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这注定是一个告别的日子。
后来我才知道，人在进入知天命的更岁之后，最猝不及防的事情应该就是告别了。
当得知他离开的消息时，我刚刚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当时已是深夜，我拉着行李打开酒店的门，黑暗中手机银屏闪过，显示收到了一条微信信息，我下意识地立马打开阅读；因为几分钟之前，这个发信息的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当时忙着下车，办理入住手续，没接听。我在黑暗中将信息阅读了三遍，没有完全看懂；但窗外夜色里的微光照进来，带着隐隐的不详。当我的眼睛适应了房间里的黑暗，我将卡插进电源盒，在不大但有光而温馨的空间里，我拨通了发微信者的电话。
是亦梵，朋友的孩子，J-P的房客。
他平时很少用微信，我们在法国的联系方式都是直接电话和短讯，所以刚才我没反应过来。亦梵是一位天分很高，用功学习，热爱法国文化的中国留学生。他委婉地告知我J-P死亡的消息；但我听到他的描述时，竟有那么一刻觉得他们搞错了。
可是，这又怎么可能是错的呢？没有人会开这种玩笑。
年轻无比的亦梵，可能在表述的时候也是希望他搞错了的，所以我才有这种感觉。他的信息写得更是模糊（直到今天我不再有勇气打开那条信息），稚嫩的生命不自觉地拒绝”死亡“二字；但所有的内容都在他的描述里表达详尽，他是个善良的孩子，感谢他。他住在J-P的隔壁。那天，定期来打扫屋子的保洁员斯雅达发现的这场意外，她立即叫来了亦梵。我是他们打通电话的第一个人（或第二个人，另一个人是J-P的弟弟；当时很乱，没法核实了，也不重要）。
那天是2023年的2月22号，我到达济南的第一个晚上。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建筑，一个更加陌生的房间，我坐在那里，往下沉…周围有东西崩裂的声音，哗啦哗啦。我有扑向某处，抓住什么的冲动，然而突然之间，周围变得空空荡荡。
这种感觉，整整两年前刚刚经历过（母亲的离去），还没有缓过神来；再次袭来时，几无招架之力。只是等稍微冷静下来之后，出来了一个问题：“招架什么？对手是谁？是谁呀？”
答案是：根本没有！
时间，在突然之间改变了它的意象，好像它不再与我在同一个维度里存在。它是一个阴谋家，总在与我（们）捉着迷藏。母亲去世时，我在法国，她在香港。J-P离开时，我在中国，他在法国。
他们是想以这种方式减轻我的痛苦吗，还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爱”？抑或是责备我对他们不够“爱”，以此来惩罚我？
我甚至都不是“欲哭无泪”，而是极度的“愤怒”。
忙乱中，我拨通了两位好友的电话（一位在巴黎，一位在上海），向她们“求救”；我有抓住救命稻草的感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已经学会和养成了各种苟且偷生的习惯；我知道，我终将有足够的能力对所有的“天有不测”应付自如。然而，面对自己的冷静，甚至冷酷，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还是羞愧呢？
尽管我当时真想全然不顾地拉上还没有打开的行李箱，告辞学术座谈组委会，立即回到北京，乘第二天的航班，飞回巴黎！
我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动不动，一夜无眠。
< 二>
一个月之前（即今年的1月20日），我因父亲病危紧忙地从巴黎赶回了中国。临行前，我花了整整两个晚上修补了一件羊毛衫。那是我去年回国整理父母在老家被拆迁房子时留下的物件里发现的，它被装在一个没有被打开过的盒子里；毛衣的尺寸、颜色、款式都特别适合J-P，于是便带回法国，当圣诞礼物送给了他。他很喜欢，穿了也很合身。只是，因为搁置了二三十年了，可能被小虫蛀噬，领口处有一个小洞，有碍美观。因没有时间去找裁缝修补店了，就自己在上面绣了一朵四瓣叶，看起来效果还挺不错。送给他时，他感到很惊讶，说不敢相信是我绣的。谁曾想，那是我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更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和拥抱。
同样，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和元旦也是我们跨过的第十六个，但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第十五个年关（因2021年底我在国内，我的圣诞和元旦是在跨境旅行的隔离酒店中度过的）。谁曾想，这第十五个竟是最后一个。从2021年到去年也就是2022年，我们的关系开始处于“无疾而终”的状态，貌似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所有的细枝末节，我顿觉茫然无措，甚至细思恐极。我慨叹，这到底是“神秘”，是“阴谋”，还是“命”？
据说，四瓣叶是可以带来幸运的一种图案，可是从此之后，它是否可信？
在最后的这一两年里，我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我每次给他电话，他都在线，交流起来也是滔滔不绝的，貌似没有“新女友”。平日里他是一个很少主动联系别人的人，他的朋友们为此经常责备他，他每次都“哈哈哈”地搪塞过去。不知道这是他的性格呢，还是他的品格？他性格安静并且过于低调，是那种扔在人堆里立马就会消失的人。我（去年）的工作和项目很多，他也每次都来我的展览活动，我们像朋友一样讨论艺术及其它。他是我们机构的项目文本中法语部分的顾问和把关者之一，我很信任他。忙碌而漫长的一年过去了，到了年底，我说你一个人过圣诞节吗，他说是的。我说那多悲哀呀，我来你那儿组织一个圣诞夜吧。他不置可否，甚至有点迟疑，还试图以“在他家做饭会带来清扫问题”作借口……我直接打断了他的“往后退”（他是一个一生都在“往后退”的人）。我叫上国内朋友们的几个在欧洲留学的孩子，加上我女儿，一起热闹热闹过个节多好。我认为，他的屋子里面死气沉沉的，需要年轻人们来给它注进一点活力和生气。
我在他的屋子里装点了圣诞树，带来了食品、礼物和孩子们。平安夜那天，他看起来很高兴，笑嘻嘻地接待了大家。他给年轻人们讲故事、讲酒、讲法国美食和人文，等等。一切如期，没毛病。
平安夜，J-P也送了一个圣诞礼物给我。那是一个小装置，装置的内容取自著名连环画“丁丁历险记”中唯一一段有中国人的故事，丁丁和“中国张”开着车在上海街头寻找证据……
…就好像J-P早已预料到我父亲会生病，预料到我会很快回中国；而他，提前玩了一场灵魂出窍，假借丁丁一起与我神游。诡异的事情在他离去之后接二连三地发生。二月底，我坐高铁复兴号到达上海。我乘坐的是商务车厢，隐约车厢里并没几个乘客。下车之后我往出站口走，途中突然想起自己的围巾好像落在车上了，赶紧让出站口的工作人员联系商务座的乘务员查找，但很快得到回复说“没有”。我不甘心，让他们看住我的行李，自己快速跑步折回车厢。商务车厢并不大，座位也不多，乘务员小姐跟我一起来回再找寻了若干遍，还是没有，我和乘务员面面相觑；要知道在中国，公共场所连手机丢了都没人要，更何况一条围巾？三月下旬，我到达香港。有一天，我放在包里的一件丝绸小外套也很奇怪地不翼而飞。
我很少丢东西。特别是我喜欢的饰物。
香港和上海是J-P最喜欢的两个城市，我们一起去过很多次。我不想在这些事之间牵强附会地找到某种关联。然而，巧合的事情多了，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想在其中找到某种蛛丝马迹。
我说“神秘”，是指所有的不可预知性。
我说“阴谋”，是指所有不可思议的巧合，就好像早有安排。
我说“命”，是指他突然的不辞而别，其实是他冥冥之中的一种选择。
最后的确认是：
J-P逝世的日子是在2月14日情人节。
而他火化的日子竟被安排在3月8日妇女节。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入葬的日子是5月13日，跟我母亲2021年入葬的日子是同一天。
J-P是在家中过世的。他躺在床上，据说眼镜还架在鼻梁上，手里拿着手机。房间里的收音机开着，播放着音乐。我知道那是他最喜欢的24小时滚动音乐台，他一生都喜欢音乐，他在厨房、客厅、洗手间、卧室都装有蓝牙系统的音响，他早年的职业是音响师，有自己的音像制作工作室，也常常跟很多广播电台、广告公司和时尚品牌合作。他母亲去世之后，他也正好到了退休年龄，就继承了母亲创办的古董首饰店一直经营着。她母亲的店铺创办于七八十年代，在左岸很有些名气，法国很多女性名流都是她的常客，诸如欧洲名模，法国前总统夫人卡尔拉·萨科齐；法国著名国民女演员卡特琳·德勒芙；歌坛巨星塞尔吉·岗兹博格的前任妻子，爱马仕以她冠名的女演员柏金等等……J-P很认真地打理着他母亲留下的首饰店，盈利不大，但意义非凡。
J-P去世时七十四岁，一生未婚，无子女。
< 三>
我是在2007年认识的J-P。那时候，我刚刚躲过一场让人窒息的感情纠纷。似乎在此之前我所有的感情经历都是在这种激烈和奔逃的路上穿越，直到遇见他。直到我们在一起的这十五年……
十五年前的某个下午，巴黎的某个咖啡馆，他慢慢地向我走来，手上拿着一根雪茄，面带微笑。他身体挪动的姿态，眯着眼睛嘴角上扬的神情给所有人的感觉像极了一个同性恋（备注，这里没有任何诋毁同性恋的意思）。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女性爱好者和追捧者，而且比谁都懂女性美的所在。说起来可笑，J-P当初唯一吸引我的，竟是他的这种女性气质，其它的几乎一无是处。当我们在朋友们面前确定了关系之后，他每每都会把我早早说过的三句话拿出来调侃一番：宇红跟我说了，“第一，你不是我的菜。第二，我一点都不浪漫。第三，我脾气很坏”。众人大笑，说从来没见过你们这种谈恋爱的，每当此刻，他总得意地在一旁偷偷地乐。
是的，就算我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下再大的叛逆者，但我们基因中的某些东西仍然会根深蒂固；这跟我们平常所讲的“中国胃”或许是一个道理。先不说他的年龄比我年长十八岁，以及所谓的“长相平平”（当然这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男子首先要高大，然后还得有男子气概云云）；就冲着“什么都跟女人AA制，而且一个完完全全的独身主义者”来说，就肯定没有几个亚洲女性愿意跟他好的。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被他吸引，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答案。我甚至可以用“五迷三道”来形容那时对他的感觉，每次我们约会前，我竟然会心跳加速。我时常（不服气地）问他：“为什么？凭什么？或许我前世欠了你啥东西？” 他问：“什么呀？” 我说：“一个锅，比如说…” 我调皮地瞧着他，然后，我们会为此乐上好一会儿。
他也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跟一个女人呆过这么长的时间。翻开他之前的相册，他的（前）女友们个个貌美如花，气质非凡；其中有一个北欧模特后来嫁给了毕加索的儿子。我说，是你没有碰到过合适的，还是你根本不想与任何女人有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结果，他说“我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无论如何，他的朋友们说，我几乎是他带到大家面前来的仅有的固定女友（不知道是否应该加“之一”）。好吧，我宁愿相信。对于男人追求女人这件事，他的论调是，男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多经历些女人，年长后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相安无事，这样对大家都好。想想，好像也不无道理。试问，一早结婚的那些人（特别是男性）从一而“忠”的有几个？这是人性，光用道德去讨伐，在今天似乎已不再能站得住脚。
事实证明，婚姻并不适合所有人（甚至，同居都不适合所有人）。在我两次短暂的婚姻和若干次短暂的恋爱经历中，从来没有与对方有超过三年的关系。定居法国之后，我发现法国人真正结婚的并不多。特别是在巴黎地区；特别是在法国出台同居法之后。把结婚弄得轰轰烈烈的，反倒是那些竭力要向全世界标榜爱情的“同性恋者们”，或许是因为他们平时收到的歧视过多而被压抑的吧。巴黎，作为全世界人都一致公认的“浪漫之都”，着实被长时期的深度误读了。但我时常琢磨，并越来越坚信，被误读的其实不是“巴黎“，而是对于”浪漫“这个词语的真正含义。
浪漫不只是钻石和鲜花，或者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浪漫甚至都不仅仅专属于“爱情”这件事。浪漫其实是“自由”的另一种叫法，是每个人能够按照各自“心之所属”的方式活着的一种选择。
然而，大部分人不懂这个。他们习惯和喜欢给与无论浪漫，还是美，还是成功、幸福，包括爱情等等人生中一切至关重要的事物一个盖棺定论的标准，似乎那样才是正确和安全的。人们害怕偏离轨道和方向，人们总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一个说法，然后还把它叫做“责任”，其实只是为得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心安理得地呆在舒适地带罢了。须知，当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一个说法的时候，它们最终将被编制成了一个网或一只笼子，然后人们把自己给装进去。
是的，他是我唯一不离不弃地呆了整整十五年的男人。
因为一段长久的关系所赖以维持的纽带恰恰是我们谈虎色变却又望尘莫及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责任来承担啊？
一个人，无关世界，无关痛痒，干干净净，悄无声息地离去。没有老死，没有病死，年龄正好，身体健康，不胖不瘦，不穷不富，孑然一生……一个处女座，完美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他用一生在画这个句号。处心积虑。
性格决定命运吗？真他妈太狠了！
< 四>
然后，我才知道，一段关系最好的结局竟然是“无疾而终”。
只是，我跟他之间的“无疾而终”似乎完全由他一手设计。他“逼迫”我跟他一起预演了一场“分手”，历时近两年。他以他的方式提前跟我告别，好让我习惯没有他的日子。他有多么的“别有用心”，甚至“心狠手辣”！所有的这一切都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衰老，因为他错误的完美主义的执念和洁癖症，因为他的善良和他只字未提的“爱”。
整整十五年，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的承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物质瓜葛和牵连，但他是我的导师、朋友、兄长、伴侣，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然而，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似乎又是一个吝啬和苛刻之人；有时几乎不近人情。这不止对我，或对别人，更是对他自己。他从不浪费食品及生活中所有的消耗品。我后来观察，欧洲有不少像他这样的人，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却天生带有一种“负罪感”，内敛，矜持，克制。他们更无法忍受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包括个体能力的不自量力。他们这一代人是战后成长起来，经历了冷战和文化反叛的知识分子后代，既追求自由又害怕失控的充满了矛盾的群体。他们从当年狂热的社会主义左派成员（他也曾经跟随过密特朗）变成了后来的中立派，直到今天几乎完全倒向了右派。法国上世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曾经试图把“权力的行使”界定为一种隔离，即把人与其“潜能”隔离开来。从而使人变得无能。然而，意大利当代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更另辟蹊径，语出惊人：其实“权力的行使”还存在另外一种更阴险的方式，它不直接影响人们可以做什么（即潜能），而是影响到人们不能做什么（即非潜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能不做什么。“潜能”在结构上也是一种非潜能，每一种能去做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能不去做的能力，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早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就已经提到过。“无能”并不仅仅是指潜能的缺乏，没有能力去做，更重要的是指“有能力不去做”，可以不施展个人的潜能。实际上，正是“潜能”所特有的矛盾性，即它所指向的“一种在或不在、为或不为的权力”，而界定了人类的潜能。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生物，有能力做某事，也可以不做某事，能够有所为、也能够有所不为。今天，正是基于潜能这一更为隐秘的方面，被反讽地界定为“民主的”权力倾向于行动。人们被与“其所不能”完全隔离了开来，被剥夺了“能够不做什么”的体验；人们彻底地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而不再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对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权力和过程束手无策了。不是对自己的能力盲目，而是对自己的无能盲目无知，不是对自己能够做什么盲目，而是对自己不能做什么，或者说，能够不做什么盲目无知。
曾几何时，没有人意识到，正是满世界的“我能，我行”使得我们变得前所未有的贫乏和不自由。
人们普遍批判和嘲讽的欧洲衰败论，其”根源“并在于不了解欧洲人的生命哲学和人生价值观。
盛世年华，豪言壮语，海誓山盟，天荒地老，那只是个别案例！当资本出现的时候，它们立即被炖成了最完美的鸡汤，像耶和华撒向普罗大众的圣水把地球人给浸淫了，全世界立即匍匐和臣服。战争，灾难，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我们不再有能力把控自己的命运。停止一切，或许才会有将命运交回到自己手里的可能。
J-P一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是他们这一代西方人的典型代表。我不想借此来评述西方社会和政治，在他生前，我们有过了无数次的争论。我只想说，这个世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谁都是千疮百孔，谁都是一地鸡毛，说也不比谁的情况更好或更差，而最后能拿出来拼的，可能就是你的人格是否高级。J-P从来不跟我说教，就像他从来不说“爱我”一样。在这十多年中，我们所有的财物，包括感情都是AA制；他的“锱铢必较”曾经让我怀疑人生，怀疑我们之间的这段感情，怀疑我和他的关系。它不仅掀翻了我之前对于“爱情”的定义（或者是我们东方人的），也加剧了我的好奇，加剧了我对很多事物的反思（因为这在欧洲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我很想知道，我们通常说的“不近人情”到底指的是什么？可是谁又能不承认，我们太多的被那种所谓的“人情”所困？我们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都在不停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不幸的两件事，就是毫无保留地”信任和依赖“，因为最后的结果，你一定不是被人所伤害，就是被命运所伤害。J-P似乎一直在”竭力“地阻止这种“依赖”，尽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概一周见一到两次）我们基本上无话不谈，并经常彻夜长谈。我抽烟，他抽雪茄；我喝茶，他喝白兰地或威士忌。我们有时在外面的酒吧或咖啡露台，有时在他家或在我家。然后，在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后，我们似乎就不再有任何的瓜葛和音讯。至少他那边有”石沉大海“的意思。起初我非常的不习惯。总在想他是否有其他女人。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对于J-P来说，感情上的“无所作为”就是既亲密，又独立，既相爱，又自由。他与朋友们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他多年独处所养成的习惯，让他极度享受独处的时光。没有人知道他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在干什么，大家都觉得他很神秘，电话也经常不接。面对朋友们疑虑的口气和眼神，他总是怼回：”神秘个啥？没有呀，什么也没有，你们没事儿吧！”
没事儿。
确实没事儿！他就这样“没事儿”地走了，一个人。他走了一周之后，才被发现的。这是他的选择，谁也无权干涉。
没有任何确切的诊断说明他死亡的原因；如果非要说有”诊断“的话，那就是“死因不明”。他保持了他一贯的作风“悄无声息，神神秘秘，无疾而终”，包括他最后离去的方式。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怕和最彻底的完美主义者！
< 五>
J-P出生在巴黎左岸圣日尔曼德佩街区一个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曾在三十年代出任法国驻华总领事，后来跟随戴高乐成为法国与韩国的第一任建交大使，为法韩政治文化事务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祖父最后甚至连骨灰都葬在了韩国。J-P的父亲J-L是法国著名的印度支那文化研究学者，巴黎索邦大学教授，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客座教授，他亦是我的良师益友，老人家经常送书给我，我也经常买些有趣的小书给他。谁也想不到这位法国老先生刚刚呀呀学语时说的竟是中文，我见过他小时候在中国的照片，他随在中国任外交官的父亲在那里生活了四年，照片上的“小屁孩”旁边围了四个中国保姆，穿着白色的粗布衣，好像都裹着小脚；J-L生命的最后时光，我时常去养老院陪伴他，他逢人便说我是他的中国儿媳，满脸的自豪；还时不时地让J-P在养老院旁边的餐厅订座，请我们吃大餐，老人特别慷慨，每次吃完饭都给服务生二三十欧元的小费，J-P为此经常责备他，说他爸爸胡来。他的节俭跟他父亲的慷慨简直南辕北辙。J-P的外公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是被写进法国现代史的重要人物，我们时常在博物馆里看到他的名字；他有三个女儿，J-P的母亲是一位艺术家，在家里排行老二，老大是一位舞蹈家，老三是一位科学家。他母亲后来自创的装饰性风格的古董首饰店，在巴黎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被很多人效仿，在设计界和时尚界影响深远。J-P本人则毕业于索邦大学文学和心理学专业，后从事音响录音行业，以及广告文本的创作。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开始接手她母亲的店铺，因为他的母亲身体欠佳，出现阿尔海姆兹综合症的初期阶段。
左岸街区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他与他的母亲感情尤为深厚。他身上所具备的文艺细胞可能大多来自于他的母亲，他在年轻时除了从事音响工作，他还热爱摄影；他拍过几个与女性身体有关的观念性摄影作品系列，登载在八九十年代的一些艺术杂志上，也出过作品集。他对大自然赋予女性的美有着狂热的爱和欣赏；然而鉴于他的内向和低调，以及他极端的完美主义性格，他没有过多地将这些作品公布于众，更没有（足够的勇气）进军摄影艺术圈。但他曾愤愤不平地给我看一些资料和杂志，说这人或那人对他作品的模仿和抄袭。J-P对很多事物总是慢半拍（除了他的摩托车开得那叫一个风驰电掣！）；他有严重的拖延症问题。朋友们异口同声地认为他啥都好，除了约会从来不准点儿，而且他从来不承认。我跟他在一起久了之后才知道，他的拖延症其实源于他的极度不自信；他永远对自己呈现在别人面前的状态不能达到满意。他的朋友不多，但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有一个弟弟，也是一位外交官。他俩关系一般化。父母去世之后，因某些家事纠纷，关系曾经一度恶化。
J-P的葬礼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过于简单。
我比预期提前了一个月从中国回到法国，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送他最后一程。
短暂的葬礼结束之后，人们很快地、陆续地离去。我留在墓地，一直呆到最后；女儿、好友Angie和亦梵留下来陪的我。我一直看着墓地的工作人员将骨灰盒放进墓穴中，看着他与他的父母团圆，看着墓板一点一点地盖上，丝毫不差地合缝对齐。我将白色的玫瑰轻轻地搁在在墓前，供上他最喜欢的中国小月饼，点上他最喜欢的、我们每每来扫墓时给他的父母也点上的中国檀香。
墓地位于离巴黎郊外一百公里的地方，这里有J-P父母生前留下的一栋别墅。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平原，金色的油菜花在阳光下异常绚丽，但不知为什么，我闻不到一点点香气。天空中散落着几片形状模糊的云朵，风有点大；檀香飘出的袅袅烟缕还没来的及与云朵汇合便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三个月前，他还穿着我绣的四瓣叶毛衣，今天他已变成了一棒灰烬，融于大地。
塞内卡说：除了时间之外，没有什么是我们真正拥有的东西。
< 六>
J-P第一次向我表白，并拥吻了我的那天晚上，我们是去看了一场电影回来。他开车送我回家。车开到我家门口，我准备下车时他说你等一下，我放一首歌给你听。那首歌的歌名是 « 如果你是一艘帆船 »，由当时还很年轻的英国女歌手凯蒂·梅露艾演唱。我问他，为啥要特别让我听这首歌？他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我觉得这歌怎么样？我说，挺好啊，很阳光很浪漫的样子……他说，哈哈是呀，前几天我恰好听到了这首歌，一下子就想到你，觉得这首歌特别像你！
这首歌我后来一直留着，带在身边。从Mp3倒腾到Mp4，再倒腾到各种更新换代的手机里。我带着它在全世界旅行，想起来时就放出来听听。但是在他离去之后，我就没有再打开过。我怕自己架不住…
歌词大意如下：
他真的是一本难读懂的书，我还没有读完，他就走了。
他可能早就处于黑暗中了，但是他没有对我留下只言片语。而我，又是那么一个愚钝、无知而自恋的人；我后悔没有给他足够的信心，让他勇敢地告诉我他的“黑暗”，好让我带着他看到一点点的光。
在他离开的前三天，他发过一个邮件给我，里面只有一张我的照片，没有其它任何内容，哪怕一个字母。
< 八>
他总说，8是他的幸运数字。
他出生于1948年8月28日。逝世于2023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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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何宇红，法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UAAF创始人。旅法华裔作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资深媒体人，全法记者协会会员，法国独立民主联盟UDI成员以及国际女性运动的倡导者。组织策划过数十场国际大中型艺术展览、拍卖会等项目，撰写出版有长中短篇小说《请不要去教堂寻找上帝》、《乘着空空的帆船去流浪》、《夜眼》、《自杀者》等；音乐剧剧本《石头的家书》，艺术评论《将艺术镶嵌在生命的总背景之中》、《当代艺术的峰回路转》、《基弗：废墟神话的缔造者》，《马塞尔杜尚奖及其文化反思》以及世界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三十余篇访谈传记等等。作品及言论见诸于国际各种专业文学艺术杂志、网站及媒体诸如雅昌艺术、凤凰艺术、凤凰卫视、画刊、RFI（法广）、TV5（法国电视五台）、芙蓉、人民网、新华日报等等，文字除中文之外，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