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克，2016，《后期布罗代尔》，见《法国史学革命》，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当权派布罗代尔
从吕西安·费弗尔1956年辞世，至自己1985年离开人世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布罗代尔不仅是法国顶尖史学家，而且是最有权力的史学家。他还是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其领袖经验可追溯至美因茨战俘营岁月。1949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时，在西班牙史学者马塞尔·巴塔永的热情支持下，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他与费弗尔共同执掌高等实践学院的史学研究中心，并担任历史教师资格会考评判委员会的主席。由于这个颇具竞争性的考试，目的在于确定申请者是否具备学术资格，他可以借此影响课程设置、发现人才——而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他遴选的最出类拔萃的人才之一，称布罗代尔具备“无可比拟的慧眼识珠的天赋”。
这一阶段第六部（中心是其分部）出版了三套重要的丛书，它们都是在1951—1952年启动的。第一套丛书的名字是《港口—道路—交通》（第一种是对港口利沃诺的研究，由布罗代尔本人与意大利史学家卢杰洛·洛马诺合著）；第二套的名字是《商业与商人》，主要出版近代早期的商人书信和账簿；第三套是《货币—价格—局势》。从偏重经济史来看，有理由推测主事者并非费弗尔，而是布罗代尔。这个项目和其他项目的经费，相当部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后来的福特基金会，这要归功于奥地利裔美国人克莱门斯·赫勒，此人曾担任费弗尔的助手，后来又协助布罗代尔。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某些实权人物认为，创建跨学科“区域研究”中心（研究俄国、中国、中东等地），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洛克菲勒的基金流入实践学院研究“文化区”的机构，而赫勒主管这一事务。美国人反对一位中国学家，认为他的学术兴趣是12世纪，他们也反对另一位学者，理由是他过于同情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这两位学者还是保住了在整个项目中的位置。与国外学者的合作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比如，《商业与商人》丛书的撰稿人包括来自意大利的尤戈·图奇、来自葡萄牙的若泽·让蒂·达·席尔瓦和来自瑞士的让-弗朗索瓦·贝尔吉耶。不妨以赫勒与德国犹太学者舍罗莫·戈伊坦建立关系的过程为例，谈谈赫勒的工作方式。戈伊坦是个中世纪地中海经济史专家。赫勒读到他的一篇文章后，马上跟他联系，邀请他为第六部的比较经济史计划撰稿，并提供补助。两人来往信函111次，联络时间维持了十年之久，尽管戈伊坦的主要成果《一个地中海社会》（1965—1985）最终是在美国出版的。
1956年费弗尔去世后，布罗代尔接任实践学院第六部主任，并成为《年鉴》执行主编。费弗尔的两个“儿子”——布罗代尔与芒德鲁（布罗代尔将他引荐给费弗尔）之间的手足之情越来越淡，而同室操戈的味道越来越浓。1962年，在（一个意大利刊物）发表对所谓“计量迷恋症”的批评之后，芒德鲁被免去《年鉴》组织秘书职务。接替他的是研究20世纪的史学家马克·费罗。1963年，在克莱门斯·赫勒的协助下，布罗代尔创建另一个组织投入跨学科研究，这便是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个机构的部分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布罗代尔在世期间，第六部、中心和研究所都搬进拉斯派尔街54号建于军事监狱旧址之上的新楼中。在新家，他们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这些重量级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成为近邻，这便于在喝咖啡时和联合讨论班上与他们展开对话，让年鉴派史学家与兄弟学科的新进展与新观点进行持续不断的接触。
作为一个备受尊重而有威慑力的人物——有时被称为“君主”或“帝王”，即便是在1972年退休之后，布罗代尔还极有影响力。至于在任期间，他控制了职位、出版与研究基金，这给予他相当大的权力，他利用这一权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共同市场”的理想，历史学是在这一市场中占支配地位的合作伙伴。他的门徒和追随者占据了若干最重要的史学教席——勒华拉杜里在法兰西学院，皮埃尔·古贝尔在索邦，如此等等。来自其他国家——如波兰——的年轻史学家还能获得奖学金，前来巴黎学习，这也有助于将法式史学传播到海外。布罗代尔还确保研究近代早期（1500—1800年）的史学家得到至少他们应得的那份资源。假如说他的帝国不如菲利普二世的帝国那么辽阔的话，它拥有一个远为果断的统治者。
还必须提一提布罗代尔对几代从事研究的学生的影响。比方说，皮埃尔·肖努描述说，布罗代尔在战后回到法国后不久开设的拉丁美洲史讲座，给了他巨大的思想“冲击”，以至于他决定以史学为职业。“讲座开始后仅仅十分钟，我就被征服、缴械了。”
在布罗代尔身上学会关注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及特定问题——如穿越辽阔空间的交通——的历史学家，并不止肖努一人。比方说，几位研究16世纪西班牙商人家庭和巴西与大西洋关系的论著的作者，便将其选题归功于布罗代尔的建议，而讨论罗马与巴利亚多利德的专著则受其方法的启发。
其他许多史学家记载说，他们在论文写作年代曾得到布罗代尔的忠告与鼓励。比如，皮埃尔·古贝尔就心存感激地提到布罗代尔的“热情劲”和他给予青年史学家的鼓励。年鉴派第三代出类拔萃的人物——至少就近代早期而言——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撰写法国地中海地区农民的论文时，就得到了布罗代尔的指导。勒华拉杜里此时被称为“皇太子”，像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那样，他也将接替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的位置。
物质文化史
这些年，在担任组织者、事业家和策划人等活动之余，布罗代尔还着手进行第二项雄心勃勃的研究。对成功的学术生涯而言，撰写厚实的博士论文常常是至关重要的，在为此进行经年累月的研究与写作之后，许多法国史学家选择去过相对安静的生活，除写论文或编教材外著述不多。布罗代尔并非如此。《地中海》出版后不久，吕西安·费弗尔邀请他合作参加另一个庞大的计划，为亨利·贝尔策划的著名丛书撰稿。基本想法是，两人编撰两卷本的1400—1800年欧洲史，费弗尔撰写思维与信仰卷，而布罗代尔考察物质生活史。1956年辞世时，费弗尔并未完成自己的那部分；而布罗代尔以《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为题，在1967—1979年间写成三卷论著。
布罗代尔的这三卷著作，大体关注的依次是经济学的消费、销售与生产范畴，但他却更喜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论述它们。在为第一卷撰写的导言中，他将经济史比喻成三层高的楼房。位于底层——这一隐喻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相距不远——的是物质文明，他将之定义为“从无法记忆的时代传承下来的反复出现的动作、经验的过程、老办法与方案”。位于中层的是经济生活，这是“算计的、建构的、作为一个规则体系及差不多是自然需求的面目出现的”层面。在顶层——不必说“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机制”，这是三层中最复杂的一层。《文明与资本主义》的三分结构（英文版称作三部曲）明显对应于《地中海》的三分结构。两书第一部分处理的均为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是缓慢变化的制度结构，而第三部分是更为迅速的变动——在一书中处理的是事件，而在另一本书中处理的是趋势。
第一卷处理的是底层。本卷关注的是长达近四百年的经济“旧制度”——英文版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典型地代表了布罗代尔对长时段的一贯兴趣。它还反映了他的全球史方法。该书最初的计划是对欧洲的研究，它对非洲一笔带过，而对亚洲与美洲则着墨甚多。它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唯有全球视野才有可能解释重要历史变迁。布罗代尔接受德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恩斯特·瓦格曼的看法，认为中国与印度的人口运动模式与欧洲类似：16世纪膨胀，17世纪停滞不前，至18世纪再度膨胀。[12]显而易见，对世界性现象必须在相同的规模上加以解释。
在他的追随者研究省级、偶或是村级人口趋势之时，布罗代尔风格鲜明地试图观察全貌。比如，他曾取笑皮埃尔·古贝尔说，他只盯着法国的“一隅之地”——博韦附近乡村。[13]古贝尔和让·莫瑞特对欧洲的生计危机进行分析，而布罗代尔对小麦及其他谷物与远东水稻和美洲玉米的长短处进行了比较，他注意到——比方说——稻田“引起高人口率，并对它们繁衍的区域带来严厉的社会规范”，而作为“一种无须付出多少精力的作物”，玉米让印第安人“腾出时间”（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建筑“巨大的玛雅或是阿兹特克金字塔”或“库斯科的巨石城墙”。
这些看似跑题的讨论，意在通过对比世界其他地区，来对欧洲进行定位：这是一个以谷物为食的、家具配备较佳的大陆，一个人口稠密程度让交通问题优于其他地区，但劳工又相对昂贵的地区——这刺激了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的对非畜力能源的使用。就像在地理学一样，布罗代尔在题材方面冲破了传统经济史的障碍。他将传统的“农业”“贸易”与“工业”等范畴撂到一边，转而关注人与事，“人类制造或使用的每一件东西”：食物、衣着、住房、工具、货币、城镇等等。第一卷背后有两个基本概念。其一是“日常生活”；其二是“物质文明”。
在第二版导论中，布罗代尔声称此书的宗旨只不过是赋予日常生活历史维度。当然，他并非开创者。日常文明是吕西安·费弗尔主编的《法兰西百科全书》中一卷的书名，布洛赫曾给这一卷写了一篇食物史论文。从1938年开始，哈齐特就出版了一系列不同地区与时代的日常生活史，第一本是阿贝尔·勒弗兰克（也就是那位对拉伯雷的评论惹火吕西安·费弗尔的人）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研究。再早一些是伟大的丹麦历史学家T．F．特洛斯-伦德所著的对16世纪丹麦与挪威日常生活的重要研究，该书对食物、衣着、住房都有专卷讨论。[14]尽管如此，布罗代尔的著作还是有其重要性的，因为它综合了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小历史”（little history）——这种历史一不小心就会沦为纯粹描述性的、专谈奇闻逸事的或是考据性的历史——与该期探讨重要经济社会趋势的历史。
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概念也值得进行细致分析。对创造性领域（Kultur）与常规领（Zivilisation）进行比对的看法，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钟爱的观点。布罗代尔与这位史学家的相似之处，比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布罗代尔本身并不关注心态的常规及费弗尔所谓的心态装备。一如我们看到的，布罗代尔对心态史从未表现过浓厚的兴趣。总之他会将思维与信仰留给费弗尔撰写的那卷。另一方面，他对其他形式的习惯便多有论及了。像《地中海》一样，布罗代尔在书中讨论文明的方法，在本质上说是地理学家或地理史学家的方法，他们感兴趣的是物品能否在不同文化区之间流通。他最引人入胜的一个例子是椅子。公元2或3世纪，它可能从欧洲传到中国，至13世纪才被普遍使用。这一学习过程相应需要新型家具（如更高的桌子）及新姿态——一言以蔽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日本人拒绝了椅子，就好比《地中海》中讨论的格拉纳达摩尔人抵制基督教。
假使这部讨论“物质文明”——在英语中这已成为对这一领域的习惯称呼——的优秀研究忽视了什么重要东西的话，那确定无疑是象征的领域。美国社会学家索斯泰恩·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1899）一书中，花了一个重要的部分来讨论地位象征。一些史学家也进行了类似研究。比如，劳伦斯·斯通在一本比布罗代尔著作早两年出版的专著中，从这一角度讨论了英国贵族的住房与葬礼。此后，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等都相当关注物质文化的意义问题。
历史人类学家或是人类学化的历史学家，兴许会想对布罗代尔对“食肉的欧洲”的引人入胜的描述做点补充。比方说，他会讨论诸如鹿肉、野鸡之类的“高贵”食物的象征内涵，它们与贵族业余的狩猎活动密切相关，在交换礼物的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还会谈到服装在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所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的应用，还有房屋外观与室内摆设的象征内涵。
然而，还是不应夸大布罗代尔对文化缺乏兴趣。他在1963年撰就的当代世界教科书中，就大谈不同地区的“文明”，而1967年问世的重要研究集中考察了近代早期的“物质文明”。布罗代尔回首地中海世界，撰写了一篇题为《意大利境外的意大利》的长文，探讨了意大利艺术，特别是建筑对海外的影响。
布罗代尔论资本主义 《商业的车轮》开篇描述了传统市场的喧闹、生机勃勃、南腔北调、多彩多姿的世界的喧嚣与混乱，随即描述了交易会、小贩子与大商贾。许多商贾像他们买卖的货物那样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国际贸易经常控制在外人之手——法国的清教徒、中欧的犹太人、俄国的旧教信徒（Old Believers）、埃及的科普特人、印度的祆教徒、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西属美洲的葡萄牙人等等。布罗代尔一如既往地在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他不时在泛论之中插入个案研究，包括18世纪威尼托一个他所谓的农业“工厂”，另外就是17世纪当事人称其“乱七八糟”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内中已有牛市与熊市。布罗代尔对活生生的细节总是独具慧眼。他告诉我们说，在卡斯蒂利亚的麦地那·德尔·康波交易会期间，弥撒一般在教堂的阳台上举行，这样一来，“做买卖的人可以继续干他们的事儿，用不着停下来。”
补充这一丰富多彩的描述的是精彩的分析。在分析中，布罗代尔充分展示了他从其他学科借用观点并加以融会贯通的杰出天赋。1941年，在美因茨战俘营期间，他就阅读了马克斯·韦伯讨论新教伦理的名著，但他说自己对作者的看法“过敏”。韦伯将资本主义视为入世的禁欲，而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赌博。
另一方面，在《商业的车轮》中，布罗代尔吸收德国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来讨论中国的市场分布。他运用乔治·古维奇的社会学，来分析所谓的“社会多元主义”，亦即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在刻画前工业社会缺乏固定而持久的资本这一特征时，他使用的是西蒙·库茨涅的理论，这位经济学家“对长时段在经济学中的解释价值深信不疑”，表示“这是一个深获我心的理论进展”。[24]布罗代尔吸收了杰出的饱学之士、20世纪40年代研究经济人类学的卡尔·波兰尼的看法，但批驳他说，市场经济并非是在波兰尼所谓的19世纪的“巨变”过程中突然出现的，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市场经济已经与非市场经济并存。
布罗代尔吸收最多的是维尔纳·桑巴特对近代资本主义的著名研究。不过，像批评韦伯那样，他对桑巴特也提出批评，认为韦伯过分强调“新教伦理”，而桑巴特太过强调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换句话说，此即一些年鉴学者所称的集体心态。在论述销售与交换机制的过程中，布罗代尔风格鲜明地提出了结构性和多边性兼具的解释。在讨论诸如胡格诺派与祆教徒之类的宗教少数派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时，他下结论说，“的的确确是社会机器本身将如此令人厌恶却对社会极其重要的任务留给了外人……假使他们并不存在，那一定得将他们给生造出来”。他没时间从个人的角度进行解释。
另一方面，布罗代尔仍然反对用单一因素进行解释。他评论说，“资本主义不可能来自一个源头”，就这样大手一挥，便将马克思与韦伯撂到一边。“经济学起了作用，政治起了作用，社会起了作用，文化与文明起了作用。历史也是如此，它往往在最后的分析中决定谁会在较量中胜出。”这是布罗代尔文字的典型风格，它将开放心态与不甚严密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在原则上坦承书中其他篇章没有进行认真探讨的因素的重要性。
还需提醒的是，为避免陷入他认为太过教条的知识框架的陷阱，布罗代尔发现有必要与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某种思想距离。“马克思的天才之处，他影响如此长盛不衰的秘密”，布罗代尔写道，“就在于他是在历史长时段基础上建构真正社会模式的第一人。通过赋予这些模式以规律的地位，它们被凝固在最大限度的简单性之中。”
三部曲中的第三卷《世界的视野》将主题从结构转向过程——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在这最后一卷中，已到了必须下结论的时候了，布罗代尔冲淡了一贯的折衷主义方法的味道。他转而大量吸收一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沃勒斯坦几乎和波兰尼一样难以归类。他受的是社会学训练，在非洲搞研究。由于深信离开资本主义分析便无法理解非洲，他转到经济学。他发现假如不追溯至起源的话，便无法理解资本主义，于是决定成为经济史学家。他撰写的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反过来又得益于布罗代尔的看法（该书第二卷是献给他的）。
然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史的分析，又吸收了诸如安德烈·冈德尔·弗兰克之类的发展经济学家的成果，尤其是他们的经济“核心”与“边缘”的概念，以及他们所持的西方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落后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的观点。沃勒斯坦讨论了他所谓的“国际分工”及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前后相继的霸权。他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之上。多少令许多读者啧啧称奇的是，在讨论世界体系的过程中，过去总要与马克思保持距离的老布罗代尔，最终还是接受了多少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框架的东西。
《世界的视野》还关注了国际霸主的更替，但布罗代尔是从地中海开始的，这点应在人们意料当中。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首先支配“经济世界”的是15世纪的威尼斯。紧随威尼斯的是安特卫普，而安特卫普之后是热那亚。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早期，亦即“热那亚的时代”，热那亚的银行家控制了欧洲（并通过西班牙控制了美洲）的经济命运。第四个继起的是荷兰共和国，或更准确地说是阿姆斯特丹。布罗代尔将之视为最后一个支配经济的城市。最后，他风格鲜明、笔锋娴熟地一转，便转到问题的另一面，讨论起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法国与英国）为何没有取得类似的支配地位，最后以英国与工业革命的史事作结。
要在这几卷书中找出偏差或漏洞并不困难，特别是在作者离开他最了解、最钟爱的地中海世界之时。对于一部涉及面如此之广的著作而言，此类偏差实属难免。上文曾提及对《地中海》的严厉批评，与此相似，有论者指出，布罗代尔仍然是当初与费弗尔的分工（假使不是他自己的心态装备）的——用他至爱的一个隐喻来说——“囚徒”。他最终还是对马克斯·韦伯——用他自己的话说——“深恶痛绝”，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勤奋、节约、规训、冒险精神等等——着墨甚少。然而，荷兰共和国和日本等国的“冒险精神导向型文化”，与西班牙和中国等“反冒险精神型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价值观的差异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史肯定是息息相关的。
这种不愿赋予文化或观念自主性的做法，在布罗代尔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表露无遗。在讨论法国抗拒宗教改革问题时（一如他曾讨论西班牙抗拒宗教改革），他给出粗略的化约论的地理学解释。他仅仅提到莱茵河与多瑙河乃是天主教的边界，就像它们是罗马帝国的边界一样。他根本不愿费点笔墨，来分析这些边界与宗教改革的事件和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然而，布罗代尔三部曲的正面特色，远远压倒了这些不足之处。统而言之，这三卷书对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史——从“经济”一词的广义上说——进行了富有意义的综合，并将这一历史放置于比较的脉络之内。它们证明作者使用这一世界重量级的书名是正确的。说明时至20世纪后期，仍有可能抵制专业化的压力，对此人们只能感铭于心。人们只能仰慕布罗代尔在超过五十年的时间里，推进两个大规模计划的毅力。更有甚者，他并未就此罢手。利奥波德·冯·兰克晚年转向世界史。而这一次布罗代尔的抱负更为适中。他以望八十的高龄，着手进行对祖国的总体史研究。在作者1985年辞世时，只完成地理、人口与经济部分，约当原计划的一半，但它们以《法兰西的特性》为题出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遗著的内容是可以预见的——不难想象对法国的布罗代尔式研究将会是何等模样。一如他早期的著作，它吸收了他至爱的地理学家——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到马克西米连·索尔——的成果。尽管布罗代尔抓住这一机会，对指责他是极端决定论者的批评作了回应，并以费弗尔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方式，帮“可能论”说了好话，但事实上，他并未改变根本立场，而是重申了我们是被“远古而来的巨力”“压得粉碎”的信念。
无论如何，这一研究的第一卷再次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布罗代尔整合空间与历史的能力。它一方面讨论了距离与区域差异，另一方面讨论了交通与民族凝聚力，自然还给出了他对从843年至1761年超长时段内法国不断变动的边界的反思。第二卷的主题是人口与生产，本卷把他研究资本主义的结构照搬到法国，探讨了“乡民经济”（布罗代尔认为，这种经济延续至20世纪），然后是“上层建筑”——城镇、工业、贸易与资本主义。他计划撰写的讨论“国家、文化、社会”的篇章从未完成。
这里还需讨论布罗代尔著作中的最后一个论题：统计数据。布罗代尔热烈地欢迎其同事与学生应用计量方法。他偶尔利用了统计，特别是在1966年出版的《地中海》的增订第二版中。然而，数据在其历史大厦中的作用只是装点门面，而不是其结构的有机部分，这么说并无不公允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抗拒计量方法，就好比他抵制大多数不同种类的文化史，并将布克哈特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斥为“未定稿”一样。因此，他与当时年鉴派两个主流进展——计量史（尽管他支持计量史）与心态史——的关系有点形同陌路。现在转入对这些进展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