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数字化政党：一个非类型学的理论框架 | 政治学研究

摘要： 

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塑造了以实时、互动、算法为基本特征的全新政治逻辑，不仅推动“社会人”走向“数字人”的数字解放过程，更对当代政党提出了在技术上和伦理上进行转型调适的总体要求。有别于迄今各种静态化的数字政党类型学，数字化政党概念强调当代政党的数字转型是一个动态可变的混合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在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社交化的工具语境下的技术混合；二是在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和温和的数字革新战略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的战略混合；三是在改革调适的预期目标和非预期风险之间的结果混合。作为一个非类型学的分析框架，数字化政党概念揭示了政党在数字时代生存延续的发生机制，开辟了一项数字化转型竞争类型学的研究议程，指向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政党研究定式的反思和超越。

作者简介：

丁 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政治学研究 2024年第1期

三、数字化政党的工具性语境：算法化、平台化与社交化

作为政党数字化转型的框架性概念，数字化政党的第一个分析维度是转型语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数字化对政党提出了什么样的革新要求；其二，政党视野里有什么样的数字化选项。如前所述，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创造了多重全新的政治逻辑，当支配数字生产的实时逻辑、支配数字行动的互动逻辑、支配数字再生产的算法逻辑交错叠加，就从议程、参与、竞争这三个维度上重塑了政党民主的工具性语境。

（一）议题算法化

政党数字化转型时刻的工具性特征首先体现为议程设定维度上的议题算法化，在数字生产逻辑和数字再生产逻辑的叠加作用下，政党从内驱型的政策生产模式转向外驱型的政策供给模式。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技术支撑，围绕着海量信息的数据生产、挖掘与分析，算法设计与算法应用成为政党认知和回应民意的重要工具，成为政党筛选、抓取和引领政策议题的主要途径。

议题化（issue⁃orientation）本身并非新鲜事。早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个体投票行为就不再锚定政党站位，而是转向因人而异、随事而转的议题导向，围绕着党员的政策利益而非固定的地理边界、群体身份等而展开，更强调利益集团和政策专家影响议题的潜力。相应地，政党也不再死守意识形态纲领和社会裂隙分野，而是试图通过对具体政策、突发事件等焦点议题进行筛选、操纵和传播，突出自身的议题关联性和议题竞争性，占据选举心理学意义上的“议题所有权”(issue ownership)，进而影响选民投票结果。不过，由于在政党的政策供给和选民议题诉求之间缺乏算力强大的精准匹配机制，议题化存在十分明显的消极后果。一方面，选民个体必须承担起对不同政党的多重“议题所有权”进行评估的艰巨任务，导致政治参与成本大大增加，投票决策行为的不负责任与反复无常。另一方面，政党所掌握的民意评估工具算力过低、误差较大，不仅难以增强民意捕捉能力，反而会失去战略稳定性，极端情况下会严重误判选民的议题诉求，最终遭到败选惩罚。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数据的生产和再生产、传播与推送的技术条件日趋完备，推动议题化走向算法化，实现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议题供需精准匹配成为可能。作为“数字人”的公民个体无需具备很高的教育水平、经济实力和政治兴趣，也无需自身花费大量精力主动投入信息搜集、信息分析和信息评估等工作之中，而是可以由信息的存储与计算功能强大的数据服务器来整理个人偏好，了解政党政策立场，从而在保障选民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的同时，大大降低参与成本，提高投票质量。

议题算法化的典型例子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各种投票建议APP(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投票建议APP并非日常的政治参与辅助软件，而是仅在所服务的特定选举前限期开放，供参选政党和有投票资格的选民注册使用。投票建议APP通过测量和比较各政党和选民之间的政策距离，为选民提供筛选政党和候选人的具体投票建议。一方面，投票建议APP拆分转包了和政策议题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环节，降低了选民的投票成本和政党的选战成本。另一方面，投票建议APP服务于数字选民的中立化需求，由独立于政党的传媒企业、研究机构、公共智库等第三方机构建立，具体建议以量化的客观分数为基础，拥有不同于传统议题化选战方式的公信力。从用户数量上看，在不少较早开始发展投票建议APP的欧盟国家中，投票建议APP用户占选民比例已经普遍达到1 / 3 以上,其中荷兰和芬兰已经达到 1 / 2｡ 德国的 Wahl⁃O⁃Mat 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用户量最高的投票建议 APP,自 2002 年上线迄今,使用总量已达1. 1 亿人次,最近一次的 2021 年联邦大选为 2130 万人次,超过同期合格选民人数1 / 3,接近实际投票人数的1 / 2｡ 从用户评价上看,投票建议 APP 已经排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渠道之前,成为选民用户更加倚重的选举信息来源,不仅拓宽其选举视野,还能影响其选举行为｡

（二）参与平台化

政党数字化转型时刻的第二个工具性特征是政治参与维度上的平台化，在数字生产逻辑和数字行动逻辑的叠加作用下，政党从封闭性的党员组织逻辑转向开放性的用户服务逻辑。如前所述，数字解放打破了线下政治参与的面对面场景壁垒，以实时互动的在线行动重新定义了政治参与的“在场”标准。当参与个体的“在场性”不再绑定单一的线下场景，而是取决于网络平台提供技术支持的边际潜力，并内化出更具规范意义的互动参与伦理，则政治组织的中介作用和划界作用就大大削弱。作为混合生态的政党，就必须超越原先自行定义的身份边界和行动结构，以低门槛的平台用户身份取代高门槛的组织成员身份，以去中心化的网络平台取代中心化的科层等级。

根据向用户开放的程度，政党所介入的政治参与平台可以分为第三方运营平台和政党运营平台两种类型。顾名思义，第三方平台是非政府的、非政党的平台，又分为狭义的第三方平台和广义的第三方平台。狭义的第三方平台如前述投票建议APP，不是强调内外有别的强制性组织，不要求用户承担任何义务，本质上是一种非商业性的公益咨询平台，为选民提供政策信息和投票分析，分析和比较自身与政党的政策立场的亲疏异同。投票建议APP把政策信息的筛选、集成、化简等环节从原属政党的组织功能中拆分剥离出来，形成一种细分的公益服务分支，制衡政党对选民的信息操控和偏好塑造。不过，投票建议APP虽然面向全体合格选民，但和选举周期绑定，开放时间受到严格限制，并不是日常化的参与平台。

与投票建议APP平台的强限制属性不同，网络社交媒体是更为开放的广义第三方平台。社交媒体的类型、数量、功能也高度多元化，并不聚焦细分的政治领域，更不受特定的选举周期约束。准确地说，社交媒体面向“数字人”社会生活各方各面，是全景化、全天候的平台生态，不仅受大众传播娱乐化的深度影响，还受制于市场化的商业运营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无法垄断社交媒体上的议题所有权，任何政治力量都可以借助社交网络的技术生态支持，避开强调边界、身份和等级的传统政党组织模式，将目标群体动员起来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无论是去政党化的社会运动，还是去组织化的线上政党，都可以借助一种或多种社交媒体的公共服务属性，摊薄自身介入和影响民主政治的成本，达到政治传播和政治动员的目的。

第二种平台模式是政党自营平台，主要是政党的官方网站及其移动客户端。和第三方平台相比，政党平台存在自身定位上的张力，要处理封闭式的线下组织传统和开放式的线上平台战略之间是否保持平衡以及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强调线下组织传统，则政党自营平台更倾向于等级化组织科层与发散性传播渠道的线上版本，其单方向的动员属性大于互动式的参与属性。譬如大多数建制派政党的官方网站，更多是单方面提供政党信息的中心化媒介门户，虽然其内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和公开化，但主要定位仍旧是发散端点而非连接节点，并没有为政党支持者提供实时互动的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强调线上平台战略，则自营平台也就不仅停留在线下组织的复制品层面，而有可能为注册党员或者注册用户提供参与机会。譬如，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官方网站“卢梭”（Rousseau)，以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的名字命名，意在彰显自身是具有直接行动能力和行动效果的协商平台和决策平台。总体而言，政党自营平台反映本党视角下的本党知识和本党立场，并不追求面向全社会的客观中立和彻底开放。政党平台往往成为政党领袖的造势工具，平台参与则是党内群众对政党领袖战略倡议的背书机制。

（三）竞争社交化

政党数字化转型的第三个工具性特征是政治竞争维度上的社交化，在数字再生产逻辑和数字行动逻辑的叠加作用下，政党从组织化的“举党竞争”转向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随着政党意识形态的不断淡化，以及政治行动的议题化程度不断加深，政治选择日益与个体行动紧密捆绑在一起，不仅选民投票行为更加个体化，精英个体的行动空间也大为拓宽，突出表现为“明星政治”(celebrity politics)挑战科层传统,突破单纯以政党为整体单元的组织化竞争传统｡ 走入数字时代以来,“ 明星政治” 进一步发展为“ 网红政治” ( internet celebritypolitics)｡ 如果说“明星政治”是立足于娱乐化､商业化的媒体逻辑,为缺乏组织化支持网络的其他类型社会精英提供了进入职业政治领域的上升渠道的话,那么“ 网红政治” 则是立足于数字化､社交化的媒体逻辑,为缺乏线下组织支持网络的草根意见领袖提供了变现政治影响力的线上动员平台机制｡ 具体而言,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 / X) 等开放性的社交媒体不仅高度精准地复制了线下社会的复杂生态,又具有线下社会传播和线下政治动员无法比拟的信息传播和数据处理优势,从技术上大幅度降低了作为个体的“ 数字人” 介入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成本,尤其是方便了精英和民众在个体层面上的点对点互动,以及在群体层面上的点对面互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重新定义了政治精英的生态结构,既降低了边缘政治精英和草根明星向核心精英圈层跃迁的适应性需求,也降低了精英领袖对封闭性成员组织的依赖程度｡

四、数字化政党的转型战略：视野、选择与风险

数字化政党的第二个分析维度是转型战略，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其一，战略视野，即面对数字化的转型语境与工具选项，政党有什么样的适应性战略可供选择；其二，战略选择，即政党如何在不同的战略选项之间进行区分、选择、转换与混合；其三，战略风险，即政党的战略选择本身会面临哪些难以避开的非预期后果。

（一）战略视野

根据数字技术工具和传统组织工具的混合程度，数字化政党的转型战略大体上可区分为数字建构和数字革新两种类型。数字建构战略是本体论导向的激进型，放弃传统的线下组织和社交生态，转向数字化的信息渠道、组织平台和社交网络，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平台实现跨越式组织发展。数字革新战略则是工具论导向的温和型，欢迎网络化的线上组织和社交媒体，同时巩固传统线下组织和平面媒体，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平台实现渐进式组织革新。

两种战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看待线上平台和线下组织的关系。数字建构战略强调线上平台替代线下组织，侧重在线参与的过程价值，在极端的情况下，放弃科层制和党员制，成为开放式的平台型政党，譬如2015年难民危机大爆发之前在德国和瑞典盛极一时的海盗党，以及2018年主政之前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对于规模小、组织弱的新兴政党而言，严格的科层体系不仅不会带来规模管理上的效率和正向收益，反而会约束其行动自由。尤其是当政党还处在从社会运动、社会潮流中凝结聚集的阶段，往往会更倾向于保持可渗透性边界和去中心化结构，以吸引足够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另一方面，新兴政党既没有组织化的历史负担，更谈不上组织化的力量优势，因此借助平台化的社交网络，走创新建构的道路，更能扬长避短。与数字建构战略不同，数字革新战略强调线上平台补充线下组织，侧重在线动员的工具价值，在极端的情况下，只是把政党的宣传橱窗升级为线上展台，如印度国大党在拉胡尔·甘地的领导下，自2017年以来锐意推行数字革新，但形式大于内容，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线下主导的组织传统，难以赶超在莫迪领导下数字化日新月异的人民党。对于规模大、组织强的建制政党而言，科层化组织和基层党员群体是历史形成的团结传统和制度遗产。无论是搭建自营网络平台还是借助公共社交媒体平台，都不能以牺牲已有的线下组织优势为代价。相反，数字化手段被视作对线下组织模式的技术升级和配套补充，是保证有效组织壁垒和基本身份认同的加强性机制。

第二，如何看待边缘议题的凝聚力。数字建构战略侧重边缘议题的代表潜力，尤其是那些社会支持度相对碎片化的激进议题，难以通过传统媒体渠道发声，却代表了被建制派政党有意打压或者疏于回应的群体诉求。对于立足特定议题的利基型政党（niche party）而言，可以借助数字媒体和数字平台之力，挖掘并凝聚边缘议题的代表潜力，挑战主流议题规制驯化下的政治禁忌和政治正确，推动议题拓荒、解禁或复兴，最终突破传统政党格局下的议题所有权分配结构。换言之，无论是议题因其内容过于边缘、激进，或是线下支持者过于小众、分散，这些都并非不可逾越的发展障碍，相反，如果政党能够凭借出色的算力支持和网络互动，锚定议题并且站位突出，就可达到凝聚支持度和放大影响力的效果。和数字建构战略形成鲜明对比，数字革新战略强调边缘议题的整合潜力，涵盖尽可能广泛的议题领域，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以保持政党在选举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力求选票最大化的建制派政党而言，可以借助投票建议APP以及经营社交媒体账号等。一方面，改善自身立场和选民诉求的匹配度，拓宽议题视野，增强回应能力；另一方面，增强自身的议题所有权竞争能力，或主动或被动地慢慢改变对边缘性、争议性的禁忌议题所持有的排斥和拒绝态度，将其整合到主流议题框架中。

（二）战略选择

对具体的政党而言，数字建构战略和数字革新战略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等价选项，而是会因政党的战略视野而异，因政党的生存环境而变。换言之，面对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网红化等数字冲击，政党采取哪种转型战略与相应的技术混合模块，一方面取决于政党如何认知和评估自身所承受的内外改革压力与资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党根据具体议题和时空情境调整技术混合配比的平衡潜力。

第一，政党如何遵循制度结构层面上的路径依赖。其一，内部制度因素，即政党的组织遗产和组织现状。政党的线下组织越是松散，越缺乏抵制内部变革的组织刚性，组织技术替代的阻力就越小，越容易采取数字工具来重组政党，典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线下组织越是严密，组织刚性就越强，则越倾向于以数字技术手段来补充线下策略工具包，典型如德国社民党。其二，外部结构因素，即政党在政党体系中的实力地位。政党越是处于实力中心地位，抵制外部挑战的组织刚性就越强，尤其是建制派大党，无论执政还是在野，都难以放弃线下政治的资源优势，典型如印度国大党；越是处于实力边缘地位，组织技术替代的动力越大，尤其是新兴政党，则越倾向于采纳线上政治，谋求后发优势，典型如德国海盗党。综合内外两种因素来看，线下组织松散的边缘性小党改革负担小，更容易采取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而线下组织严密的建制派大党改革惰性强，更倾向于采取温和的数字革新战略。

第二，政党如何平衡政党民主层面上的张力关系。其一，转型过程是强调动员优先还是强调参与优先。如果秉承工具导向，坚持技术赋能，政党战略就更加侧重数字动员，强调数字技术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和社会动员手段的价值，致力于克服代议制民主因信息不充分、动员不广泛等而造成的代表缺陷。如果秉承目的导向，则坚持数字为王，政党战略则更加侧重数字参与，强调数字技术有助于突破海量协商、即时表决的技术瓶颈，致力于克服代议制民主因选治分离、治理俘获政党等问题所造成的参与缺陷。其二，转型结果是造成数字平等还是形成数字鸿沟。数字平等是一种乐观预期，强调数字化能够突破时空条件和人口规模对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的技术限制，为数字解放的个体创造更为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如果立足于数字平等的乐观预期，政党就会倾向于诉诸激进开放的数字建构战略，以求吸纳那些原先被线下政治所排斥和边缘化的群体，调动深度沉浸于数字生态环境中的年轻一代“数字人”参政问政的积极性，甚至寄希望于藉此可以扭转部分中间选民的政治冷漠态度。与之相反，数字鸿沟则是一种悲观预期，强调数字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自动成为均质化的数字公民。数字知识储备、数字产品消费能力、网络接入与使用权限等门槛条件成为数字时代的“强者武器”，从而造就新的社会不平等。如果立足于数字鸿沟的悲观预期，那么政党会倾向于温和保守的数字改良战略，致力于调整支持者的结构层次与辐射半径，控制线上政治和线下政治的混合比例，保持社交媒体平台和政党自营平台的分工平衡等。具体来说，一方面，防止因偏重线上政治而失去对“数字弱者”的回应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防止因过度依赖由网红政客、流量积极分子、匿名支持者所搭建的开放性成员体系，造成坚守传统身份认同的政党成员基本盘过度流失。

（三）战略风险

政党的数字化转型结果不单纯取决于转型战略的内容与政党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数字建构战略还是数字革新战略，都不是指向预定结果的通衢大道。任何一种战略选择都可能伴生无法预见的风险，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转型发生偏航甚或脱轨。仅就政党的数字转型本身而言，相关的战略风险内嵌于实时性、互动性和算法化的数字政治逻辑，潜藏于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社交化的数字转型语境。

第一种战略风险是危及政党组织自主的数字霸权。政治个体从“社会人”转向“数字人”的过程，一方面是超越线下时空局限的数字解放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落入“数字利维坦”之手的数字俘获过程。顾名思义，“数字利维坦”刻画了由数字技术孳生的一种新型系统霸权，主要包括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权、决定数据生产和推送的算法权以及打造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权。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一旦接入数字网络，只能选择默许算法权力的游戏规则，被动地参与数据信息的供给、搜索、跟踪、推送等各个环节，成为平台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被算法权力瞄准和俘获的被治理者。政党也面临被迫臣服于“数字利维坦”霸权的风险。如果政党过度依赖甚至是依附于第三方平台，完全寄生于后者所建构的信息供需结构与社交网络生态，就难以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在极端的情况下，当社交平台放弃中立的仲裁者地位，或自行组建政党进场角逐，或公开地踩一方捧一方，都会破坏既有的公平竞争环境。譬如，近年来脸书、推特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社交言论，采取了从警示、删帖到最终封号等一系列不断升级的严厉举措，揭示出处于垄断地位的社交媒体并非一定是政党组织转型重生的助产士，反而可能有滥用平台的内容规制权力之嫌，通过选择性地制造政治网红的“社交性死亡”，对投身线上政治的某些政党及其领袖造成沉重打击。

第二种战略风险是削弱政党决策弹性的数字刚性。作为混合化的数字化意味着一种以开放互动为特征的共生系统，允许海量的去中心化意见表达，容忍跨界渗透和立场切换，但也缺乏有效的共识凝聚机制和审慎的议题聚焦机制，导致难以形成持续稳健的行动基础。在前数字时代，政策决策因所占用必要的时空成本无法压缩，在面对内外冲击时，反而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保弹性。相较而言，在具有高度现场性的互动场景中，决策刚性大大增强，决策中减震缓冲的空间缩小，决策后容错纠错的难度也加大。对于政党而言，如果把自身行动决策完全交托于立足用户逻辑的算法战略，则易于陷入因议题转向、失焦乃至贬值而降低政策辨识度和立场公信力，削弱政策引导能力和组织抗震能力。另一方面，当政党过度强调以流量用户替代科层成员，倚重由明星政客、流量网红、匿名支持者的个性化助攻，则会因流量政治缺乏稳定性，个性化助攻缺乏一贯性，导致耗竭自身的议题整合潜力和组织混合潜力。特朗普2020年总统大选连任失利，“五星运动”2022年大选惨败，都是上述数字风险兑现的典型例证。

总体而言，无论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提供了什么样的技术选项，政党采取何种战略混合，数字化转型都并不保证政党能够如愿以偿，既无法确保政党克服既有的组织萎缩、认同下降、回应性弱等生存难题，更无法确保政党在党际竞争中占据身位优势。相反，各种非预期后果层出不穷，如数字鸿沟意味着新的参与不平等，数字霸权会造成政党丧失组织独立性，削弱其议题引领能力，数字刚性则导致决策容错纠错能力下降等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一点，数字化转型在促进政党民主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新麻烦。

五、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塑造了以实时、互动、算法为基本特征的全新政治逻辑，不仅推动“社会人”走向“数字人”的数字解放过程，更对当代政党提出了在技术上和伦理上进行转型调适的总体要求。本文提出数字化政党，作为一个方法论自觉的非类型学框架，反对单纯从工具论或者本体论的视角来理解政党数字化转型，拒绝使用“数字党”“赛博党”“网络党”“平台党”等简化冠名的类型学标签。回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既不意味着政党的终结，更未创造一种全新的政党类型或者政党家族，而是推动政党普遍走向数字化转型，而这一转型的发生，既是一个多战略、多速度的可变过程，也是一个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混合过程。

首先，从转型语境来看，体现为技术混合。数字化政党不再是封闭的、有边界的自生系统，而是开放的、互动性的共生系统。在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社交化的工具语境下，政党日趋转向外驱型的政策供给，认可开放性的用户服务逻辑，采取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

其次，从转型战略来看，体现为战略混合。数字化政党采取何种数字转型战略与相应的技术混合模块，一方面取决于政党如何认知和评估自身所承受的内外改革压力与资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党根据具体议题和时空情境调整技术混合配比的平衡潜力。相比较而言，政党如果强调线上平台优先于线下组织，侧重边缘议题的代表潜力，乐观预期数字化会尽可能地推动数字平等，则更倾向于选择较为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典型如线下组织根基较弱的边缘小党。政党如果强调线上平台补充线下组织，侧重边缘议题的整合潜力，悲观预期数字化会造成数字鸿沟与新的不平等，则更倾向于选择较为温和的数字革新战略，典型如线下组织传统深厚的建制大党。

最后，从转型前景来看，体现为结果混合。任何数字化转型战略都无法保证政党如愿以偿，而是会面临无法预期的伴生风险。就政党内部建设而言，数字霸权会造成政党丧失组织独立性，削弱其议题引领能力，数字刚性则导致决策容错纠错能力下降。就政党外部竞争而言，政党转型成败得失，并不完全取决于己方战略是否适宜得当，是具有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而要看其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如何展开调适性的改变，以及各自改革调适能否增强自身的比较优势，尤其是相应的战略优势能否转化为稳定的选票与席位优势。

数字化政党开拓了创新性的研究增长点。必须指出，本文主要致力于搭建理论分析框架，除了在具体讨论中提供必要的简明实例作为佐证，并不侧重具体详尽的实证探讨。因此，未来亟待展开广泛的经验研究，以充分检验和挖掘相关框架的解释效度和应用潜力。正如本文指出，就其混合本质而言，数字化政党虽然本身不是一个类型学概念，但却是能够用来建构类型学范畴的顶层概念，有助于在经验比较的层面上去更好地解释差异化的混合机制。事实上，本文通过比较数字建构和数字革新这两种数字化转型战略，已经初步开辟了一项以政党为中心的转型竞争类型学研究议程，勾勒了政党的工具视野、战略考量与选择空间造成政党数字化转型差异的影响机制。但是，政党数字化不仅仅取决于单个政党自身的战略考量和路径选择，只有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党体系中，才能更好地把握政党数字化转型在经验中的结果差异。笔者通过一项经验研究，初步考察了竞争性政党体系中的政党数字化转型。依据政党组织传统的强弱程度以及政党体系格局的极化程度这两个维度，归纳了数字化转型竞争的四种典型模式。一是强组织传统和强极化格局下的“激进重组建制”模式，典型国家如意大利，激进的数字化政党“五星运动”打破了建制—边缘分野，甚至上台执政，从而推动政党治理联合实现重组。二是强组织传统和弱极化格局下的“建制吸纳激进”模式，典型国家如德国，秉承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的“海盗党”迅速崛起又边缘化，而基民盟和社民党主动诉诸渐进的数字革新战略重新取得优势。三是弱组织传统和强极化格局下的“数字弱党”模式，典型国家如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政党组织传统上都是高度去中心化的政治生态群落，本质上类似于网络和社会运动，与平台化的数字政治在运行逻辑上耦合互嵌、彼此强化，抵消了数字化转型对于政党竞争的影响力。四是弱组织传统和弱极化格局下的“数字强党”模式，典型国家如印度，人民党原本是低组织水平的地方性政党，借助数字转型战略做大做强，成为一党独大的全国执政党。简言之，转型竞争的类型学提供了比较政党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命题。

展望未来研究，转型竞争类型学并不能取消数字化政党在方法论意义上的非类型学本质。相反，要充分解释数字化政党的结果混合及其影响，必须超越竞争性政党体系的教条自限。首先，数字化政党研究必须克服当前研究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把目光投向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数字化实践，特别是投向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卓越独特性的百年大党。更重要的一点，数字化政党研究必须跳出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彼此割裂无涉的窠臼，重点关注数字化的政党治理，特别是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去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以“数字强党”引领“数字强国”的中国特色模式。只有认真挖掘、提炼和概括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建引领治理的本土经验和本土理论，才能够超越西方政党民主研究狭隘局促的选举竞争定式，为真正世界意义上的政党数字化研究开辟更为开阔而深刻的视野，树立更具影响力和示范性的研究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