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宇等 │ 全面构建绿色财政政策框架,加快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文摘   财经   2024-08-21 11:3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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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中国碳排放治理的绿色财政政策研究:基于异质性电力生产系统的E-DSGE模型
作者简介
李天宇,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130012;
杨 旗,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130012;
齐亚东(通讯作者),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130012;
王宝玲,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130012。
刊 期  《财贸经济》2024年第8期(点击可查看当期目录及内容摘要)




五一节快乐 |  《财贸经济》2024年第5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平衡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2022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且由于经济发展离不开煤炭能源供应,碳排放量仍在持续增长,中国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电力行业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部门,碳排放规模大且占比持续增高,实现“双碳”目标仍面临艰巨挑战,电力行业减排刻不容缓。然而,学界对于电力行业碳排放政策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在探讨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持政策设定合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两类碳排放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治理效应,对于推动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从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电力生产系统和环境要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设定不同盯住类型的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在外生冲击下考察了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这两类碳排放政策的传导路径和治理效果,重点比较分析了两类碳排放政策的机制差异。更进一步地,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考察了“保增长”和“控碳排”双重偶然紧约束下的非线性碳排放政策的调控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应对电力行业碳排放污染的最佳政策。研究发现:第一,相比于将碳税严格固定或外生,盯住碳排放的碳税政策更能充分发挥价格政策的优势;对于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的设定,盯住碳排放的环境公共支出政策优于外生时的政策。第二,机制分析表明,碳税政策通过增加电力生产商自主减排努力程度实现碳排放治理,但代价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具有治理碳排放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效果,但乘数效应导致的产出增加会抑制碳排放的治理效果。第三,考虑双重偶然紧约束的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能够有效应对现实经济在“保增长”和“控碳排”之间的权衡取舍,实现对外生冲击下经济波动的灵活调控。第四,福利分析发现,相较于单一使用碳税政策规则或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能够有效提高福利水平,引入政策区制的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是应对电力行业碳排放污染的最优政策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设定非线性政策规则时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相互影响,以期达到两种碳排放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实现福利水平最大化的政策目标。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如下三点。一是在模型构建上,本文将异质性电力生产系统和环境要素纳入DSGE模型中,将电力生产系统分为清洁电力和传统电力两部分,并在传统电力生产商中加入了企业自主减排努力的自主治理和政府投入环境公共支出的政府治理两大核心机制。二是在线性政策规则的设定上,制定盯住碳排放的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通过数值模拟分析比较分析二者作用机理的差异,为理解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治理碳排放的内在逻辑和传导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三是在非线性政策规则的设定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考虑“保增长”和“控碳排”的联合政策规则,首次考察了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的调控效应。
本文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在我国已实施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背景下,应考虑开征专款专用的碳税作为重点碳排放政策,这将有助于火电技术转型升级和新能源创新发展。碳税税率应参考电力行业的碳减排成本灵活设定,从而将碳税同电力企业减排成本挂钩,充分调动电力企业自主减排的积极性。第二,政府应将电力行业节能、提效和减碳三个目标密切结合,逐步将节能政策导向过渡到以减碳政策为统领的导向上来,助力电力行业转型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强调了碳排放政策相互协调的重要性,相较于实施单一碳税政策或环境公共支出政策,使用考虑政策区制的联合政策规则可以同时兼顾“保增长”和“控碳排”的双重目标,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第三,要加快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步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清洁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考虑到当前各项技术不足以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有效支撑,有必要超前布局,加大产业培育投入和系统性产业政策扶持,同时从实际出发,避免“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应当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如期实现。
本文遇到的主要挑战在于,现有研究对电力行业碳排放政策尚未给予必要的关注,加之本文在考虑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对碳排放治理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了考虑“保增长”和“控碳排”的联合政策规则,首次考察了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的调控效应,因而在模型构建和实验设计上具有一定挑战性。十分幸运的是,在匿名评审专家建设性意见的帮助下,本文在行文逻辑、方法规范和实验设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提升。同时,由衷感谢《财贸经济》编辑部老师们细致严谨的工作。祝《财贸经济》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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