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 │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新型生产关系：趋势、挑战与对策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状态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以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塑造与上述不同的新型生产关系形式、结构与性质。

众所周知，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了动摇过去产业逻辑的重大的技术范式变革，这将会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从人力到蒸汽机的马力，从马力到电力，从电力到数字化革命的网力，这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都是用非自然的马力、电力和网力去替代人的自然体力和一部分脑力。如果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网力”时代，电脑只是根据聪明的人类给定的程序和指令去辅助人的脑力劳动，那么在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具有深度思考、一定情感、自主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不仅要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而且要替代或者部分地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朱嘉明，2023）。因此，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以智能化技术尤其是“算力”为代表的、逐步替代人类自然劳动的新质态的生产力（刘志彪等，2023）。

这种新质态的生产力会要求生产关系如何变革、产生哪些决定性的影响呢？从总体上看，智能化的机器将直接承担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服务功能，逐步成为生产力的核心环节，使智能化机器占据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地位。抽象地看，在以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质态的生产力下，因有独立意识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的嵌入，将会出现这么四种新型生产关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称人-人关系；二是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简称人-机关系；三是基于共识机制和智能合约建立的关系，即人通过机器与人建立的关系，简称人-机-人关系；四是机器与机器的关系，简称机—机关系。生产关系结构和形态的演变将带来其性质的巨大转变，由此也会要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改变。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下的生产关系变革相比较，它至少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点与趋势。

第一，从所有权关系看。所有权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前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所有权关系，虽然在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从业主制发展成为现代股份制，知识、技术在其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物质资本始终是生产要素的核心，占据剩余索取权的主导地位。在智能化的机器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后，相应的所有权关系至少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确立智能化机器在财富创造中的主导地位，需要事先的巨大物质资本投入，一般只有国家资本或大财团才有这种实力，因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心意识，而不是像某些预测所说的那样被弱化，或者会进一步强化物质资本所有权的利益。二是与此相反的力量，即由于主导智能机器生产的是人类的知识劳动，需要有各种软性化的生产要素支撑，因此所有权的形式有所变化，内容与范围都有所扩大，知识、技术、管理、信息、数据等都成为软性的生产资料，都可能要求获得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同时，与这些软性化内容的所有权相比，物质形态的所有权的地位和作用强度降低，后者的重要性与势能迅速提升。

第二，从组织形式看。劳动组织形式是人们如何组织劳动的方式，包括劳动分工、协作方式以及管理层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前三次工业革命下的劳动组织形式，虽然从手工劳动走向了机器化生产，在劳动规模、分工范围、协作程度以及劳动管理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从企业内部分工协作发展到了全球产品内分工，但还是主要取决于“碳基人”的自然体力与脑力，后者的有限性决定了劳动分工与协作的客观边界。在智能化的机器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后，因作为“硅基人”的智能机器具有超越人类自然能力的超级劳动能力，不像“碳基人”要吃饭、睡觉、闹情绪，可以永远都在工作，因此分工协作完全听从管理者的人类命令，劳动过程既可以无限分割，也可以全球即时协调，理论上就不存在随着分工规模、范围扩大，分工的协调成本呈指数化增长的上限问题，也不存在劳资对立、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影响效率的问题。

第三，从分配方式看。前三次工业革命下的分配方式，虽然随着技术革命的深入，企业家才能、知识技术等软性要素参与分配的必要性与权重有所提高，但是非物质要素还不能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根本性力量，物质资本所有者仍然是企业的最终控制人。在智能化的机器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后，收入分配差距会不会因此有所变化？为此需要考虑三种不利于收入分配均衡的力量：一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会使智能机器生产下的分配过程，继续倾斜于需要巨量资本投入的所有者；二是因为智能机器的效率较高，市场先进入者会拥有一定的垄断优势，享受市场集中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三是因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各种算法、算力和数据成为直接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变量，能够胜任这种智力游戏的少数顶尖人才，可能在争夺剩余索取权的博弈中获得重要地位与巨大利益。由此可以断言，如果智能机器时代跟第一代与第二代互联网时代一样，不能做到真正的去中心化，产权和利润归极少数人拥有的格局没有办法打破，那么产权和社会财富就会因为更高级别的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反而被更加集中化。

第四，从管理结构看。经济组织的管理方式，包括决策过程、监督机制和激励制度等。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因转向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巨型化、复杂性与专业化，“看得见的手”——管理协调成为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一项基本机制（钱德勒，2012），管理者成为一个独立阶层，与所有者、劳动者界限分明、关系相对，企业内部管理呈现科层制、命令化的刚性特征。在人工智能与智能化机器下的生产方式中，因机器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复杂的任务，企业的最优规模、边界和组织结构将会改变，企业组织开始出现扁平化、虚拟化趋势，或变得灵活而小巧，由此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企业内部人-人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开始弱化，直接对立与冲突关系开始减少，人与机之间的管理协调关系等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智能化机器主导下，随着单纯体力劳动者数量锐减、脑力劳动者地位的崛起，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逐步趋于平等与合作，柔性管理代替了刚性管理，即时办公、随处办公成为常态，每个劳动者都成为经营网络中的一个平等合作的节点（赵振华，2024）。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与之匹配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上述关系，而是具有极其复杂的多样性，如至少还有流通方式变革、消费模式革命、经济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等。这些表现形式不同的新型生产关系及其演化趋势，是未来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我们将会很快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学范式革命。下文以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为例进行重点说明。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前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是对物质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实践的经验分析与理论抽象。当人工智能与智能化的机器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后，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某些方面自然就解释不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生产关系运行的规律与特点，会在很多方面遇到巨大的挑战。

第一，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下，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将从以“经济人”“组织人”为主，向包含“智能机器人”拓展，由此挑战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无论把它的含义理解为“自利”的，还是“自利与利他并存”的，作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都要以人的理性选择、最大化决策为主要的行为特征；关于稀缺资源配置、追求利润目标与行为、激励机制设计等一系列经济原理与方法论，都要在此基础上推论出来。在智能机器人假设下，机器人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如果智能机器人只是简单地听从人类的指令，那机器人只是一个代理人，相当于人-机决策；如果机器人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决策能力，那么人-人关系的冲突与协调，可能就要演化为具有复杂伦理关系的人-机协调问题，如怎么处理机器生产能力的无限性与人的支付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智能机器人排斥自然劳动力怎么办，机器会不会伤害人类，等等。现在，科学界无论是持保守的“对齐主义”观点者，还是持激进的“加速主义”观点者，都认为未来智能机器人将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思考和决策能力，因此这种智能机器人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人，在认知、选择、决策和互动等行为方面，都会呈现出新主体、新选择、新行为、新决策模式等方面的新特征（杜丽群、程俊霞，2021）。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当经济学研究接受新质生产力时代人工智能与智能化机器的思维时，它的研究范式、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将会发生颠覆式变革。

第二，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创造论，将由劳动价值论演化为知识价值论，由此会不会构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石的挑战？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随着知识、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劳动的具体形态也从偏向于体力劳动转向偏向于知识劳动。不过，这个时期的知识劳动，在理论上是作为与体力劳动互补的、倍乘的简单劳动来对待的，它并不是一个可以从根本上替代人类劳动的独立因素。随着人工智能时代非自然的劳动逐步替代人类的自然劳动形式，它与人类劳动的关系就变成了以替代关系为主。那是不是可以说，是智能化机器人创造价值了呢？显然不能。因为，虽然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出了物质产品，但是这个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智能化机器人，是由人的更高级的劳动生产制造出来的，是人的知识劳动、智力劳动的结晶或物化，而且机器越智能化、技术知识密集程度越高、生产的产品附加值越高，就凝结了越多的高难度、高强度、创造性的人类知识劳动。因此从最终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的知识劳动创造了智能化机器，这些机器只是转移了过去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创造了新的价值，这样知识劳动价值论就成为智能化技术时代劳动价值论的崭新形态（余静，2004）。

第三，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下，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将由以劳资关系主导的人-人关系为主，向包含人-人关系、人-机关系、机-机关系以及人-机-人关系四种形态的结构状态转变，这将改变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主的传统。由此会对政治经济学带来多大的长期影响与挑战，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随着直接的自然劳动被机器劳动逐步替代，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一是处于过去工业化时代的人-人关系，是不需要通过互联网连接就能实现的管理协调，但处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后三种关系，可能都要通过互联网或智能化机器的连接，否则就无法实现人-机、机-机的协调。这将极大地降低以人-人协调为主的体制性摩擦与交易成本。二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过去那种在物质生产与服务提供的过程中，人-人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形式，在新型生产关系中会因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变化，甚至有可能不再占据主导与主体地位。三是劳资主导的人-人关系，会因为利益等原因发生对抗、冲突，而智能机器人并不需要物质利益刺激与激励，工业机器人（非消费服务机器人）也不需要社交情感、自尊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人-机、机-机关系中不会出现人-人关系中的根本矛盾和冲突，机器人不可能成为人类的对立面，不会发生集团与阶级对抗。过去适合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如平等合作、阶级分层、隶属依附、管理统治等等，并不适合这些新嵌入的生产关系，由此对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决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带来重要影响。如在社会权力分配方面，如果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可以引入更加平等和透明的机制，那么各种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的平台设计，可以使资源和权益的分配变得更加公正和可信，从而可能会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在新质生产力下，虽然随着生产资料内涵的改变，物质性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重要性降低，而非物质性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地位上升，但是所有权集中与财富集中的趋势可能更加明显、速度更快，由此导致的社会公平发展问题，或将挑战生产资料所有权理论和据此规定的分配理论等。迄今为止的所有权逻辑，都是建立在稀缺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只有物质性生产资料才具有所有权资格、功能与能力，才能取得剩余索取权。在以人工智能、智能化机器为基本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若继续沿用这种所有权制度的设计，则除了与劳动尤其是知识劳动的地位不断提升的趋势相违背，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外，主要由这种所有权占有关系决定的分配制度，还有可能使劳动者（包括各种知识管理者）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在这种“资本/劳动”势力非均衡对比的格局下，除了劳动者受压制、积极性不高外，在宏观上还容易出现严重的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现象，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社会生产效率具有巨大的提升潜力，如果不能与所有权关系改革同步调整分配机制，建立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与按社会责任义务分配三者有机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那么将会制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第五，在新质生产力下，资源配置机制将由过去偏重于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协调功能，转向偏向于利用智能化机器的自动协调功能，这会不会挑战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设计的核心问题？在前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征服与改造都处于非常有限的状态。对处于全球发展领先地位的欧美国家来说，其在发展中的任何探索，因为没有前人积累的经验可以遵循，需要付出“披荆斩棘”的探路成本，所以这些国家过去都偏重于发挥多元化市场竞争的作用，将具体选择权交给企业家去探索、试错，以降低发展代价，相应的体制与政策选择，也往往倾向于采用有限政府形式并以竞争政策为主。与这种趋势相反，中国在过去选择了偏重于发挥政府作用、采用产业政策的形式来加速赶超。对于长期处于后发序列、刚刚在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中搭上末班车的中国来说，与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就是其可以选择“有迹可循”的技术路线与产业赛道、利用政府力量集中资源进行发展的依据。实践证明这是信息明确、成本最小、风险最低、发展最快的一种模式。在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智能化技术与机器为实现可规划、可跟踪、可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技术条件，或许可以避免马克思所说的“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未来可以利用新技术重启计划经济？虽然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依靠对企业、行业、整个社会的数据分析，能够更精准地预估市场需求、避免生产过剩，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定制化需求。同时从供给面看，它能依托各种智能化的算法来进行最优决策、生产模拟、虚拟制造、优化配置等，从而有助于降低试错性的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成本。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就有实施“新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际可行性，主要是因为：智能机器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取得可度量、可传递的大数据，执行目标清晰的具体任务，即取得、模仿学习并有效处理那些显性知识、人为秩序等可度量的“硬数据”，而不可能取得、模仿学习并有效处理那些具有隐性知识、自发秩序等不可度量特征的“软数据”，对于那些基于人类内心感知的基础数据，智能机器也是无法取得和模拟的。更为重要的是，试图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建立新计划经济体制，与人工智能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相悖。因为，大数据是从市场上来的，如果计划体制把市场消灭了，那市场化的数据也就消失了，计划的基础也就没有了。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最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全力做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准备，适应其内在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对现实经济体制的改革，及时调整不适宜的经济政策。这方面内容众多，限于篇幅选择几点简单论述。

第一，要改变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资本制度与政策。首先，要在确立知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产权制度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革。如在科技型企业中，要改变物质资本占据主导权的基本格局，让主要的骨干科技人员掌握企业的主要或大部分股份，使其具有相应的决策权力与分配权力；要对现有的科技依赖型企业进行股权制度改造，以让渡适当比例的企业股份来吸引全球优秀科技人才；等等。其次，资本的剩余索取权不仅要承认物质资本投入，也要承认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与技术资本的贡献程度，让其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允许对其进行市场化价值评估并以适当方式进入企业股份。再次，根据资本运行规律，不仅要允许固定资本提取折旧进行再生产补偿，也要允许对人力资本估值并提取适当的“折旧”费用，用于后者的进一步学习、进修与培训等。

第二，要改变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行业制度性偏见与政策。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一些歧视服务行业的制度与政策规定，长期偏向所谓“物质产品”生产制造行业，无论是在思想观念、统计体系、产值投资偏好上，还是在具体的税费政策、土地政策、价格管制等上，都表现为对服务业不够友好。另外，在就业政策取向上，经常把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当成就业的“蓄水池”。这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化时代是合适的，但是随着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工业已经成为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与效益的最重要部门，不能承担就业“蓄水池”的重任，这个责任只能交给服务部门。轻视服务业的政策与做法，除了不符合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知识劳动创造价值的规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外，也对中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产生了很强的抑制效应。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将在现代服务业中得到明显体现，现代服务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破除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行业制度偏见与政策，并不是要求对现代服务业实施特殊的政策优惠与措施，而是要求对其实施平等的政策，即与制造业同等对待，包括进入（退出）产业在内的平等，税收、金融、补贴、投资、创新等的平等，把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兴衰、优劣、存亡的评判权交给市场决定。

第三，要改变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就业与分配政策。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传统的劳动部门、劳动岗位、劳动方式等不断地被智能化机器所取代，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一少部分最高级的知识劳动者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机器的创造者，他们在分配中自然处于高级地位；一部分中高技能劳动力成为智能机器的培育者、训练者、引领者，主要从事设计、编程等工作以及互联网软件开发等协调和管控智能机器的工作，他们自然成为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大部分中低技能劳动力与机器的关系，变为“人从机主”关系。智能化生产资料越升级，生产自动化、无间断化的水平越高，需要配合和辅助智能化生产资料的低技能劳动力就越少。这类容易被替代的机械性、重复性和专业技能要求较低的职业，一般都是由社会的弱势阶层和低收入者从事。未来我们的就业、分配政策要根据这种结构分化趋势，一方面考虑如何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减少不平等，对低技能劳动力在智能机器时代进行培训、援助与帮助；另一方面坚决破除轻视服务业的不良就业政策取向，大力发展非制造业就业岗位和技能的培训，鼓励那些被智能机器替代的劳动者转向日益扩大的服务业就业，创新服务方式、增加服务业的新业态。

第四，要改变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市场政策。智能化机器具有无穷大的生产能力。未来各种颠覆式高技术产品要能制造得出来、卖得出去、嵌入进产业链，关键在于要培育能够消纳这些生产能力的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否则很容易周期性地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容量的优势，从需求方支撑或拉动新质生产力成长。未来，市场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市场的空间有多大，新质生产力就能走多远。当前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碍因素有很多，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也有供给端堵点卡点方面的，还有内需长期不足方面的。尤其是内需方面的因素，必须实实在在地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举措来推进。要以劳动者为中心提升国人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与福利水平，加强劳动者的法律与制度保护。这样，随着生产率上升，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工资福利成本也会上升。但是它一方面会增加社会总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规模，消化巨大产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势淘汰低效率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五，要改变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教育、科技制度与政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际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人工智能等极少数关键高精尖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水平。对软件方面的算法的研发，以及硬件方面的算力尤其是高精度芯片等的研发制造，需要的是科技高峰上的世界顶尖人才。这对中国过去的人才教育培养体制与政策、科技体制与政策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当前中国许多“卡脖子”的顶尖技术领域的人才严重短缺。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其实跟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政策有关。中国教育政策的总体取向是以公平为主，培养基础扎实、水平均方差较小的“平均性”人才，而不是那种水平均方差大、个性突出的人才。无论是人才选拔、课程设置、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都具有培育平均人才的显著特点，而欠缺顶尖人才成长的环境。在人才使用政策上，放手放活放开放心放胆不够，条条框框较多，宽容失败氛围不足。

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塑造与此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需要根据智能化机器的发展进程与水平，对经济体制与政策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与改革。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如随着智能机器人对数据的依赖日益增加，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理使用，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和促进数据的开放共享；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加剧市场集中度，引发垄断问题，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何通过竞争政策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市场力量的滥用，并促进创新；需要考虑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定政策，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同时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善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福利，并确保技术进步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