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分税制改革三十年，也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起始年。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不仅要处理好央-地财政关系，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同样不可忽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简化省以下财政层级，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体制创新，对规范省以下财政行为起到关键作用。深入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经济影响，尤其是对县级政府举债的影响，对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考察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在促进县乡财政解困、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和公共品提供中的作用，并对“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财力保障和县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认可，但改革对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研究结论并不乐观。与后者的研究相关联，本文聚焦“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举债行为的影响，这一作用尚未有文献进行专门研究。对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影响县级政府举债行为的逻辑与证据的揭示，不仅能为现阶段完善我国多层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决策参考，也会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启示。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08—201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展开“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举债行为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改革总体上促进了县级政府举债。其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县级财政压力、强化被救助预期以及削弱被监督力度三种机制实现，且后两种机制对县级政府扩大举债的影响超过财政压力缓解抑制举债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改革对县级政府举债扩张的影响在强省-强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小、银行独立性低、财政透明度低的地区以及审计监督效率低时更为突出。
相比以往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本文从“省直管县”视角，首次揭示了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影响县级政府举债的逻辑与证据，不仅丰富了“省直管县”改革经济效应的研究，也为现阶段完善我国多层级财政治理结构和财政体制优化提供决策参考。二是识别了“省直管县”改革影响县级政府举债的三重机制，即压力机制、激励机制（被救助预期）和约束机制（被监督约束），为揭示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复杂动因和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启示。三是手工整理了2008—2019年1677个“省直管县”改革数据和县级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债务）数据，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开展实证研究，提升了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弥补了县级层面债务研究经验证据的不足。进一步地，为揭示“省直管县”改革影响的异质性，本文还从省-县经济实力、省级政府救助资源的自主性和可控性、财政透明度与审计监督效率等方面进行了丰富的异质性检验，为深入把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差异性影响提供更多证据。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一是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缩减财政层级，提高财政治理效率是大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改革应立足不同地区发展水平与市县状况选择差异化的放权策略，宜市则市、宜省则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实施范围与方式。二是缩减财政层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地方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协调，改变“省直管县”主要关注省市县三级财政收入划分，忽视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导致县级政府被救助预期强化和加剧县级政府举债的弊端。三是放权与加强约束相结合。同时，加快数字财政和信息化建设，推动地方债的协同监管机制落实落地。四是进一步完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并严格落实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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