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鹏、白历如 │ 从制度角度解密中国经济“早熟”之谜——分权制度如何助推资本深化？

文摘财经 2024-11-11 11:3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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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资本深化

作者简介

肖鹏，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102206；

白历如（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102206，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250300。

刊期 《财贸经济》2024年第11期（点击可查看当期目录及内容摘要）

五一节快乐 | 《财贸经济》2024年第5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在中国经济奇迹般快速增长的辉煌历程中，其背后的驱动力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焦点。基于投资而形成的物质资本积累，更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逐渐浮现——中国出现了资本的增加无法匹配更多劳动力这一情况，即“资本深化”现象。这一现象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往往与充分就业阶段相伴而生，但在中国，其“过早”地出现却引发了广泛的思考与疑问。在这背后，是否存在某些制度因素的推动？本文剖析了中国分权制度对资本深化的影响，为解答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视角。

本文探讨了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资本深化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了两者如何通过不同渠道促进资本深化。一方面，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预算主体，可能通过直接投资和政策干预等方式促进资本积累。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财政预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通过发行债券、建立投融资平台等手段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推动资本深化。此外，地方政府还会通过管制行业准入和提供优惠政策，吸引资本流入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而深化资本。另一方面，金融分权则使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控制金融资源。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地方性金融机构，扩大企业融资渠道，或通过贷款投向特定领域，促使资金流入资本密集型项目，推动资本深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利用其影响力促使金融机构为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资金支持，并通过土地金融等方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

除此之外，关于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联合影响，本文提出了“互补”与“替代”两种机制。两者可以通过合作增强资本积累，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渠道可能会互相替代，从而对资本深化产生抑制作用。其次，研究还思考了财政与金融分权的协同提升是否可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资本积累能力。最后，本文也分析了分权制度对资本深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权制度的影响可能不仅限于本地，还会通过资本流动、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邻近城市的资本深化进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使用2006-2021年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变系数面板模型、动态空间及两区制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均对资本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资本深化具有显著的“时间惯性”。通过分析两者的共同作用，研究指出财政与金融分权的“替代”效应强于“互补”效应，同时两者协同时资本深化程度较高。此外，研究还表明，在短期内分权制度不仅对本地区的资本深化有促进作用，还会通过资本流动和示范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然而，长期来看，这种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本文发现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来间接推动资本深化，而金融分权则通过影响金融资源的投放。此外，不同地区的分权制度对资本深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第一，东部地区的资本深化程度较高，且受分权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表现为财政分权的作用较大，金融分权的影响较弱。第二，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高级别城市因其政策优势和更强的资源调配能力，财政分权影响程度更高，且分权制度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强。第三，近年来随着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地方政府对投资的非理性干预减少，资本深化的过程更趋于合理。同时，金融分权的影响在改革后有所增强，部分替代了财政分权在推动资本深化中的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认为首先要有序推进央地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在投资领域，明确省市两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避免地方政府作为投资方过度干预资本积累过程。地方政府应更多地作为市场服务者而不是参与者。其次，应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增强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属性，避免金融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从而减少潜在的金融风险。最后，分权制度改革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改革政策。比如东部地区资本深化程度高，且受制度因素影响明显，应进一步推进财政、金融分权整体改革来放权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力点应着眼于财政分权，金融基础设施需进一步完善。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们由衷地感激审稿专家及编辑部老师所给予的宝贵支持与指导。特别是在理论框架的搭建与金融分权影响的深入探讨上，审稿专家提供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金融分权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变量，更与财政分权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相互作用，这种逻辑剖析的深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我更加坚信“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无尽的灵感。只有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才能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上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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