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俊 │ 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理论缺口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分析视角

在政策层面，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对新质生产力给出了完整、清晰的阐述和部署。然而，在学理层面，新质生产力呼应的典型事实是什么，抽象的问题内涵是什么，对话的学术概念是什么，分析的理论框架是什么，却很难讲在经济学界已达成共识。不同的研究者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不同的领域切入，对新质生产力问题进行抽象和演绎。这种多维度的对话和争论看上去殊途且不同归，但仍然具有意义，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拉近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距离，促使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更直接地回应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政策关切和现实需求。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并不试图从给定的学科或理论出发提出分析新质生产力问题的概念、框架或命题，而是试图提出一个被学术界忽视的新的新质生产力问题抽象维度，以唤起研究者对该研究视角的关注，推动围绕新质生产力问题开展的学术研究更加聚焦于边际贡献和最具理论挑战的方面。

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政策概念，新质生产力必然具有鲜明的现实问题导向，并与宏大的时代主题相映射。理解新质生产力相对于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等战略性政策概念的导向差异和目标区别，就应当在时代主题的高度分析其作为一个“增量”政策概念的独特内涵，唯有如此才可能完成其由政策概念到理论问题的转化，进而实现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对话和互促。对近年来党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进行简单的文本统计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强国”概念出现的范围和频次显著扩大增强。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到“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共计2个,3次“强国”；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人才强国”“人力资源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共计4个，10次“强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等共计13个，18次“强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农业强国”的概念，并共计出现25次“强国”表述。可以看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强国”在党和国家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强国”在国家战略愿景和目标体系中成为关键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既然“强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如何实现“强起来”，就成为中国政府直面的首要任务。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飞跃，而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强起来”的新飞跃，就要通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坚实的技术和物质基础。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型工业化等，都是关系技术和物质基础构建的重大战略。但在“强起来”背景下进一步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政策概念的重大意义在于，既有的政策概念仍然不足以充分回应“强起来”这个时代主题提出的挑战，因而需要凝练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政策概念，以弥补既有政策概念供给与“强起来”政策需求存在的缺口。相应地，新质生产力问题的学理分析就应当直面“强起来”这个时代主题和问题背景。有关新质生产力的学术争鸣如果脱离“强起来”这个基本出发点，就很可能陷入“新瓶装旧酒”或“重复投资”的状态。

相对于经济学中的社会剩余和生产效率，“强国”是一个具有鲜明国家竞争情境的概念。从国家竞争的角度看，“强国”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安全，即虽然被动但面对极端遏制和打压时，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不会陷入崩溃，并可以基本正常运转；二是领先，即具备足够充分的“非对称竞争优势”，从而对竞争性国家形成足够可信的损失威胁承诺，促使对方不以选择遏制和对抗为均衡策略。在给定“非合作”前提下，领先国的策略选择取决于追赶国与其的实力差距：如果竞争实力不够强，则领先国会选择挑战后发国家安全底线并遏制其实力增强的策略；如果后发国家能在足够多的技术和产业领域构建起非对称竞争优势，则遏制策略会招致领先国自身难以承受的损失，从而迫使其放弃遏制。因此，在国家间非合作博弈场景下，只要后发国家竞争实力没有达到足以威胁领先国放弃打压的水平，其安全至多达到被动安全或底线安全状态，后发国家欲实现主动安全，就要在足够多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形成领先优势。

正是在形成足够多的非对称竞争优势以构筑大国博弈优势的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与“强起来”这一宏大时代主题建立了逻辑接口。与既有的战略性政策概念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技术和产业等微观层面的发展意涵。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模式层面的政策概念，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习近平，2024）；又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见，现代化产业体系概念强调产业总体的发展质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具体到工业战线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论述，结合工信部的相关解读（金壮龙, 2023），新型工业化也是对中国工业相对于既往和别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总体特征摹画。新质生产力虽然与以上总体性战略紧密相关，但与这些概念不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落在了技术和产业等微观层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微观层面，新质生产力背后的“强国”逻辑和脉络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经历多技术路线、多商业模式和多种产业组织形态激烈竞争的导入阶段，并在全球产业版图重塑过程中催生出新崛起的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Perez, 2010)；而当前全球正在经历的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具有显著的“短周期”特征(李根, 2016)，为新兴科技和制造强国涌现创造了尤为重要的机会窗口。中国如果能够在动力产业和先导产业引领颠覆式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培育，就有机会构建起足够多、足够强的非对称竞争优势，从而成为新兴的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鉴于此，本文将新质生产力战略理解为对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型工业化等宏观战略在微观层面进行拓展和补充的、专门指向“强起来”时代主题的科技和产业部署。

“强国”是新质生产力问题的本质规定性。然而，遗憾的是，既有的经济学研究在回答“强国”问题时，其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的成熟度和准确度都显得十分不足。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社会福利最大化是评价经济活动和政策安排是否有效的根本标准。作为经济学重要研究领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都将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作为规范分析的主要导向，而经济效率又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关键因素，因而在这些经济学研究中，“强起来”问题就被简约化为国家间的效率竞赛。效率提升当然重要，但效率竞赛认知模式很容易诱使研究者仅仅关注促使效率提升的国内因素，而忽略国家间的竞争性因素，特别是“抑制和反抑制”这一极端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分支虽然关注到了国家间竞争情境，如以克鲁格曼为代表提出的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在寡头垄断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可以提升本国的贸易和产业竞争力，但其政策思路和工具仍然局限于补贴、关税等国内政策工具，其描绘的问题场景显然与当前美国针对我国在战略必争领域实施的“小院高墙”、在传统产业实施的“中国+1”等极端打压的事实相去甚远。与其他经济学领域相比，国家间科技和产业竞争因素在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一些研究虽然超越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思维，提出了能力构筑视角的产业发展导向(Lall, 1992)，但由于这类研究限于对后发国家“追赶”现象的分析，而对“领先”的条件和机制关注不够，更重要的是，虽然这类研究者很清楚能力的核心规定性是一国活动、制度、组织的“异质性”，但其研究却停留于对能力一般性特征的抽象和提炼，因而仍然存在问题修正和理论拓展的空间。

本文认为，从推动学术研究边际发展的角度看，“强起来”是观察和分析新质生产力问题时需要重点引入和关注的视角，针对当前经济学学术供给与新质生产力实践需求之间的缺口，未来围绕新质生产力问题展开的经济学学术研究，应聚焦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高强度国家竞争情境下，我国在新技术和新产业实现领先的战略异质性和制度异质性的学理打开。

高效率的市场体制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引领全球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正如有学者强调，“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要以市场经济的共性决定更高质量发展”，而“市场经济的共性是价格调节、要素流动和产权保护”(陆铭等, 2023)。各国经验所呈现并被严谨的经济学研究所揭示的经济发展一般性规律当然是重要的，违背这些规律的国家绝不可能把握住科技革命形成的机会窗口跃升成为强国。但同样重要的是，一般性并不是后发国家能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充分条件。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欧洲不少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形式上十分完善，在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是所谓水平产业政策或功能性产业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但在人工智能、智能驾驶等战略性领域的全球竞争中却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异质性和一般性并不是对立的，但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引领全球新质生产力发展，一定不是仅仅因为中国的制度和经济结构满足了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所有一般性条件，而是因为中国进一步在战略方向选择、政府企业关系、产业组织形态、知识创造保护、生产要素交易、基础设施供给等方面具备较其他国家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范式更加匹配的制度和经济异质性特征，即通过供给“独特”的生产关系促成新质生产力的生成。

科技革命是一个颠覆性技术和新兴产业爆发涌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基于不同技术路线的技术创新模式，大量基于不同商业模式的商业化路径，在国家间和一国之内激烈竞争。主导技术和主导商业模式竞争中内含的高度不确定性，只能通过充分激发社会各类主体的创新精神在全社会大规模试错、学习和选择过程中加以识别和解决，这要求引领新技术突破和新产业生成的国家能够提供相对于其他竞争性国家更加有效地激发创新精神的制度和经济环境。这种制度和经济环境当然首先是能够更有效地激发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技术范式相匹配的企业家精神、知识和要素的市场机制。后发国家在科技革命中胜出成为新兴科技强国，最直接的原因是其企业集体采取了某种具有共性和互补性,同时又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战略活动，如前文提到的美国企业大规模生产和日本企业精益制造体系，而这些战略活动背后是该国独特的企业家类型和精神，如美国高度创新导向的企业家精神，日本高强度赶超意愿和质量导向的企业家精神。数字时代的企业家具有高度的技术颠覆和商业模式颠覆抱负，同时具有超越单纯商业价值，希望通过创新解决国家甚至人类共同面临的技术经济社会生态挑战的社会性创业倾向。如果中国能够在数字科技革命的国家间竞争中跻身强国行列，一定是因为中国具备有别于竞争性国家却更有利于这类企业家成长和成功的社会价值导向、政府治理机制、市场体制、产业组织和教育体系，其中的“有别于竞争性国家却更有利于”的差异性特征应当成为政策创新的重点和学术研究的焦点。

新技术和新产业是新的知识和要素形成、配置、组合的过程。引领数字科技革命的重要条件是，中国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数字科技革命所内含的关键知识与核心投入要素的生产和集成。由于数字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融合性，数字科技革命中涌现出的强国不仅要在一般意义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创造激励，而且要匹配数字知识的特征，创造出新的更有利于数字知识形成和汇聚的制度，如以软件为主的创新、基于声誉机制的开源创新系统、基于公司内外创业和组合式创新的开放创新生态，都是与数字经济特征适配的新的创新模式，而这些新的创新模式要求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最优专利设计、同业竞争法律规制等方面做出创造性的安排。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和技术的深度融合，科学和技术的边界有可能模糊化，技术创新可能在经历此前的科学驱动范式、市场拉动范式和科学市场互动范式之后，进入科学技术一体化范式，而领先国的科学政策和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等也必须做出超前调整。

从投入要素的角度看，数据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投入要素已经成为共识。同理，谁能够形成有效克服数据要素生产和聚合瓶颈的微观组织和宏观制度，谁就将率先在科技革命的要素竞争维度形成领先优势。数据要素独特的经济性质决定了其在形成和流动方面面临不同于金属、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困境：一方面，数据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资源，具有高度的管理学意义上的不易流动性或经济学意义上的专用性；另一方面，如果数据要素不能在交易中实现流动和汇聚，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就无法充分利用数据可复用属性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优势。而为了解决这种 “数据交易悖论”， 中国就要能够在数据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的分离和确权方面，创新性形成更有效率的要素产权制度。

无论是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相匹配的企业家精神，还是其内含的关键知识和核心要素的形成、激励和组合，最根本的逻辑，是要发展起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相对于竞争国更有效的企业家市场、知识市场和数据市场。然而，强调新企业家、新知识、新要素市场的重要性，绝不是否定政府在推动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方面的重要性。相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具有强烈领先意识和制度创新抱负的政府要更加有效和有为。

首先，最重要的是，国家是市场基本制度的供给者，政府要愿意而且能够为新要素的出现和新市场的形成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特别是为新市场的形成提供创新的、更有效的产权制度(姚洋, 2022)。

其次，即便市场形成以后，由于数字技术对安全、收入分配和伦理的深刻影响，仍然需要政府对其施加恰当的管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pence(2021)认为，“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平衡，一方面充分允许创新，另一方面在问题出现之前又能及时介入管制”，而美国过于严格的管制则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Spence（2021）的观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政府的管制取向、强度和能力直接决定一国数字技术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效果，而政府管制的取向、强度和能力一定是国家特定的。

最后，构成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科学技术、数据、产业等要素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新的知识、数据市场的形成，还需要更加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Freeman, 1995)以及与新的产业体系相匹配的新型基础设施（Perez, 2010）的驱动和支撑。主导技术竞争初期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基础研究的接入和利用(Murmann 和 Frenken, 2006)。美国研究型大学产出高质量科学成果的基础是学术自治和大学间的激烈竞争。中国如果能够在自由探索、高校竞争和政府引导之间设计出更加灵活而有效的学术体制，并为企业跨越科技转化“死亡之谷”提供高质量的共性技术和应用场景，中国就有可能在适合自身制度优势的领域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驱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模式，这也是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工业能够快速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地方财政结构的变化使得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不同于铁路、电力等传统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并不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国家层面的财政体制和投资政策要更加结构化，既要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和央国企在具有强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领域（如移动通信）开展投资，又要充分释放社会资本在经济属性上更接近于私人物品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积极性。

总之，中国要在以人工智能为底层技术的科技革命中跻身强国行列，就要在激发与数字技术相匹配的企业家精神、知识和要素的形成与组合方面创造出独特且更加有效的由市场体制、管制框架和政策体系构成的新型生产关系。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学界对生产力异质性和生产关系异质性问题的关注仍十分不足。对此，新质生产力相关的研究应当在深化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等一般性问题的同时，对中国在市场体制、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干预、产业管制等方面相对于欧美和标准经济学教科书所揭示的一般特征的异质性特征方面投入足够的注意力。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研究者应适度超越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范式，在关注总体性特征和既成模式（pattern）的基础上，将并不完全适用大样本实证研究的“生成中”的或“苗头性”的极端现象纳入分析视野，包容调查研究和质性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以新质生产力问题的大讨论为契机，大幅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相关性和致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