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为何寻求跨国支持？ | BJPIR

一、引言

民粹主义曾经几乎纯粹是国内政治问题。然而，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正越来越多地投射到国际舞台上。不仅民粹主义领导人在世界各地涌现，民粹主义本身也正变得跨国化。当代民粹主义领导层正在利用民主化、全球化和去国家化（denationalisation）的持续进程，将人民与精英之间的斗争推向国际领域。

民粹主义跨国表演已成为选举政治的固有组成部分。匈牙利的欧尔班和波兰的卡钦斯基向各自的选区播放他们共同挑战欧盟的图片，内塔尼亚胡在宣传中使用了自己与特朗普和莫迪的合影，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一样，希腊、西班牙和法国等地的左翼民粹主义者也建立了一个反对 "布鲁塞尔"、"法兰克福"和"华尔街"统治的联盟。左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关注造访自己在境外的支持者。考虑到人们普遍认为民粹主义者是孤立主义的政治领导人，所有这些热情接触的表现似乎都是违反直觉的。

本文借鉴了有关国际合法性的文献，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人民"与"精英"之间永恒斗争的合法性的宏观战略（Hawkins et al., 2018; Mudde, 2004: 543–545）。基于这种方法，文章认为，当前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难以在全国范围内使自身合法化，因此被迫通过跨国地运用"人民"和"精英"的范畴。本文根据三种传统的合法性分类（Risse and Kleine, 2007; Zürn, 2000）提出了三种机制：民粹主义者利用这些评价标准向其选民表明，他们的领导是正确的（投入合法性），他们的执政方法是适当的（吞吐合法性），他们的政策结果是公平的（产出合法性）。

民粹主义已跨越国界的说法似乎已不再新鲜。然而，如何理解民粹主义的"跨国性"？如果民粹主义的基本形式是将"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斗争结构化（see Hawkins et al., 2018; Mudde and Rovira-Kaltwasser, 2014: 377–379; Müller, 2017: 18–21），"人民"之外的决策就不是民粹主义的本质需求。一般认为，并不是民粹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加入跨国互动。

本文则认为，当前的民粹主义现象在本质上和战略上都具有跨国性。"走出国门"是当今民粹主义领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主化、全球化和去国家化进程的扩大影响了民粹主义的态度（Schäfer and Zürn, 2021），在一个去辖域化（deterritorialised）的世界中，影响人们的许多问题——如贸易、移民和环境问题——是跨国的，因此，对挑战的政治回应本质上也变得国际化了（Chryssogelos, 2017: 2-6, 2020: 1; Verbeek and Zazlove, 2017: 6-7）。此外，正如Zürn（2018：6-13，95-107）指出的，这些进程提高了非民选的国际组织在民族国家内外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政治权威，快速的实时通信催化了这一趋势的同时导致更直接的政治动员（Moffitt, 2016: 74-81）。当然，这些变化也影响到民粹主义者之外的其他政治领导人，但民粹主义者对（自己所化身的）"人民"和（自己所攻击的）"精英"之间界限有着特别关注。

由于古典民粹主义领导人对"人民"和"精英"的解释并不能满足当代民粹主义者的政治需求，新领导人设法学习并调整战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将文化冲击转化为政治诉求（see Bonikowski and Gidron, 2015; 1595-1596; Canovan, 1999: 12-13）。这种转变过程可能是全球北方民粹主义领导人几十年前甚少掌权、最近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跨国机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般认为是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国内取向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最近采用了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国际主义战略（see De la Torre, 2018; McDonnell and Werner, 2020）。

合法性和（去）合法性的实践是影响民粹主义的内在因素。本文将合法性（legitimacy）定义为一种结构性和关系性的资源，它产生于主体间对行为者及其行为的外部认可度的信念。合法化（legitimation）是结构-能动关系（agent–structure）的另一面，被理解为能动的正当化(justification)过程，其目的是在特定环境和受众中塑造和提升这种认可（Clark, 2005: 1-4; Hurd, 2007：9-11; Tallberg and Zürn, 2019: 585-586; Wajner, 2019b）。正如Ian Clark（2005: 2）所指出的，"国际社会中的行动者参与了无休止的合法化策略"。

民粹主义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合法性的宏观战略，基础是"人民"与"精英"之间长期斗争的话语建构。因此，民粹主义领导层比其他领导层更寻求合法化（Wajner, 2019b）。民粹主义者在演讲中不断提到自己的民众合法性优于对手，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使对方的行动失去合法性。民粹主义者还积极卷入各种事件中来吸引外国受众。这些（去）合法性表演是民粹主义领导人内在的剧目（repertoires），他们在斗争剧目中重申自己的角色和权力。

民粹主义领导层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在国内无法实现的合法性。通过互补方式，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了（去）合法性的国内外动态之间互利共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层面高度相互依存，国际合法性可以作为国内合法性的来源，反之亦然，这种逻辑让人想起帕特南（Putnam, 1988）的 "双层博弈"。当然，也可以说国家间关系中的所有政治行为者都会利用在国家边界之外产生的合法性观念来影响国家公民的合法性观念。不过这种模式在民粹主义领导人中比在非民粹主义领导人中更为突出，也适用于有意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尤其是在最近的更加外向的民粹主义浪潮中（Wajner, 2019a: 202-203）。

在分析民粹主义领导人到国外寻找合法性的原因时，本文借鉴了三种不同类型合法性标准：投入、吞吐和产出。Fritz Scharpf（1999）和Michael Zürn（2000）将"投入"和"产出"的区别推广用于评估欧洲制度治理的合法性，后来，其他一些研究合法性的学者也采用了这一表述（see Hurrelmann et al., 2007; Risse and Kleine, 2007; Schmidt, 2013）。

投入合法性指的是决策者在被统治者中的适合度（suitability）和可接受程度；而产出合法性则关于政策绩效是否符合共同的期望。前者遵循"适切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说服受众统治在特定情况下是合乎规范的，而后者则采用"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即合法性评估取决于绩效（Finnemore and Sikkink, 1998: 891; Hurd, 2007：66-71; Steffek, 2003: 252; Voeten, 2005: 537）。"吞吐合法性"侧重于合法性任务的程序维度——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过程。也就是说，吞吐合法性取决于行为者的决策过程是否遵循规范、负责的行为标准（see Mace, 2020; Risse and Kleine, 2007; Schmidt, 2013;Steffek, 2019）。

每个政治行为者都必须在其选民认为适当的合法性来源中证明自己的权威（Franck, 1990; Gilley, 2009）。然而，对于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仅仅声称自己只代表一部分"人民"是不够的。此外，由于被民粹主义视为"敌人"的那些人大多是跨国的，因此民粹主义的"人民"也需要与特定的跨国方面联系起来。

民粹主义者自始至终都把自己描绘成民主主义者，因此他们在获得成为"正确"领导人的认可方面始终面临着问题；他们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正确"的人民来自我合法化（see Von Billerbeck, 2020）。鉴于代表全体人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民粹主义者需要心理上重申他们的领导是"正确的"代表。当这种”民意“构建超越国界时，民粹主义领导人就实现了他们声称代言的"真正"人民的外部认同（see Chryssogelos, 2017: 2; Moffitt, 2017: 410-412）。

历史进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民"的意识形态构成作为投入合法性的来源需要投射到跨国层面。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综合进程导致了通常被称为"代表性危机"的合法性缺失（see De Wilde et al., 2019; Zürn, 2018）。跨国投射人民概念使民粹主义领导人能够在当前的合法性诉求之上重建权威，而如果他们仍然遵循于前几次民粹主义浪潮的模式，则会缺乏这种合法性诉求。

当然，对超越国界的人民的话语建构有更多的困难，因为它更难定性、更加分散。人民、民族和公民之间的区别要求民粹主义者特别关注那些能突出这种分离的群体。例如，与侨民的直接关系使印度的莫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巴西的博索纳罗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等人能够援引一个比国界标签更广泛的"人民"的存在，同时宣称其具有超越地理距离和绕过中介机构的独特代表性（see Destradi and Plagemann, 2019: 6; De Cleen and Stavrakakis, 2017：308- 310)。

由于跨国人民的建构通常不足以使预测的对立合法化，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会让"人民"找出"敌人"，毕竟选择"敌人"比较容易（Chryssogelos, 2017: 12; Moffitt, 2017: 412-413）。在国际层面重构的敌人有两类："外人"和"建制派"。一方面，建构"自我"（"我们是谁"），正如身份政治的每一种表达方式一样，往往预先要求疏远"外人"（"我们不是谁"；Albertazzi and McDonnell, 2008; Müller, 2017）。民粹主义者诉诸塑造移民和宗教社区等"外来"群体作为对"普通人"的威胁的刻板印象，实现"他者化（othering）"（Wojczewski, 2020: 406-409）。在特朗普的美国政府中，邪恶"外人"通常是通过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西班牙裔移民（Boucher and Thies, 2019: 713-715）。在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去欧洲化和威权主义进程越深入，"西方"就越以"外人"的形式出现（Altinörs, 2021; Özpek and Yasar, 2018: 203-205）；反西方主义在历史上也曾出现在东南亚和中东的一些民粹主义领导人身上（Hadiz, 2018）；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将印度描绘成一个（纯粹的）印度教国家（Plagemann and Destradi, 2018; Wojczewski, 2020: 408-412）。当然，"排斥型民粹主义者"和"包容型民粹主义者"在这方面的行为通常是不同的（see Filc, 2015; Mudde and Rovira-Kaltwasser, 2012; Stavrakakis and Katsambekis, 2014）。然而，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可能发现自己需要疏远的跨国"外人"——前者通过阶级，后者通过仇外心理。

民粹主义领导人反对的"建制派"，也成了由超国家权威和本地技术官僚组成的"敌视""真正"人民的"一小撮（blob）"。超国家的官僚机构在没有完全接受民众代表的情况下就已经掌握了权力，它们未能反映人民的声音（Voeten, 2020:407-415），这引发了对其合法性的挑战（Zürn, 2018），并助长了强调回归大众或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化。在英国脱欧期间，欧洲各派民粹主义者对"布鲁塞尔"（欧盟机构）和 "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表现出特别的蔑视，指责它们回应"外国"利益，将民粹主义者塑造成全心全意拯救其弱势的"乡亲（folks）"的真正领袖（Moffitt, 2017: 41; Wojczewski, 2020: 400-404）。当外交政策借鉴"真诚的"领导人与"外国"精英的历史叙事时，尤其有助于传播这一信息（Drezner, 2017: 28）。

尽管民粹主义声称是对精英垄断的民主"纠正"，但在实践中，它们的执政方式而不断受到谴责（Schäfer and Zürn, 2021; Müller, 2017: 3–6)。因此，民粹主义领导者陷入了另一个陷阱。民粹主义者如果想展示其民主立场，就必须限制一些公开手段的使用（see Inglehart and Norris, 2016: 7）。这种包容性要求迫使民粹主义者寻找更柔和的手段来应对他们的反对者，其中一种手段就是通过（再）合法化手段进行斗争。

而且，虽然最初挑战民粹主义决策的是国内反对派，但这一趋势很快就会蔓延到相似的全球媒体机构、国际组织和多种类型的跨国社群中（Plagemann and Destradi, 2018: 286-289）。跨国论战也会导致民粹主义者结成联盟，对抗这些敌人，巩固他们在国内赖以生存的极化，并将其反馈到国际舞台上（Chryssogelos，2017：4；Drezner，2017：27，30；Stengel et al.，2019：369）。为此，民粹主义者利用现代通信技术保持其与盟友和支持者日益紧密的联系（Boucher and Thies, 2019: 712-716; Chatterje-Doody and Crilley,2019: 77-79; Moffitt, 2016：74-81)。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美国的特朗普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都是在关键时刻利用传媒互动绕过中间人、利用跨区域社会网络的最新例子。

这种合法性冲突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的投射最终针对的是民粹主义者自己的选民。面对公众监督，民粹主义领导人必须向其支持者证明，他们为本国精英所反对的做法在国外找到了认同。结构性限制使得这种吞吐合法性在民粹主义者中比在其他行为者那里更重要，因为它增强了其支持者的民众认同感和永久革命感（see Rovira-Kaltwasser and Taggart, 2016: 346）。通过认同现有的国际思潮，民粹主义领导人从同侪反对本国精英的方式中找到了认同，这再次证实了他们自身执政方式的正确性。与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交往提升了他们作为受害人民代表的形象，并在国际层面上重构了他们对抗"走狗"的叙事（Moffitt，2016：70-72）。

这种通过外部认可（重新）合法化的需求可能有助于解释民粹主义领导人对区域一体化计划、全球治理机构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的态度。一般认为，民粹主义者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孤立主义、反国际主义或反区域一体化的。实际上与此相反，他们倾向于寻求多边互动的替代框架。通过创建或改革意见相仿的论坛，民粹主义领导人展现其正在对抗跨国精英。这些"仅限民粹主义者"的俱乐部加强了民粹主义者的共同意识，并让领导人们通过分别扮演论坛中的头领（primus inter pares）来相互合法化 (Chryssogelos, 2017: 14; Destradi and Plagemann, 2019: 2–4; Söderbaum et al., 2021: 10–13)。

民粹主义者意识到，在一个群体中达成一致的观念比任何单一的政治行为者更有公信力，尤其是当这种集体感植根于文化划分时（see Claude, 1966: 368-369; Franck, 1990: 202-203）。例如查韦斯主义对"我们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的重塑（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欧尔班对"中欧性"的提倡，以及杜特尔特在"东盟大家庭"中的身份建设。

使用跨国论坛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已成为"地区主义者"或"全球主义者"。民粹主义对主权的强调当然与世界主义情绪和采纳世界主义的精英相悖（see Börzel and Zürn, 2020: 7-9）。这些替代品不一定包括实质性制度或政策，而是主要涉及象征（Drezner, 2017: 28-33；Moffitt, 2016: 7-8）。例如，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提倡建立一个体现"欧洲性"的俱乐部来为"欧洲人民"代言，有些参与了"民族与自由欧洲（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党团，但对地区机构持疑欧态度(Chryssogelos, 2020: 11; Stengel, 2019: 6–7; Verbeek and Zazlove, 2015: 15–16)。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难看到真正的全球民粹主义运动。

同样，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民粹主义领导人需要将他们的跨国活动与超国家机构对立起来（Destradi and Plagemann, 2019: 2-4）。对国际机构的反抗不仅在于描绘其官僚机构的"外来性"，还在于其决策过程缺乏"纯洁性"（Voeten, 2020: 407-409），不对人民的意愿负责（Biegon, 2019: 529-530;Müller, 2017: 19）。例如，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将腐败的跨国机构与 "华尔街"、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联系起来（Wajner, 2021）。他们与特朗普找到了共同点，后者宣称要打击出卖美国利益的"大公司、大捐赠者和大银行" (Boucher and Thies, 2019: 720; Inglehart and Norris, 2016: 5; Skonieczny, 2019: 345–355)。

对于外交官、国际援助机构和其他"串通"的跨国精英的也可以给出类似的解释（Destradi and Plagemann, 2019: 14-16; Drezner, 2017: 27-33）。这些"全球主义"者被指责为不爱国，甚至于叛国者，因为他们被认为与捍卫"外人"的权利有关（Wojczewski, 2020: 404-408）。在欧洲，对边境管制的批评一直是民粹主义的重要因素(Chryssogelos, 2017: 4; De Wilde et al.）。国际司法机构也被广泛指责为具有"双重标准"的"腐败"跨国精英，致力于解决难民和气候变化等跨境问题的国际机构也是如此（Drezner, 2017: 28; Verbeek and Zazlove, 2017: 12–17;Voeten, 2020）。

与这些"腐败"的跨国精英相对立，民粹主义领导人将自己塑造成那些具有道德优越性的"纯洁"人民的救主（Casullo, 2019: 58; Inglehart and Norris, 2016: 5-6）。当代民粹主义实施利他行为的一个例子是，查韦斯主义利用石油资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项目提供资金（Sagarzazu and Thies, 2019: 206; Wajner and Roniger, 2019）。埃尔多安也曾试图对中东地区采取类似的做法（Taş, 2020: 5-12）。民粹主义者通过是向国外投射自己一方面受迫害另一方面在牺牲的感觉，来为其执行政府政策和作为统治者的个人行为赢得国内和国际合法性（see Albertazzi and McDonnell, 2008: 3; Chatterje-Doody and Crilley, 2019: 88–89）。

当代民粹主义领导人承诺进行一场变革。然而，民粹主义者在承担治理角色后，很快就会面临产出合法性的关键挑战：他们至少无法像承诺的那样迅速实现预期成果。为了避免辜负受众对其能力的期望，并预先让他们相信胜利即将来临，当前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寻求其他绩效表现来使其决策表现合法化。走向国际舞台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展示其诚意、转移挫败感的途径。

民粹主义领导人跨国地使用"人民"与"精英"划分，来证明其政策结果的公平性并解决其政治支持者的挫败感。因此，民粹主义者一定程度上将注意力从自身对国内问题的责任上转移开来，而将责任归咎于跨国精英（Moffitt, 2016: 45; Verbeek and Zazlove, 2015: 15-17）。

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方面逐渐激进化；他们执政时间越长，就越必须 "走出国门"，通过归咎于没有为"真正的人民"带来"公平"结果的机构（Inglehart and Norris, 2016: 1-2; Voeten, 2020: 418-422），以转移人们对他们在国内失败的担忧。为了证明斗争的持续性，民粹主义者从戏剧化的政治环境和关于精英对危机负责的偏执阴谋论中获益（see Albertazzi and McDonnell, 2008: 3; Hadiz and Chryssogelos, 2017: 407–408; Krebs, 2021）。

当然，民粹主义的合法化策略不能长期完全脱离政治现实，因此民粹主义的跨国活动不仅是为了摆脱糟糕的结果，还要让民粹主义领导人将自己与成功故事联系在一起。由于他们的选民很可能认为世界各地的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在解决类似问题方面特别有效，与他们合作有助于类似对策的合法化（Chryssogelos, 2020: 2–6; 2019: 1; Drezner, 2017: 28–33; Moffitt, 2016: 7–8; Verbeek and Zazlove, 2017: 6–7)。例如，内塔尼亚胡通过与莫迪（以及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向公众展示了政策成就。

此外，对于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国际领域不仅能增强受众对其政策成功的看法，还能增强他们自身作为成功领导人的形象。民粹主义者必须声称自己是"弱者"，但他们也必须证明自己可以成为"胜利者"（Casullo, 2019: 58-66）。因为选民欣赏胜利，所以他们不能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当代民粹主义领导人需要将自己塑造成富有魅力、才华横溢的英雄，通过在国际舞台上"纵横博弈"扭转人民的颓势。例如，特朗普就希望自己在全球政治中"获胜"和"做交易"的能力得到认可。

最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跨国地位，使自己有别于软弱的反对派，民粹主义领导人倾向于在国外组织节日庆典和广泛的政治动员。为此，民粹主义者热衷于向海外投射对领袖的崇拜，在 "领袖"和追随者之间建立情感联系。莫迪在海外访问期间努力获得印度侨民的接待（Destradi and Plagemann, 2019: 4-7; Wojczewski, 2020: 410- 418），左翼民粹主义者也致力于此。

本文探讨了民粹主义寻求跨国合法性的战略特点。主要论点是，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人民和精英意象的跨国投射，接触、吸引并在政治上动员国内外同情者，向选民重申领导是正确的（投入合法性），他们的决策过程是适当的（吞吐合法性），其政策是公平的（产出合法性）。

本文的不足在于，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这些发现的外部有效性。本文采用传闻证据，这就限制了本研究系统地证明民粹主义 "出路 "的频率和普遍性的能力。此外，民粹主义的内部差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仍有必要研究某些民粹主义者比其他民粹主义者更具跨国"吸引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