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的兴起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和交往机会，但人类却未能在更高层次上达成共识，反而放大了社会的撕裂，群体极化从小群体扩展到公众舆论层面，触发对抗，不断放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撕裂与分歧。本文探讨了在数字社会中，主流媒体如何影响对立群体中活跃成员的沟通方式，从而带来政治话语的极化，其提出的理论模型或许对我们理解当下网络社会话语撕裂现象有所助益。
![]()
点击标题下方蓝字 关注+星标 “Political理论志”
不错过社会科学前沿精彩信息哦
具体操作如右 →
在许多民主国家，政治话语变得更加极端和对立。这种情况主要受到一些高度活跃的活动家的影响，他们也通常是新闻的重度消费者。本文旨在研究媒体如何影响这些意见领袖在政治争议中的沟通方式，研究认为这些对立者密切关注主流新闻并认为这些新闻对他们的立场或观点持有偏见或敌意，这种敌对的媒体感知会引发特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讨论，并采用极化的沟通方式如夸大或撒谎。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主流新闻对这些对立者的沟通方式的影响，可以解释数字社会中政治争议的极化现象。
Senja Post：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科学传播学教授
文献来源
Post, S. (2019). Polarizing communication as media effects on antagonists.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in conflicts in digital media societi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9(2), 213-235.
![]()
1、媒介冲突（Mediated conflicts)
媒体报道一直影响着社会冲突的动态。Kepplinger等人将传统大众媒体社会中的冲突分为三种：私人冲突、公共冲突和媒介冲突。私人冲突中，双方旨在说服对方；公共冲突是在观众面前辩论，双方不仅说服对方，还试图影响观众；而媒介冲突则主要是为了说服媒体，以获取公众或政治支持。图1中，粗线表示主要沟通效果，细线表示次要效果（例如来自对立群体之间非媒介化沟通的效果，如圆桌会议中的沟通），黑线表示媒体报道对对立群体的相互影响，灰线表示其他沟通效果（例如，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对立群体的沟通对新闻报道的影响等）。在大众媒体社会中，媒体对对立双方（参与者或群体）十分重要，他们会密切关注与自己相关的新闻报道，这可能引发认知和情绪反应，导致新的沟通行为，进而影响媒体，形成特定的冲突动态。当前，主流新闻在数字媒体社会中的媒介冲突中仍然扮演核心角色，相比于传统大众媒体时代，对立的活动家能够更自主地向公众有效地传达他们的观点，因此了解媒体影响的效果变得愈发重要。
在本研究中，对立者指冲突群体中扮演意见领袖角色的活动家，他们密切关注某一问题并通过在线资源和社交媒体积极地传播信息，在媒介冲突中设定基调，动员公众。不同于政治意见领袖（在政治活动中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很高，对多个问题都有参与，而不论这些议题在媒体上受到的关注程度）的定义，媒体冲突中的“对立者”是属于特定媒体争议中的一个冲突群体，而不管他们参与其他问题的程度如何。比如，反对动物实验或自由贸易的社会团体中的积极成员，以及公开捍卫这些做法的科学或商业协会成员；在大选或公投活动中积极参与的反对政党的成员；或是动员反对社会运动的成员，如德国反伊斯兰运动团体“爱国欧洲人反对伊斯兰化”（PEGIDA)及其对手——前提是所涉及的问题被媒体报道。尽管媒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媒体中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多样化，但过去二十年人们的媒体使用模式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传统媒体在在线辩论中仍然很重要，并与网络博客的议题紧密相关。虽然学者们认为对立者会倾向于选择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并避免反对意见，但这种选择性接触的强度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强。在信息选择上，对立者不仅选择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且会主动选择接触与其态度相悖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他们越想找支持的信息，反而越可能看到反对的信息，这也与他们的高关注度和政治活跃度有关。面对批评性新闻时，他们不会回避，而是积极关注，以满足对信息的需求，例如监控新闻环境、政治局势或不同参与者的论点，这种需求在面临潜在威胁（如选举失利）时尤为明显。总之，尽管数字媒体中的信息来源高度多样化，传统主流新闻仍是政治争论的核心。由于信息需求，对立者倾向于使用主流新闻，并接触与其态度相悖的信息。敌对媒体感知（Hostile Media erception）是指对立者将主流新闻视为对其观点的偏见，任何个体对不公正偏见媒体报道的判断都可以称为敌对媒体感知。Vallone等在“敌对媒体现象”研究中发现，亲阿拉伯和亲以色列的学生在观看同一公正报道时，分别认为报道偏向对方。这种现象在气候变化、堕胎和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得到了验证，冲突双方往往将中立报道视为敌对。敌对媒体现象可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种：绝对敌对是指双方均认为报道敌对，而相对敌对则是某一方认为报道偏向对方，导致他们感到比对手更处于劣势。
对立者因对冲突议题的强烈情感和坚定态度，容易受到敌对媒体感知的影响。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承诺增强了与群体的认同感，从而加剧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尽管研究多依赖调查而非控制媒体内容，结果仍显示冲突双方普遍将主流媒体视为敌对。这种现有感知可以解释对立者的沟通和政治活动意图，例如更积极参与社交媒体、签署请愿或参加示威等。同时，这些感知与接受极化沟通风格（如不文明言论、夸大事实、甚至支持暴力行为）相关联。
敌对媒体感知与对立者的劝说努力或极化沟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认知（他们如何解读媒体内容并作出反应）、情绪（愤怒或不满）和行为（如参与政治活动或使用极化的沟通方式）等多种机制进行解释。本文通过整合这些发现，构建了主流新闻对对立者沟通影响的综合模型。
1、假设媒介影响（Presumed media influence）对立者的敌对媒体感知会使他们相信媒体报道会影响他人，例如公众或对立方的态度，从而增强他们说服他人的努力和沟通方式的极化。Vallone等人在1985年的研究发现，如果党派人士觉得媒体有敌意，会认为其他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Gunther提出的模型也显示，人们会根据新闻推测他人的想法，认为新闻能影响他人。后续研究证实，认为新闻有偏见的人也会觉得其他人会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因此，在冲突中，对立者认为敌对的新闻会使其他无关群体也产生敌对态度。
党派人士假设敌对媒体会导致冲突双方极化，使反对者更批评某政策，支持者更赞同。当选民感知某些媒体内容偏向反对党时，他们假设这会增强对立方的态度。Tsfati发现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感知到敌对媒体报道，并假设外群体会采纳这种敌对立场。一些研究还表明，党派人士相信敌对媒体会强化他们内群体的立场。
对立者认为媒体报道会影响他人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沟通策略。Davison提出的第三人效应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体对他人的影响大于自己，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特别是在感知到媒体敌意时，他们会预测这些影响会加剧双方对立。Tsfati等区分了预防措施和规范性影响。预防措施（prevention effects）是指个体采取行动防止有害信息传播，比如在对立者认为某些媒体内容会对公众或特定群体产生负面影响时，他们可能会支持审查或限制这些内容的传播，以保护自己或他们所支持的立场。规范性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则是指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感知如何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假设的负面媒体影响的规范性影响源于人们将自己对媒体偏见的感知投射到他人的态度上，从而形成对敌对规范和舆论气候的认知，他们可能会顺应或反抗这种感知的敌意氛围，比如在冲突中支持更激进的立场，或在非暴力冲突中采取“纠正行动”如参与示威或在线活动来反抗他们认为的敌对媒体报道。这些假设还可能导致对立者接受夸大的事实，以强化自己的立场。（4）假设媒体影响党派内部和外部群体对对立者的影响对立者假设敌对媒体会使内外群体极化，这也可能影响他们的沟通意图。例如，越多的美国选民假设新闻强化了对立党派的态度，他们就越支持审查敌对内容。此外，假设的外群体极化和感知的内群体极化与党派成员的沟通态度相关，越多的选民假设民主党和共和党因媒体报道而极化，他们就越倾向于支持不妥协的候选人。这些假设也预测了对不文明行为的接受度。
2、动机推理和选择性接触（Motivated reasoning and selective exposure）当对立者感知到敌对的新闻报道时，他们会关注质疑其支持事业的信息，这可能对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造成心理挑战。根据平衡理论，个体努力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关系，而社会身份理论则认为个体的身份部分来源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面对冲突新闻时，对立者的群体归属感和共享的信念变得更加突出，质疑这些信念的信息会构成身份威胁。此外，他们可能经历认知失调，因为媒体中的观点对其支持的事业产生怀疑。为了保护身份并消除认知失调，他们可能会使用动机推理，选择性接触支持其态度的信息，以维护信念并减少内心冲突。动机推理使对立者在处理媒体争议信息时，往往以动机导向的方式进行，以维持自己的信仰和社会身份。他们通常花费更多时间处理挑战其态度的信息，并积极构思反对论点。这种倾向随着对冲突群体的认同感和态度强度的增加而增强，并可能影响其沟通行为。对立者还通过选择性接触来保护自我身份认同以减少认知失调，即寻求支持其态度的信息并避免反对态度的信息。关于敌对媒体感知和选择性曝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感知到主流新闻偏见的对立者常常转向确认自己观点的在线资源。敌对媒体感知与选择性接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例如，不同观点的参与者在阅读同一篇关于气候变化文章后对其解读差异显著，影响了他们后续对新闻的偏好，这证实了敌对媒体感知促使对立者后续选择与自己态度一致的信息。然而，对立者在接触支持态度和避免反对态度的信息时的具体行为尚不明确。尽管相关研究较少，但可以推测，对立者在使用反对态度的信息时，主要是为了监控政治局势并反对对立观点，而在采取政治行动之前，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支持其态度的信息以减少矛盾，这可能包括咨询志同道合的社交网络群体，以验证他们对所谓的敌对或威胁信息的动机认知，接触支持态度的信息会增加参与意愿，而面对反对态度的信息则会降低这种意愿，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验证这些假设。3、愤怒与愤慨（Anger and indignation）在面对敌对媒体时，党派人士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并以愤怒作出反应。他们感知到的敌对偏见越强，愤怒就越大，这种愤怒会激励他们参与政治行动。愤怒的党派人士通常通过社交网络分享和点赞进行“廉价”行动，但不太愿意参与“昂贵”的行动，如捐款或志愿服务。由于对事业的长期承诺，对立者需要更多努力来参与，他们需要支持和反对的信息来准备复杂的反应。愤怒会增加他们对各种信息的兴趣，但在一段时间后，他们倾向于只寻求支持自己态度的信息，以减少矛盾感，从而进行预期的政治行动。愤怒与愤慨不仅影响他们的劝说努力，还影响沟通方式。愤怒可能促使他们通过攻击性行为反击威胁，甚至针对外群体成员。此外，愤怒会导致公共话语中的不文明行为，并增加使用极化沟通方式的意图。他们可能这样做是为了冒犯对手，并通过激起愤慨来动员支持者，促使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反对者的信息。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验证这些假设。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提出对立者对主流新闻报道冲突的极化反应理论模型，其基本观点是，对立者对主流新闻的使用可能导致他们采用极化的沟通风格，从而在媒体争论中变得越来越对抗。研究者认为，对立者密切关注与其事业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使他们容易受到媒体影响，并由于他们的党派性和对事业的积极承诺，容易感知到主流媒体的敌对态度（见图2中的路径1）。
这种敌对感知引发了认知、行为和情感反应：他们假设其他人也会接受媒体的敌意（路径2），假设媒体报道会加剧冲突（路径3），运用动机性推理（路径4），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路径5），并感到愤怒或愤慨（路径6）。这些反应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劝说努力和极化沟通方式。
模型中的极化反应机制是相互依存的，例如，对立者的情感反应可能因他们假设他人也接受媒体的敌意而得到强化，同时受到动机性推理和选择性接触的影响。此外，一些关系可能并非单向的，而是形成“强化螺旋”，对立者的极化沟通方式可能不仅源于敌对媒体感知，还可能预测这些感知（路径7）。在心理上，“说即信”（ saying-is-believing）的效应使得个体在表达后对自己的立场更加确信，这可能加剧敌对感知并增加极化表达的倾向。另一个强化螺旋可能由对立者的愤怒引发，正如前面所述，这种愤怒会引发对进一步态度一致和挑战性信息的需求，这可能导致对主流新闻的更多接触（路径8）。从而进一步加剧敌对感知，直到对立者开始避免接触挑战其态度的信息以准备进行劝说行动。
极化反应模型中的机制可能依赖于某些前提条件（即机制），例如支持者对敌对媒体的感知及其反应受到政治效能的调节。支持者如果认为政治家对他们的关切没有反应（即外部政治效能低），他们往往会将媒体报道视为特别敌对，这种敌对感知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促使他们想要抵消这种敌对的媒体感知和假设的媒体效果。然而，他们是否有这种抵消的动机又取决于他们对自身能够促成改变的期望（即内部政治效能）。
相比于传统大众媒体社会，在数字媒体社会中，一些有利于敌对媒体感知和激烈反应的前提条件更易实现。在数字媒体社会中，即使是非常小的少数群体也可以组织协调他们的行动，使其声音被听到。
本文旨在促进对当代媒介冲突动态的理解。为了测试对立者的极化反应模型，研究人员需识别对立者，可以采用识别特定群体内意见领袖的方法，并根据冲突类型采取不同策略。在涉及组织（如民间行动团体、政党、俱乐部或商业协会）或有组织团体的冲突中，可以将对立者定义为这些团体或组织中最活跃的成员，或通过其官方职能（如发言人、主席、委员会成员等）进行识别。
为测试理论模型中关于媒体、情感和行为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理论假设，研究人员可在特定冲突问题的密集新闻报道背景下进行面板调查，将调查与对对立者个别使用的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相结合，以控制对立者感知所基于的实际媒体内容，这将帮助理解媒体内容、对立者的媒体感知和反应在自然环境中的复杂关系，并考虑对立者的敌对媒体感知和极化沟通的可能螺旋效应，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冲突动态的理解。为了应用这样的设计，研究人员需要找到预测冲突新闻报道强度变化的方式。一种方法是识别可能引发媒体关注的议程设置事件，例如，计划中的议会讨论、国际峰会、选举、公投活动或宣布的示威活动。由于这种面板研究的时间框架可能过于宽泛，无法具体说明短期机制（例如，认知、情感和信息寻求反应之间的关系），面板调查应辅以实验研究。更一般而言，学者们应尝试通过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区分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在社会过程中的角色，确定不同群体或类型的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流及其影响，以推进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虽然本文关注的是意见领袖对立者的公共沟通，但未来的研究应澄清对立者沟通的影响范围及其对追随者、对手及未参与者的影响。
![]()
![]()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