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榕的离去与米兰·昆德拉一前一后,这似乎又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这下子,肖榕是否就可以直接向昆德拉约稿了?原谅我又开始“不着调儿”,都这个时候了……不过,我相信如果肖榕知道,她一定不会责备我,因为她当初跟我约稿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平时挺喜欢看你发的朋友圈,嬉笑怒骂,自成风格。”我笑答道:“谢谢,您愿意的话可以开一个我的专栏,取名就为:口无遮拦篇!”
得到肖榕离去的消息,我脑海里映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昆爹那句著名语句:“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然而我们都不擅长告别。”原话出自昆爹的 « 生活在别处 »,那个荒诞又别扭的小说。记得第一次阅读这篇小说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南京一个巨大的临时书市上购得这本书,而且可能是盗版。当时中国刚刚度过八十年代近十年的阅读热,各种外国文学和小说涌入中国,各大出版社几乎来不及加印。于是随着飞速发展的经济浪潮,很多背景模糊不清的“文化”公司应运而生,尽管其合法性有待商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满足和补给了很多囊中羞涩但热爱阅读的文青们渴望发现新思想新文学的好奇心。在此之前也只读过韩少功翻译的 «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昆德拉这位闻所未闻的小说家充满好奇,再得他的另一本书,就很有阅读和探究的欲望。韩少功跟我当时的丈夫, « 青春 »杂志社的编辑兼作家李潮私交不错;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细节,觉得昆德拉书中的人物多少影响了他们这一代人(我比他们年少十岁)。他们的生活几十年以来似乎都带着某种程度上的戏剧感 ~ 滑稽,苦涩,励志又几近荒唐和悲凉,直至一种无力感。书里书外人物的故事不尽相同,但基调却是那么的相似,足实令人深思。李潮亦在今年四月突然离去,那时我还没有从现任法国男友二月份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关于李潮,我不知道是否也会去作文;而关于李潮这代人的故事,或他们这一类型的人的故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仍鲜有力作呈现。到底为什么没有,我不想说太多得罪人的话(或许我还没有准备好了来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是因为我们有一堆阅读昆德拉的人,但却很少有真正能够读得懂的。在所谓的轻和重之间,中国人给足了理由,要么选择重,要么选择轻;但从来不去探究,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平衡点,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了标准答案。
我扯的太远了,这本来是一篇关于悼念肖榕的文(看来,这人一上岁数,就喜欢啥事儿都来个上下文)。我与肖榕从未谋面,只跟她在微信中交流过和通过两次电话。她是从哪里把我捞出来的,我也完全记不清了。两年的交流断断续续,期间大家各忙各的。感觉上她是个有主见但又温和的女性,外柔内刚的那种。我比她年长八岁,但当我得知她已患乳腺癌十余年时,我对她表达了由衷的尊重和敬佩。因为她还一直在组稿、编辑,与我们这些海外作者连续不断地交流,精力始终在线;并让“北京青年报”的副刊版面充满了创意和丰富的阅读感。我猜想,她应该是非常热爱她的这份事业的。一个人,只有热爱一件事,她才会对此充满热情和力量。众所周知,在国内,做一份体制内的媒体非常不容易,而做一份纸媒就更不容易了。不容易的不仅是对内容、思想尺度的把控,还有选题的多样性,趣味性,时效性,文化的切入性,写作语言的当代性等等,要做出一份有质量和可读性的报纸简直难上加难,个中艰辛可想而知。肖榕不属于那种一味地抱怨和轻言放弃的职业女性,她一定深知文化和生命的价值同等重要。据说,肖榕在离开之前没有任何的痛苦和害怕,她非常的平静、安详、带着满满的爱(在我们的写作群里我看到她爱人写的一段话)。她甚至从容不迫地安排好了她的工作和家人的生活。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敢,智慧和坚强?
面对死亡,能够如此从容地放下“重和轻”的,应该是一个找到了彼此之间达到平衡支点的人;对于肖榕来说,她的答案就是“爱”。
她的名字真好,我在敲键盘的时候(我用的是拼音法),每次跳出来的第一个词都是“笑容”。
(作者:何宇红,写于2023年7月15日,巴黎)
何宇红,法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UAAF创始人。旅法华裔作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资深媒体人,全法记者协会会员,法国独立民主联盟UDI成员以及国际女性运动的倡导者。组织策划过数十场国际大中型艺术展览、拍卖会等项目,撰写出版有长中短篇小说《请不要去教堂寻找上帝》、《乘着空空的帆船去流浪》、《夜眼》、《自杀者》等;音乐剧剧本《石头的家书》,艺术评论《将艺术镶嵌在生命的总背景之中》、《当代艺术的峰回路转》、《基弗:废墟神话的缔造者》,《马塞尔杜尚奖及其文化反思》以及世界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三十余篇访谈传记等等。中法译作《时间美人之歌》。作品及言论见诸于国际各种专业文学艺术杂志、网站及媒体诸如雅昌艺术、凤凰艺术、凤凰卫视、画刊、RFI(法广)、TV5(法国电视五台)、芙蓉、人民网、新华日报等等,文字除中文之外,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