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社会学》原为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第2卷第9章“支配社会学”的前六节，所讨论的是“正当性的支配”。本书从支配的类型及其功能形态出发，深入探讨官僚制支配、家父长制支配、家产制支配、卡理斯玛支配、政治支配和教权制支配等形态。在对人类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权力支配形态的叙述与分析之后，韦伯借助对教权制的分析，从而跨入宗教与政治交会的领域，研究这两种支配的交互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关系。
本书是罗伯特·米歇尔斯的代表作，通过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这一政党社会学的经典原理。该原理认为：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本书对政党出现寡头化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领导人倾向于组织并形成利益集团、大众普遍存在的消极性以及对领导人的感激之情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最重要的则在于领导人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此外。本书还反思了寡头统治结构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草根组织: 政治与组织研究》（Tva and the Grass Roots：A Study of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这本广受赞誉且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深入剖析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创建与扩张历程，探讨了其在组织和政治层面的多维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土地使用、农业、社会和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组织理论，以其创新性和深远影响力，得到了里程碑式的运用。书中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分析，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一部传奇性的著作。
这本备受推崇的著作在社会科学经典丛书中由Quid Pro Books重新出版，并荣幸地邀请到伯克利大学法学教授乔纳森·西蒙（Jonathan Simon）撰写了2011年的前言，为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视角。西蒙教授指出：“正如塞尔兹尼克所清晰展示的，管理局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策略，即在其业务覆盖的各州与当地强大的机构进行合作和迁就，这一策略可能会严重损害其改变该地区不平等和经济停滞结构的能力”。他进一步强调：“这本书在当前的许多其他用途中，塞尔兹尼克对正规组织在敌对环境中挣扎求存并实现其实质性目标的敏锐分析，对任何研究正规组织的研究人员来说都是一种启发。”该书已被2000多本学术著作和文章引用，其中仅2000年以来就被引用了700多次。
《复杂组织》（Complex Organizations,）作为社会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以简洁而深刻的笔触，全面介绍了组织理论的主要流派，并将其置于批判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多维视角中进行考察。本书以生动的叙述和丰富的学生导向案例，从批判性视角审视组织，深入分析它们对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官僚制进行了深入且透彻的批判性分析。
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是耶鲁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和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19世纪官僚制度的兴起、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民主工作组织的前景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等重要议题。
从职称评审、抵押贷款，到申请办公设备甚至出行购票的流程，五花八门的规定可以让我们填写无数张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摩擦，当每天的生活从填表开始，我们不禁困惑：真的需要这么多流程吗？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犀利道出真相，在本书的三篇论文中分别从暴力、技术与理性的角度揭开制造愚蠢规则的根源，更挑明人们离不开它的真实原因。但知道这一切并不让人悲观，因为格雷伯也坚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终极规则：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我们有能力改造它。
本书挑战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旨在引发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能否走出规则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管理是否能够成为一种职业？它是否应该成为职业？这个问题在商业教育和美国社会管理的演变历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跨越了一个多世纪。拉克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在《从更高目标到雇工： 美国商学院的社会变革》（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s）这本社会史和思想史著作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如何推动商业教育的发展，并塑造了美国管理和社会的面貌。本书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改革的强烈呼吁。库拉纳指出，大学商学院的建立初衷是培养具有医生和律师同等职业地位的职业经理人。然而，现实中却偏离了这一崇高目标，导致了商学教育的核心，乃至管理学本身，存在一个显著的道德空白。胡拉娜的故事始于19世纪末，当时新兴的管理精英为了提升与他们积累的财富和权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开始与大学合作，创建了与医学和法律相提并论的研究生商业教育项目。但要将商业转化为一种职业，就必须将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系统化，并制定可执行的行为规范。
库拉纳利用商学院、基金会和学术协会的丰富档案资料，追溯了从进步时代和大萧条时期，到战后繁荣时期，再到近几十年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学教育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不同策略。库拉纳认为，现在的商学院在职业化的道路上已经基本屈服，沦为MBA产品的推销者，而学生则被当作消费者对待。曾经激励和鼓舞商学院的专业和道德理想，已经被一种观点所取代，即管理者仅仅是股东的代理人，只对股票价值负责。库拉纳认为，我们不应对于企业渎职行为的增加感到惊讶。他总结道，现在是时候从知识和道德层面重振对未来商业领袖的培训了，以确保管理职业能够真正成为具有专业标准和道德责任的职业。
腐败和效率低下常常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的固有缺陷。但在这些国家中，总有一些部门或群体，其运作效率和对公众的服务意识明显优于其他部门。那么，这些高效群体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拼凑的利维坦》（Patchwork Leviathan）一书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阐释了在普遍脆弱的体制中，少数国家机构是如何蓬勃发展，并克服重重障碍取得显著成就的。
作者艾琳·梅兹·麦克唐纳（Erin Metz McDonnell）借鉴了托马斯·霍布斯关于“利维坦”的隐喻，提出许多表面上脆弱的国家实际上拥有广泛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些国家看似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实则是由有限的资源松散拼接而成的复杂体系。麦克唐纳深入分析了在官僚机构面临人力、认知和物质资源匮乏时，如何高效分配这些稀缺资源的重要性。她指出，当这些宝贵的官僚资源被分散投入全国各地时，往往难以产生显著成效。然而，通过集中投入，将资源聚焦于国家的关键区域，便有可能引发变革，催生出高效而独特的组织，使它们在效率低下的环境中异军突起。
《拼凑的利维坦》通过研究当代加纳和尼日利亚、20世纪中叶的肯尼亚和巴西，以及20世纪初的中国等案例，全面剖析了在充满制度挑战的环境中，国家治理如何取得成功。基于近两年在西非的开创性田野调查，这本深刻的著作不仅阐释了这些高效“孤岛”与西方官僚机构的差异，而且为西方建立在这些“孤岛”之上的国家和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它重新审视了资金充裕的全球能力建设改革为何屡屡失败，并为我们指明了通往成功的新路径。
本书是布尔迪厄于法兰西公学院开设课程“论国家”的讲稿，横跨1989—1992三个学年。《论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布尔迪厄对一切统治形式所特有的社会学关注，而在各个场的生成及运行中，国家都在场。布尔迪厄设想的总体理论要求对国家做一种专门的分析。国家既不能化约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权力机器，也不能化约为消除冲突的中立场所：它在强烈分化的社会中建构了整个社会生活所依赖的集体信仰形式。本书中，布尔迪厄将其核心概念如“场”“象征暴力”“习性”“再生产策略”等逐一应用在对国家所做的发生社会学分析中，力图揭示国家行政机构的运行原理和组织逻辑，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国家诞生模型。
《清代地方政府》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于学术巅峰时期用英文撰写的一部经典之作。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首版，为瞿同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巨大声誉，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界相关教学和研究中的必读书。
民间有言“天高皇帝远”，学术界也有个论题是“皇权不下县”，作为最小行政单元的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直接与普通百姓打交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描述、分析和诠释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
瞿同祖先生通过各种手稿和笔记，同时参考大量的官方资料，以极简洁的文字，介绍了州县官和他的四个辅助群体，即书吏、衙役、长随、幕友的职能、地位、收入、贪赃形式和纪律控制等，强调了清代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以州县官为中心的“一人政府”。此外还重点讨论了士绅阶层在地方行政中的角色。
《街头官僚：公共服务中的个人困境》是街头官僚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李普斯基的代表作品。在本书中，作者将“街头官僚”定义为那些在工作过程中直接与公众打交道，并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拥有实质性裁量权的公职人员，并提出，典型的街头官僚包括教师、警察、社会工作者、法官、公共律师、医务工作者等。本书旨在探寻街头官僚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尽管他们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执行者，处于政策链条的最末端，但由于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对公众进行赏罚决断，因此他们的政策执行行为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一种政策制定行为。
本书从个体视角出发，考察了街头官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遭遇的广泛困境。作为街头官僚的服务或管理对象，公众也常常面临行动上的困境。这些困境来自政策规范、组织目标及公众需求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面对复杂、凌乱、紧张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环境，街头官僚可能不得不采取限量配给资源、根据官僚组织的偏好筛选申请者、不多加思考就批准申请、“一刀切”等做法来简化工作任务，以使自己在完成繁重工作的同时，避免被问责的消极后果。深入分析上述困境和冲突，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街头官僚的行为及其策略，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法律和政策在现实中是如何真正得到执行的。
作为街头官僚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本书于1980年首次出版，标志着街头官僚理论正式诞生。在其后的40多年中，本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街头官僚研究成为公共管理、政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此外，本书从政策执行研究的角度，对街头官僚的工作环境及其在政策执行中的行动策略展开分析，开辟了政策执行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揭示了政策执行的底层逻辑。
官僚主义、冗长的文书工作和繁复的规章制度——这些被公共政策学者帕梅拉·赫德（Pamela Herd）和唐纳德·莫伊尼汉（Donald Moynihan）定义为“行政负担”的元素——常常在我们的政府互动经历中引起延误和挫折。行政负担不仅削弱了公共项目的有效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阻碍了个人行使如投票这样基本的权利。在《行政负担》一书中，赫德和莫伊尼汉详细记录了公民与国家互动时经常遭遇的行政负担。这些负担并非治理过程中不经意产生的副产品，而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政策选择的结果。鉴于行政负担对公众对政府的看法产生影响，并且往往会加剧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理解行政负担的成因以及如何减轻这些负担，对于维护公共部门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
通过对联邦项目和争议性立法的深入案例分析，作者们展示了行政负担在政策设计中的核心地位。在诸如选民投票权或堕胎权等争议性议题上，立法者经常利用行政负担来限制人们获取他们反对的权利或服务。例如，通过实施复杂的注册要求和严格的选民身份验证法律等行政负担，立法者试图压制非裔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同样，尽管堕胎权受到法律保护，但许多州却要求寻求堕胎的妇女经历强制性的等待期、超声波检查和程序化的咨询等负担。赫德和莫伊尼汉证明，行政负担往往对边缘群体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因为这些群体缺乏应对这些障碍所带来的经济和心理成本的资源。然而，政策制定者有时也会采取措施减轻行政负担，或将其从公民转移到政府。社会保障计划就是一个例子，该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由早期管理者实施，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受益人的负担。通过自动记录受益人的收入、计算福利和资格，并提供简便的在线注册或通过访问现场办事处的方式，社会保障计划实现了约100%的受益率。
作者认为，为了使更多的项目和公共服务能够如此高效地运行，需要采用一种无党派的、基于证据的衡量标准，来决定何时以及如何设置行政负担，并倾向于减少这些负担。通过确保公众与政府的互动不会不必要地繁琐，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可以减少不平等，提高公民参与，构建一个高效服务所有公民的国家。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