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展开研究：（1）在2012-2013年前后，中国南北经济分化趋势开始显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东西经济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区域经济“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2）自2012年起，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已然成为区域经济的新现象。2015年，中国提出“互联网+”等战略，发展数字经济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了新活力。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和南北经济分化在时间上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背后可能是源于部分地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滞后，导致经济失速。具体来说，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部分地区未能快速、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导致“旧动能的弱化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但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地区经济走势呈现分化”。本文发现，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与南北经济分化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并尝试从数字经济角度重新解释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的成因。
本文的研究发现，南北数字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显著推动了南北经济差异的扩大，大约能解释南北经济分化变动的7.46%。这一结论即使通过剔除了沿海沿江城市、南北交界城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也依然成立。进一步通过分析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发现，在产业结构、科技、教育等诸多因素中，数字经济的影响基本稳定在第三位，仅次于政府和城市化的影响效果。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部分数字企业的诞生和崛起可以直接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合理利用也可以为传统行业赋能，间接促进经济发展。南方和北方数字要素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北经济的分化。但更重要的是，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区域不对称性，即给北方数字经济提速可以明显地促进南北经济平衡发展，而南方数字经济的增长对南北经济分化的影响则不明显。这意味着，解决南北经济分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北方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本文的研究贡献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研究方法上，本文较早采取“捉对作比”的方式探究某一要素对经济分化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研究通过分组或构造交互项进行回归的主流研究方式，这种先匹配、再作比的方法更加有效、直接地识别出变量的影响，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其二，研究内容上，学界有大量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讨论。但这些研究仍主要集中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而本文关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是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相关研究的丰富。其三，政策启示上，相比于传统集中于讨论要素和禀赋对经济分化的影响的研究，本文则重点关注更加可控制的外部机遇和政策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依靠经济基础，也有赖于政府和企业是否能抓住时代的机遇。此外，本文也关注到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分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为相关政策的设计和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对数字经济的利用能力将成为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南北协同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应该成为南北经济分化的助力，正相反，应该积极实现南北数字经济平衡发展，促进南北经济协调。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在于，给北方数字经济的提速，在此过程中，不仅要求南北方要深化分工协作，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建立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也要求政府加强对北方部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部署，有效解决北方经济失速问题，缓解南北经济分化。
在研究和撰写的过程中，作者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其一，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相互杂糅，存在高度的内生性。为此，作者通过滞后、匹配、遗漏变量检验和工具变量回归等方式逐一排除双向因果、选择偏误和遗漏变量等可能造成内生性的原因。其二，是研究结论如何辅助现实政策设计。对此，作者深入分析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数字经济对南方和北方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解决这些问题依赖于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的意见和帮助。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细致又严谨的评审，在此过程中，他们关于文章理论和实证部分的修改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文章逻辑更加完备，对文章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非常感谢《财贸经济》编辑部老师的悉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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