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节点？关键看你怎么用！ | Theory and Society

学术 2024-10-08 10:10 上海

编者荐语：

“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与方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引入实证研究，试图由点及面，提出关于历史现象与历史进程的社会科学解释。不过，虽虔信者众，但“关键节点”本身并非高高在上的神龛，其概念仍有亟待推敲之处——本文作者Zweynert便诘问道：“关键节点”历来被视为 “从一个均衡走向下一个均衡”的转折点，但倘若“关键节点”之前和之后均不存在稳定有效的均衡，但具体的制度状况又发生了剧烈变动，以至于前后情况迥异呢？此时，“关键节点”还能不能成立？换句话说，若既有的“关键节点”概念不再管用，人们应该如何对这一概念做出有益的调整和补充，以应付更多复杂的研究对象？本文便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其论据充分，文脉畅达，几乎构成一项制度史、思想史和历史制度主义合流的案例研究，不仅回答了关于“关键节点”的理论问题，对有志于从事“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同样不失为一种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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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化关键节点：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对观念与制度研究的启示

摘要：

本文聚焦后苏联时代俄罗斯（post-Soviet Russia）经济变革的实证案例，试图从中发掘一些经验与教训，以资当今的观念（ideas）与制度（institutions）研究。本文指出，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外来的前景观念（foreground ideas）与国内深厚的背景观念（background ideas）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该国政治精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裂，这成为推行连贯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对该案例的分析性叙述，与许多关于观念和制度的前沿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将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视为从一个均衡（equilibrium）走向另一个均衡的交界点，但本文则不然，因为外来前景观念和国内背景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很可能发生在其他受西方观念影响的深远制度变革过程中，尽管这些过程处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外（对此类紧张关系的深入分析，足以刺激人们重新“历史地”思考关键节点的概念，亦即原文标题中的“语境化关键节点”）。最后，本文还期望在这个案例研究中得出更多关于观念—制度间相互作用的一般性理论洞见。

作者简介：

Joachim Zweynert，维腾/黑尔德克大学经济与社会学院

文献来源：

Zweynert, J. (2018). Contextualizing critical junctures: what post-Soviet Russia tells us about ideas and institutions. Theory and Society, 47(3), 409–435.

本文作者：Joachim Zweynert

一、引言：制度史、思想史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合流尝试

本文分析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实证案例能够为当代观念与制度研究提供哪些教益（Hall 1997；Campbell 1998；Blyth 2002；Hay 2006；Schmidt 2008；Blyth 2016；Béland and Cox 2011a），同时，这个案例特别适合用于呈现最近意识形态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局限性，并帮助重建与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作者称为HI）的桥梁。具体而言，在最近的意识形态研究中，作者致力于推动所谓“意识形态转向”（ideational turn），这使他们更关注“成功案例”（success stories），即内生观念转变引发制度持久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政治发展”）的案例，这基本就可以等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了。相比之下，我认为在俄罗斯的“后社会主义改革”更像是一个“未遂事件”（near miss），该事件所对应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作者称为CJ）没有导致新的均衡，而该事件所包含的手段颇为极端的改革措施，竟是由外部输入的观念所驱动的，而这些观念的起源之处，显然具有与俄罗斯明显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

持“意识形态转向”观点的新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政治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激进变革作为对新观念和新思维的回应”（Béland and Cox 2011b:11）。与许多其他历史制度主义文献一样，这类作者往往从“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方法入手，指出制度在长时段内的相对稳定性会不时被关键节点打断，从而将社会从一个制度均衡引入下一个制度均衡。然而，近年来，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分析框架因忽视了“停滞”与“突变”之间的广泛空间而屡遭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James Mahoney和Kathleen Thelen（2010）提出了一种关于制度变革的渐进主义理论，该理论扬弃了关键节点的概念；其次，还有学者试图“将关键节点嵌入到更为丰富的语境（richly detailed context）中”（Falleti and Lynch 2009:1155），注重考虑“关键先例”（critical antecedents，见Slater and Simmons 2010），以及强调那些能够生成关键节点的条件（productive conditions，作为关键节点的核心动力）而不仅仅是所谓“允许关键节点产生的基本条件”（permissive conditions），从而改进和优化关键节点方法。本文兼采了这些学理上的尝试，并期望利用1990年后俄罗斯输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时发生严重冲突的案例，将这些新的贡献整合起来。

俄罗斯的“后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放在长时间的西化改革历史背景下看待——这些改革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外来观念和国内意识形态背景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这对于将关键节点的意识形态维度“语境化”（contextualizing）至关重要。关于俄罗斯的案例，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输入，并未导致“从一种核心信仰到另一种核心信仰的过渡”（Alston 2016:10），相反，一个深刻的观念鸿沟随之出现——在该国的知识精英中，一派坚持传统的、可能反西方的思想，另一派则坚持呼吁接受外来的西方思想，放弃传统思想。两派人及其核心信念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僵局（ideational stalemate）转化为不连贯的政策，以及一个四不像的“制度混合体”（stitutional hybrids），这样的制度自然是不稳定的。就此，本文大胆地假设：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分裂的问题并不是独属于俄罗斯的特定现象，而是每当非西方、欠发达国家的改革发自外部输入的西方思想观念，就会滋生这样的痼疾。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足以挑战“关键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导致新的均衡状态”的论断。该论断不仅在历史制度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较新的观念研究文献中也甚嚣尘上（批评见Lieberman 2002:698）。

在俄罗斯的案例中，知识精英内部意识形态分歧的核心源于各自的思想观念背景。从根本上说，这场冲突是围绕“俄罗斯是否应该走西方道路”与“俄罗斯是否应致力于维护社会统一”即“西方—统一”难题展开的。于是，我们能够注意到，这场1990至2000年代的冲突，其实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高度近似。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在俄罗斯出现了两个思想集团之间的酷烈斗争——也就是说，1991年之后，俄罗斯存在两个相互攻讦、冲突的“焦点”（focal points），而非新的意识形态平衡。

基于案例，本文拟讨论意识形态的不平衡如何“转化”（translates）成制度的不稳定性；更确切地说，就是思想观念上的不平衡如何阻碍了连贯的经济改革。作者使用了苏联/俄罗斯经济学家们从大约1987年至今关于改革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被记载或发表与俄罗斯的经济学期刊上。不过，这些期刊其实比西方经济学期刊还要不注重理论，尽管作者还参考了许多其他文献，但这基本都被视为二手资料，其佐证作用通常大于作为一手资料被“挖掘”所得。另外，除传统纸媒之外，作者还大量利用了现存的报纸、互联网信息等资源。

在“引言”的最后，作者指出，如果不采取某种规范性价值立场，就不可能系统、准确地表述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经济改革所凭依的外来思潮。因此，在“引言”这一全文的真正开端，作者就将自己的立场概括为“温和的西化者”（moderate Westernizer）：作者确信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所有按照“特殊道路”（Sonderweg）发展的尝试注定失败；但同时，俄罗斯又不应该简单地复制西方模式，而应该开创自己的“欧洲现代性”（European modernity），后者应能够反映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基于这样的立场，本文对有关思想观念的评估将建立在相对牢靠的基础之上。

全文其余部分内容如下：在第二部分中，作者综述了最近关于关键节点的学术争论，建立了“分析框架”（theoretical foundations）；第三部分说明了1990年左右俄罗斯经济学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以及紧随其后的意识形态僵局；第四部分则聚焦俄罗斯经济学中的两类思想团体，并以“俄罗斯稳定基金”（Russian Stabilization Fund，作者称为SF）为例，说明了意识形态分歧如何转化为不连贯的经济改革。第五部分是本文的小结。

二、分析框架：以一个更好的关键节点为核心

（一）何谓经济变革：在经济与政治制度之间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Karl Polanyi所说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之后，此时由于“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要求将‘制度’分离为经济和政治领域”，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明显可与他者相互区分的“价值领域”亦即专属于经济的领域（value sphere，例如Max Weber，参见Polanyi 2001:74）。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种经济与政治在“制度”上的分离不仅仅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根植于社会中现行法律，以及经济抑或政治等任一领域与社会其他部分之关系的基本情况。然而，随着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和随后经济学专门学科的出现，经济学家们几乎开始完全关注对经济领域内过程的分析，这导致了一种吊诡的思想倾向：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不论面对怎样的经济体系，都可以将之与社会上的其他部分隔离起来，然后孤立地进行分析。毫无疑问，这样的思想倾向被延续到了今天，并影响着经济学家们理解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方式。例如，在他们关于苏联和俄罗斯经济结构、经济绩效的文献中，经济变革被定义为“一种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经济制度所取代……（例如）在1990年代，用市场经济取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Gregory and Stuart 1998:18）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经济领域内的孤立定义。

在本文看来，发生在后苏联时代的经济变革，并不仅仅等同于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要正确理解何谓经济变革，关键是承认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社会中，就像在其他各种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实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孤立的经济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意义在于要求将“价值领域”重新融入社会，使其从属于政治并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倘若按这种观点，经济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边界就会消失，尽管经济制度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洽系统存在。因此，所谓经济变革，不只是改变经济制度，而是要为新经济制度体系的出现提供（政治等）制度前提，换言之，经济变革发生在经济与政治制度之间。

（二）难题：反思既有的意识形态/建构主义解释路径

简而言之，既有的意识形态/建构主义（ieational/constructivist）通常这样解释制度变革：在渐进的、路径依赖的制度缓慢运行时期，社会中许许多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相安无事地共存，并与它们所“嵌入”的思想相对应，此时制度的相对稳定性源于对相关规范性价值的共同遵循与共同阐释（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3; Schmidt 2008）。然而，如果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辜负了相应的规范性价值期望，就可能会招致“危机”（crisis），于是，原本通行的、对共同规范性价值的遵循与阐释都开始失效。随后，“思想从当前的制度中分离出来”（Blyth 2002:27），进而导致短暂的“不稳定时期”（Swidler 1986:278）。在此期间，会大量发生对新思想的大胆探索，就像在所谓“范式转变”中发生的一样，一系列与此前大相径庭的新思想观念迟早会占据主导地位，并经由相应的新制度得到充分表达，从而开创一种新的平衡——也就是新的路径依赖和制度缓慢运行、渐进改良的时期。

本文反对这种惯用的解释思路，这是因为它在“努力解开制度的束缚，解除（既有）偏好和规范（价值）”方面疑似有点太极端了。根据Schmidt（2008:313）的说法，这是“意识形态转向”背后的主要动机（Bell 2011；Schmidt 2012；Bell 2012），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研究“意识形态转向”的学者们总是更加关注中小规模的制度变革，而后者发生的场所也多为西方发达国家，这在使研究变得容易开展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相比之下，就俄罗斯而言，人们所应对的是一场未遂的重大变革，不仅变革本身的性质与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社会整体稳定，变革前后都算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不同，关于变革所凭依的思想，俄罗斯也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那种“共同的（思想）交流空间”和“高度整合的科学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新的经济理念可以迅速在公共空间内传播开来，这在“跨国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确证（Hall 1989），但此类条件在俄罗斯是难以想象的。

（三）改进关键节点：分析框架的提出

稍有常识的人便能看出，如果考察那些非西方国家受西方思潮影响而发生的制度变革，则非西方国家的思想观念背景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主导”着关键节点的生成，这可比既有解释路径所强调的“国家（精英）集团内部的政策与观念传播情况”重要得多。对思想观念背景的分析，须先区分两组思想观念：第一，前景观念，即针对与特定政策措施相关之因果关系的观念；第二，背景观念，即较少涉及因果机制、专业问题，但在更高程度上和更高层次上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例如，货币主义者（monetarists）和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s）关于“赤字支出是否会导致私营企业竞争加剧或减少失业”各执一词，该问题本身就直接对应不同的前景观念，而二者各自的背景观念则是“国家—经济之间的适当关系究竟如何是好”，这是居于前景观念之上且对前景观念有一定统摄作用的观念。面对背景观念，人们经常受到他们所处社会中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影响，但他们并未意识到，或只是部分意识到后者的存在。倘若某种观念与一个人在社会化中获取的背景观念不相容，他/她就很可能拒绝这种观念，而不一定能够（或愿意）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在科学中也是如此，例如所谓意识形态背景对科学家的“前分析视野”（pre-analytical visions）具有决定性的影响（Schumpeter 1954，1997）。本文后续的实证研究，就建立在这种前景—背景观念分开，并更加注重背景观念（及不同人群的背景观念分殊）的分析框架之上。

三、在风暴前夜，回归历史本身：俄罗斯的政治观念史

一般来说，越是在企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知识精英之间的分歧可能越明显，因为这种发展通常要依托外来思潮来实现，这种思潮能够反映了“先进”社会（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于是，一些知识精英可能继续捍卫传统思想，另一些知识精英则主张从那些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吸收、利用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在通常伴随着“追赶”别国发展过程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中，深厚的背景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关涉到对立阵营的相对实力，同时，它们影响了克服紧张局势以及达成妥协（或和解）的速度。

在俄罗斯，东正教（Orthodoxy）构成一个决定性的深层背景观念，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与“整体主义”（holism）的思想混合体（peculiar mix，Zen’kovskii [1948] 2003; Zweynert 2004）。直到18世纪，俄罗斯教会孜孜不倦地捍卫“信仰与思想、个人与社会、国家与教会（政教）合一”的理想，反对西方社会主义基于理性主义而提出的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分（裂）化”（fragmentation）。“神圣的俄罗斯”和“罪恶的西方”是俄罗斯背景观念中长期存在的基调，这甚至可以被视为是对当代西欧政治体制、教会与“科学”之间日益“分化”的防御性反应（defensive reaction）。

另外，俄罗斯东正教还将莫斯科视为“第三罗马”，这是一个“半虚构/半真实”的典型案例：它采用了东正教信仰的内在特征，并通过巧妙的历史叙事来使它日益强固，以实现政治目标。长此以往，“人类中心主义”与“整体主义”在俄罗斯东正教的教条中就被保留下来，并发挥着背景观念的作用：在许多俄罗斯思想家的著作中，后人可以观察到“人类中心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奇特的共生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它们批评社会“碎片化”与人的“原子化”，而对这种（由西方导致的）恶劣状况的处理办法，却是“（通过建立整体）确保人类个性的广泛和完整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这就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厌恶，例如Nikolai K. Mikhailovskii（1911:159）曾指出：“进步是逐步使个人本身显现的过程……（应当）在人的器官中（实现）尽可能充分和最多样化的劳动分工，以及保证人与人之间尽可能少的劳动分工……减少社会的异质性，从而增加其每个成语的异质性……这是合乎伦理道德与公正精神的。”（Walicki 1989:53）

与捍卫传统的知识精英相对，“西化”阵营的知识领袖、自由主义经济学家Piotr B. Struve尖锐回应了这种关于社会进步的“整体主义”观点：“在一个抹除了差别的世界中，个人不过是‘和谐的整体’……（但是流于）单调和无形”（Struve 1894:38），这显得俄国知识分子“缺乏文化”，需要“进入资本主义学校学习”才能有所缓解（Struve 1894:288）。不过，本文并不认为俄罗斯东正教的“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遗产是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阻碍，因此，本文并不支持亨廷顿式（Huntingtonian）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本文的观点是，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文化遗产加剧了亲斯拉夫阵营（“传统派”）与“西化派”的斗争，尤其是“传统派”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于是，在俄国，围绕“向何处去”的意识形态紧张态势与斗争激烈程度要胜过其他国家，而知识精英内部的深刻分歧又使俄国更容易受到外部政治冲击的影响。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完全扼杀俄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俄国正成为一个“标准”的欧洲国家，亦即一个能够发展自己的“欧洲现代性”的国家。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外部冲击为布尔什维克（Bolshevist）的职业革命家们提供了契机：他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下成功恢复了“整体社会”的传统理想。十月革命显然构成一个关键节点，因为它如断魂一扼般终结了资本主义西方化进程，并为“整体社会”理想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解决办法，即苏联的“保守现代化”道路（Vishnevskii 1998；Mironov 2000:333）。这条道路是在传统制度的基础上开展现代化尝试，其中，除了恢复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其他特征之外，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没有进行明确区分；至于民族认同，布尔什维克实现了一场新的“范式转型”，重塑了（苏）俄国与西方之间的对立，还恢复了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传统叙事；再看看微观层面，在这里，处于长期短缺中的计划经济几乎导致“原始的……高度个性化的”互惠交换与再分配关系东山再起。需要注意的是，强调上述内容的“保守性”并不意味着否认苏维埃俄国（联）现代化进程的波澜壮阔，而是强调苏俄（联）在现代化的同时，也一并强力复兴了与西方社会主流思想观念（即西方的背景观念）完全不可调和的思维模式。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大多持这样一个核心观点：经济进程应当服务于更高的社会目标，所以，经济应当服从政治。本文认为，几乎不可能清楚区分苏联（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和这种“整体主义”社会理想在革命之前的影响，但是，后者的影响仍然不能被低估，这不仅早已有人（尽管这是相当草率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醒’了俄国大众的传统意识”（Zilberman 1977:363）。同时，一方面，俄国知识精英特别是民粹主义者（populists）在19世纪末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一直都从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整体批判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前期，令人震惊的情况屡屡发生：以前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如此快的速度改旗易帜，恢复了亲斯拉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于是人们可以注意到，这些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具备某种共同的理想，即经济事务从属于更高的社会目标。这些证据无一不说明，在苏联以及之前的苏俄时期、资本主义时期与帝俄后期，作为背景观念的“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已在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并以此左右着之后每一种外来思潮在俄国的实际状态——在明确这一点之后，本文将着手对后苏联时代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语境进行分析。

四、为“大变革”预备：俄罗斯的经济观念史与传统思想的回归

本文在案例研究方面的核心观点是：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外来经济前景观念和国内背景观念之间的冲突引发了知识精英内部的分裂，尤其是经济学家之间的阵营分裂，并最终导致了对立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僵局。为了更好理解这种分歧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当前部分将对俄罗斯的经济观念史做一些简单的梳理。

在Adam Smith之后经济思想史的决定性转变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古典政治经济学既对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过程感兴趣（该观点是从“经济系统的嵌入性”中抽象出来的，本文简称为“孤立”视角），也对经济系统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感兴趣（本文简称“背景视角”）。随着边际理论的突破，人们开始普遍转向对经济系统内部过程进行彻底数学化分析的方向，经济也就被更加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孤立系统。不过，在德国、俄罗斯，以及意大利和日本等新兴国家，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向遭遇了程度不一的抵制，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更多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政治、经济情况与社会现实，但它能否用来研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仍然是个问题。在19世纪，俄罗斯就属于强力抵抗新古典经济学革命的国家，但20世纪上半叶，后者在俄罗斯取得了蓬勃发展，直到斯大林时期，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纯粹经济逻辑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在呼啸而前的斯大林主义（Stalinist ideology）看来构成某种阻碍，才开始逐步式微。与之相对，斯大林主义坚称政府能够按一定理念，随意重新塑造社会的基本状态，即强调了经济规律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苏联的主流经济观念开始回归“前边际主义”（pre-marginalist）政治经济学而非单单经济学，这一事实反映出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对“纯粹经济事务”不大感冒，而且强烈反对在社会中建立明显可区分的“价值领域”的想法。

随着斯大林时代的远去，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开始涌现一种强烈的改良主义经济观念，其中再次出现了围绕经济规律之“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变量。例如在Genadii Lisichkin于1966年写下的《计划与市场》（Plan and market）中，作者将经济规律称为“客观因素”，并“在人们的意志范围之外起作用”（Lisichkin 1966:266），而在苏联“价值法则的这个基本特征被忽略了……作为价值规律的‘报复’，我们在技术使用上陷于低效率的窘境，生产成本则同时居高不下。”（Lisichkin 1966:60）随着布拉格之春事件（Prague spring）证明了这种思想的爆炸性影响之后，苏共在1971年的第24次党代会上宣布严禁讨论产权结构和中央经济计划，从而结束了关于经济改良主义观念的流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之后经济改革奠定基础的思想观念诞生了。这就是所谓shestidesiatniki（意为“六十年代生人”）的经济学家们，主要包括Leonid Abalkin、Abel Aganbegian和Nikolai Petrakov，参与了旨在改进现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争论（Aslund 1987）。他们的争论具备如下特征：第一，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样是合乎人性的，其中心是社会主义工人集体，但思想内核却与俄罗斯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息息相关；第二，争论毫不避讳主观主义，并部分地具有唯心主义特征；第三，这些思想日后将生成改革的核心思想。

作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六十年代生人”（即前文提到的Abalkin、Aganbegian、Petrakov等经济学家）在真正的经济领域遭遇惨败。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顽固地按照“游戏规则”行事，只着眼于支配经济的“客观规律”，但对于这些规律所嵌入的“上层建筑”仅有极为抽象、脱离实际操作层面的讨论。可以说，这些经济学家退回了一种“什么也做不了”的极端状态，无法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直到1980年代末，在苏联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下，仍然只能给出光明未来的美好愿景。

从1989年起，新自由主义思想进入苏联经济学界：例如新自由主义宗师哈耶克的思想被Natal'ia Makaseva广泛译介，弗里德曼的思想则由Gavriil Popov加以介绍，到了1990年7月，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的部分俄文译文被刊登在大众传媒杂志之上，等等。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引起更多注意，人们开始从根本上强调“客观”或“铁”的“经济法则/铁律”，于是，苏联经济学的“范式转变”就这样发生了，因为旧的“经济学教条”已经“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个不相容的新教条所取代”。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想首先却被当作一种反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为大众所接受，更坏的是，当时苏联的自由主义者更加坚信他们是绝对真理的“担纲者”了。

如果说Leonid Abalkin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前期改革的关键人物，那么Egor Gaidar在思想和政治上都算是“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核心推手。Gaidar的著作《国家与进化：俄罗斯对自由市场的探索》（State and Evolution: Russia’s Search for a Free Market）提供了对“年轻改革者”们心态的第一手资料。Gaidar 的分析建立在对“东方”和“西方”社会的比较之上。这些理想类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关系的结构，例如，在东方社会， “官僚机构统治着经济和政治生活”，因此，“财产（权）不过只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属性”（Gaidar 2003:5-6）。对他来说，转型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Gaidar 2003:107），而提供“稳定财产所有权的条件”就能引发“我们社会结构的变化，期待已久的中产阶级的诞生”，这不仅会“创造真正的市场、充满活力的工业，以及经济增长”，而且会让俄罗斯回到社会发展的“西方”轨道上，真正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共和国”（Gaidar 2003:116）。

Gaidar和“六十年代生人”之间的对立再尖锐不过了：后者深入探讨了社会心理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因此采取了直言不讳的背景观念视角。相比之下，盖达尔则采取将经济领域严格孤立出来的新自由主义观念进行论证，这主要遵循了一种前景观念的视角。不过，尽管对立如此尖锐，但是对他们双方来说，经济改革最终无非都是为了服务于一个历史使命：在“六十年代生人”那边，首要目标是实现“人性的社会主义”，这构成“整体社会”梦想的一个面向，而semidesiatniki（意为“七十年代生人”，包括Gaidar）则希望俄罗斯与西方社会功能分化的发展道路看齐。

双方之间的共性，就恰似一种逻辑一致的乌托邦意识形态（utopian ideology），其关键特征是与希望建构与谋划未来，而根据对应的乌托邦愿景，“现实至少应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Gerner and Hedlund 1989:20），然而，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之路是如此痛苦又如此乏味，这消磨了新自由思想进一步扎根生长的动力。与此同时，起源于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社会的思想模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观念开始卷土重来，这包括三种形式：后工业社会的思想（idea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新斯拉夫主义（neo-slavophilism），以及对“以国家为中心谋发展”（state-centered development）的呼吁。

具体而言，后工业社会思想将“人性的社会主义”理想投射到了后工业社会之上，相关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便是后工业社会，而这表明“不仅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过渡到一个性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先决物质条件正在积累，而且新的社会关系也在产生。”（Bogomolov 1990:18）。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俄罗斯错过了向后工业社会“伟大飞跃”的历史窗口期，而是以“狂野的资本主义”（wild capitalism）告终（Medved'ev 1995:28），于是，经济改革令人失望的结果再次引发了在俄罗斯不断重复的问题：资本主义真的可能吗，如果是的话，它对俄罗斯来说真的好吗？随后，开始有人指出，应当从“俄罗斯社会传统”中寻求出路——这种传统的主要特征必须源于“对三位一体的唯物主义解释”，而“经济、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有机统一”恰是一个现存可用的关于社会理想的描述。Kul'kov认为，苏联的社会结构不仅反映了这一传统，而且政治意识形态对经济的支配甚至也可以追溯到传统的“精神高于物质”观念。在这个意义上，Buzgalin识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策略的主要错误，即试图“人为地分离社会生活的这个（经济）领域，并以某种方式将其与所有其他领域隔离开来。”另外，还有人比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者还要更进一步，认为要实现“理性”的经济重建，就必须使整个经济“回到国家监管的轨道上”，“借助包括行政措施在内的一套工具……确定一定的合理价格关系”，然后“围绕该关系建立整个经济监管机构系统”（Abalkin 1994:4-5）。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莫过于“政治，而且只有政治”——被期望能够创造“理性”的价格关系，于是，“价值领域”反而在原则上否认了它自己的理性。

五、冲突之际：俄罗斯经济学中的思想集团之争与制度不稳定问题

（一）思想集团之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学

苏联解体五年间目睹之怪现状在于，大约一半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回到了由苏联和革命前俄国社会历史所塑造的思维模式，这些模式具有不同程度的激进性，且秉持着“整体社会”的理想。事实上，最迟从此时开始，在俄罗斯经济学界内部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思想集团，它们共享一个学科的话语空间，但其运作方式却泾渭分明。

“泾渭分明”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如果A 和 B 属于同一个思想集体，则一个思想对二者来说，可能是真的/正确的，或假的/错误的。但是，如果A和B本就属于不同的思想集体，那他们面对的将不是同一个思想，因为他们原本的思维模式就不同。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越大，思想的交流就越受梗阻（Fleck 1979:109）。

当时俄罗斯的情况和这个例子简直是十分甚至九分的相似——俄罗斯的经济学界被划分为两个思想团体，本文将它们称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阵营，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据此，在它们看来，其各自的对立阵营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隔靴搔痒之流。其中，前者从一种极端形式的“语境方法”（contextual approach）开始，不仅在方法论上关注经济体系的嵌入性，而且还假设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的统一构成一种规范性社会理想，而“经济学”阵营则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孤立”视角。表1列举了两个阵营各自在内部通行的思维方式和主要观点。

表1 阵营概况

（二）机制分析：意识形态分裂何以导致制度的不稳定性

思维模式之间的冲突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相反，它将转化为一种矛盾和不连贯的经济政策风格，这种风格直到现在都是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核心特征。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在1992年7月首次凸显：虽然时任总理Gaidar绞尽脑汁对抗通货膨胀，但俄罗斯中央银行主席Gerashenko决心直接向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贷款，这当然与所有控制流通中货币总量的努力背道而驰（Gel'man 2014:81-82）。此后，从总统任期伊始，梅德韦耶夫就宣称“反腐和推动经济自由化”是他的首要任务，然而，2008年七月，梅氏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将 400 多家公司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俄罗斯技术公司”（Rosstec）名下，一方面，这反映了集中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理念（这“经济自由化”的宣称南辕北辙）；另一方面，在Rosstec存在的十年中，腐败丑闻层出不穷，而且对俄罗斯经济技术的现代化几乎毫无贡献（Shleynov 2016）。2010年左右，低迷的经济增长率和缓慢的结构变革速率，重新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改革的激烈辩论。其中，一些学者明确指出，经济政策中不连贯且经常相互矛盾的措施，无疑构成恢复经济增长和刺激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障碍（Auzan and Satarov 2012:66; Iasin 2013:9; Gurvich 2013:29）。

在经济政策方面，从一开始（见上面关于俄罗斯央行的例子）的货币政策，就处于两个思想集团之间冲突的爆心。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关于“该推行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央行在政治上是否具备相对独立性”等问题的看法，直接反映了关于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观点，同时，还间接反映着思想集团之间关于同一概念的不同认知。例如，在2002年至2008年针对“俄罗斯稳定基金”的辩论中，各集团都提到了凯恩斯主义，但他们对后者的具体定义可以说毫无共通之处。

随着“俄罗斯稳定基金”积累的财力日增，两个思想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随之白热化。对于那些将政治制度和经济的统一视为理想，并希望国家本身成为经济现代化之“决定性引擎”（decisive engine）的人来说，“俄罗斯稳定基金”带来的只有不安全感。在政治斗争中，以财政部长Kudrin为核心的“稳定派”阵营越来越遭到“发展派”阵营的强大压力，后者由久经苏联改良主义宏观经济学训练的专家Belousov领导。这两个阵营的争执集中于通货膨胀问题，其中，Kudrin认为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完全是由于财政预算的过度扩张，Beolusov则指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出在供给侧。“发展派”认为，“俄罗斯稳定基金”的实施只会加剧货币供应量过小的问题，从而导致流动性危机（iquidity crisis）和投资下降。总之，由于两派的观点均根植于全然迥异的思维方式，在它们之间不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辩论。

2007年，“俄罗斯稳定基金”被拆分为“储备基金”（Reserve Fund）和“国家福祉基金”（Fund of National Welfare），并改组了新的国家开发银行（State Development Bank），于是通货膨胀开始有所缓解。通过这种方式，两种相互冲突的思维模式在经济改革中得到了体现：如今，“俄罗斯稳定基金”已转化为一个混合起来的、有点自相矛盾的机构。最初货币主义—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现在部分被用于恢复苏联时期依靠石油收入来促进经济多元化的做法，同时，由“国家福祉基金”资助的两个项目甚至还是苏联时代同一项目的直接延续，即Kodinsk的Angara河上的Baguchanyi水电站大坝，以及俄罗斯最大的合成橡胶生产商下辖的Nizhnekamsk石油化工厂（Ekspert 2006）。

六、小结：关键节点的“语境化”意味着什么

与“从一种核心信仰到另一种核心信仰的过渡”（transition from one core belief to another）相反，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案例囊括了长时段的意识形态不平衡态势，亦即两个思维模式不相容的集团之间的持续分裂。于是，意识形态僵局转化为自相矛盾的政策措施、混合的制度设置，当然还有整体制度安排的不稳定性。该案例充分说明，最近关于观念和制度的政治科学文献往往低估了实现新思想均衡的难度。在本文中，作者假设传统国内背景观念与外来西方观念之间的冲突问题，将构成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制度变革中的典型问题——尽管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这里的“结构性”指人们通常可以预期它会在“跨越式发展”或“赶超现代化”的情况下出现），但它在每个国家都遗产具备着特定的具体形式。就俄罗斯而言，俄罗斯东正教的“整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决定性地放大了传统国内思想和外来西方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俄罗斯迅疾的制度变革中，“范式转变”似乎轻而易举，但很快人们就发现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暂时失势的背景观念很快就卷土重来——尤其是在新前景观念无法快速取得成效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究竟该将1991年算作俄罗斯的“关键节点年”，还是指出普京所提出的，从沙皇时代到苏联再到今日俄罗斯的“政治连续性”（political continuity）是正确的？本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1991年标志着一种意识形态均衡的结束，而这种平衡的基础在于确信俄罗斯正处在一个“整体社会”的历史轨道之上。在苏联的70年间，这个“整体社会”之理想终点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改革年代，“（与西方）趋同”取代共产主义愿景，成为“社会进化”的最终目标，但后者仍被理想化为一种“整体秩序”，并孕育出一种“整体类型的人格”（integral type of personality，Sorokin 1960）。随着输入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根本上挑战了“整体社会”，在俄罗斯延续至今的的意识形态分歧就此开始。

倘若我们鼓起勇气，放弃“关键节点结束时必然出现新的均衡状态”的想法，那么，从1991年（“休克疗法”的开始）到1994年（传统思想卷土重来）的这几年，可以被视为“导致出现制度混合与不稳定秩序”的特殊的关键节点。它的混合性和不稳定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精英的思想是围绕两个根本对立的范式或“格式塔”（Gestaltvorstellungen）而形成的。有人可能会表示反对，因为基于意识形态分裂而生成的社会秩序很可能非常不稳定，以至于它很快就会向别的方向“倾斜”，但本文坚持认为，就算它再不稳定，也已经持续了25年以上。假如其中一种范式（及支持这种范式的集团或阵营）能够持久捍卫自己的主导地位，这样，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就产生了，并有可能就此导向新的、更稳定的均衡。

对于更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科学知识生产而言，本文认为，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发生“大变革”的历史洪流下，关键节点背后的深层背景观念必须被认真对待。这种对关键节点“语境化”的尝试，不应当与“找回制度”或“找回偏好和规范”等呼吁相混淆；相反，针对本文所涉及到的这类情况，发展一种能够兼顾深厚意识形态背景观念的能动性观点将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一方面要继续保持意识形态制度主义（ideational institutionalism）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则要更系统地处理思想史——思想史很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对思想的表述，还因为它嵌入了更为深厚的思想背景。

编译｜王赟骥

审核｜张叶蕾

终审｜张思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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