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证明意识形态极化不可避免？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操作模型有三个基本要素。

首先，政党被视为意识形态贩子。这意味着政党除了政策竞争外，还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创造和竞争。具体来说，每个政党都会发展并向公众提供一种世界理论，目标是让公众接受政党的意识形态，采纳其信仰体系和世界观，从而形成公众的政策偏好。赢得意识形态竞争使政党在接下来的选举竞争阶段处于有利地位。

其次，公民的原初状态中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政党拥有构建新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公民可以对提供给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评估，但他们无法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过去的经验会塑造共同的历史知识，公民将根据这一共同知识检验政党的合理性，而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制约并约束着政党此后的“劝服”能力。

一维基线模型

该模型描述了一个单周期、两阶段的博弈。博弈方是两个政策动机党（policy-motivated parties）（R 和 L），以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选民。博弈开始时，博弈方观察到 T 项政策（z）和相关结果（y）的公开记录，索引为 t∈ {-T, . , -1}。我们将其视为过去“政策—结果”的历史经验，记录可能代表不同国家的政策和结果的横截面信息。此外，选民会私下观察第一阶段实施的政策（外生）的结果（z0）。在这一模型中，选民对 z 没有内在偏好，他们只关心结果。因此，选民对政策的偏好完全取决于他们对政策与结果之间关系的看法。

我们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对数据生成过程进行建模：结果 yt 是所选政策 zt 和噪声项εt的线性函数：

其中，εt为正态分布的 i.i.d.，β0 是一个标量，代表政策变量 z 变化一个单位所带来的结果（预期）变化。

该模式的第一阶段是意识形态博弈。两党同时行动，各自提出一种意识形态，即一种世界模型。在这个一维模型中，世界模型只是一个标量，表示政策映射函数的斜率。我们用 βi 表示第i方提出的意识形态。对于结果背后的数据生成过程，选民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形式上，我们假设选民不知道映射函数的斜率，即系数β0。

此外，我们对选民利用历史经验评估政党提案做了两个限制。首先，我们不指定选民对真实世界模型（即真实的 β0）的完整信念。他们会根据点模型的可能性对其进行评估，但不会对整个可能模型空间持有完整的概率分布。其次，我们不允许选民从 R 中自由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必须从政党提出的两种意识形态中选择一种。这一限制的动机来自于经典活动家的观点，即政治意识很少自发形成，而是需要领导来表达；以及更现代的社会科学观点，即大多数公民很少投入精力关注政治或发展自己的政治理念。

这种组合意味着，根据选民观察到的数据，他将采用各政党提供的意识形态中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该模型中的噪声项假设是正态分布的，这意味着当且仅当：

选民所考虑的历史经验包括过去公开观察到的T个结果记录和T+1个政策选择，再加上选民私下观察到的结果y0。图 1 直观地描述了意识形态竞争阶段。在一个维度上，历史经验采用散点图的形式，意识形态采用直线斜率的形式。

图1

该模型的第二阶段是选举，选民将选票投给两个政党中的一个。我们假设政党没有可信的承诺能力，因此一旦执政就会执行其餍足点（bliss point）。（餍足点：经济学名词，表示在一组消费品组合当中，消费者最为偏好的一点，即在这一点以外的任何一点的效用都不好于这一点的效用。——译者注）

各方纯粹出于政策动机，具有二次损失效用：Ui = -(z1 - zi)^2。zi 表示第 i 方的首选政策。假设zR > zL，选民只关心结果。具体而言，我们将结果 yt 解释为选民福利的衡量标准。为简单起见，一名选民的效用简单地等于 yt。考虑到选民的意识形态 βw，以及已实施的政策 z1，选民的预期政策效用为 βwz1。此外，选民对右翼政党的评价会受到特异性冲击 ξ∼U [- 21ψ, 21ψ]。

总之，博弈过程如下：

1. 选举阶段

在这一阶段，假设选民采纳了意识形态 βw，并预期了两党的均衡政策选择，可以计算出R和L的预期结果。因此，他选举右翼政党R的预期政策效用为 βwzR。同样，他选举L的预期效用为β wzL。此外，选民对右翼政党的评价会受到特异性冲击ξ的影响。因此，在均衡情况下，当且仅当：

选民选择选举右翼政党。因此从政党的角度来看，选举是概率性的：即使以选民的意识形态为条件，选举结果也取决于冲击ξ的实现。尽管如此，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获胜会带来选举优势。由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命题：

右翼政党赢得选举的概率与βw 成线性递增关系。具体来说，R赢得选举的概率为：

2. 意识形态博弈

由于各政党在意识形态影响力上相互竞争，因此必须考虑所提出的极端意识形态，有多大可能说服选民；而说服选民取决于所提世界模式与历史经验的预期契合度。最重要的是，尽管各方观察到了过去政策和结果的公开记录，但博弈开始时的“政策—结果”z0是选民私下观察到的。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竞争各方都无法确定哪一个能最好地解释选民观察到的结果。如果双方提出相同的世界模型，那么，单方面偏离这一方向对双方都有利可图。

这是因为，根据y0的实现情况，这种偏离要么与选举的回报无关，要么会严格地增加一方的预期效用。如果y0使得偏离的一方在意识形态竞争中失利，那么偏离就与回报无关。而如果y0使偏离的一方获胜，则会提高预期效用，选民的意识形态就会朝着偏离的一方所偏好的方向发展。既然政党不知道y0的实现情况，因此偏离总是严格有利可图的，意识形态趋同在均衡中无法持续，极化问题总会出现。

以上部分描述了意识形态两极化的决定因素，即“β∗R-β∗L”的差异。从实质上讲，这一差异反映了各政党提出的世界模型在政策维度对选民福利的影响上存在分歧的程度。这表明，意识形态两极化是“政策—结果”历史记录的函数。

随着过去的政策越来越极端，历史经验记录对选民的参考价值也越来越大。如果过去历史上的政策均衡接近于0，那么提出一种更激进的意识形态（即一种远离预期最佳拟合模型的世界模型）对预期模型拟合的影响很小，因为任何模型下的预测结果也将接近于0。相反，对于过去较为极端的政策，刻意将某一世界模型偏离βOLS 会降低与历史经验的拟合程度，从而也会降低在意识形态竞赛中获胜的可能性。激进意识形态的代价会更高，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也会减少。然而在今天，政策极端化产生了这样的影响：随着 z0 越来越极端 ，y0 是否利于某一政党，就会对整体模型拟合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当今天的政策偏离 0 时，政党就可以对极端结果进行赌博，并有能力提出更激进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会加剧。

一维模型假定，政党只能将政策维度z纳入其世界模型中，而现实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往往包含了社会世界的非政策维度。在多维模型中，除了政策变量z外，我们还允许竞争各方在其模型中加入一组额外的向量值协变量x。政策与协变量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政策维度z是各方具有偏好和/或区别对待的维度，也是各方可以控制的维度。例如，我们可以将x的某些组成部分视为人口中不可改变的种族、文化或人口特征，而协变量则可能代表环境的外生特征，如全球经济状况或地缘政治因素。

从一维模型出发，多维模型的数据生成过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

xt是 k 维属性向量，并假定 x 各维度的平均值为零。在下文中，我们可以定义历史记录 W 的堆叠（T × (k + 1)）矩阵，其中 W 的每一行都是 t∈ {-T, . , -1} 的 wt 观察值。每一方 i 都会提出一个维数为 k + 1 的系数向量 βi。我们使用上标 j 表示 βi 的 j 分量。因此，βz R 是 R 方提出的 z 系数。与一维模型一样，选民选择的意识形态在可能性意义上最能解释他观察到的日常经验。重要的是，本文允许x与结果y的真实相关性的某些维度为 0 的可能性。

1. 模型复杂度与意识形态极化

在这一模型中，政党可以利用 x 维度来提高整体拟合度，并利用这种更好的拟合度在政策维度上推动更多的极端主义。以右翼政党为例，他们希望在z维度上诱导选民采纳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同时又需要在意识形态竞赛中获胜。考虑到模型拟合度与z的正相关性，这往往会使预测结果更接近选民的观察的日常经验，从而改善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至于左翼政党，他们的意识形态机制相同，方向相反。

由此可知，政党会利用额外的意识形态维度来弥补政策的极端化。结果是，在历史中增加额外的维度，就有可能在政策维度上观察到更大的两极分化。事实证明，在均衡状态下，模型复杂性与意识形态极化之间存在关联，由此得出如下推论：

设 W˜+ ≡ W+ xk+1，设 w0 = [z0，0，0，...，x0k+1]。在 W˜+ 条件下，z 维上的均衡意识形态极化与 W+ 条件下的均衡意识形态极化之比为：

该推论指出，如果当下的政策和协变量的实现与历史记录的模式一致，意识形态的极化程度要高于没有额外协变量时的极化程度。当出现“意外”时，即当下的相关性与历史记录的方向相反，极化可能会降低。特别是如果第0期的实现是从产生历史的相同条件分布中抽取出来的，则不可能出现意外。平均而言，额外的协变量会增加极化。因此，我们估计在政党模型中增加更多复杂性通常会增加观察到的两极分化。

2. 意识形态博弈

在以上模型中，政党提出更复杂的模型是没有成本的。因此，即使与政策维度z的相关性很小，政党也总是会选择在其叙述中包含所有可用变量，而意识形态总是总体性的。接下来要考虑，政党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使非政策维度在选民的观点中变得突出，从而在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在意识形态竞赛之前增加了一个博弈阶段。在这一阶段，任何一方都可以支付成本C，使非政策维度x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如果至少有一方支付了成本，那么双方就会进行多维的博弈；否则就是单维博弈。例如，C可以是通过公共教育让选民了解x的历史所需的成本；否则选民就不会了解x的历史，也就无法使用x维度来计算各方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模型的预测结果，各政党也就无法从其意识形态中包含这一额外维度中获益。

在均衡状态下，只有当且仅当与z（和y）的样本内相关性足够大时，x才会变得政治上突出。如果模型中包含x，则βz OLS为βz的（预期）OLS估计值，βz Omitted为单维模型的估计值。βz Omitted - βz OLS 之差就是遗漏变量偏差我们将其记为Δ。由此提出如下命题：当且仅当

时

存在一个唯一的阈值

使得非政策维度 x 变得内生突出。

如上文推论所述，政党在其模型中加入非政策变量是为了利用样本内相关性，使均衡意识形态向其偏好的方向发展。假设 βz Omitt ed - βz OLS < 0，因此遗漏变量偏差会使估计值向左移动。那么，右翼政党就会从突出 x 的政治地位中获益。然而，要使右翼政党愿意支付成本 C，偏差的大小必须足够大。当 βz Omitt ed - βz OLS > 0 时，类似的原因也适用于左翼政党。

本节结果表明，随机事件可能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假定是，政党对非政策维度没有控制权或偏好，因此，如果历史上出现了与政策变量足够强的相关性，那纯属偶然。政党作为意识形态贩子，会利用这种变量间的相关性来构建复杂的世界模型，用于支持自己所偏好的政策立场。此外，上述命题还指出，与政策维度的历史相关性的符号将决定政党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这也意味着，随机历史事件将决定社会问题、宗教、种族和其他问题如何融入政治意识形态中。

结论与讨论

本文表明，意识形态竞争对政治结果很重要。在均衡状态下，相互竞争的两个政党提供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每个政党都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其偏好的政策对选民更具吸引力。尽管各政党受到历史的制约，选民也会睁大眼睛评估意识形态，但历史记录的局限性使各政党拥有对世界做出更有利于自身解释的自由。历史的局限性为出现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空间。本文认为，在温和政策下产生的历史数据信息量较少，这使得政党可以劝服那些意识形态较为极端的选民。因此，我们的模型表明，正是在政策变得不再温和中道之后，政党更有可能拥护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此外，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政策变量。作为意识形态企业家，政党会将他们无法控制或偏好的非政策变量纳入其意识形态。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将政策失败的责任转嫁给无关因素。这使意识形态总是具有“整全性”特征：所有可能的维度，包括那些本质上不具有政治性的维度，都会被纳入政党模型，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

本文还阐明了这种政治极化背后的逻辑：当非政策变量与政策维度的历史相关性足够高时，它们就会被纳入政党的政治叙事中。这是由于政党作为意识形态贩子，会利用新出现的相关性来构建复杂的世界模型，以支持其偏好的政策立场。这一过程产生了复杂性与意识形态极化之间的关系：被纳入“政治”世界中的维度数量越多，政策维度上的极化程度就越高。只要历史记录被认为与现实政治相关，并且被某些选民认为确有联系，即便是似是而非的联系，那么意识形态就可能被本质上非政治的问题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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