有意识地强调意识形态权力的“扳道”成就，并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权力：强化士气和团结的内在性意识形态与追求重塑世界的超越性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权力都满足了现实的社会需求，都依赖于各自的权力基础结构。曼通过展示罗马帝国后期这两种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竞争，分析了基督教的超越性权力，“这是一种广泛而深入的革新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弥散性的而非权威性的权力”。另外，在将基督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进行比较时，他认为宗教既具有极端不平衡性的突出特征，也具有普遍性的重大作用。只有在个别历史时刻，抓住权力的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少数机会，超越性宗教才具有普遍意义，这也是曼意图说明的意识形态的实际历史作用。

不同于将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混为一谈的通常做法，曼虽然承认所有的权力来源在有些时候是彼此混合的，却视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为相对独立的两种权力来源，有其差异性和区分价值。在对最早的支配性帝国的研究中，他发现中东早期帝国的组织能力和政治专制形式主要来自于发展中的军事权力关系的改组力量，这种军事权力主要提供两个社会重组契机：战争征服带来的支配地位；军事组织通过强制合作机制贯穿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互动网络之中，实现了稳定化和制度化。正是通过对早期文明史的经验分析，曼论证了最初社会发展的刺激物与其说是经济组织，毋宁说是军事组织，以集中强制为核心特征的军事权力有其特有的发展逻辑和演变轨迹。

社会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权力网络构成，而非单一的系统。曼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论述始终围绕处于不同空间的权力网络之间变化中的势态。例如，他对不同文明的政治军事核心与文明边缘的边地领主之间的关系，对间隙性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对权力发展的不连续性，对历史变迁中“历史意外”等的解释，都突出了他对组织网络之间偶然的时间性势态和历史转型的关注。曼明确反对结构决定论，并将其模型命名为“结构象征互动论”，标示着创造性群体行动与制度发展的结合。简言之，曼通过对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论证分析，认识到社会权力的多种来源和组织网络的多重交叠。在他的理论模型中，既关注了更带有结构性质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也注意到军事权力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发展逻辑，还有意识形态权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飘忽不定的作用。曼的多元权力观提醒我们：对宏观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化为单因素解释或一般规律。

朱丽叶·亚当斯（Julia Adams）等人在《重塑现代性》的导论中将历史社会学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主张文化转向的重要性以及意义的机制，并将历史社会学的知识运动划分为三波思潮。在她们看来，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波思潮聚焦现代化理论和七八十年代第二波思潮遵循韦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90年代第三波思潮的学者更重视文化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后现代分析，并认为这些新的研究理论和视角对第二波思潮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此外，第三波思潮的学者更喜欢在理论、方法和主题上追求多元化，重拾被忽略的能动性、情感、宗教、性别、身份、种族、语言等文化维度。相对于第二波思潮对经典理论的强结构主义解读，亚当斯等人更强调经典理论的文化取向：“结构化理论与简单的结构分析不同，强调了网络、资源和文化结构的过程关系。”

所谓“第三波思潮”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力，甚至形成了一个文化分析流派，但这个追求跨学科交流的知识项目，其内部的研究主题和分析策略差异很大。在研究主题上，不仅更关注那些被边缘化或抑制的新主题，同时也没有忽视第二波思潮已出现的主题；在分析策略层面，虽然文化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后现代分析被视为第三波思潮的主要方法，但也不排斥化约式结构主义的修正路径和其他分析方法。在这种学科交叉的对话氛围中，甚至重拾理性选择理论也显得不足为奇。对此，编者们坦然承认：“一种实质性的分裂感已经取代了第二波思潮的知识凝聚力和约束力。”

在《家族式国家》中，亚当斯希望更充分地解释历史霸权、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形成和崩溃的不同模式。她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韦伯式父权世袭制理想类型的重构版本，这既是对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及其殖民扩张的概念性重新描述，也为更具启发性的理论和更好地解释这些国家的动态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通常认为荷兰与英国和法国这些典型案例的差异太大，很难进行比较，亚当斯却发现它们在世袭发展和衰落方面具有相似之处，这可从精英家族、国家以及经济流动三者之间的制度联系中考察。在解释荷兰现代早期的兴衰时，她强调世袭权力与家族式国家的重要性，亦即生物性别和家庭在现代早期欧洲国家政治中的普遍作用。根据对现代早期欧洲国家政治的研究，亚当斯证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不能可靠地模拟激励封建和早期现代欧洲统治者的行动原则，并坚持认为，与理性选择方法相比，以家庭为导向的行动的文化主义模型对世袭国家形成的动态图景给出了更完整、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经验分析和理论阐释中，亚当斯始终关注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新概念、新议题和新方法，并重视性别、能动性、文化、或然性等多元因素。

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希望以宗教为个案在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之间架起桥梁。在将世俗化争论引入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教会、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化分析时，他讨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范式的局限性，并勾勒了一个宗教变革理论的轮廓。在他看来，世俗化和宗教活力不必相互对立，它们是否存在是一个经验和历史的问题，而宗教与国家之间则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不同于对16世纪军事革命和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强调，戈尔斯基侧重于从宗教改革所引发的规训革命来分析近代早期国家的创建过程。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戈尔斯基却以教派为个案，认为宗教改革引发了一个波及广泛的心灵治理过程，而这场变革极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欧洲若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

在批判性地回顾了近代早期国家领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后，戈尔斯基以教派化范式对近代早期荷兰自下而上的规训革命和普鲁士自上而下的规训革命进行分析，试图把宗教改革的动力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动力联系起来。但他认识到了这一范式的不足：

教派化范式凸显了本书所探讨的国家创建的资源和维度：规训和管理的新策略、新机制自下而上的生成，以及它们逐渐被政治精英工具化和吸收采用的过程。但不幸的是，这一范式对这一动态过程在不同教派之间的不同表现关注甚少。

由此，戈尔斯基比较了不同教派的社会规训强度，并将其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福柯的微观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指出教派化、社会规训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以一个因果链来概括：“宗教改革导致了国家架构的全面扩张和社会政治伦理的逐步理性化，从而引发了国家能力的持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戈尔斯基在努力把宗教带回近代早期国家创建研究时，并没有夸大宗教和文化因素的独立角色，而是较为审慎地强调宗教作为一个补充性解释变量的作用。他坦言：“任何国家政权架构的类型都是许多因素的产物，宗教只是其中之一……宗教也许不是近代早期欧洲行政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确实充当了扳道工的角色，在塑造行政发展轨迹方面有其作用。”换言之，只有充分认识到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分别扮演的角色，我们才能对近代国家的形构做出正确分析。

与早期批判实在主义者对“机制”概念的偏爱不同，戈尔斯基在内的新批判实在主义者已经对社会科学中的机制式语言有所警觉，认为它蕴含了过于强烈的语义学色彩，所以更倾向于结构、效力和过程，而非生成性机制或深层机制，结构由此被理解为效力的持有者。总的来看，戈尔斯基在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中，将宗教带回到社会学的视野，虽强调文化、知识、宗教、世俗化等因素的重要性，同时并未忽略非宗教因素。

在早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文化不是被结构所塑造，就是或多或少遭到忽视。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在融合不同学科话语的基础上，开始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作为一个理论反思的对象，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文化不再被看作由物质因素和非文化因素所决定的附属现象，而是具有社会构成作用的独立角色，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受到这种转向的影响，一些历史社会学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以多元的、开放性的文化观点来分析历史过程和社会政治过程。但这些讨论均不否认政治经济和物质因素的重要性，而是把以往历史分析所忽视的具有构成性作用的文化带回来，以共同审视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

相较于以往只关注个体和集体行动者范畴属性的结构主义视角，一些研究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的学者从涂尔干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那里吸收营养，坚持关系相对范畴的优先性，发明了一种“网络分析”的研究模式。这种用关系表征社会结构的新方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受此启发，9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蒂利分别对自身结构主义理论框架进行了修正。怀特在空间维度上将古典社会学中预设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分解成互动的、多重的关系网络，蒂利在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社会学中静态的、涵盖律导向的结构主义思维改造为历时性的、动态的、多层次的社会过程，开创了关系-结构社会学理论方案。这种新理路把社会结构看作产生于社会互动过程的、动态的、历时的多重社会关系，主张用社会关系来解释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这是对传统结构主义思维的一个根本性改造，社会网络分析便是这种社会学理论思想的应用。

对于继承了怀特和蒂利真传的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来说，社会网络分析能够为所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关系和跨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这从他有关英国革命、美国内战、自闭症、自我中心主义、道德概念、奴隶贸易、宗教冲突、处私刑等差异甚大的研究项目中可窥一斑。从他对社会运动的结构与情境之间差异性和相关性的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比尔曼所关心的结构主义更多地是指向一种关系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关系结构主义将社会结构视为复数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与只关注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观不同，这种结构主义旨在说明不同社会单位（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特征。在关系结构主义视域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位于关系网络本身。

蒂利的学术起点是结构主义社会学以及对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批判。在“文化转向”学术潮流中，蒂利静态的结构还原论受到质疑，对此蒂利明确表明其对文化转向和后现代性的观点，并在关系社会学和社会机制思潮的影响下主张对社会过程的机制式解释。早在1998年，蒂利就注意到，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已经不知不觉地从个人主义角度转向一种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行动者”（actor）、“类别”（category）、“交互”（transaction）、“纽带”（tie）、“角色”（role）、“网络”（network）、“群体”（group）、“组织”（organization）和“身份”（identity）开始成为社会运动研究的主要分析概念。十年后，在《解释社会过程》中，蒂利区分出社会科学常见的四种本体论：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现象学个人主义（phenomenological individualism）、整体论（holism）和关系实在论（relational realism）。关系实在论主张“交互、互动、社会纽带以及对话构成社会生活的核心”，在对社会过程进行描述时提倡“应该从社会网站之间的交互开始，然后观察一些交互何时以及如何集束成网站之间更持久、更实质性和/或更重要的关系”。蒂利的社会机制思想，可以追溯到《抗争的动态》。在这本极具宣言性的合著中，三位抗争政治分析大师彻底告别以往对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集体暴力的静态研究，开始将抗争视为一个动态过程，是不同行动者持续互动的结果。为解释抗争政治的复杂性，蒂利在认识论上转向分析较小规模的因果机制，关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以不同组合形式反复出现并具有不同总体后果的机制，强调社会机制的解释性、因果性、层次性和时序性。

基于本体论上的关系实在论和方法论上的社会机制论，晚年蒂利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索和研究。在《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中，蒂利集中于关系机制视角，探寻了促进、阻碍或逆转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拓展了对抗争与民主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将民主视作抗争政治的一个罕见、偶然的后果。他对民主的定义充满了关系的色彩，“民主是由与特定政府相联系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积极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蒂利认为，为民主化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其关键性变迁发生于三个互动部分：公共政治、类属不平等和信任网络，这种对民主化的政治过程的理解体现出蒂利的社会关系视角。蒂利在评价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的遗著《意愿的冲撞》时曾指出，古尔德在分析小规模集体暴力时放弃了系统说明、批评了意向说明、采用了关系说明，为修正社会科学中的关系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模型。在古尔德看来，相比非对称关系，小规模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相对对称的关系中，这是因为双方存在认知上的不对称，而这种认知很有可能受到对方的挑战。因此，人际暴力是关系而非个人特质的产物。此外，在对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研究中，他还揭示了非正式关系的组织效力，这均体现了关系分析的解释力。这种对社会过程的关系分析也被蒂利用来探讨不平等的关系起源问题。在批判性地考察了有关不平等问题的文化解释、功能解释、强制解释和竞争解释后，蒂利提出了不平等的关系解释路径：“从关系视角来看，不平等起源于非对称的社会互动，在那里，优势积累在一边或另一边，它受到维护与支持不平等优势的社会类型的加强。”运用关系分析与机制解释手段，蒂利展示了人际关系如何复合成身份、如何产生与转变社会边界以及如何积累成持久的社会联系。《信任与统治》一以贯之地对信任网络的变迁、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关系的变化做出解释。信任网络迥异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蒂利更强调其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就此而言，信任网络由网状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由强大的关系纽带所凝聚，信任网络的成员将弥足珍贵、利害攸关的资源和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换言之，信任网络的建构不仅需要成员之间彼此持续的交往互动，还导向对未来的某种共同期待。

不同于亚当斯等人谈论文化结构如何限制或促成社会行动，蒂利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主义者，因为价值、符号、意识形态和意义系统在蒂利的理论体系中从未起过重要作用。中晚期蒂利的结构主义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在他看来，社会结构并不来源于抽象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不同行动者、不同社会群体及关系网络之间长期互动的产物。

同为怀特的学生，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和比尔曼存在重要的共性和不同：二人均深受怀特有关社会结构与网络分析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们的理论兴趣和研究议题迥然有别。通过对1536至1640年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考察，拉克曼发现了导致封建主义崩溃和市场资本主义出现的关键结构要素。分析国家层面的精英冲突与地方层面的阶级冲突之间的历史互动，拉克曼认为市场是地方精英的策略创新，这些地方精英努力确保他们从农民手中控制土地的同时，也防止王权渗透进当地经济和政治领域。但市场的出现并不是地方层面阶级政治变化的结果，而是16世纪英国的精英冲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精英政治结构这些转变的融合使得当地控制庄园的榨取者拥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他们自己的支配利益。因此，在地方阶级冲突的背景下，市场被视为国家封建精英政治活动的副产品。在对英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分析中，拉克曼体现出了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行动者受到社会结构的高度约束，承担独立角色的机会很少，且此类机会本身也是由结构决定的。虽然拉克曼没有直接运用人际关系数据，他却是通过人际关系来思考的，例如对国家层面的国王、贵族和教会之间关系和地方层面的庄园主、农民和地主之间关系的关注，对精英阶层的冲突与其间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洞悉，都带有关系结构主义的印记。

在《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中，拉克曼提出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精英视角，通过对英国、法国、尼德兰、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精英斗争的比较历史分析来解释资产阶级产生与社会经济转型的不由自主。在他看来，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动力不仅仅是阶级斗争，而且真正的冲突也不能只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还应该表现在各阶级精英在制度内的诸多斗争，而精英阶层之间冲突关系的变化则创造了开放结构的可能：

只有通过考察推动历史变化的行动主体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预测和分析结构性的变迁。其他的行动者往往在间接影响或无意的情况下，在同一结构性环境中为（直接推动变化的行动者）创造了战略性的机遇……这一串偶然的变化始于精英，而非阶级或个人。精英斗争推动和指引了转变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

因此，若想理解欧洲不同经济体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差异，就必须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城邦、帝国和国家中的精英之间、精英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结构差异中寻找。在对精英冲突与资本主义历史关联的分析中，拉克曼不仅关注到精英阶层之间的斗争冲突与复杂关系，还注意到资本主义产生的偶然性、意识形态和文化、行动的非预期后果、行动者的社会空间、社会网络的复杂性等社会现象，这也体现出关系结构主义分析路径的独到之处。

凯伦·巴基（Karen Barkey）学术生涯早期深受其结构主义思维和“找回国家”学派的影响。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受怀特的启发，她开始尝试为结构社会学注入网络思维和关系色彩。巴基在晚期帝国与国家控制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差异的帝国》中，她把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研究，评析了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帝国的持续和瓦解，考察了在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该帝国的社会组织和统治机制，并揭示了帝国在关键时刻是如何适应和避免危机的。对巴基来说，感兴趣的并不是叙述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历史，而是宏观结构变迁过程中纵向与横向的多重社会网络关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制度和组织结构对能动者行动和能动者网络的促进或阻碍是巴基的分析重点：“对我而言，为帝国的长期延续做出解释意味着重建一个相对忠实的社会过程表征，并识别能动者的典型行为、利益和意义以及能动者的网络，它们通过关联网络相互联系。”以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为例，奥斯曼一世及其子奥尔汗一世之所以拥有塑造持久国家结构的能力，主要是因为他们承担着占据多个类似于“结构洞”的经纪人角色，也就是能够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串联原先互不关联的群体的能力，这种自我中心网络的建立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联结力量。另外，巴基对18世纪奥斯曼帝国商业化、包税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表明，商业化和包税制这两个宏观历史进程促进了一系列新交易，由此导致了重大社会结构变革，包括加强周边地区与相互联系的新行动者网络的横向整合，以及纵向整合进国家的经纪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显贵发展成重要的政治行动者，不仅与中央精英、商人和农民等其他群体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而且利用在不同群体中的重叠成员关系，模仿中央结构建立了自身的大型父权家族网络，最终迫使国家统治者集中权力。

在巴基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考察中世纪英国和法国驱逐犹太人事件与这些国家的国家建设、地缘政治、政权风格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巴基发现，原先为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发展作出贡献而受到保护的犹太人之所以后来遭到驱逐，原因主要在于1214年布汶战役使英法两国迈入不同的国家建设轨迹，统治者为巩固国家合法性与国内主要社会群体讨价还价，正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国王出于稳定税收来源的理性考量做出了驱逐犹太人的决定。在近代早期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围绕着政治和财政安排的反复谈判都有犹太人的影子。然而，相关比较历史研究却普遍忽略了犹太人的经济角色。在巴基看来，犹太人不仅深度参与国家作为财政资产的建设过程，而且在王室与主要社会群体的讨价还价中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关于税收和收入来源的谈判也都是围绕着犹太人与王室的关系展开。因此，犹太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

自从怀特的社会网络研究引爆“哈佛革命”后，一批研究者开始以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历史现象。在怀特转投哥伦比亚大学之后，他继续培养对关系社会学感兴趣的学生，这些钟情关系结构思路和网络分析方法的学者在相互影响下迸发出持久的学术影响力，大有发展成“新哥伦比亚学派”的势头。虽然这些学者的研究旨趣各异，理论主张也不尽相同，甚至对关系是本体论上的社会实在还是方法论上的思维方式存在争执，但他们均赞同将社会结构视为多重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分析单位。通过这种关系性结构的思路，研究者不仅可以在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而且可以把物质、文化、宗教、情感、意义等分析因素以及过程、事件、情境等理论要素有机地融入分析中。

社会学创造了诸多经典分析范式，结构主义视角作为其中一种主要的社会分析传统为历史社会学家所继承并发扬。本文强调，社会学中并不只存在一种结构主义，而是有不同的路径，而且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学术潮流影响下兼收并蓄、持续发展。我们通过对历史社会学知识运动的梳理和关键文本的评析，厘清了三种结构主义分析路径。

化约式结构主义肯定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关注宏观的和长时段的结构变迁，坚持用化约性的结构因素来解释社会变迁。这种分析路径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突出关键变量，明晰历史进程背后的深层逻辑。但其也因将文化过程、意义、情感等文化要素看作物质因素的附属现象而遭到诟病。受文化转向的影响，多元结构主义在承认政治经济和物质因素重要性的前提下，开始重视文化的构成性作用和内在性解释，并在历史解释中倾向于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化约式结构主义和多元结构主义在将结构与文化要素提升至历史分析的中心地位时，也把结构与文化建构成了现实存在，无意间强化了它们在本体论上的对立，这使化解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张力更难以可能。关系结构主义在怀特、蒂利等人的推动下，视社会结构为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主张用社会关系来解释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并把社会网络分析看作关于社会结构或关系研究的新范式。这种强调关系相对范畴优先性的关系-结构理路被我们概括为关系结构主义，无论是在本体论上视社会关系为社会实在，还是在方法论上主张关系主义只是一种思维方式。需要强调的是，在历史社会学研究中，三种结构主义路径并不以时间为轴依次转向，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均有所体现，只不过历史社会学家在具体分析中有所侧重，它们甚至可以体现在同一项研究中。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历史社会学的文化、意义、过程、事件等要素。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重提结构主义，似乎颇为不合时宜，但我们希望指出的是，结构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从未真正改变过。因此，我们聚焦于结构、能动和关系这三个理论内核，分析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结构主义的思想变迁和路径转换。

结构主义是一个内在异质的集合概念。作为一种理论取向，结构主义既证明了其解释魅力，又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虽然本文主要关注历史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路径，却不意味着结构主义的变动仅仅存在于这一领域。恰恰相反，研究者对结构、能动、关系这些理论内核的不同偏好导致结构主义路径也在不断转向，以适应不同学科的思想变迁和研究需要。这正是结构主义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