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托伐，我告诉你。我听人说，要是一个女人像我这样从她丈夫家里走出去，按法律说，她就解除了丈夫对她的一切义务。不管法律是不是这样，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约束，我也不受你约束。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拿去，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也还我。”
上述选段出自易卜生于1879年创作的戏剧《玩偶之家》的第三幕，并最终被确定为极具反抗性象征的场景，“娜拉出走”。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背景，着眼于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虚伪的婚姻关系，以及对“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压制。女主角“娜拉”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多年以来，她一直扮演着一个好妻子与好母亲的角色，在丈夫遭遇危机后，为了挽救丈夫她伪造文书。然而事情败露后，她的丈夫只顾着自己的名节，反倒指责娜拉不是合格的妻子与母亲，娜拉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婚姻不过是场虚伪的儿戏，自己只是丈夫的玩物，而丈夫也从未将自己视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在认清这一切的虚伪后，娜拉选择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决绝地离开了家庭。
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以及《玩偶之家》的故事，根植于19世纪晚期欧洲资本主义又或是中产阶级家庭关系下的对个体的压抑，其本质是在此基础上反思当时欧洲的“家庭”又或是“两性”间的关系，然而，“娜拉出走”的意向，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被不断地解读、诠释与引申，并最终成为了整个20世纪塑造“新女性”时最重要的象征和指代。
1918年，《新青年》首次出版专刊“易卜生号”，正式将娜拉介绍给国人。1919年，胡适以《娜拉》为样本写了中国版娜拉的《终身大事》。五四运动时期，“到处上演《娜拉》”“也到处有人在家庭里真的做了‘娜拉’”。1923年，鲁迅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提出中国女性的出路问题。1934年，以议论时局著称的《国闻周报》，标出“娜拉走后究竟怎样”的主题，展开为期两个月余的讨论。1935年初，南京发生“娜拉事件”，引发京沪等地的热烈讨论，上海《新女性》电影掀起众人讨论片中谁是新女性代表的问题，娜拉形象被提出来检讨。同年夏天，左翼文艺人士大型公演《娜拉》，由蓝萍（即江青）饰演娜拉一角，大受好评，电台当时还有《娜拉》广播剧，改年也被文艺界称为“娜拉年”。1936年2月到4月，《申报》首次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刊载《娜拉》全剧。
作为一个外国女性，为什么“娜拉”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里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并频繁出现在中国20世纪前三十年的社会讨论之中？“娜拉”的形象与解读，又反映了20世纪中国“女性”形象塑造过程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所处时代的影响？在許慧琦的《“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通过对“娜拉”以及其在传入中国后与20世纪早期女性主义运动的互动，从而剖析20世纪所呼吁和塑造的“新女性”形象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作为“新女性”典范的“娜拉”，到底是被谁塑造？又是如何与女性运动结合在一起的？
透过晚清到民国不同时期“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塑造，尤其是“娜拉”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重点塑造的“形象”，許慧琦提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娜拉”的重视以及对“娜拉出走”的肯定，其本质上象征着五四时期对于传统与现代，旧制度与新文化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里，作为对西方中产阶级婚姻虚伪本质提出控诉的“娜拉”，开始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诠释里成为反抗旧的文化传统、旧的家庭关系的个人主义象征，从“婚姻”转向了青年对于家庭以及压抑个体的社会的反抗，而“出走”则因此从一种象征性含义，转变为兼具行动与象征的个体行为。
“娜拉在中国留下的印记，与其说展现了中国妇女问题或妇女运动的发展起落，不如说呈现的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行性的阶段性想象，与不断转变的性别认同。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形象原型，并非因社会自然变迁、又或是女性自身觉醒所诞生，而是由反传统主义者，且主要是男性，率先呼吁重构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
正是在五四知识分子对“娜拉”作为个体的塑造和解释的过程里，“娜拉”本身反而成为了一个中立的、去性别化的意向，在胡适宣扬的“娜拉”精神里，他不仅是将“娜拉”视为女性的楷模，而更是所有青年的学习对象。正是在这样的“话语”转变里，“娜拉”对五四青年的鼓舞转变为了未婚的男女青年对传统家庭关系的“出走”。而在易卜生的原作里，“娜拉出走”本身更多是作为一种意向而存在的，第三幕里娜拉与她丈夫所进行的大段的对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对既有婚姻关系的“反思性”倡导。但在五四新文化发展的过程里，这种追求个体自由，摆脱家庭束缚的精神自然也就移植到了未婚的青年男女身上，而“出走”本身则被视为一种切实性的行动。
然而，正如許慧琦关注到的，“娜拉”形象的塑造与解读，以及其中所提取出的反抗精神，自始至终都是以一种模糊的、去性别化的形式出现的，在独立人格、自由恋爱的抽象旗帜的背后，事实上是彼时社会结构性的性别压制，无数的民国女性在上述的感召下离开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里，发现这条路并不好走，“五四的新女性企图走出家庭，走出传统，其结果却是困于社会的不平等，与包装着自由糖衣的婚姻里”。20年代中期，群众因受帝国主义强权侵略民生凋敝之苦，革命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出现，中国国民，今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一是反革命的极端说辞。新女性置身当时的大环境中，始终游移于革命与恋爱之间。
在“新女性”的理想化建构与惨淡的现实之间，隐含的是近代中国“新女性”形象塑造中的话语权问题。事实上，从晚清开始，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解读、诠释以及标准，其本质是由男性知识分子所主导的，而“女性”进入社会、成为独立个体、追求个体幸福的社会条件与切实困难，却反而没有得到关注。
“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或妇女解放遇到的最大瓶颈，在于争取平等与自由的主导权并非掌握在妇女本身。不论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自我觉醒，或是日后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式的全体解放，其主要焦点与诉求，都是以无性别之分的群体利益为重。”“单单鼓励女性效法娜拉精神，争取独立自主，并无济于改善女子的社会地位与处境，但娜拉之所以在经历数十个年头，仍值得国人宣扬，主要原因也在于中国女性，始终无法实践娜拉精神，而社会也无法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这种情形下，“娜拉”又或是“新女性”的形象，多半是复数的、集体的，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女性声音，则又是“模糊的、缺乏个人特质与主体性的。”五四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基于对理想社会以及传入中国的“价值”倡导，塑造了“娜拉”这样一个追求个体自由与独立人格的“新女性”形象，但理性化的新女性与女性实质的性别意识与权利需要之间，不得不说还有一道鸿沟。而只有当五四一代真正成长起来，并建立起个人事业的实践了“娜拉”的女性（例如董竹君）出现后，女性自己的声音才真正意义上传递了出来。
許慧琦强调五四知识分子主导“新女性”形象塑造的过程，一方面是强调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并非由女性所主导，造成了在理想的新女性形象与女性现实困境的脱节，但許慧琦更加着眼与强调的，是中国近代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妇女解放运动最终面临的困境，不仅是话语权不由女性所掌握，更为关键的是“新女性”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娜拉”形象在中国的解读，从一开始就是“去性别化”与“宏大叙事的”，无论是五四时期，又或是30年代以后，对于“新女性”形象的构建，始终是作为抽象的“群体”的概念而存在的。“国家与集体利益”才是左右“娜拉”形象在中国不断演化的根本，“新女性”所强调的并不是“女性”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转变自己的思想以及境遇，而是如何成为新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角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意识到，“娜拉”形象的塑造起初并不是强调其作为女性的从属位置，而是将她的出走视作个人自有与个性的彰显，而在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并没有真正深入其“性别”的视角。
“近代中国女性及形象，不断在‘革命’的语境中被塑造，因为她既是革命的对象（与封建家族制相关），又是革命的武器（与重建民族国家相关）。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背景下，女性一下子完成了两个跳跃：一是跳出了封建家庭，进入社会；二是跳出了封建社会，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可惜的是，这样光荣的成绩，是以消融性别意识为代价的，女性始终无法以自己作为主要关怀点，来争取真正‘做一个女人’的自主权”。
究其根本，在于女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出现，本质上就是对抗传统的革命活动中的一环，必须从属于更宏大的事业，通过“娜拉”形象在中国不断地讨论、诋毁又或是重塑，許慧琦提到30年代主张“娜拉回家”与“娜拉出走”的群体，其所作所为都是将妇女的行为以及规范置于国家所主导的工程之中，“尽管彼此为妇女设计的出路不同，但都以民族、国家为前提，要求妇女放弃个人自由的选择权，以成全国家的集体解放。”但作者自然也提出了疑虑，“妇女解放真的将在民族、社会又或是阶级解放后自然而然地到来吗”
或许，易卜生描述里的“娜拉”，本质上是女性对于社会、婚姻和家庭施加于自身的角色的反抗，但20世纪初中国的“娜拉”们，则是在一个个体尚未被完全确立的前提之下开始“反抗”的，这就意味着当她们走出传统束缚之后，也许面对着才开始时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困境。
而在“娜拉”进入中国的一百年后，如何再次认识“娜拉”角色的意向以及“婚姻关系”，是否到来了另一个时刻？而在本书的末尾，許慧琦也提到：
“除去国家、社会等大环境因素的掌控和影响，女性的性别认同与自我实践，归根到底，还是个人觉醒的问题。进而，绝大多数女性仍需处理与自身最密切的家庭关系。30年代以降，开始有新女性认识到，若要真正解决中国妇女的问题，除了向外追求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外，仍须从家庭改革做起。”
而真正的权益争取，始终是从最具体的、最个体的以及最现实的方向开始争取的，《玩偶之家》的最后，当娜拉的丈夫托伐询问到底要改变到什么程度才算改变时，娜拉的回答是“改变到我们一起过日子真正像夫妻的时候”。自然，一百年后，我们完全可以超越于《玩偶之家》里对婚姻与家庭的批判，回到更根本的问题，“到底要改变到什么程度才算改变？”娜拉的回答是，“恐怕要等到奇迹中的奇迹发生的时候”。
我们并不晓得“奇迹中的奇迹”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发生，这里依然用許慧琦全书的结尾作为本篇推文的结尾：
娜拉的“我要看看究竟是我错了，还是世界错了”这种志气，对时至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而言，仍具启发与警示作用。《娜拉》剧末所谓“奇事中的奇事”，究竟会不会出现在真实人生，也惟有两性互信互谅，以共同成就。
在此祝全体女性三·八国际妇女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