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目前针对金融科技的研究大多拘泥于单一金融科技业态对特定经济主体的影响，忽略了金融科技发展所根植的实体经济禀赋特征，缺少对“金融科技—实体经济”匹配的真实效应评估，如金融科技发展远超经济成熟度，则金融科技会脱离实体经济甚至引发“抽水机”和“空转”效应；而金融科技发展低于经济成熟度，则金融科技缺乏足够前沿的技术贯通实体经济多元化、高端化金融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才是最优的。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双碳”时代背景，结合当前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需求，探索适配中国特色、契合微观结构主体绿色转型的金融新业态。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在变量刻画手法上，在学科交叉思维的理念指导下，借鉴劳动经济学中的匹配理论模型进行匹配函数构建，将劳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婚姻匹配研究的排序匹配方法应用到金融学领域中，以更加细致且连续的“金融-经济”数据替代社会学匹配中具有较强“跳跃”性质的数据，最大限度地将匹配函数中的“层次差异”刻度进行细化，提升了变量刻度的精准性，为理解新金融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及其效果优化提供新的刻度手段和经验支撑。第二，在内容的分析上，本文将“金融科技—实体经济”的“匹配—错配”问题贯穿全文脉络，发现了当前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远远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禀赋的特征事实，并重点就该情景解读了匹配度提升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问题。第三，立足中国制度与禀赋特征，在“约束—激励”框架下，基于金融监管和绿色信贷视角探讨匹配效应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力。
本文研究结果具有以下三点政策启示。第一，要充分把握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匹配存在的最优区间，在这个区间内，两者匹配能够使得二者的潜力发挥到最大，一旦超出这个区间，无论是金融科技赶超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实体经济赶超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都会产生错配从而阻碍企业绿色转型。因此，可以在金融科技发展程度低的地区加快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或者在实体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加快培育金融科技新业态，使二者协调发展、平衡进步。第二，完善金融监管并进一步扩大绿色信贷政策的支持对象和实施范围。良好的金融监管能够营造更加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积极的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对企业绿色转型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帮助，在政策+监管的双重作用下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第三，中国应该积极顺应绿色经济发展新形态，促使企业创新升级与科技手段深度融合。针对不同地区以及时间政策差异下的的企业制定差异化战略，同时，打通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传导机制。使金融科技手段的应用更具靶向性，精准发挥金融科技对有潜力的绿色创新项目的识别，增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导向性。
本文的选题源自文章四位作者对当下时代热点议题的观察与思考。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文章最具创新点也是较难攻克的两个问题分别是核心解释变量的刻度以及理论分析部分重点案例的加入，当然，这里非常感谢编辑老师以及外审专家对本文该部分提出的具有建设意义的宝贵意见，这极大地提升了文章核心变量的解释力以及内容的丰富度。同时，《财贸经济》编辑部老师专业且细致的审阅和校对也为提升论文质量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未来，四位作者将继续深入探讨金融科技以及我国实体经济创新转型的问题，探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优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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