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是时候浮出水面，得到除了艺术界之外的社会各界的关注了。UAAF创始人，艺术评论人和策展人何宇红多年以来持续关注围绕由女性命运而展开的文化和社会性的话题，并为此作出了展览、论坛、写作、翻译、记录、推介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她认为，中国女性有非常强大的创造力和丰沛的才华，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知和彰显。她愿在未来与更多从事和关注女性主义艺术的有识之士进行合作，为女性和女性主义艺术家们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在今天，建立和完善有质量的、有据可查，有章可循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艺术档案库”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呼吁大家一起来加持它，因为它本应是艺术史的记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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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自我建构”这个话题是由艺术家吴江涛的展览《Fall In Love-2021》延申而来的。话题从女性身份在女、男视角下的区别，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女性如何在社会中建立自己的存在感等方向展开。
《Fall In Love-2021》较之艺术家吴江涛以往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作品不是具象的，在深色背景下对于静默、无声女性形象的具体描绘，而是融入了抽象的风格，让艺术家对于情感、生命、身份的思考在作品间更加流动，这是艺术家对于自我的一次探索。
女性对于自我的身份的反思，在于她们自己是否能感到已经自由自在地活出自我。对此，吴江涛也经历了困惑、思索和寻找。
3月24日，艺术家吴江涛在文轩美术馆同像素艺术空间唐颷、策展人李国华、衡门斋主理人刘铠航、艺术家和批评家曾群凯、文轩美术馆展览部吕继龙、策展人崔付利、策展人倪嘉、A4美术馆策展人蔡丽媛、策展人上官凯莉、策展人李明明、撰稿人周萌，一同发起了讨论。（以下图片除最后一张其它为吴江涛展览《Fall In Love-2021》的作品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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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涛：
此次凯莉老师作为策展人，展览在文轩美术馆落地，崔付利老师根据我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我作品里的寻找。我一直在消化与思考，为什么一定要完成这次展览，之前放了一整年，还是一心想要把它呈现出来。近期参与了成渝两地十几位女性艺术家的对谈，以及李国华老师发起的“中国女性艺术对谈”，与几位生活在不同省份、不同国家的女性艺术家对话，收获了许多。
现在比较能够定义为什么自己要把它展出，因为我把很多生活经历投射在这次画展中。它代表我自己对于女性身份的认同，这就是我要输出的理念，从经历里面寻找在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作为女性怎么样在职场上构建自己。
我妈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讲了一个看起来家庭很幸福的家庭主妇，生儿育女，在孩子10多岁的时候突然抑郁了，我能同等感受到她。我身边有好朋友也是职场女性，家庭主妇这一块儿也做得非常优秀。但是，到50多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家都特别难理解。这是一个案例。
我身边还有一位70岁左右的亲戚，早期是职场女性，主妇的生活也调理地非常好，到70岁的时候重度抑郁。我在跟她们接触的时候在想：她们为什么会这样？
当我在创作这批作品的时候是40岁，感觉到莫名的压力。因为我自己也是10多年从事家庭主妇这个职业，觉得做的蛮优秀。但在职场，一直没有做到很好。a世界和b世界，在两个世界中游走不是特别顺利，也没有找到一个比较能够顺利的方法，所以一直在寻找。
当我看到那些女性，会从她们身边的环境去揣测，为什么会变成重度抑郁。有时候也会看到，周边的男性在聊天的时候，家庭主妇一句话都插不上，长期处于失语的境地，没有被看到和重视，是被隐藏和忽略的人。她们渐渐地消失在人群当中，重度抑郁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最近在思考一些这样的问题。
上官凯莉：
吴老师说的这些，基本上在讲“看不见的女性”这种人群，主要是家庭主妇，她应该要如何去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唐颷：
现代化社会，小到每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家庭、单位，再到一个区、一个社会，每个单元的组成部分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人最重要的是独立思维，在这一块儿，艺术家又是特别敏感的人群。
说到女性自我建构，我一直反对把男性和女性对立。在现在的社会，我感受到男性和女性的平等是正在逐渐的实现。近些年，在我周边有很多让我觉得非常欣赏，力量也非常大的女性。
当然不一样的单元构建，造成了有一部分人始终是要付出，为家庭、小孩、单位、事业，这一定遮盖了一部分自己想干的事情。为了共同利益，对不太想干的事情付出，最终会影响到个人的呈现。
我们今天说“自我的建构”，实际上，有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在建构的过程中，人的想法意识需要被更多的人看见，那么它存在的范围也就比变大了。这个建构需要增加一些共同的平台，让对立的想法在里面磨合。
上官凯莉：
我觉得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都不一样，如果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相处方式，谁付出多一点少一点，如果你们两个人是舒服的状态，其实就挺好的。
唐颷：
我做画廊这么多年，藏家里面女性比男性多，但往往是男性买最贵的艺术品。现在呢，我所看到的男女艺术创作者的比例，是趋于平衡。
吴江涛：
确实是看上去比之前越来越去接近平衡了，但是还是差地太遥远。从男女参与者比例上看，悬殊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女性跳出家庭的场景，参与竞争。
李国华：
今天因为艺术家吴江涛，我们来谈“女性自我的建构”，应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她作为艺术家的身份的自我建构。还有一个是，她作为女性身份的维度。这两个维度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在今天中国艺术环境下，如果想要获得一定的成就和关注，女性困境、独特的生理构造，都可以成为艺术创作当中有力的武器。如果一个男性艺术家做了和女性艺术家同样的作品，可能没有女性艺术家有力量。
女性艺术家和男性艺术家究竟有没有机会上的差别？肯定是有的。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大量的还是男性艺术家，但是里面也有过去的男女艺术家的发展问题。近几年呈现很好的转变，比如说95后受到关注的艺术家，很多是女性，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还有一个维度是女性身份问题，在今天中国社会里女性肯定还是会遭遇很多不公平。比如：厕所设置、工资水平、机会……女性还是处于一种弱势。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一种声音，认为女性完是受害者。如果站在一种完全的受害者心态，看很多问题会比较偏激，这个也是需要避免的。
上官凯莉：
李老师讲到了女性要寻找自己的优势。但是有一个问题，女性艺术家她的发展性的问题，女性的特殊，就是男女之间存在的不平等。
蔡丽媛：
我个人比较同意李国华老师刚才提到的观点，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性别问题，也许是个人成长问题或者社会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把它们混在一起，把女性放在被迫害者身份的位置里，加剧对抗。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不太强调女性主义这件事。包括有很多项目，有特别提出女性策展人奖、女性艺术家奖，或者诸如此类的设定，感觉女性并不能和男性直接竞争，需要被保护起来才能获得所谓的“肯定”。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思，我个体是男女平权运动的得益者，不管是我的家庭还是工作，获得的反馈都是比较正面的。我觉得不能把主导权都让渡给他人，而是主动争取，如果男性表达出女性应该在家庭关系中付出更多或是扮演更多责任角色的时候，我是主张据理力争的，在家庭当中的付出与获得都应该是对半的，平等的。
但是回到个体塑造、自我建构这个层面来看，这又是不分性别的。在社会层面，需要更多帮助那些无法通过个体去解决矛盾或问题的人，艺术也许能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去倡导并呼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她们不一定只有女性，也有很多男性。所以，我觉得还是个体的意识独立更重要，不仅仅是性别问题。
崔付利：
我们无论谈论艺术还是讨论女性，其实都是在一个既定的机制中展开的。如果仅仅想通过个体现象去做改变基本是无法行得通的，除非我们改变一种机制。我的老家山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女性已经完全适应了男权社会设定的种种规则，甚至她们在这种规则中才能找到自我的身份属性。这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的一样，女性是被塑造出来的。
先抛开女性主义不谈，性别意识就是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和规划的，你需要在这个框架中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也规避掉自身性别所要犯的错误。这不是个体意识的缺失，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中，个体的觉醒反而是不被接受的。所以谈“女性的自我建构”不如先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任何性别建构的前提应该是个体意识的觉醒。
所以说，我们对吴江涛的个案分析，也应该从她的个体意识入手，以及发掘她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的找寻如何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吴江涛过去的创作一直在处理图像与自我的联系，试图在绘画中去表面自我的情感和经验。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单独存在，抑或彷徨无助，抑或黯然伤神，抑或百无聊赖。吴江涛用图像的方式在她与作品、作品与观众之间搭建了一种情感交流的渠道。但在《Fall in love》中，她自我意识的重塑并不是通过过去那种图像叙事的方式，她甚至有时会抽离掉作品中可辨识的图像，以及屏蔽掉能够展开叙事想象的语境。她放弃了过去作品中一再追求的意义，让自己回到绘画的单纯状态，而她也恰是在这个过程中重建了对绘画的认知，确立了自身与绘画的关系。
吴江涛：
我觉得是矫枉过正才有可能获得极其微小的个人基本权益，我想扩大到更大的层面，不仅仅想从个体的意识，是你喊一声就可以让其他偏远地方的人也可以听到看到。所以喊声一定要够大，才能够传地远。我想聊的是可以波及到更大的面，可以辐射到那些确切有需要的群体。
刘铠航：
我原来做时尚方面，接触到的90%都是女孩子。有非常多勇敢的女性，包括很多帮助过我事业的人也都是女性。所以在我的经历里面，没有觉得女性一定是在弱势。现在，在画廊经营上我们从作品出发。我的生活里没有刻意抬高女性和贬低女性价值的事出现，所有觉得今天的讨论有些莫名其妙。自我重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不该只有女性应该重构。
大家去讲到男生和女生的问题经常会提到的一个点是女性做家务照顾家庭失去自己的人生，但这是家庭关系中的选择。如果对方不理解自己的付出，该考虑对方是否是好的伴侣，而不是上升到群体中的男女对立。个人觉得各位是从意识层面来说给职业划分了高低，如果大家觉得每个职业都是平等的，尽管不同的工作报酬不同，但本身是无高低贵贱的区别。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更无关收入的高低，我在此讲的是人的精神层面。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上官凯莉：
你刚刚提到了职业，现在还有很多人并没有把家庭主妇当成一种职业。男性在外面工作，觉得自己是有职业的。老婆是家庭主妇，他就是觉得她无所事事。其实很多人的观念还没有达到说家庭主妇其实也是一种职业。
周萌：
我想回应一下刘凯航老师刚刚所讲的职业问题。我自己有了解到一位作清洁工的阿姨，她每个月工资大概是1000-2000块。在当今的生活条件下，她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收入问题，而对于他人在心理如何给工人排位，可能与她而言相对更遥远。女性的困境有时候也是如此。
倪嘉：
刚才听了很多个例，我也说一点个例。之前在某个讨论活动中，一些发言没有说清楚，有一个艺术家指证了我的观点。我感觉她在说，不是因为你是女性，你所说的观点就是从女性主义出发的。后来我渐渐意识到，我可能没有去关心周围的女性，可能不止是我，而是一部分女性无法识别其他的女性，对于母亲、妹妹或者其他，没有从女性角度去观察过她们，识别雷达被亲人等其他身份信息覆盖了。大家说成都的女性地位很高，好像更有话语权。但其实是一种错觉，我们（女性）还是一个一个的小点，有时候女性之间识别不了彼此。所以我们去聊女性这个话题，不仅是说男性对于女性的视角，还有女性对于女性的视角。
在之前的一次活动中，有两个艺术家本来不太认识，突然在一个话题上面产生了共鸣，一下子被触碰的时候，我会感觉特别的奇妙，是关于女性的共情。我现在很想去遇见，去识别不同又有趣的女孩子。
我初中三年在寄宿学校里，可能有20%的女孩子会是在一个阶段是同性恋的身份。长大以后，她们可能会又回归到一个较为标签性的女性的形象。当时发现那些女孩子可能形象不太好，现在看来，那是一种很完整的探索，一个女孩子的探索。她们不是去认知女生应该怎样，而是说女性作为个体怎么去发展，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曾群凯:
我比较比较欣赏前面几位老师的观点，一个是制度上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的时差话题。现代文明进程在东方,所面临的具体现场是不以个体意志轻松的流转的。因为它关系到区域文明如何去匹配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才会有我们现在对女性问题的看待。
刚才听到刘老师的分享，确实男性和女性不应该成为二元的话题，应该成为天然的存在。作为生物本身，男性和女性是相对独立存在，身体上的构造和感官的差异，无以通过文化教养和文明制度所改变。男性和女性个体的差异和感官差别，在具体的思维方法和工作逻辑中必然会有相应的区别。如果一直以二元的视角来讨论，会一直处在斗争的模式之中。
今天的话题，我比较在意“自我的建构”。建构本身没有男女之分，只有工作的水准之分。比如说阿布拉诺维奇，杜马斯，我们有时候不会去刻意地说她是男性艺术家或女性艺术家，而主要去关注她在艺术现场是在场的。她对艺术的边界重新尝试、建立，对生态本身有一种建构，对艺术史有补充。
倪嘉：
您刚刚说到阿巴拉莫维奇、杜马斯，我会想到说，艺术史很多时候是男性写的。在不同版本的艺术史当中，过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忽略掉一些女性艺术家或者其他未知的艺术家。这些微观历史在本存在主观意识的“官方艺术史”中被剔除。通过艺术史进行筛选以后的结果是有待考证的，所以，关于阿布拉莫维奇是有贡献的，有一些没有发现的是没有贡献的，也有待考证。会不会有一些艺术家她们是没有在公众视野露面，但是她们依旧是在实践，这个可能是艺术史以及女性艺术家之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吴江涛：
我有一个朋友，她刚好是去川博做志愿者，是明代女性画家的展览。她给观众做讲解，但是在做志愿者的时候，她就发现画册上每一个明代女性艺术家的简历都是关于她的丈夫、父亲是谁，关于她们自己的工作线索几乎没提。作为女性，我朋友觉得愤怒，策展人在梳理的时候特别不专业，我也比较认同。所以她自己去翻阅了特别多资料，查找那些明代女性画家创作的延续和来源，重新整理了思路之后，跟观众讲解，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李国华：
刚才曾群凯说无性状态，我觉得可能过度理想主义了，因为不平等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你刚才讲的杜马斯、阿布拉莫维奇，都是近些年来才有，100年前几乎都看不到。其实就是女性受教育权利，获得社会资源的权利是近些年才有的。但是这些权利也不是说社会主动给的，其实也是斗争而来的。
李明明：
我平常比较关注日常语言中对女性的影响，因为语言是思维的表达，会塑造而且强化我们的思维。
我们日常语言中对女性的不友好，一方面表现在日常语言里面有很多脏话和女性相关的字眼和词汇，最常用的是”他妈的”，还有更恶心的。这个“他妈的”太泛化了，有时候是骂人有时候就是表达情绪的语气助词，那我们为什么不试试说他爸的呢？我现在就在要求自己每次想说他妈的时候，就换成他爸的。一开始有点别扭，现在还是在慢慢练习，希望大家都尝试说出来看看。我比较喜欢周星驰在他的电影《西游降魔》里，舒淇扮演的降魔人就是骂他爸的，歌手谭维维创作的《小娟》的歌词也很棒，也在表达类似的观点。
另一方面，我们还会通过夸奖女性来贬低女性，就是把优秀的女性单独拎出来，优秀到和男性可以是一个地位，比如把特别优秀的的女性尊称为先生，把杨绛尊称为先生，把刘瑜尊称为先生，等等。做这些事情的人，不会承认这是一件有性别偏见的事情，反而会自以为自己很有文化，会和你好好掰扯这种称呼的来历。但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先生这个词确实包含对男性的尊称，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男性，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内直到现在先生也都是男性的尊称。作为一名女性，我讨厌看见把优秀的女性称为“先生”，这是一种很直接的感受。
所以我们要警惕日常语言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要反过来纠正它。
吕继龙：
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让我受益匪浅，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男女是平等的。尤其是艺术，不分国界，更不应该有男性和女性的区分，艺术是可以跨越国界和性别的限制进行自由表达的。不管男性女性，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要在这个社会上去找寻自己的位置。作为独立的个体，一生应该怎么去度过，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于集体的认同和归属感会逐渐减弱。个体的声音我觉得会越来越重要，也会对社会的发展发挥更多的作用。当然，改变世界是一种宽泛的理解。从某种意义来说，改变自己其实就是改变世界。一个个体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你的意识无法进入另一个人的意识，无法去感同身受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所以自己的一切只能自己去建构，这是我理解。
吴江涛：
今天和各位交流“女性自我的建构”这个话题，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想用自己曾经在一本书女性学者的访谈中所读到的话，来概括交流之后的感受。这段话出自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
“如果我们面对不同意见的人时，能够放下羞辱和指责之心，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点。在找到共同点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之间的分歧点。全人类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只要失去了什么——无论是失去了自已熟悉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健康的身体，还是失去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或气候环境——那个人就会有许多痛苦。面对痛苦，人们总希望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启发全人类，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拥有同理心，去试图探索和理解他人内心深处的‘深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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