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权威守护民主——“守卫型国家”迎战民粹主义 |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学术   2024-10-14 09:30   浙江  
编者荐语:
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对自由民主制度形成了冲击,民粹政治家们利用自由民主制度所赋予的政治权利破坏民主本身。本文是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对这一现象所做出的回应之一,其倡导对现有的官僚制度进行改造,为官僚机构注入守护民主的价值观,赋予官僚机构更多的行政自主权,使官僚机构成为议会、法院、民选政府三权制衡之外的第四个制衡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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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威守护民主?

摘要

自由民主正在非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变得脆弱不堪。为了捍卫自由民主,本文提出了“守卫型国家”的概念,它既奉行自由主义原则,又是抵御非自由主义侵蚀的重要屏障。仅靠中立原则已无法确保秉持自由主义信念的公民执政,因此需要将“守护民主”的信念制度化于官僚群体,以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来维护民主,抵制民粹主义政客的压力。


作者简介:

Kutsal Yesilkagit,莱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Michael Bauer,欧洲大学学院
B.GuPeters,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
Jon Pierre,哥德堡大学政治系

文献来源
K Yesilkagit, M Bauer, BG Peters, J Pierre.(2024). The Guardian State: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 Service against Democratic Backsli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本文第一作者 Kutsal Yesilkagit 



一、前言

特朗普、奥尔班、博索纳罗、内塔尼亚胡等政客最近对民主的攻击告诉我们,自由民主是脆弱的,难以抵挡非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石,现在却成为了自由民主的致命弱点,依靠民主程序上台的政治家违反民主制度,倒行逆施的政客通过法律途径瓦解民主制度,即使长期遵从民主制度的政治家们也会在适当的时机利用其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将民主与法制边缘化。


面对持续高涨的民粹主义,自由民主国家的弱点在于中立原则,这意味着国家需要在各种社会价值中保持中立。国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他们的自由行动提供便利,但自由民主不能保证只有追求自由的公民才能掌权。当公民之间发生冲突时,国家不会评判公民的动机,而是依照公正的法律进行裁决。自由主义国家保证了一个自由的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思想可以自由流动,任何意识形态的追随者都不会受到迫害。然而,自由民主是专为自由公民设计的规则,我们见证了别有用心的政客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将民主规则和程序当作武器来对抗民主本身。


本文重新审视了关于“国家—官僚”关系的既有理论,并提出通过构建“守卫型国家”(Guardian State)来保卫民主制度的观点。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是:如何为官僚机构注入捍卫民主的价值观,并保障官僚机构不至于凌驾在民主之上?



  二、捍卫自由民主的必要性


本文构建“守卫型国家”是为了对非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进行回应,正如“福利国家”是对两次世界大战加剧的社会撕裂及大部分人口恶劣生存环境的回应,“管理型国家”(Managerial State)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福利国家表现不佳的回应,“守卫型国家”是对“管理型国家”造成的病态现象的回应


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国家对经济及福利国家的不善管理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国家对金融领域的控制逐渐松绑,以至于民选政治家丧失了对关键金融、经济政策的决策权力。而后,全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公共行政领域,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国家被视作如同企业一般运作。公共行政变成了公共管理,提高服务效率、精简行政结构和程序、公共领域私有化以及将选民/公民视为客户,成为研究开展的重点。国家日益“空心化”,官僚被认为应当由效率所驱动,公平、法治等价值被置于一旁,国家不再被视作繁荣及经济福祉的守护者,而是一个与普通公民疏远,由“世界精英”所主导的载体。



  三、守卫型国家

“守卫型国家”是指一种国家的形式,其内部各组成部分共同致力于维护自由民主及法治的原则与制度。在Selznick看来,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其被注入了超越任务及技术要求的价值。“守卫”这个词语意味着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及准则以及捍卫这些价值观的承诺赋予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因此,要塑造这种价值观,需要借助国家内部各组织的社会化过程。当然,并非国家内部的所有组织都能产生或形成社会化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由该组织建立目标或设置愿景的能力所决定。


本文认为,巩固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适当场所是官僚机构。如果民主制度要退潮,那么官僚的默许会是先决条件。如果官僚机构被注入了维持并捍卫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那么即使其最终会屈服于民粹主义者的控制,这也需要民粹主义者付出巨大的成本。此外,当官僚机构具备上述信念后,其将不再恪守价值中立的原则,而是坚决抵制任何违宪行为,并在行政过程中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转化为社会共识。


那么,“守卫型国家”的理论基础何在?按照威尔逊、韦伯、古德诺的观点,政治与行政二分,行政官僚是政策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并遵循自上而下的指令按照惯例规则行事。如果只是将行政官僚视作非政治的执行工具,那么其守卫的职责就无法发挥。事实上,尽管行政官僚既不是选举产生的也不是政治任命的,但他们都有特殊的责任,因为其作为行政精英行使自由裁量权,负责实现政治制度所基于的价值观的延续和维护,以及政府机构的完整性。因此,行政官僚在响应政治精英、法院、利益集团和公民的要求的同时,还应维护制度的完整性,不能向破坏既存制度的政治势力屈服。


四、使守卫型国家运转起来

“守卫型国家”需要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本文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关键要素分别是:(1)加强公务员,特别是官僚领导人的培训与社会化,加深他们对自由民主规范和价值观的理解;(2)授予公务员及官僚机构充分的自主性;(3)加强内部监督和监管机制,将官僚机构提升为国家的第四个分支。

首先,领导人需要为其他官僚树立榜样,其需要忠于宪法而非多数统治。要培养出具备守护精神的官僚,就需要在个人进入公务员系统之前进行培训与塑造。首先,开设有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以及政治学的学校需要承担责任,增加行政伦理、法律以及政治哲学相关方面的课程。其次,在职官僚的培训计划需要被调整,除了提升个人效率、优化决策以及建立领导力方面的培训外,还需要增加对集体道德的培训。最后,应当减少私营部门或缺乏经验的行政人员通过政治任命进入官僚领导层的数量,因为这会导致公务员对法律的忠诚变成对政治领导人的忠诚。

其次,本文认为行政自主权是民主及法治的先决条件。除了加强官僚培训、减少政治任命外,维护行政自主权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增加协商环节或咨询机构或许有助于为破坏民主的变革设置程序障碍,但前提是这些环节或机构被掌握在致力于维护法治的官僚手中。另一项常见的机制是建立中立性质的官僚机构,并赋予其部分决策权,让其以非政治化、专业化的方式来履行职能,例如美联储等机构。尽管这会使部分官僚机构脱离民选领导人的控制,但是研究显示,民众更乐意看见专家而非政治领导人进行决策。并且,建立独立机构有助于维持相对稳定的民主规范与价值,因为对此类机构的政治干预需要借助多数人票决才能实现。

最后,传统观点对国家进行了政治、立法、司法的三分,并将官僚机构归置于政治这一分支之下,认为官僚机构除了为民选政府服务之外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但官僚机构应当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并成为制衡民选政府的支柱,例如法国的国务委员会。该机构由官僚组成,负责审查政府组织提出的规则的合法性,并可以在实施前拒绝那些不符合标准的规则。与之类似的还有美国的信息和监管分析办公室,其倾向于对新规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而不是它们的合规性和实质性内容。

五、结论


毋庸置疑,民主正日益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了“守卫型国家”的概念,作为对民粹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战略回应。在我们的思考中官僚机构作为政府工具和民主国家机构的双重角色经常被遗忘。我们认为,在民主制度本身岌岌可危的时期,官僚机构需要承担起维护民主制度完整性的承诺和责任。本文的目的是当代官僚机构的作用展开辩论和批判性讨论。本文并不声称,文章所勾勒出的“守卫型国家”的轮廓可以解决民主退潮的所有问题然而,民粹主义者企图劫持中立公共行政机构这一问题是如此紧迫和严重,以至于我们认为公共管理学者需要迅速给予更密切的关注。因此,我们需要系统的理论分析,并评估哪些类型的官僚制度改革可能适合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抵抗力以应对民粹主义运动对自由民主基础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编译 | 江阳
审核 | 蒋文臣
终审 |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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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Political理论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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