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巴塞尔”（Art Basel Hong Kong）的全称是什么？换言之，它姓甚名谁？
这几乎是一个弱智的问题，又或许只是一个玩笑而已。然而，人们却常常忽略最简单的问题。
一周以来，很多人，说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注释，自媒了很多报道，刷了很多屏，赶了很多路，为什么？
只为了一个艺术博览会（ Art Fair）。
是的，这只是一个艺术博览会，咱至于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地扒吗？什么鄙视链、配不配的；什么世界性、全球化的；什么主流啊背书陪跑啥的，能想到的词儿都冒出来了……唉，都是来做卖买的，最多也就是个卖相和买相好坏的差别，干嘛要那么上纲上线？要么意识形态先行，要么弄的很学术。人家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做的好，做的顶尖，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它既会唱戏又会打鼓敲锣，门儿清；技术论、方法论研究得透透。最怕的就是那种既不懂游戏，更不懂游戏规则的在那儿玩阳春白雪，其实满脸都写着“我懂，我要！”追溯博览会的雏形，也就是古代东西方都有的庙会和集市，博览会的字面意思本来就是用来展示、参观和交流的人群聚集的场所，再附加一定的销售及广告宣传功能而已。所以，人流量大，“买卖”先行，没什么错吧？而现代意义上的博览会则起源于工业革命之后，现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展示自身优势，并进行科技文化和艺术交流，以及资源交换的有效场所。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当今艺术博览会中做的最为专业和优秀的展会案例，值得让亚洲除香港之外的其它艺术博览会学习（抱歉，本人认为您暂时还谈不上跟人家是同行，更不可能平起平坐）。那些骂“资本”的人，肯定是黄河干了，水都进了他脑子里。资本从来就没有错，错的是人自己，是人的欲望。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和很多事情应该骂，但骂之前，最好自己先修炼好，别弄得谁也没被你骂着，反而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参考“有关博览会”）
汉语文化所在的区域中有一个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动不动的就喜欢比。同行比，不同行的也比。跟邻居比，跟邻居的同事比，或同事的邻居比。比来比去的，临了盖房子，还是弄了两个大石狮子搁自家门口，为啥？壮胆啊。文化领域里，近现代汉语世界里的人喜欢要么拿古人或前辈壮胆，要么拿外国人壮胆。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在自个儿家门口摆擂台，一会打俄国人，一会打日本人，或者打自己人。中国人对于“打擂台”似乎有着天然的嗜好。擂台的另一端一定得是个重量级的大力士，视觉上最好要给人实力相差太过悬殊的观感。在对方被打倒的那一刻，激烈的掌声与欢呼声代表的不仅是对胜利者的庆祝，更是一种对自己或自己宗族实力的自豪感确认。这种深入集体情感与记忆中的执念完全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精神自虐。
是的，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艺术家，艺术评论人和文化批评者（包括一些自媒体）来到这种展会上到底要寻找什么？民族自豪感，自卑感还是自辱感？其实，任何危机之后，危机带给我们的应该是反思和重新出发，只有这样，危机才能成为大家总在讲的“危机也是机”。可惜的是，古代农耕文化中的“靠天收”仍然根深蒂固存在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深层意识里。疫情三年，走在风口浪尖的香港巴塞尔艺博会趟过了危机，重新回来，迎来的真的是如一些（汉语）人所讲的“亮眼”，“盛会“和成功回归”吗？笔者所看到的，是一批欧美画廊的复制版中国画廊 - 从作品到展示模式的不二呈现。如斯，真品和赝品放在一起，你能不“陪跑”吗？有人说他并不认同“内地画廊”陪跑的说法，声称在这次大牌云集的国际性博览会上，从参观者到销售业绩等各个方面都“不输给西方”，并且“中国的新锐艺术家们”都得到了很多“国际上的关注”。这里的整个措辞顿时让我想起擂台和霍元甲。但是后面的那句话不得不说，又让我想起过去人房子门口的俩大石狮子（笑！）
说起中国的新锐艺术家（现在特别时髦的一个话题现象），我非常相信内地有一批正在茁壮成长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如果他们能够真正地得到持续有效的“关注”（中国的，而非仅仅国际的），他们的成长才能不至于在未来快速萎缩和夭折。这种关注来自若干个重要因素：第一，对于他们创作的真心认可和有效建议，这些应该来自于同样真诚的专业艺术评论家和有艺术教育背景的经纪人和策展人。第二，警惕完全迎合市场的“短平快”操作。这种做法不仅会害了一个艺术家，更可能使一个画廊给自己未来的生存埋下巨大的隐患。这也是很多火了五年十年的艺术机构悄然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对拥有“资本”的藏家进行培训和耐心的讲解。让他们知道收藏艺术品跟炒股和房地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观念，这同样要求双方的真诚度和信任度。如果他们不能真正地理解和喜欢一件艺术品，而只是一味地觉得这些作品未来的升值空间大，那么他们的大量收购对（年轻的）艺术家是非常有害的。以上三点，每一点做起来都非常难。欧美做的成功的当代艺术机构和画廊（至少已经存活二十年以上的）一定具备以上至少两个条件。汉语世界里的画廊有它的历史特殊性，赶上各种政策红利或大量热钱而存活下来的，不在专业画廊和成功支持艺术家的话语诠释范围内。也就是说，一个内地画廊说自己已经有十年二十年的历史了，跟欧美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观展的第二天，我在朋友圈里写道：“画自己文化背景下的感受，画切入自己肌肤的感受，不要画时髦的、具有标签化的东西。中国很多（所谓当红）的艺术家绘画中从技巧到理念，甚至画中的人物模特都是西方人，这个就很奇怪也很有意思了……很鲜见西方绘画中艺术家在那死磕着画东方人的！哪怕是有非洲文化背景的黑人艺术家们。他们一般也只画自己文化和生活下的东西，那些点滴、那些细节、那些疼痛和尴尬。中国艺术家从隔靴搔痒到隔洋搔痒，无所不能，为什么？因为好看，好卖。但是我看了，觉得没有任何感觉和温度。”在回复一位网友的评论时我再写道：画廊看利润，无可厚非，评价起来也一言难尽；但一个没有“前世”只有“今生”的（年轻）艺术家照搬别人的东西，那就是作为艺术家的操守问题了。
我看到在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期间的某个采访中，有内地的某位知名藏家说：“整个社会已经发展成为文化与艺术的时代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社会”？西方的、中国的、还是香港的？我所知道的西方（至少法国）每天都在不停地狠批自己的社会世风日下，文化被忽视，艺术被贬低……他们敢于也乐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早已成为他们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建立在几个世纪持续和自觉的启蒙化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中。直至今天，他们也不敢说“自己整个社会已经发展成为文化与艺术的时代了”（话说，这句话好像还有语法错误）。我觉得汉语说的不好，出现点病句问题倒不大，可怕的是一个宗族和社会的文明话语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病句。正如前一段时间“好莱坞游戏”将大奖颁给了当年的选美小姐，后来的打星和邦德女郎，现如今扮丑取胜的六十岁的杨紫琼，这件事恰如今天的香港巴塞尔艺博会，依然是一种操作精良的资本游戏，无可厚非，最多哈哈看过；让人不解和诟病的是看客们的反应，那种兴奋和瞎起哄，那副势利的嘴脸总在该出现的时候“呼啸而来”，汉语世界的人面对成功和强悍之人所显现的臣服和顶礼膜拜足实让人叹为观止。除了依然是那种赶不走的”打擂台情结”，还有对某种单一的成功典范和精英标准的盲目狂热追求，似乎他们天生地需要它们。早在前年，另一位华人优秀女导演（不说她的名字了，据说已在国内被封）获得过美国电影行业内最高奖项“全球奖”最佳导演，可是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反应，除了扒了扒与宋丹丹的家庭八卦关系（获奖电影几乎无人提及）。为什么？因为那女孩从长相到生活，从人生观到价值观，都不是国内人的菜？追求神奇性、名利场、光鲜亮丽、权力金字塔、成为打鸡血般的女堂吉诃德，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香港）的华裔女性所追随的标志性坐标，甚至连她们的打扮和说话的语气都是一个模子里铸来的。以此类推，艺术行业有过之无不及。我很想知道，我们真的可以称“自己已经进入什么文明时代了”吗？
每一年来香港看巴塞尔展，是因为家人生活在深圳和香港。香港，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殊地域，它毫无疑问地给所有外来访客留下了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本人也不例外。但若干次的访问之后，我渐渐地对这里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其中主要是一种极其不舒适的“紧张感”。除了语言不通和整个空间的极度拥挤和嘈杂，还有街上行色匆匆，面无表情的人群。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有秩序地奔向各个方向，而街边无处不在的餐厅则永远坐满了在吃饭和哇哇说话的人。作为一位女性，每到一个城市，我会对那里的女性有特别的留意和观察，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或许因我天生的敏感性。但我发现，这个习惯帮了我，因为它是我认识一个城市最好和最快捷的切入点。香港的女性穿着非常随意，几乎无任何风格可言；体格几乎都是瘦干瘦干的，脸部没有光泽，眼神生涩和游离；她们面颊的感觉无处不让我想起杨紫琼（或许反过来，是杨紫琼让我想起香港的女性）。她们跟男人一样也是行色匆匆（甚至更加！）、刻板、刚硬、一副全副武装，刀枪不入的样子。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形，是什么使她们变成了这个样子的？内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巾帼不让须眉（悖论）；被英国殖民了一百多年的香港为何也是此等状态？
美国社会学家英刻尔斯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而香港，是在十九世纪中下叶才开始被英国政府租借管制的。尽管它实行了政法分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制度上在短期内被强行拔高，但那里毕竟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而且开始的基础（无论文化还是经济）是非常低的。尽管英国人帮这个弹丸之地但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由港口完成了技术、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结构的建造，但真正执行的人肯定还是土著民自己，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个体的举止行为”，这一块儿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启蒙思想的传统强调的不仅是政治制度，而且还有社会伦理和人文思想的进步一样。康德的定义更明确，他认为一个地区的文明应该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体的国家制度。文明应该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是政法分权制度，后者是与此制度相应的教养与思想。只可惜，香港在这一块似乎是严重匮乏的。出租车可以随时随处拒载，商业场所从业人员极端唯利是图，所有的公告设施和服务机构并不人性化（在银行办事经常站立一两个小时没有座椅和饮水，除非您是VIP客户），这里的人既听不懂英语也听不懂普通话。所有的人都跟打仗一样，不多说一个字儿，除非你扔一沓美金他脸上……
我说这些并没有为任何人背书的意图，我知道，这个世界现如今各种区域之间有各式各样的“撕”，有的为了利益，有的完全出于情绪泄愤的需要。无论哪一个或哪一方，我只想提醒咱们汉语世界的人，都是从一个祖宗那里来的，谁也不比谁高低到哪里去，谁也不要贬低谁和诋毁谁，尽量诚实地对待自己，真诚地面对你眼前的世界吧。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的决策之时就提出了“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说”改革，发展和进步”是个非常长远的计划，因为他老人家彼时就已深刻地意识到国民的素养层次和艰难性，所以他更强调地指出“韬光养晦”的重要性。可惜很多人刚吃饱点饭，挣了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动不动地还嚷嚷着要赶超欧美，拯救美国，拯救全世界的，甚至拯救全宇宙。奥巴马前几年曾诚恳地指出，中国人当前的生活水平仅仅相当于一百年前的美国。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一定不会认为奥巴马在胡说八道。汉语世界的人特别喜欢拿GDP总量来说事儿来判断经济实力；须知，早在明清时代中国的GDP就是世界第一了，但它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即便中国在几十年之后GDP真的超过美国了，那也不能说明中国就赶上了美国。就说眼前的卡塔尔或科威特，那里的人均GDP不也排在世界前列吗，但谁又认为它们是经济发达国家呢。马克思从来没有把GDP纳入对文明程度的思考范围之内（当然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概念）。把GDP作为标准是二战后庸俗经济学的出现所带来的逻辑和传统。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将底层文明元素即经济基础的核心定为“技术”。内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技术上确实有空前的提升，但目前的整体水平在国际上仍只属于第四梯级的，仍然落在韩国的后面。也就是说，仅从文明的低层次元素来衡量，我们还属于“野蛮”状态。如果从高层次元素来衡量，差距有多大就不好说了。因为文明的高层次元素从来就不那么直观，也因此，特别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钻空子，有意或无意地去模糊和混淆视听，占据资源的制高点进行诡辩以谋取私利，愚弄众人。所以，长期以往之下的所谓“民族精神”必定是永远缺乏理性之光和昏暗焦灼的。
照理说，在这种情形下走出来的当代艺术应该是有无比丰富的呈现，而艺术家更应该有数不胜数的主题和创作能动力。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触及到问题中心的优秀作品（连边儿都不沾一点点）。内地艺术家作品中的问题是别人的，技法也是别人的，着实让人匪夷所思。有人肯定会站出来指责我，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们有这个难，那个困（政府的，社会的）。我认为，这或许才恰恰是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核心”。因为，在关注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和围绕它们所做出的思考，再转化到艺术创作中到最后表现出来，这里的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问题。你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敏感和禁忌”而无所建树吗？前面所述的“技术是文明发展的核心”，同样包括艺术创作中的技术，而这种技术的首要前提，是思考的技术，也就是我最近逢人必讲的“方法论”。西方中世纪之后，一直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到冷战时期，到柏林墙倒塌……都是一场思考的博弈和方法论的推进。它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实践，去反思，去创造。每个时代，每个地区，每个不同的文化发生地都没有作业可抄。创造，并不仅仅指物品的新式利用或创造新物质，更包括发现新的思考模式，将自己脚底下这块土地的问题通过自己研磨出来的方式呈现出来，它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一定是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完成的，而不是在资本的催化或巴塞尔艺博会的某个VIP爬梯里飘出来的。香港M+美术馆里上世纪中国艺术家们的作品不能作为实体范例来借鉴，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创造这些作品的那一批当年的年轻人，他们当时所具备的一腔热忱，对代艺术的真诚，敢于突破的勇气，和非常接地气的思考。
我最后的问题是，你真的仅仅是来打卡的吗？是来蹭流量的吗？或者，你真的仅仅是一个看客吗？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一句话或许可以非常经典地回答这个问题：“向来心是看客心 ，奈何人是剧中人。”
何宇红，2023年3月26日（写于香港）完稿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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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草间弥生的装置作品，香港M+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