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至今，领导力研究经历了从传统领导力理论到现代领导力理论的转型。伴随着这一转型，学者对于领导力问题的关注点也有所变化。其中，政治领导力就是一个既有研究不足、理论化不足的领域。研究提出了一种综合的领导力理论框架，强调了领导者的内在多样性及其环境的复杂性。通过对政治领导者在不同行动环境中所承担的角色进行剖析，这一模型不仅促进了政治领导力概念的深化，也补充和发展了传统的领导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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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们建立了一个政治领导力模型。在此过程中，我们分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政府的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我们以这一分析为基础，对其他各级政府和其他国家的领导力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通过考虑政治领导人所处环境的关系复杂性，可以增强现有领导力理论在这些领域的适用性；我们从型构社会学的角度来描述政治领导人的环境，其中“型构”（figuration）表示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构型在不同的行动领域中形成，并且部分受到政治领导人承担的不同角色的影响。鉴于政治领导力的内在多样性，这些型构的构成也各不相同。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它既可以作为组织这一研究不足领域概念化的启发性框架，也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Kevin Morrell，杜伦大学商学院教授
Jean Hartley，开放大学商学院教授
Morrell K, Hartley J. (2006). A model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Human Relations, 59(4): 48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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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Kevin Morrell（左）Jean Hartley（右）
尽管有大量关于领导力的文献，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原子式的观点。按照费尔赫斯特的说法，“关于领导力的主流观点是由传统的心理学世界观塑造的，在这个图底（figure-ground）布局中，个体是图形，系统是环境”。这种二元对立排除了系统性视角，也排除了对社会现象的结构性（structural）/能动性（agentic）解释之间相互作用的解释。这种“传统心理学观点”除了有可能过度简化相关现象（如卡里斯马，有效性），还偏重基于规范性范式的研究，而忽视了诸如民族志和社会建构主义之类的解释主义视角。这会使研究偏向于因果和功能主义的阐释，而忽视对意义和意向性更细致的探索（Ghoshal，2005年）。解决这些局限性非常重要，因为社会现象的标签和解释方法会通过皮格马利翁效应产生影响。在此，我们提供了一种补充而非取代既有领导力理论的解释。我们的研究方法虽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但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关注政治领导人——那些在民主社会中通过选举获得正式政治权威的人——来发展这一研究不足的领域。在组织行为学的文献中，实证研究将“政治技能”概念化为一组可以增强效率或解释职业成功的独立行为。狭义的“政治权力”用以指代组织中控制决策、部署和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日常话语中，“政治”既是一系列不利工作场所结果的标志，也是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搞政治”有时描述了诸如游说或“肮脏伎俩”之类的不雅活动。在这两种意义上，政治的贬义内涵都会影响人们对政治领导力的认识和分析。我们在这里认为，政治领导力是一个实质性的活动领域，在当代领导力文献中研究不足，因此值得关注。
在这里，我们将政治领导人定义为：i) 民主选举产生的 ii) 代表，他们 iii) 容易被罢免，并且 iv) 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运作，同时也影响这一框架。他们的权威来源是 v) 授权：“根据公开声明的政策进行治理的许可，被视为由选民……根据选举的决定性结果正式授予”。选民的成员资格 vi) 由法律规定，比组织或工会的成员资格更广泛，因为它扩展到在特定选区拥有投票权的所有公民。这总结了政治领导人主张权威的依据。它说明了政治领导人与其他领导人的不同之处，例如：行政长官，私营、公共和志愿部门的管理人员，以及军队中的领导人。这个定义很简洁，包含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或是从相互关联中理解的术语（如选民、公民、选区），但我们提出上述标准作为必要条件，其范围之广足以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人。它涵盖了我们所说的“正式”政治领导人，但不包括“非正式”政治领导人，如特殊利益集团的领导人、民权活动家或工会成员，也不包括暴君。由于政治领导人是被选举而不是被任命的，并且作为代表行事，他们需要获得其治理和服务对象的同意。他们有义务为所有选民服务，并保护未来世代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那些支持他们的人。这应该包括老年人和弱势群体，以及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如儿童。这些是与非政治的领导人的典型区别，政治领导人也在不同的问责和监督结构下开展工作。此外，他们对卫生、执法、税收、教育、立法和经济领域等广泛问题承担正式的法律责任。他们的行动网络具有规律性，但也是流动的。政治领导人最初通过投票箱获得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每天都可能受到来自以下方面的挑战：他们的政党（大多数政党都在政党结构内运作）、反对派政治家、媒体、选民以及其他机构（如慈善机构、游说团体、商业联合会）。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行动和决策可能需要动员不同的群体以建立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家的问题是在问题的整个领域内获得某种共识。政治领导人的另一个复杂性来源是，他们直接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如街道照明），同时也承担监管和执行的角色（如征税）。由于监管服务的许多“客户”并不愿意接受监管服务，因此无处不在的“客户关系”话语在此被打破。由于法律、后勤和实际条件的限制，人们对领导人所能提供服务的期望可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这些不同的挑战表明，领导人、利益相关群体和选民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相互依存的。在这一点上，政治领导人与非政治性领导人，如高级行政长官（CEs）和公共行政部门的领导人有一些重叠和相似之处。CEs可能会感觉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对利益相关者负有一种道德责任。因此，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应该符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使是那些反对他们的任命和战略的人。组织内的治理结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的，即那些拥有权威的人对他们的上级负责，而这些上级又对集体的代表机构负责。这些安排可以扩展到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使民主公司的模式更接近于字面意义上的民主，即人民的统治。CEs可能寻求影响政策、动员联盟并巩固支持，例如在股东大会之前。查尔斯·汉迪等人曾争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组织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这一问题已在公共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环境下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哈特利认为，政治主导型组织可以为组织行为的一般过程提供有益的启示。同样，布伦森认为政治组织“揭示了与理性和行动相关的基本问题，可以教给我们很多组织中的基本问题和解决方案”。尽管存在重叠和相似之处，但我们认为，上述定义描述了一种特殊的活动，其范围之广足以涵盖大量的领导者，对他们而言，领导力具有足够的连贯性和独特性，足以被视为一种现象本身。这一定义使研究不再只关注行为，因为它考虑到了权威的正式基础，以及领导力的实施环境。我们不否认政治领导人和非政治领导人会表现出相同的行为，但是，考虑到政治领导人运作的特殊结构，对环境的关注也很重要。尽管其他部门的领导人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但他们并没有类似的领导力授权，这一点在当代文献中并没有涉及。在此，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领导力模型来弥补这一不足，该模型对结构性制约因素十分敏感，嵌入到环境中，并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在探讨现有领导力理论的适用性之前，我们将概述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环境。
三、原位的政治领导力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提出并讨论了一个政治领导力的综合框架。该框架是在英国地方政府这一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为了保持清晰，后续的论述将以这一环境为基础，尽管我们认为这一总结可能适用于之前定义的所有形式的政治领导力（见图 1）。该框架体现了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固有环境多样性。它横跨多个领域，影响着领导力的构建和实施。![]()
图 1：政治领导人环境多样性的维度
第1栏显示了政治领导人承担的四种通用角色：行政、审查、监管和倡导。这些是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政治家领导角色的正式描述，但也可以参考其他环境下、其他级别政府和其他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共同活动。每种角色都有一系列职责，其中一些可能是角色的一部分，而另一些则可能是自我选择的（第2栏）。从职责中可以得出一个角色概况，其中需要一系列知识、技能和态度（KSAs）（第3栏）。同样重要的是，政治领导人应具有一些与民主社会生活相关的价值观，例如，接受多样性，努力考虑所有选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那些与自己政治立场相同的选民的利益。他们还应该是正直和诚实的人，因为他们负责管理公共资金，并做出对经济和社会福祉有影响的决定。
除了这些一般情况外，我们还列出了其领导环境的几个方面，即“环境过滤器”（如括号中所示）。这些维度因地而异，不同的维度会影响选民和领导者的工作重点。第 4 栏“多样性”列出了每个维度。第 5 栏，“指数”，将这些可能存在差异的方式操作化。我们建议每个维度都可以用序数或标量来表示。第 6 栏简要假设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被证明更有效或不太有效的不同行为。这一说明并不意味着为每位政治领导人绘制了环境图；相反，它说明了环境不断变化的维度。这比那些静态的、只关注内容的、或不承认结构性因素重要性的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为了发展图1，下面我们描述了政治家工作所涉及和跨越的领域的不同环境特征。为了提供清晰度和足够的细节，我们使用了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政策和学术文献进行说明。这就在深入描述环境复杂性的章节中保持了分析水平的一致性。不过，我们认为，政治领导力的这种逻辑适用于区域、国家和超国家层面，而图1是一个可移植到这些环境中的可视化总结。我们的叙述描述了三个多样性领域，分别是：“地方”（place），无论是地方的、区域的还是国家的；“授权环境”（authorizing environment），以及“组织环境”（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例如地方政府、地区议会或国家和超国家议会。每个类别中都有一些子类别，影响领导力任务的多样性。
“地方”
英国的一些地方政府有相对稳定的人口，人口变化速度较低，例如，一些外来移民有限的农村地区。其他地方政府则面临着应对国家增长计划、经济移民或寻求庇护者等挑战。这些变化可能会给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带来压力，这就需要做出政治选择。政治领导人可能必须能够代表和表达多元化人口的观点。社会凝聚力的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些社区意识强烈的地区，政治领导人可能扮演促进角色，巩固现有网络；在其他地区，则面临着建立和创造社区感的挑战。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政治领导的角色和挑战可能会有所不同。最后，经济也影响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例如，高失业率和社会贫困可能伴随着低教育程度和犯罪问题，政治领导人的关键角色可能是吸引额外资源。贫困还可能对人们的欲望需求产生压抑作用。在就业率高、经济繁荣的地区，当地社区可能对更复杂的服务提供提出更大的需求。
在英国，地方政府在立法和财政自由方面高度依赖中央政府。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权威基本上是从地方政府向上延伸到州和联邦机构。在英国，各委员会在从中央政府获得一定程度（有限）自治的程度各不相同。过去十年中，地方政府地角色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服务提供的合作伙伴。有些当局在发展适当的伙伴关系方面经验丰富。在其他地方，政治领导人正在从零开始建立这些关系，这需要一套不同的技能和领导过程。地方政府内部的权力分配可能会影响政治家的行动范围。例如，少数派反对党面临的挑战与多数派政府不同。这可能会影响领导人对核心技能的相对重视，例如影响、促进和说服。根据控制集团与其政党的国家结构的整合程度，各委员会的忠诚度有所不同。这可能会影响政治领导人的行动自由度。最后，不同因素会影响领导的合法性。首先，各委员会的选举投票率不同，这可能会对政治家的治理合法性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如果议员在人口特征方面代表性不足，这可能会降低合法性的感知。第三，政治领导人扮演不同角色：执行和影响监管，担任倡导者，负责服务提供。这使得难以阐明领导人与他们所治理的社区之间的关系。对地方政治家问责的解释可能存在多样性。合法性的每个方面都说明了领导力是如何在社会中构建的。
不同政治领导的组织应对改革压力的方式不同，绩效也不同。当局可能会巩固现有优势，或者努力改革。不论绩效评级的合法性如何，这些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影响政治领导人对内部组织改进的优先级。地方当局在部署技术的能力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些技术可以增强地方民主并提高当局与其他机构联系的能力。虽然被认为是多种现象的解释变量，但很少有研究明确考虑组织规模和领导力之间的关系。然而，有理由预期地方政府的规模和人口可能会影响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例如，英格兰最大的地方当局为超过100万人提供服务，有100多名选举的政治家。较小的地方当局可能为不到3万人提供服务，政治家不到20人。这种多样性对组织结构，以及治理安排和当局管理都有影响。在讨论了政治领导力的特定特征和环境后，下一节简要回顾了当前的领导力相关文献，以评估其对研究这一现象的适用性。
四、领导力的文献考察
格林特的《领导艺术》讨论了四种领导力理论：特质论、权变论、情境论和建构论。他根据它们是强调个体还是环境的重要性来分类。特质论在领导人方面是“本质主义”的，但在环境方面是“非本质主义”的：“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领导人”。权变论在领导人和环境方面都是本质主义的：“个体和环境的本质都是可知的和关键的”。情境论在环境方面是本质主义的，但在领导人方面不是：“特定的情境需要特定类型的领导力——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清楚我们在哪里”。建构论在领导人和环境方面都是非本质主义的：环境和领导人的含义都是有争议的，“领导力仍然必须被看作是“适当的”，但这意味着一个解释性问题”。我们使用这一框架来简要考察有关领导力的学术文献，以评估其对理解政治领导力的适用性。 许多领导力研究将领导者视为具有一系列特定特质或能力的个人，或将领导力视为一系列特别有效的行为的运用。例如，已经为卫生服务管理人员建立了领导力维度，基于特质论的方法为工会领导人的研究提供了信息。类似地，最近的理论假设了领导力类型和因变量之间的联系。例如，变革型领导特质已经与知识创造、组织绩效、追随者自我和谐、工作异化、创造力和更高层次的动机联系在一起。其他研究以类似的方式检验了魅力型领导和超越型领导。这种方法表现出典型的共识；也就是说，给定的术语（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是普遍理解的，并且有一个方法上的共识——使用清单来评估领导风格的类型，并使用一系列措施来评估因变量。也就是说，给定的术语（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是普遍理解的，并且存在一种方法论的共识——使用清单来评估领导特质的类型，以及使用一系列措施来评估因变量。范式共识的一个优点是，对首要假设的争论较少。然而，如果这导致了现象的单一表现，或者在方法上没有留下多样性的空间，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限制。特质论解释力有限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低估了领导人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有效性和身份不仅仅是性格的作用，而且是在丰富的、动态的环境下由社会构建的，并受到结构性限制和机遇的影响。最有影响力的权变模型由菲德勒提出，强调领导风格与特定环境的相关特征相结合。这表明，绩效是领导风格和一些关键的环境因素（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的函数。刘伟等人提供的一个当代例子表明，领导风格应与员工的工作方式相匹配，由“不同员工群体的目标和心理义务”确定。其他权变方法考虑了高级管理团队（上层理论）或共同领导，将精英团体的特征视为适合特定环境的。权变方法相对于特质方法具有优势，因为它们承认了环境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暗示了风格和环境之间的机械关系，如“匹配”和“适合”的概念。这是一个在“个体和系统”之间的领导力的二元框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政治家的困难在于，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可能根据具体挑战的性质或与之互动的不同行动者而异。政治领导人的网络不是静态的，而是高度流动的。这些或更广泛的情境的变化会影响领导的偶然性。 情境领导有两个突出的理论。弗鲁姆和耶顿确定了五种领导决策风格，赫尔西和布兰查德建议领导人调整风格以适应其追随者的执行意愿。在这两种模型中，环境决定了哪种风格是适当的。与权变方法一样，情境方法承认了环境的重要性，因此相对于特质方法具有优势。然而，它们忽视了领导人和环境可能相互依赖的方式。这是一个限制，因为政治领导人关注的是制定影响深远的政策，管理组织和机构运作的“授权环境”。这使得很难把政治领导人的“环境”视为一个既定的。管理型领导人通常会促进组织的利益，或者不太常见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组织的利益。尽管管理型领导人有道德上的责任去考虑那些被笼统称为“利益相关者”的人，但政治型领导人承担着社会期望，即他们将考虑他们的决策对选民团体中的每一个群体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出这一范围。这些群体可能具有竞争性的价值观和目标，因此挑战在于解决存在冲突的困难问题，即在决策标准方面存在冲突，并且对预期结果缺少共识。关于如何衡量结果也可能存在分歧。这反过来意味着领导人与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这是单纯关注特质、情境或权变方法所不能提供的。 建构方法质疑了“领导人”和“环境”的客观性，强调了解释的作用以及这些术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关于这种方法的文献较少，但其背后的逻辑在领导者-成员交换（LMX）理论中可以部分看到。这一理论认为领导人在不同的下属群体中使用不同的领导风格，而划入到受信任的“圈内”会导致领导人和成员之间的有利的非正式交流，而“圈外”的互动则更加正式，以任务为导向。根据这些分析，领导人和环境（在工作组方面）在关系上被定义。建构方法的一个潜在好处是，它为探讨领导力的社会建构方式提供了空间。这为民族志等替代性方法论范式，以及话语或叙事分析等替代性方法提供了机会。它的一个局限性是，对建构方法的单一专注使得基于定量方法的、流行的规范性范式变得更加困难。
五、发展政治领导力研究
上面的简要回顾表明，格林特对当代领导力研究所识别出的每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尽管我们承认这些缺陷可能对其他形式的领导力研究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充分理由要解决这些缺陷，因为它们特别涉及政治领导力研究。政治领导是一个相对研究不足的领域，尽管它是一个离散的、实质性的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响未来研究的余地比在那些已有大量文献的领域更大。此外，出于理论原因，探索以下现象是有趣的：i）结构相似性（如前面的定义中所概述的）在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中持续存在；ii）大量的行动者在非常不同的情境和环境中行动（图1）；以及iii）不同程度的有效性。由于政治领导涉及领导人、组织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单独定义“领导人”和“环境”可能具有限制性。这表明，特质、权变和情境方法可以有益地与建构方法相互补充。例如，有关政治领导力和领导有效性的某些“真理”是由媒体、反对党、政治同僚、选民和活动家构建的。对危机等特定事件的解释可能与领导力的考虑因素密不可分。政治领导人还在组织间跨域行动。尽管这对于（高级）管理型领导人来说也是真实的，但政治领导人的影响更为根本，因为他们管理着活动的制度和监管环境。他们的活动也是多节点的，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变革对不同选区的影响。通过强调单一专注于领导力研究任一主流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强调了对个人的理解和对环境的理解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从而拒绝了将个人和环境分开所隐含的二元论。不同的认识论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其详细探讨每一种方法，不如简要介绍和概述其中一些，就足以定位我们的论点和认识论。系统理论强调相互联系、因果复杂性以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通过挑战社会系统可以通过组成部分来理解的观念，它挫败了对行为或结果的简单因果解释，并强调了预测社会实践干预效果的困难。结构化理论是为了解决如何解释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机制是描述共享模式（“脚本”）如何调解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都产生递归影响。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分析语言的其他方法，如话语理论或批判话语分析，通过分析文本的呈现方式以及其作为资源部署的方式来解释社会实践。某些话语模式的特权化和二律背反的认同可以表明支配关系和活动的霸权或意识形态，以及影响社会群体中权力的使用和分配。许多其他方法都属于网络分析的范畴，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关注一组特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侧重于社会过程和属性。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使用埃利亚斯的术语“型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网络以及这些行动者本身。型构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简洁的方式来讨论关系复杂的领域，比如政治的不同领域。更广泛地说，型构社会学提供了一种解释这种关系复杂性的有用方法。与上面勾画的观点相比，型构社会学具有一些优点，表明它可以成为领导力研究中个体-系统二元论的有用对照。首先，型构社会学主要关注人及其相互关系。正如图1所示，环境影响领导者互动的方式有很多，但政治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以正式身份与之互动的人的多样性，例如：来自同一政党的不同层级的成员；其他政治领导人；工会代表、游说团体和利益集团的代表；商界领袖；以及个体选民。在每种情况下，这些互动都是更广泛的相互关系的一部分，并且递归地影响其他互动的环境。这是一种比经济方法（例如，公共物品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更为微妙的互动呈现，后者以交换关系为表达方式。其次，型构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关注的是变化，或“流动”。“系统思维”和某些形式的网络分析通常以诊断方式使用，用于应对特定的变化，塑造未来的战略，模拟复杂的过程，或作为发现问题的工具。同样，虽然某些类型的语言分析，如批判性话语分析，对特定环境的细节非常敏感，但社会学中其他更为成熟的传统，如社会语言学，可能将社会结构视为既定的，而不是正在被创建的过程。第三个相关的优势是，型构社会学将权力的概念纳入社会网络的分析中。在任何一个行动者不能完全受控制的网络中，相互依赖和差异化的权力关系会产生利益和议程的复杂交织。这意味着寻找单一原因是徒劳的，这表明了与系统方法的共同之处。然而，过程方法更强调这些关系如何处于流动状态或正在变化中。对差异化权力关系或“权力机会”的强调与理解政治领导力相关，因为在民主国家中，政治领导人的权威经常受到审查，并且他们对不同的选民群体负责。政治领导人必须建立团体和联盟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此外，他们的权威依赖于共识，容易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
鉴于这一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政治领导力的模型（见图2）。通过这样做，我们响应了公共部门研究中更多理论化的呼声。通过引入图1中建立的环境过滤器，这个模型捕捉到了政治领导力的复杂性。此外，它说明了领导力不是个体的专属领域，而是通过关系来实施的，如双向箭头所示。同样，它包含了政治领导人以不同方式承担的四种角色。第一部分（角色、职责和KSAs）源自制度和法律框架。尽管我们使用了英国地方政治领导人的术语，但我们认为这些可能对其他环境中的政治领导人也是共通的。第二部分（环境过滤器）指示了与政治领导人相关的环境因素，如图1所示。第三部分（领导力）展示了领导力在领导人行动的不同型构（F1、F2......Fn）中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构建。第四部分（绩效）是一个结果度量，显示了领导人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的后果如何影响未来的型构和环境过滤器。绩效可以以各种方式操作化。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详细发展这一点，而且衡量公共部门的绩效是复杂且有争议的，但实证度量可以包括选举投票率、就业、通货膨胀或死亡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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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政治领导力模型
七、研究议程
除了起到启发性作用外，图2还可以用来构建一个研究议程，说明当代的领导力研究如何可以应用于这一设定中。这充分利用了视觉和命题两种理论形式的吸引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格林特的领导力理论框架。尽管我们已经指出了单一专注于其中任何一种方法的局限性，但上面的模型可以用来制定一个研究议程，以下列方式对每种方法进行有益的补充。首先，在领导人承担的不同角色方面，这些角色需要的通用行为类型有所不同。例如，审查拟议政策需要有提出适当问题的能力，以及想象政策实施效果的能力。担任代表（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项职能）需要同理心、倾听的愿意和能力，以及服务道德。例如，承认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差异可以更好地解释“转型”行为的含义，因为这些角色之间的类似行为不一定同样有效。更具体地说，特质或行为方法可以包含在模型的某些部分中。例如，研究可以探讨领导力和环境过滤器之间的双向关系。可以研究不同的领导行为如何影响公共组织（议会、政党、国家政府）内部改革的预期效果。除了影响公共机构之外，还可以评估领导人风格与各种结果指标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如就业或犯罪，或对不同利益相关群体(企业、社区领袖、少数群体)的看法。最终，这些行为可能与（再次）选举存在联系。这超越了将基于特质的解释直接向环境的简单转化，因为它突出了领导力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这更加准确地界定了特质论的范围。其次，在地理位置方面，有理由相信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需技能在不同地方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比较（如）大型都市区与（如）小型农村地区领导力的有效性。地点可以代表与人口统计、技术、社会凝聚力等相关的一系列差异。因此，鉴于“环境过滤器”中包含了多样性建模的更大范围，应该加强权变方法。更具体地说，权变方法可以用来建立关于政治领导角色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假设。同样，领导力在行政职能中的有效性可能是委员会权力平衡的一个函数，或者是执行安排的类型。这可以在选举产生的市长安排的多样性中进一步研究。第三，控制论的一个含义是，模型应具有适当的多样性，以便研究或表示一个环境或场景。换句话说，它们在设计上应具有足够的复杂性，以使它们能够表达它们所使用的范围。图1显示了地方政府多样性的一种表现方式。提出一种政治领导模型的挑战在于，它需要包含足够的多样性。这是现有方法所无法实现的，但是承认政治领导领域固有的多样性可以扩展情境解释的范围。例如，可以根据不同的维度对地方政府进行评估，并在每个维度上给予评分（人口统计、社区、技术等）。然后，可以研究政治领导力是如何以及为何是特定于情境的。此外，情境方法表明，某些类型的领导行为更适合特定角色（如审查）而不适合其他角色（如代表或执行领导力）。第四，特质论和权变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个体领导人作为一种“封闭的人”，然而如图2所示，当选的政治家与其他人一起工作，或者建立团体或联盟。同样，他们的权威依赖于共识。该模型还说明了地方政府的特定环境将：a）影响对通用角色概况的解释，b）影响被认为有效的领导行为类型。关于这两个关系，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它们描述了一个型构，即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网络以及这些行动者本身。每个现象（期望技能、环境过滤器、领导力）都是以关系构建的，如粗双向箭头所示。领导力本身是各种行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功能，这由细双向箭头表示。这为发展建构论提供了空间。我们可以研究在那些被认为有“强势”领导人的委员会，并研究环境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这种看法；或者反过来，探讨对“弱势”领导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环境。在环境过滤器和四个通用角色之间，以及在环境过滤器与领导力之间建立双向联系，将提供建构方法的验证，但也可以增强特质、权变和情境方法的适用性。
八、结论
图1中关于政治领导人环境的详细纲要为领导力研究的既有文献提供了发展空间。特质方法可以通过这一纲要得到补充或增强，因为它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样，权变方法也可以受益于替代性视角。图1展示了如何在各种维度上，对政治领导人所处的各种不同环境进行建模。承认这一点可以增强情境模型的适用范围，因为这些模型通常假设了有限范围的情境和策略。图2详细描述了关系复杂性，并强调了领导力是不断变化的概念。尽管建构方法适合探讨型构社会学的这两个方面，但政治领导人的定义和对特定角色的讨论表明了结构因素在了解政治领导力中的重要性。通过规定具体的维度，将这些维度操作化，并提出特定的行为，我们的方法可以补充建构方法的解释，为评估领导力如何在关系中构建的方式提供更清晰的实证议程。本文让我们得以一窥政治领导力的世界。通过这样做，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型，用于说明政治领导人背后的环境复杂性和内在多样性，以满足进一步理论化的呼声。我们所提出的模型具有启发作用，作为政治领导力区分不同环境的方式总结（图1），以及政治领导人权力配置的复杂方式的表示（图2）。这些模型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增强了研究领导力的各种方法。特质和行为方法可用于探讨地方环境与有效领导力类型之间的关系。情权变法可以用于测试有关政治领导人的角色及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行为的有效性命题。情境方法可用于测试在政治领导人的通用角色方面是否更适合或不适合某些行为，并在各种环境中研究领导人的行为。使用这一模型可以发展建构方法，通过不常用的范式，如解释主义和民族志，扩展实证研究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各个方面可以扩展到其他环境，因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同形式的领导之间存在一些共性。研究政治组织还可以揭示组织行为方面的通用问题。然而，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重申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和一致性，为以新方式探讨这一复杂而实质性的领域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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