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一修）

文摘 2024-09-27 00:07 美国

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

约翰·W. 迈耶（斯坦福大学）

约翰·博利（埃默里大学）

乔治·M. 托马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弗朗西斯科·O. 拉米瑞兹（斯坦福大学）

文章来源：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 144-81.

作者们将民族国家视为由世界文化和关联过程建构的世界性制度，并讨论四个话题：（1）由外生驱动建构导致的民族国家的属性，包括同形、脱耦和扩展结构化；（2）理性文化影响民族国家的过程；（3）世界社会增强世界文化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影响的特征，包括：有利于世界模型扩散的条件、世界性协会的扩散、理性化科学和职业权威；（4）世界文化与社会的动态特征引发了扩展、冲突和变迁，尤其是世界社会的无国别性、多层级理性行动者的合法化及其内在不一致与矛盾。

一、导论

本文评述与下述命题有关的论点和论据：当代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由世界性模型推导而来，模型通过全球文化和关联过程建构和传播。这些模型及其反映的目标（比如平等、社会经济进步、人类发展）是高度理性化的、明确清晰的和出人意料的共识化的。几乎在理性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商业、政治、教育、医药、科学甚至家庭和宗教中，世界性模型都定义并合法化了地方行动议程，塑造了民族国家结构和政策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的行动者。世界性模型的制度化有助于解释当今民族国家社会的许多令人困惑的特征，比如资源和传统的巨大差异下的结构同形、仪式化乃至松散关联的组织行动、为满足大量外生目标而精心设计的结构化。长期以来，世界性模型塑造着国家与社会，尤其在二战之后，随着世界社会的文化与组织的空前加速发展，它们变得尤为重要。

世界社会之所以偏偏通过文化与关联过程得以运作，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其无国家性。分散于世界的法理型主权国家近乎封建的特征产生了看似矛盾的结果，削弱了“权力和利益的高度组织化”的因果解释力，诸多“实在论”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后者之拥趸。更有甚者，世界社会的无国家性同样解释了社会科学为何对世界社会的文化与关联特性的连贯性和影响力置若罔闻。尽管已有托克维尔对1830年代近乎无国家的美国社会中文化和社团生活的重要性的知名分析，社会科学依然非常不愿认可“影响与遵从模式”。后者不能仅被解释为与权力关系或实用理性有关。这种不情愿与全球发展高度相关。我们期望在此对其进行部分修正。

我们试着解释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社会被组织成民族国家，它们在许多未料到的方面结构同形，并按照未料到的相似路径发生变化。一个假想的例子可能有利于我们阐述论点，下文会沿用该例。假设在一个隐匿至今的小岛上，一个前所未知的社会被发现了。很明显，许多变化将会发生。政府很快建立，林林总总的部门和机构使其看起来很像一个现代国家。其他国家的认可、加入联合国接踵而至。这个社会被视为经济体。人们会按照数据、组织、国内与国际贸易政策的标准范畴对其进行分析。其社会成员被重组为拥有许多类似现代权利的公民。其中，儿童、老人、穷人受到特别保护。歧视（尤其是种族与性别歧视）的标准形式将被识别并受到谴责。人口统计与分类将按照世界人口普查模型的方法进行。现代教育、医疗、科学和家庭法制度得以建立。和过去相比，当今时代，所有这些发生得更快，并更深地渗入日常生活。原因在于：和以往相比，适用于小岛社会的世界性模型更加编码化和公开透明。更有甚者，世界社会的组织繁多活跃，致力于教育岛民并向他们宣扬世界性模型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很明显，有些变化不会发生。“土著”是否有灵魂？是否归属于人类整体道德秩序的一部分？这样的神学争论将极为罕见。殖民小岛的帝国主义冲动更是少见。很少会有人认为土著仅需要低度的公民权/人权。很少有人认为土著的受教育程度仅是短短几年的职业训练。

因此，在对隐匿至今的小岛社会赓续的历史、文化、惯习或传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预测：一旦被“发现”，许多变化将会借着“发展”的普适性话语降临小岛。由于不同的世界性模型和地方传统之间的复杂互动，我们的预测不会太准，但预测结果的可能范围是明晰的。本文的分析指明，我们可以使用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识别出可能范围，并借此理解世上几乎所有社会被发现并融入世界社会这一业已发生的事实。

我们的制度主义视角所做的预测与三种已成体系的解释世界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理论路径有所不同。在民族国家属性的多变量分析中，研究者不可避免要考虑四种视角的假设。但是，尤其因为盛行理论没有充分思考其中的文化过程，以至于无法有效预测本文假设的小岛上许多深远的社会和组织变迁。

微观实在论分析盛行于国际关系领域，以新实在主义为旗帜。其预设是：在本质上无政府的世界，民族国家是自然的、目标明确的、理性的行动者。国家行动反映了连贯的需求和利益；文化基本无关紧要，尽管有时会被用来解释特殊的、常常带有历史根源的政策或行为模式。在所有情形中，文化仅仅是地方的或者民族的，而非世界的。许多当代全球化理论带有这种微观实在论的色彩，强调世界社会的概念仅和自治民族国家之间交易互赖的密集网络有关。新自由主义、政体理论是其变体，它们关注各国联手创造的制度框架。一旦设立，框架便成为民族国家的束缚。但是它们依赖于微观经济学的实在论论据，借此解释制度及其持续性的出现。权力和利益首当其冲，文化不值一提。

宏观实在论的观点是对微观实在论的部分回应，例如世界体系理论和国家竞争理论。这些理论将民族国家视为世界经济/政治权力、交易和竞争体系的创造物。民族国家往小处是能力有限的行动者，往大处则扮演世界经济和政治/军事竞争所定义的角色。文化处于边缘地位，常被视为自我维持的霸权意识形态或者强制性的错误意识；金钱和武力、权力和利益是全球变迁的发动机。世界体系理论最为一致地延续了该思想：世界经济和国家体系的动态变化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世界权威（世界级国家或者帝国）的去中心化，全球文化本质上是霸权主义的副产品，本身一无是处。

第三种视角采用了微观现象学的路径，同样发展于对微观实在论的回应。该路径将民族国家概念化为民族文化和解释体系的结果。国家嵌入于制度之中。制度的文化特征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制度仅仅间接反映了世界过程，或者与之毫无关系。其简易版本满足于将地方文化暂且处理为背景材料，复杂版本则认为文化解释和目的行动同时彼此形塑。这一视角在全球文化过程中的运用，成果斐然。但许多讨论在将这一思考线索延伸到世界层面之时，对文化的理解浮于表面。文化被视为相对任意的流动，或者传媒产品、时尚、艺术和快餐等有表现力的西式品味。他们未能充分理解文化的实质重要性和在当今社会的组织化在场。

我们自己的视角——宏观现象学取向——奠基于当代社会学制度主义。我们认为：民族国家是文化建构与文化嵌入的，不是实在论者描绘的不具备分析性的理性行动者。我们发现：所涉及的文化，究其实质，是在世界层面的基础上得以组织化的，而非简单地从地方情境和历史中衍生而来。我们在西方大历史中可以发现跨国力量的作用，但我们认为二战之后世界社会独有的特征和过程有力强化了世界制度发展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下文我们进一步阐述理论背景。紧接着转向本文的因果性论述，并将其组织为四个部分：（1）在世界文化中被建构的民族国家的独特属性；（2）生产和塑造民族国家的世界社会层面的运作过程；（3）世界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强化了世界文化对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影响；（4）世界社会的动态变化，尤其是全球文化过程加剧了世界社会结构和特征的生成和变迁，其中蕴含着不一致和冲突。

二、理论背景

持实在论者认为，世界要么是无政府的，要么是网络化的。前者认为行动者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没有极权结构的干预。后者认为行动者有意识地、自下而上地建构出经济和政治竞争的互赖体系。微观现象学分析者较为严肃地对待文化和解释，但是将它们限定于在地方和国家层面运作的行动过程。

与之相反，本文开篇命题指出：世界层面的社会事实，在文化上是超然的，具有强因果关联性。这体现在几个层面。其一，被建构出来的当代“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有计划地按照普适（世界性）模型进行组织并推进自身合法化，例如公民权、社会经济发展和理性司法。其二，这些模型在世界层面非常普遍，人们对一些事物的本质和价值有相当大的共识，比如公民权利与人权、物质世界及其科学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其三，这些模型依靠于它们所宣称的世界普适性。比如，人们认为经济发展模型、财政政策、人体医学模型、医疗保障服务等是全球通用的，并不局限于地方或区域。

尽管可能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些一般模型的权威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假想的小岛社会很快便采用了“现代”结构和目标以融入世界社会。替代模型，包括既存的形形色色的传统结构，则具有较低的合法性。“正确的”现代模式得以高度发展和表达，并伴以细致的理性化证明。特殊主义的或者地方化模型很难与之竞争合法性。

（一）文化

实在论分析从功能看文化，将其视为整合集体性或者助长当权者主导地位的表达性材料。微观现象学分析者更关注文化的意义生成性质和认知输入，但是视野局限于地方情境下的知识和现实建构。这些路径遗漏了世界社会文化维度的关键要素——现实的认知与形而上学模型。模型详述民族国家及其它行动者的本质、目标、技术、主权、控制和资源。这些模型更具认知性和工具性，而非表达性。模型在科学、职业和法律分析中得以组织，分析对象是国家、社会与个体的恰当功能。分析是高度理性化和普适性的，描绘了协调、坚韧和理性的行动者。于是，这些分析构成功能理论，服务于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理性化这一意识形态。

为避免对此产生误解，我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功能主义观点印刻在常识描述和社会科学理论之中，与“事物运作方式”有关，但是这些理论可能无法与实践经验契合。例言之，传统的大众教育的合法化话语坚持认为：正规教育必要且有益，这体现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公民忠诚和民主制度等诸多方面。这一关于教育的功能主义证明很少受到质疑，尽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细致研究证明，这样的功能关系充其量只是微弱的，而且具有很强的条件限定性。

这样的关于行动者、行动和假定因果关系的扩散功能模型是世界文化的核心构成。当这些模型在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中得以实施，它们承担着框架性假定的角色，对实施它们的社会产生了很难从功能视角看待的结果。比如，在所有类型的国家，不考虑其独特情境的情况下，实施教育发展的标准剧本产生了看起来相当奇葩的结果。从证明剧本合法性的功能理论的理性视角审视的时候，尤为如此。将来要务农的儿童需要学习分数；偏居一隅的村民学习化学反应；绝不可能投票的边缘群体学习宪法。将这些实践与功能理性划等号，需要惊险的信念跳跃。

在我们的小岛社会，承载“有用的”或者“现代性”发展理论的世界性模型将会快速实施。比如，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擅长理解小岛经济的有力模型。只要具备充分权威，这些模型的运用就并不需要经济学家亲临小岛。少量的标准化数据表格就足以让专家提出政策建议了。与之相似，任何一个社会学家都擅长提出针对小岛性别不平等的矫治方法、分析、诊断和政策处方。在大范围经济和社会指标的基础上，人们会对小岛进行分类并与其他民族国家作比较。这一过程与过去几十年间所有新的独立地缘政治体的经历相似。这些数据收集和比较过程大大强化了小岛社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文化地位和成员资格，并助力其快速转化为“真正的”民族实体。

（二）解释模型

多数分析将民族国家视为集体性的行动者，即他们自身历史和内部力量的产物。图1描述了这一传统模型。我们强调的是另一种模型，参见图2。

图2呈现了这一观点：民族国家或多或少是外生因素建构的实体，即国家内、外部的诸多个体参与了国家形成和政策制定。他们是剧本的参与者，远甚于自导自演的行动者。此处生效的社会心理学详见于戈夫曼和斯诺的著作。在以理性行动者为中心的路径所推出的激烈的利益算计的场合，他们强调拟剧和符号过程。

我们对图2进行了精心的简化，因为我们要检验的命题聚焦于世界社会发展的施行（enactment）维度。当然，国家、组织和个人同样对世界文化的内容和结构产生贡献，而且许多世界文化的变迁和完善就发生在跨国组织和协会的内部，它们独立于低层级的单元。更完整的图应该描绘世界社会组成部分之间的循环过程，但在这里我们聚焦于施行过程。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世界文化变迁的一些议题，也就是世界文化的动态特征。

民族国家模型的外生文化建构使标准社会政治形式在我们小岛社会的出现变得容易和“自然而然”。模型和这些国家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测量便捷易得，且道义凛然。同样易得的是模式化的社会问题，它们被定义为失败，即没有实现既定目标。因而很容易识别和谴责这些失败——无效的生产方式或者权利受到侵犯。伴随这些的是关于标准化行动者和政策的处方。它们致力于解决这些被识别的新问题。所有这些人尽皆知，并静待施行。

三、文化建构的民族国家之属性

在阐述论点的同时，我们想聚焦于一系列有关当代民族国家的经验观察。其一，民族国家在其结构和政策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同形。其二，民族国家致力于达到理性行动体模型的水准。其三，部分源于其二，可以在民族国家内部发现大量的有时显得非比寻常的脱耦现象，见于目标和结构、意图与结果之间。其四，民族国家以许多标准化的方式经历着扩展结构化。只有将民族国家理解为更宽泛的一般文化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理性应对内外部不确定性的自导自演的行动者，才能领会上述观察的一般性。

（一）同形与同形变迁

考虑到其他视角强调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异质性（实在论）或者地方文化起源（微观现象学理论），许多思考线索都预计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单元及其变迁轨迹之间存在显著多样性。我们的观点则解释了学者们深感诧异的相似性。这也解释了，尽管存在地方经济力量、权力关系、内生传统文化形式的各种可能格局，我们的小岛社会依然急于采纳标准化形式，并很快与世界上其他一百多个民族国家愈发相似。

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为例。延续哈比森和米尔斯（1964）的思考，微观实在论或功能论的行动者中心模型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女性大学入学率比其他地方增长更快。宏观实在论观点暗示核心国家女性入学率的扩张规模比边陲国家大得多，微观现象学观点指出了西方国家而非伊斯兰国家女性入学率的增长。但是，世界范围内，女性入学率都增长迅速，而且都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在该时期，世界社会层面的话语强调女性平等。只有当世界性的普遍力量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发现才能得到解释。

同形性发展和许多关于民族国家的其他特征的研究报告结论相同，强调国家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宪法形式、围绕标准课程表组织的大众教育体系、理性化的经济与人口簿记和数据系统、旨在促进国家发展的反堕胎人口控制政策、正式的女性平等地位与权利、普遍人权的扩展、扩张性环境政策、发展导向的经济政策、通用的福利体系、疾病与保健的标准定义甚至一些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从国民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明显差异中推导出的理论很难解释这些观察到的同形现象，但是如果认为民族国家是世界文化秩序施行的产物，这些同形现象便很好理解。

（二）理性的行动体

正如下文的进一步讨论，世界文化中的民族国家被定义为一个基础且完全合法的行动单元。因为世界文化高度理性且普遍适用，民族国家因此成为理性化的行动者。在政治实体可能采纳的所有形式中，理性且有担当的行动者模型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民族国家展示自身的惯常方式，对内表现为宪法，对外表现为争取加入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机构。民族国家宣称具备理性的国家行动者的所有特征：领土边界和明确人口、统治权威、自决能力、责任；标准化目标，比如集体进步、社会正义、个体权利保护；基于法律的官方控制体系；资源占有权清晰，比如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实现目标的“目的—手段”式政策技艺。

想一下最后一个特征——目标。在确定各自目标上，民族国家相当一致。目标包括增进集体进步（粗略说来就是人均GDP）和个体权利与发展（大概就是公民进步与平等）。这些可见于宪法，后者非常强调国家和个体公平发展的双重目标。同样可见于依葫芦画瓢的国民教育一般论述和教育大纲中对国家和个体公民的描述，以及大量的官方经济政策。偏离标准形式的目标（服务于上帝、王朝、特定种族/宗教团体或帝国扩张的国家），尽管依然普遍，但常常受到质疑，除非与集体和个体进步的基本目标存在密切联系。

在战争中，国家有搜集敌人头骨的传统，但这再也不被宣告为目标。人们不再接受战争是“政治的另辟蹊径的延续”；战争部门被重命名为国防部门。民族国家不再将自己展示为简单的理性行动者，而是更为友好。

因此，我们的小岛社会几乎立即采用目的性很强的民族国家结构，其合理目标有经济发展、平等和个体机会的增加等。即使在最不可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积极进取的民族国家行动者也被建构为要对这些目标担负起庄严责任。

（三）脱耦

实在论和微观现象学观点都认为，出于各种原因，民族国家应该是紧密耦合结构。这是由于功能需要并由外部权力促发的控制结构，或是它们自身内部的文化与理解模式（schemes）。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比如说，对平等公民权的许诺在宪法和公共辩论中无处不在，这常常与明确区分性别和种族群体的政策相矛盾。与此同时，声明和政策往往名不副实。

脱耦限于地方，是因为民族国家建模于外部文化之上，而外部文化不能像完美运作的系统那样被简单移植。世界文化包含许多主导模型的变体，进而引发对互斥原则的兼容并蓄式采纳。扩散过程通过不同的纽带，发生于多个层面，进而导致松散性。某些外部因素比其它因素更易于复制，而且许多外部因素与当地实践、要求和成本结构并不一致。更麻烦的是，世界文化模型是高度理想化的，而且内在不一致，导致它们原则上不可能实现。

有了少许理性化资源以后，我们想象的岛屿社会将发现：采用最新的结构形式，比使结构发挥实际作用要简单得多。与建学校、开展社会服务以践行政策相比，组织内阁部门制定适当的教育或者保护妇女的政策则轻松许多。与资本增值或者技术与劳动力技能提升等实实在在提振经济的行动相比，制定经济发展计划要容易得多。

因此，复制外部定义的身份这一逻辑深刻塑造了脱耦。任何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体、组织还是民族国家，都显示出正式模型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巨大脱耦。资源富足的“行动者”面临不得不装腔作势的外部压力。他们极有可能这样做：核心国家经常具备资源和组织能力，比如，进行教育课程创新，尽管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往往缺乏中心化的教育权威结构。在同样的指令下，能力较弱的行动者可能反而强调正式结构。边陲民族国家通过国家政策和控制体系进行了大量的象征性教育改革，但是它们很难把改革真正带入课堂。

如果形式结构化和中心化难以实施，国家管理者可能退而求其次，对未来的进步作出规划。国家规划在世界上的边陲国家十分常见。如果连规划都完不成，决策者和官僚可能会勉强将需要的原则并入价值和身份的一般陈述。边陲国家的宪法极有可能突出理性化进程的详尽原则，包括国家对个体福利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的细致描写，但这些往往是空中楼阁。

可以预测，我们的小岛社会将采用非常先进的宪法，并制定正式的社会和经济规划。它也会发生多轮规划和政策制定，因为理想的理性模型和有效实施显然相距甚远。愤世嫉俗悄然而生，但其具体结果依然是更多的计划和改革。

当然，一般价值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脱耦关系，非常不同于实在论和微观现象学的观点链所预测的关系。实在主义理论将行动者政策和结构视为控制行动的审慎手段，而非遵从外生模型。微观现象学视角认为政策和结构在与行动的阐释一致性中得以建构。因此，脱耦的流行导致了许多困惑：价值和行动何以总是不一致？从制度主义观点看，这种不一致性是很明显的行动者特征，对于民族国家这样的行动者来说尤其如此，它们有着宽泛而难解的目标。

但是，我们不能对脱耦过于悲观。诚然，对于任何一个被建构的行动者集合而言，政策和实践之间的相关度可能非常低（比如，宪定国家权威和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之间就是轻微的负相关关系）。但是，系统而言相关度却很高：相同时期，加速国家权威扩张的文明也会产生高度复杂的国家组织。

（四）扩展结构化

所谓结构化，指的是明确的、理性化的和分化的组织形式的形成与传播。我们在此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对外生模型的依赖，在民族国家和组织层面滋生了扩展结构化。这与事实是耦合的，即：这些模型被组织为文化原则和文化视野，它们并没有固着于地方情境。

民族国家的结构化相当程度上超越了社会本身的功能需要，边陲国家尤为如此。贫穷国家创办了大学，但往往培养出资历过高的人事主管。国家规划机关制定不切实际的五年计划。国营航空公司需要高额补贴。高速公路闲置。这些形式化的“发展”从功能上讲和理性不符。这一事实同时反驳了实在论者和微观现象学理论。

学界对脱耦结构化的常见回应是忽略其一般性。典型地，政治理论家和组织理论家将特定结构变迁明显不符理性之处解释为地方权力和利益斗争的结果——狂妄自大的领导人的痴心妄想，也许，或者是主导精英的利益关切。但是，这一过程无处不在，遍及社会生活的各异层面。假定规模、资源和复杂性的功能压力不变，显而易见，几十年来，民族国家和其他组织在许多不同的社会领域过度扩张。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社会得以强化，世界性模型广为人知并高度合法化。民族国家和组织或许形态各异、历史殊途，但在同一历史时期，他们走上了相似的结构扩张的道路。

举例说来，当今时代，大学和公司都有大量的办公室——财务、法务、人事、安保、环境、咨询等等，它们规模相同、目标一致，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更进一步，所有这些办公室从功能上讲都是必要的，设立它们的权力联盟极易识别。但是这样解释的话，就说不通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这样的过程。同样解释不清为什么民族国家要应付理性行动体源源不断的要求，尽管这一要求由外部世界所定义。不同于一百多个国家各自沿着特定轨道发展，共同演进的世界模型引导民族国家建立了部门和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以管理者标榜自己，包括社会和经济计划、教育、人口控制、环境、科学政策、健康、性别平等、老年和儿童福利等等，不一而足。世界性过程同时影响核心和边陲国家，只是由于地方资源和组织能力的差异，影响程度可能不同。

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结构、官僚制、议程、税收和规制能力的大幅扩张强有力地映证了某些学者的分析，他们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新问题，但同样也强化了这一世界文化原则，即民族国家是自身社会的顶梁柱，在识别和治理这些问题上面，任重道远。权威和责任的扩展，或许给民族国家带来了繁重而分散的结构，但绝非羸弱。和之前相比，现代国家可能自主性少一些，但却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大多数国家的能力相比之前都显著提升。

四、世界社会影响民族国家的过程

截至目前，我们的观点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显著同形验证了我们的命题，即这些实体起源于模型，模型嵌入于概莫能外的世界文化之中。那么，世界社会中的哪些过程建构和塑造了这些行动者，以至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同形？回答这一问题的常见思路是尝试识别一些机制。行动者借助这些机制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就做出了相似的选择和决策。这一思路含蓄地暗示行动者的定义和利益相当固定且独立于文化之外。我们发现，聚焦于制造或重构行动者自身的过程，非常有用且给人启迪。我们识别出了三个过程。世界社会的要素经由这些过程对民族国家进行授权和塑造：身份和目标的建构、行动者身份的系统维持和行动体（诸如个体和组织利益的次民族单元）的合法化。

（一）民族国家身份和目标的建构

世界社会内含许多文化素材，这些素材具有官方性质，倾向于将民族国家的形式定义为独立自主、认真负责的行动者。数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谱系中，外部认同与国家体主权的建构一直是关键维度。新来者尤其依赖于获得强势国家的正式认可。随着二十世纪反殖民和民族自决运动的兴起，所有的联合体都学会了依照民族国家身份宣示自己。联合国体系的稳固提供了身份识别的核心平台，进一步削弱了强势国家的重要性。新来者一般以申请的形式加入体系（比如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实体）。申请者必须清晰阐述其关于主权、人口与边界控制以及相关主旨和目标的明确主张。

1945年以后，超过130个新兴民族国家实体得以形成。对内对外，这些国家都一致声称自己与民族身份和国家结构的世界模型保持一致。我们的小岛社会也会如此。但是先来者同样也学会了适应这些模型中的变化。因此，通过选择和适应，系统扩张至接近于普遍的民族国家形式。实在论分析奠基于每个国家独特的资源和历史，因此预测了迥异的形式，包括旧有地位的保持，比如形式依附或弱小国家的间接并入。

主权身份的世界文化模型有具体的形式，存在于特定的国家结构、项目和政策之中。如上所述，理性民族国家行动者这一世界模型定义了相应的宪法、目标、数据系统、组织章程、内阁结构和政策。模型也将民族身份的文化描述的标准形式具体化了。建构民族文化的方法，比如传统、博物馆、旅游业和国家科学文化等等，都高度程式化了。民族国家成为高度理论化的或者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按照固定于世界层面的模型描绘的。

通常，复制世界模型或者传统，大致等同于简易模仿。后者和知晓填充形式有关，远甚于应对实质问题。举例来说，1950年代，为了编写入学率的比较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学家选择报告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的毛入学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许多国家按照“633”模型设计义务教育体系，也没有深究这样的安排是否能够实现教育的根本目的。

斯特朗揭示了合法身份系统对国家生存和稳定的巨大影响。纵观近现代史，依附性领土国家不断加速转变为主权国家，二战后尤为迅速。主权建立后，民族国家几乎不可能重回依附状态。即使是苏联解体，也没有产生依附性领土国家，而是正式的主权民族国家。一些原先的共和国对此毫无准备。因此，不能指望我们的小岛社会并入其他主权国家，进而变成依附性领土。这是对合法自决权利的极大侵犯。更有甚者，小岛社会在国际体系中建立主权地位，将会稳固其作为新国家的地位，尽管并不能排除甚至可能增添小岛政府的不稳定性。

导向民族国家模型所内含的身份和地位，会助推国家加快对现代性开出的制度处方的采纳速度。民族国家既然已经承诺迈向理性，相应的政策也紧随这一身份特征而至——国家发展政策、个体公民身份与权利、环境治理和外交关系等。这些政策暗指：民族国家既然已被定义为独立、负责且完全自主的行动者，所以肯定具备独立决策的能力。但是，考虑到国家嵌入的宏大文化，这些政策看起来更像是在施行惯例化的剧本。就算有国家宣称反对主导的世界身份模型，他们依然会追求模型内含的目标。他们将强化官僚权威并尝试建立许多现代制度，从央行到教育体系，不一而足。他们会发现自己正在经历其命维新并迈向世界文化的进程。

（二）民族国家行动者身份的系统维持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因地制宜地施策（由于成本、无能或者抵抗），世界社会结构便会提供帮助。相比于主导权力和利益的专制性要求，该过程的运作更多地是通过外在权威对国家合法目标的支持。例言之，国际组织和专业化意识形态会力劝国家采取人口控制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对整体世界没有好处，但对国家发展很有必要。公布国家科学政策，对国家发展也很重要；这种关系没被论证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国家发展科学的努力很难起效。正如该案例所述，国际组织常常扮演客观中立的他者角色，帮助民族国家追求外生目标。

民族国家难以抵制世界模型。因为身份考虑，他们正式承认了不证自明的目标，即社会经济发展、公民权利、个体自我实现和文明的国际关系。如果一个特定的政体话里话外抵制世界模型，当地的行动者可以借助合法性神话（民主、自由、平等）和外部活跃群体的潜在支持来反对现有政体。因此，和实在论和微观现象学理论预测的不同，民族国家的“选择”不太可能和世界文化的预设剧本产生冲突。这主要是因为民族国家的选择和世界性压力都起源于同一个概莫能外的制度。

（三）次民族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合法化

世界文化原则既赋予民族国家实际的中央权威，又使其成为身份供给者。国家之基础在于个体公民权和人民主权。世界文化原则也赋予了国家组织架构中许多部门的合法性和假定的功能必要性。范围从金融市场结构到保障个体和集体权利的组织（劳工、少数民族、女性等等），不一而足。世界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直接许可了种种组织化利益和职能。进言之，创设机构和项目，追求外部赋予的合法化身份和目标，民族国家也促进了国内参与这些事务的行动者的发展。项目及其关联的会计系统，增加了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的数量和密度。这是因为群体会声张具体的新的身份认同，并争取分配给他们的资源。

一个范例是，全球有关同性恋合法化的讨论热度日益上升，这导致了国家政策调整和声张权利的行动者的动员。民族国家采纳符合适当原则的政策，这会将特定群体的身份和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当然，所以这些“内生”的变化都和不逾矩的民族国家这一世界文化概念融会贯通。

因此，如果民族国家疏于采纳世界认可的政策，国内行动者将尝试推行或者强制执行，以便与世界保持一致。举例来说，倡导环保主义的世界性压力已经推动许多国家成立环保机构。环境工程公司、社会活动团体、规划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相应国家政策缺失的地方，地方单位和行动者，比如城市、学校、童子军和宗教团体，很有可能践行环保主义并呼吁国家行动。于是，世界文化不仅仅影响民族国家的中心区域，或者仅仅是符号性影响，而是通过地方行动者和世界文化之间的直接联系来影响民族国家。这一联系激活了许多动员线索，使世界文化原则得以实施，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动员章程和策略在互不相干的国家如此相似。

明确拒绝世界文化原则，有时也会出现。民族主义者和宗教运动尤甚。他们直言反对现代性，现代性被视为对地缘政治稳定性的威胁。兴许威胁真实存在，但是这样的分析是错误的，因为它高度低估了这些运动和社会秩序与目标的理性化模型之间的一致程度。这些运动的动员依赖于世界文化脚本所刻画的原则，组织能力源于脚本的合法性，并且依照脚本更改他们流传的基本主张以最大化自身合法性。总体而言，他们意图建立一个理想化的现代社区，其中，公民可以见识到社会全面发展并行使自身的抽象权利。在破坏一些世界文化意识形态的要素时，他们也高度依赖其他要素。比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可能会拒绝现代性的极端自然主义思想，并且敦促个体服从不可挑战的唯一神的权威。尽管如此，他们依然鼓励公民悦纳一些核心的世界文化要素，比如国家建设、大众教育、专业医疗和职业化（革命结束之后的伊朗，是鲜活的例子，参见Rajaee 1993和Tehranian 1993）。他们同样敏于重构宗教信条，使其与“理性—道德准则”这样的典型现代概念保持一致。一般而言，与其说抵制，倒不如说民族主义者和宗教运动大大强化了同形。

实在论模型的组织控制链遵循“强势权力→国家权力→地方区域”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他们因而忽略了世界文化模型对国内行动者的创造和维系的直接影响。微观现象学和传统的“文化”模型强调，地方生活世界借助传统抵制现代化的外生压力。他们都没注意到，当今时代，地方即世界。

五、集体主义世界社会的要素

世界社会的无国家特征使许多学者忽视了近几十年来世界社会组织和文化材料（material）的巨量积累。世界文化中的一项原则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即民族国家、组织和个体等行动者有责任、有担当。但是，世界层面的实体则未被这样概念化。姑且借鉴米德（1934）的说法，世界社会主要由可被称作“理性化他者”的事物构成：社会要素，比如科学和职业（将二者成为“行动者”，颇有不妥）为民族国家和其他行动者建言献策，包括正确的和有担当的本质、目标和技术等等。理性化他者目前遍及各处，国际协会和知识社区中比比皆是，普遍性的科学和职业话语真如滔滔河水般川流不息。

我们在本节聚焦于组织、承载和传播世界文化模型的社会结构框架，而不考虑模型的内容。内容已经被“现代化”理论的文献充分讨论。该理论众所周知、高度抽象、自成一体，主要研究现代社会、组织和个体的“功能需要”及其相互联系。在这些理论中，被适当建构的行动者，其合法化目标以集体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充分自我实现为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互动层面，社会和个体由（不完美的）公平正义和代议制绑定在一起。这些都是全球性概念，而非地方性概念。它们普遍适用于各个地方（比如，在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与会国一致认同教育对促进正义与和平的重要性）。许多其他的国际专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都表达了类似的目标。

在世界文化中，几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讨论到了，且都经过了理性化和组织化的过程。这些方面包括经济生产和消费、政治结构和教育的规则；科学、技术和医药；家庭生活、性爱和人际关系；宗教信条和组织。在每一个领域，具有合法性、合情合理的形式的范围是极其狭窄的。在讨论这些部门的时候，人们认为它们好像在功能上是一体的，彼此相互依赖。这些部门理应和进步与正义的普遍原则保持一致。当今世界，世界社会文化是“神圣的华盖”，是一项普世的、世俗的工程，起源于更古老有时甚至带有地方教区色彩的宗教模型。本节意在说明世界文化的结构如何形成以及世界文化如何在世界社会中获得权威地位。

（一）组织框架

二战末期，世界的核心组织框架得以创立，全球社会文化结构化的发展和影响得以强化。国联当时只是有限的国际安全组织，在其基础上，联合国系统和相关实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协定）极大拓展了国际社会关切的议程，包括经济发展、个体人权、医药、科学和教育发展等。正如下文所述，这样的全球组织和合法性框架大大加快了扩张性成分的生成与配置，它们塑造了一个有活力且有影响力的世界社会。社会领域的大量议题可以放到意识形态和国际组织的层面进行讨论。通过与联合国系统建立联系并获取支持，动员和助推小岛社会标准化的力量得到强化，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群集于此。

（二）民族国家间的扩散

在托克维尔式的世界，形式平等的民族国家具有相似的理性化身份和目标，世界组织加快了民族国家间的扩散。在西方世界，至少从17世纪开始，民族国家就根据高度一般化的模型主张自身的主体性。这种一般性使得民族国家更易彼此复制。而在各个社会互相依赖的体系中，复制往往没那么容易。一般化世界模型的制度化一视同仁地激励着民族国家之间彼此复制，这与传统的不同社会之间彼此分立大不相同。在传统社会，各国相互嫉妒，保守自身成功秘诀，并视复制为文化背叛。

实在论模型仅视这种复制为直接互赖的结果，尤其是强势国家的支配，或者是对竞争关系诱发的功能需要的反应。他们因此忽视了文化的巨大驱动力。微观现象学模型强调地方传统和理解图式，反而忽略了重要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世界文化建构的产物，现代行动者的认同与理解都直接缘起于外部赋予的意义。这使得在行动者结构化的过程中，地方场域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

依照模式发展，在现代世界非常普遍。显然，这一现象鲜明反映了世界分层的主要维度——弱小和边缘国家复制强大富有的核心国家。19世纪的日本在进入现代体系的时候，自觉复制了成功的西方体系。同一时期，美德两国都争做世界第一，双方都极为关注彼此教育事业的成功之处。步入20世纪，复制美国模式，尤其是公司和自由教育体系，成为大势所趋。近年来，日本的劳动组织和国民教育独领风骚。在我们的小岛社会里，崛起的精英会毫不犹豫地向美国、日本和欧洲模式靠拢，以达到社会重建的目的。

但是，世界分层体系是多维的，不同的国家固守不同的价值观。社会福利计划领域，瑞典是当之无愧的典范。促进社会平等方面，毛时代的中国、古巴等“激进”国家是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如果有些国家失于坚守重要的世界性准则而为人所不耻，就算经济做得好，也不会成为模仿对象。南非是典型案例。

（三）协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和任一政体一样，去中心化的世界里充斥着大量的协会，其中的行动者表述着相似的设计和目标。尤其在1945年之后，政府与非政府志愿组织大幅扩张。数以百计的跨政府组织覆盖了理性行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科学、教育、经济与经济发展、人权和医药等。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关心的问题更多，可以想到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在世界层面得以组织。但是，这些方面主要聚焦于科学、医药、技术领域和经济活动，这些都是理性化的现代性的主要领域。而且，在这些领域中，理性化的民族国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负责人。较少受关注的是和情感表达有关的团结形式，比如宗教、种族、单一世界主义或者地方保护主义。因此，世界组织是人们得以共享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带有“社会运动”的色彩。作为世界文化核心要素的活跃声援者，非政府组织倡议和人权、消费者权利、环境治理、社会与经济发展、公平正义等议题有关的模型。他们总是扮演反对派草根运动的角色，公开谴责特定区域内贯彻落实世界文化准则的差距和失败。他们还以此敦促国家和相关行动者采取正确行动。他们自诩为社会问题代理人，进一步推动了理性系统的结构化。

显而易见，我们的小岛社会很快会被上述国际组织注视。国际组织期待小岛国家和人民加入。岛民也会发现这样做有利可图，比如接触尖端科技和前沿思想，并且巩固自己作为人类伟大事业参与者的合法性。国际组织也会直接“帮助”小岛社会“发展”。国际组织会提供数据、组织和政策模型，并且培训小岛精英学习正确的、高度形式化的准则、政策和结构化。国际组织的咨询专家会手把手提供帮助，且配备相应的效果评估工具。国际组织会借此收集小岛社会的人口、健康水平、教育、经济结构（劳动力、生产、投资）、政治地位等方面的数据，并且完全以理性化的方式进行，将小岛社会重构为现代性的有力候选人。

因此，全体外部组织会尽全力促进小岛的社会价值提升和发展进步。岛民最终学会了怎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焕然一新的社会里，当地人将社会运动用于建立可持续发展型政党、妇女组织和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以此捍卫自己的新身份。

（四）科学与职业

世界社会里，科学家和专家们地位高贵，声名卓著。他们的权威并非起源于其作为行动者的力量（确实，他们的身份定位是中立、理性的他者而非行动者），而是他们吸收和拓展理性与普遍知识的权威，这些知识使行动和行动体成为可能。大量国际组织（许多是非政府组织）树立起他们的权威。这些组织往往致力于特定领域的知识及其传播，但他们的终极目标也包括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更具理性和公共性的社会领域，科学和职业尤其具备压倒性优势，所涉及的职位在世界各地的分层体系中都最具声望。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借助经济学家的知识，他们能就生产运行建言献策，也需要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创新并管理技术，还需要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分析环境问题与成本。个体发展、权利和平等需要社会科学专家、律师、心理学家和医学专家的专业性帮助。这些名副其实的专家发起并拓展了跨国话语和模型，进而生成自我维持的循环系统，其中，理性化进一步推动专业权威的制度化。

科学和职业权威根植于道德和自然法的普遍、理性和终极的原则（关于大学据此兴起的论述，参见Riddle 1993）。他们的理性知识结构成为现代世界的宗教，完美替代了旧时“宗教”的位置。旧时宗教已经成为个体精神寄托，并被重构为循规蹈矩的组织化行动者，他们构成上文提及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其他机制的基础。国家发展或人权的模型由国际协会实施，这些模型有着深厚的科学和法律知识基础，比如国家经济发展和个体社会经济权利的理论与测量工具。与此类似，科学家和专家们对国家间的扩散进行协调，他们定义典范、形构模型并且踊跃支持并采纳之。当前美国经济和教育组织的日本化浪潮由商学和教育学教授推动和运作，而不是直接通过日本精英或美国经理。

组织和咨询专家会大量涌入小岛社会，他们的运作方式基本上都借助科学和专业（法律、医学、教育）模型与方法。很少有人会以肆意文化侵略的身份来到小岛社会。意见建议需要经过理性科学权威的检验。科学家和专家们拥有终极的、理性的、统一的、普遍的真理，基本避开了自私自利的政治掮客的形象。科学家以权威而非以利益集团获得优势。

（五）小结

社会科学研究对世界社会快速且剧烈的结构化关注不足。世界社会由理性化的文化要素和关联组织构成，而非中心化的官僚国家。为了呈现既成事实的连贯性，博利和托马斯（1997a）揭示了描述世界发展的多个维度的时序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调查的时间范围覆盖了过去的80至100年，包括以下变量的年度总量统计：经济生产、能源消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建立、毛入学率、城市人口、贸易、生效条约等等。问题的关键不是厘清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揭示趋势的一致性特征。几乎所有的相关关系都是高度显著的（90%及以上）。国际组织活跃（条约、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实体、贸易、国际科学和专业讨论越多）的年份，国家组织、发展、个体理性化、现代化也会活跃。世界社会正在迈向理性化，一体推进，令人惊叹。

六、世界文化中的动态和变迁的来源

一些社会学理论的思考线索对世界文化的存在和影响完全忽略不计。微观实在论者可能将世界想象为仅由利益驱动的国家和地方行动者构成。宏观实在论视角反倒经常提及集体文化空间的影响力。但是，通常而言，宏观实在论者将文化空间描绘为霸权形式，即当权者（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资本家，或者国家竞争理论中的国家）积攒的资源在发挥作用。互动的分层结构的拓展与变化因此产生了文化规则的拓展与变化。肥水流向权贵田。这些观点在某些方面看似非常有道理。当前世界文化对市场体系和政治民主的偏好是由于美国近半个世纪的主导地位。如果是中国统治世界，我们的小岛社会显然会朝着另一条道路进化。

微观现象学观点可以在此启发思考。抛开权力和利益，当权者的文化风格与品味可能轻而易举地复制进世界文化模型。相当程度上，世界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因此变成美国文化的翻版，并与潜在深层结构产生冲突。比如，美国丧失其霸权地位之后，美式个人主义的异域情调（例如非常受关注的自我激励和内在孩童般的心灵）可能会从世界文化中黯然消退。

因此，说主导者直接塑造世界文化，看似十分合理。但说制度化与变迁只能通过被建构的行动者的目的性行动才能产生，则不合理。该观点对现代世界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解过于片面，它坚持认为人类的专断权力推动了世俗世界的动态变迁。但是，许多因素参与了这一过程。现如今，世界文化并非消极惰性，而是充满变化。世界文化扩张与变迁的驱动力与人和组织融合在一起。人和组织是被建构出来的具有合法性的行动者。即便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出于自私自利的理性，他们依然充当集体的高尚善果、普遍法则和宏大意义体系的代理人。文化力量是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文化力量界定了理性化宇宙的本质和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行动者遵循理性自然法。社会变迁和经济/政治分层与交换系统持续互动，产生了高度扩张主义文化。

这些文化变迁早在西方独有的基督教文化中便已出现，构成了现代世界文化的坚实基础。在这一文化复合体中，祛魅的、法制的、普遍的自然法世界塑造了一般性框架。社会生活嵌入其中。一体化的道德法和精神追求从自然法中明确分化出来。精神义务和权利由事必躬亲的神赋予，现在神的位置由人类自己和其居住的社区代替。人类独立行动，自负其责。既然合法化的行动者可以为自己和他人做主，他们就能调整行动，全心全意迈向理性化进程。

现代世界文化对行动体系的定位与更具仪式性或地位导向的文化（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前现代西方）完全不同。后者将行动体置于先验的实体，将人类视为命运或上帝的仆从。行动者开启并执行行动，他们占据了几乎所有当代文化理论的舞台（包括许多社会科学作品）。个体、组织和国家都是高度合法化的实体，他们的利益由普遍话语定义，他们是自身利益的代理人。这不仅是人们的期望，更是他们的权利。这一文化框架的执行是坚定有力的，集体权威由此而生：识时务的行动者相互确认对方的合法性。

剧烈变化内生于社会文化安排，这种安排让人类行动者担负起普遍目标的天命。在这一点上，世界社会鲜明的行动体特殊结构突破了极限。理由如下。其一，没有一个全能行动者（世界国家）可以对下一级行动施加控制或作出强制性约束。其二，世界社会里，普遍合法化的行动者有着相似的目标，因此资源竞争加剧。其三，合法化行动体在多层级流动（国家、组织/社群、个体），彼此或多或少存在竞争。其四，世界社会里，世界文化模型的内在冲突和不一致使特定形态的斗争不可避免。综合起来，这些因素导致了广泛的冲突、运动和变迁。

（一）世界社会的无国别性

组织有力、独具权威的世界行动者当然会减缓世界社会的变迁。沃勒斯坦（1974）认为这与世界经济有关，但同样适用于文化。负责人类普遍福利的世界行动者的代理人会发现，创设新的文化产品和问题，成本高昂且千头万绪。他们厌恶下属声张权利，也会压制自以为是的持异议学者。这些学者挑战了中央权威的道德基础。中华帝制时代对创新型学者、科学家和商人进行打压，其模式众所周知，这或许是最好的历史案例。自然法和道德法的理性化过程不可逆转并持续扩张，这在科学和职业中尤为明显。看起来像是在浪费资源且增添不稳定因素，一点都不划算。

现如今的世界社会，发现新真理（比如关于性别不平等，或者经济增长的科学发现，或者行星碰撞的概率等）的学者必定荣誉加身并受人敬仰。他们需要推动集体行动和结构化过程来处理研究发现，因而产生了大量成本。这些成本并非由文化创造者自己造成，他们扮演的是理性化他者。真正应该对成本负责的是其他行动者，尤其是国家。

集权的世界行动者会像中世纪国王一样驾临小岛社会，一步步地把农民从城市生活的享乐和诱惑中拽出来，不让他们接受高度抽象的现代文化的洗礼。种种行为会被视作家长制作风或践踏基本人权和社会权利——一种对岛民的歧视性诋毁，认为他们没有理性行动体应具备的能力。广泛的内外部抗议将接踵而至。

（二）共同框架中的多元行动者结构

和集权行动者不同，在世界社会的文化氛围里，有担当、有威望的行动体会被分配给民族国家。行动体的权利和能力由相对统一的自然和道德法则赋予。科学和职业将这些法则制度化。国家行动和互动的许多特征都包括普遍原则的应用以及进一步延伸和调整。

考虑到行动者的一般身份和普遍相似性，竞争不仅仅是潜在的互动理论，而且是集体道德意义的来源。特定行动者的成败沉浮推动了更为宽泛的理论化、学习和扩散。世界大萧条催生并普及了凯恩斯经济学模型。最近，理论上讲，全球化引发了去地方化和一些新挑战，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方兴未艾。类似地，减贫和降低不平等的相对失败，推动了福利国家体系的扩张或改革。科学测量先前从未被察觉的环境污染方式，推动了环境保护机构的扩张。

在这一文化情境中，实践难题既无法归因于命运，也无法归咎于上帝，而是行动和技术体系的危机。实践难题进一步激起文化的理论化。解决不了难题的行动者可能会稍稍在面子上过不去。比如，经济下行时期，负责为国家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可能也会手足无措，但是绝不会被架在火堆上烧死。恰恰相反，大量资源涌入经济学研究生项目和国家监管机构。

研究小岛社会越深，发现的社会问题会越多。小岛的传统（往往被视为低阶文化）可能被博物馆保存完好（其他社会也是如此），但依然被视作社会问题。世界文化是社会问题的加工厂，供应链上游是理论化，下游是文化进步。此外，这些问题会助长不同形式的道义企业家精神，它们彼此冲突。多元行动者及其利益被赋予的合法性不同，对问题的反应必会各异。每一种世界文化的定义和规则都宣称自己具有普遍性，因此冲突随处可见。实体（不管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追求相似的利益，竞争相似的资源）数量越多，就越易彼此冲突。每个实体都会用理论手段把竞争对手建构为社会病的来源。

在侧重普世价值的世界社会里，如果不按照一般文化准则自证合法性，偏偏选择有所不同，往往会被视作怪胎或异端。由于依赖于超脱地方的世界文化，地方行动者发现：本地人利益需要本地制度的保障，而想要捍卫本地制度，就不能只说制度在本地合情合理，而要称其为一种符合普遍规则的实例。这一过程让世界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风云变幻。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共享的文化和宗教模型的轻微修改，部分导致了许多战争导火索的点燃。

因此，如果小岛社会的精英想要坚持本地模式，比如说性别分化，世界社会就会建议他们援引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准则，并与其他行动者一起将本土模式推向世界。非洲学者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他们激活了自决和文化自主性的原则，来抵制西方女权主义思想，防止其被引入本土社会。

促使地方行动者（包括国家）引入、采纳并合法化世界社会的理论家与理论的力量，也相应强化了科学、职业和咨询的世界性权威网络。这些力量强化并调整（以一种持续较劲的方式）世界文化的要素，反之，这些要素也使这些力量得以巩固。随着世界社会层面的互动变得频繁有序，全球性话语体系也会日渐密集并变得更加复杂。

（三）合法化行动体的多元层面

如果只有一种行动者获得了合法性，世界社会的变动会大幅降低。现实是多个层面的行动者都具备相当可观的合法性。通过公民权原则，个体与国家相互促进对方的合法性。通过人权原则，个体和组织亦会如此。在“个体—国家”的连续谱上，有着数不清的利益和活动团体。正因为这些团体要么和个体，要么和国家建立了联系，他们才得以成为合法化行动者。像基于宗教、民族、职业、工业、阶级、种族、性别的团体和组织，皆属此类。他们互相依赖、彼此较劲。例言之，个体行动者强烈要求平等，而集体行动者强调功能基础上的合理分化。个体行动者声张基本的民族和家庭权利，而集体行动者推进同化进程。这种二元对立，最初带有鲜明的西方特色，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般特征。

几乎在每一个存在竞争的领域，双方都依靠文化巨伞获得大量合法性。当他们创造性地将一般框架适用于地方情境，这一点便体现地十分明显。竞争的主要结果是文化模型和结构化的进一步扩张。在我们小岛社会中，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会发现许多传言的不平等和个体身体缺陷真实存在，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发现纠正与治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国际组织会派遣专家帮助动员草根进行社会运动，以寻求问题的解决。解决方案需要结构化。长远来看，也需要文化和理论的建构。

（四）文化矛盾

许多社会理论，不管学术还是非学术，都把变迁视为行动者追逐正当利益的产物。行动者所嵌入的文化（如果有的话）被视作封闭、内在一致甚至是静止的。帕森斯（1951）的作品大多持此观点。考虑到现代文化的开放性、不一致性和流动性，这种观点的明显缺陷使批评者轻而易举地漠视文化对变迁的重要性。

文化分析的批评者忽视了世界文化内部的广泛不一致和冲突所引发的动态变迁。个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之外，个体与组织/群体和国家集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之外，倍受珍视的文化价值内部同样延续着冲突：平等vs.自由、进步vs.正义、标准化vs.多元化、效率vs.个性。冲突的主体往往成双成对出现：过多国家干预（抑制增长）/过少国家干预（默许不平等加剧）；过多个体表达权（导致渎圣）/过少个体表达权（触犯自由）、过多民族主义（酿成大屠杀）/过少民族主义（制造无序）。

通过不同的方式，这些矛盾的要素被整合为世界文化模型的不同变量——在世界层面、民族国家社会内部甚至地方社会。互竞模型的各自拥护者彼此忌惮，都将对方视为亵渎近乎神圣的定义和边界。他们随时准备揪出潜在的和至少部分合法化了的危险、罪愆和不纯。经济学家会认为，降低不平等的合法努力会威胁到同样合法的经济增长。社会学家会认为，理性化工具是利维坦，必将危害面对面的社区。生态学家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视为对生态圈的自然根基的威胁。这些布道词宣扬高贵的价值，且独具权威。这反映并再生产了多变的文化。

简言之，分析世界社会中不断扩张和变化的文化，必须考虑世界文化的动态特征，这不仅仅体现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权力关系。理性行动体的文化建构赋予了个体和群体（更低程度上，也包括组织）崇高的精神特性，这些特性证实了动员、创新和抗议的合法性，并助长之。更有甚者，现代行动体的去中心化和多层级特征注定导致利益冲突与意义结构矛盾。当维稳的核心世界行动者缺失的时候，尤为如此。

讽刺的是，和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相比，世界文化结构化的过程反而在行动者之间产生了更多动员和竞争。这些行动者类型不同，但以相似方式被建构。行动者就个体、组织和国家的意义与价值凝聚共识，激发了更多、更强烈的抗议。独立、自主、进步、自由、平等，成为民心所向。高尚善果和罪大恶极都变可能。较之从前，世界文化衍生的善与恶，更多、更大。

七、结论

大量证据验证了我们的命题：世界社会模型通过世界文化和关联过程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身份、结构和行为。世界文化的担纲者是理性化他者。他们的科学和职业权威远远甚于权力和资源。世界文化鼓吹、扩张并标准化生产一种强大但易受文化控制的民族国家行动者。其结果是：民族国家的相似度远超许多理论的预期；民族国家变迁轨迹的一致性远超寻常认知。从前，民族国家只对地方文化、活动或权力运作过程负责。作为外生世界文化的产物，民族国家是仪式化的行动者，其内部脱耦和结构化大量发生，远甚从前。

几个世纪前，西方世界向外扩张，权势日盛，逐渐将非西方社会纳入世界版图，一种普世文化开始慢慢悠悠地渗入全世界。西方人认为，土著没有灵魂，是另类物种，被奴役、被压迫，合情合理。非西方社会的人有着不同的道德观、自然观和宇宙观。西方人或许会偶尔赞扬他们高贵的暴力美学，但更多时候会视他们为劣等民族，不配拥有现代文明的入场券。西方人在推动土著改宗的时候，一般局限于本教区，而且断断续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更大更广的整合都被排除在外。教育和读写能力有时也被禁止，很少得到支持，从未得到普及。西方人认为，土著人愚不可及、生性暴戾。理性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比如国家、民主、城市工场生产、现代家庭法）更是不合时宜、难以想象。此外，土著经常强烈抵制西方的整合运动。二战以前，连日本都和现代性的许多方面明确保持距离，中国的政策长期以来保持排斥外部“援助”的模式。

然而，世界已是沧海桑田。作为候选人，我们的小岛社会肯定会被世界民族之林和个体完全接纳。人权、受国家保障的公民权利、民主形式将成为自然权利。经济悄然生长，并由理性化方法定义和测量。经济逐渐迈入国家监督下的增长过程。正式国家体制必不可少，包括成文宪法、公民法案、教育结构和参与沟通的开放机制。理性的全套现代性装置将被调用，这十分必要并且合适。除非参与者按照普世话语进行表达，否则内外部抗议将被视作反动。传统社会的黯然消逝或许会令人伤感遗憾。但是，岛民囚困于社会，屈服于旧神和首领的压制，受限于原始的谋生技术，如此种种，不公不义，人神共愤。

盛行的社会理论难以解释这些变化。给定一个动态的社会文化系统，实在论模型会将其解释为一个经济与政治同化、不平等和控制的世界样貌。他们无法明确解释一个形式上平等、自治与扩张的民族国家行动者构成的世界。微观文化或者现象学的观点链条可以解释多样性和对同化的抵制，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世界：民族国家虽受制于轻微的强迫与控制，但依然愿意采纳标准身份认同和结构形式。

我们认为，理性化的现代性采用了早期西方宗教与后宗教体系的形式。它具有普世性，且非常成功。承认这一点，非常有用。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当今时代，西方基督教的宗教精英早已抛弃了“教堂之外无救赎”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精英们都认可的另一种信仰：救赎寓于理性结构之中，深植于科技知识之内——国家、学校、公司、志愿协会，诸如此类。新宗教精英是专家、研究者、科学家和学者。他们讲述着普遍适用的世俗版救赎故事。经理人、立法者和决策者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孜孜以求。这种信仰遍及世界，构造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组织形式。

二战的惨绝人寰是世界模型产生的关键要素。模型由国家组织起来的进步和正义事业构成。冷战可能恰恰增强了人类迈向全球一体发展的力量。如果现有的系统（如果不是局部的）低张力结构继续维持下去，模型的共识基础及其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可能都会减弱。另一方面，模型对进步和正义的定义（范围正在不断扩张）已经理性化了。这一定义根植于普适的科学和职业定义之中。后者已经达到了深层的全球制度化的水平，它们产生了大量和内容与应用有关的冲突，但是其权威极为稳固。

许多观察家预料到了世界社会的种种失败，并指出了玷污世界文化原则的例子（比如，在波斯尼亚）、发展停滞（比如，在非洲）和逃避应尽责任（在许多地方）。我们认为，眼见世界“社会问题”清单越来越长，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化制度的羸弱，反而证明其坚韧无比。政治压迫、倾倒废物或者腐败，这些事情在不远的过去，要么被完全无视，要么被认为是正常陋规、局部事件、小小越轨或者一起悲剧。现在，人们认为这些问题具有世界社会层面的意义。这些社会问题触犯了人们对全球一体化和规范有礼的期待，很容易激发世界社会的反应。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这样的世界里，如此多的社会问题被广泛讨论。尽管看起来由分裂倾向驱动，它依然是涂尔干和齐美尔所设想的整合世界。

26 Sep 2024

一修毕

文研楼北

（译者邮箱：xlz1997@mails.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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