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关于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经济繁荣的研究”。三人于200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论文《殖民地起源与比较发展：一项实证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堪称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标杆之作。论文创造性地使用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评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理解殖民地发展路径差异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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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17到19世纪原殖民地国家 “殖民者死亡率” 的差异来估计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殖民地，欧洲人实现了各异的殖民政策并建立了相应体制。在那些欧洲人死亡率较高的殖民地，欧洲移民较少，他们在当地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把欧洲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并估计当前制度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本文发现一旦制度的影响被控制住后，区位和维度因素不再显著。
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
Simon Johnson 麻省理工学院
James A. Robinson 芝加哥大学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5): 1369-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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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从左往右）：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 James A. Robinson
通常人们认为：良好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些拥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和较少政策扭曲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本，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生产要素，实现更高的收入水平。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的经济发展差异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在计划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下的国家停滞不前，而实行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则发展繁荣。
然而，制度的演变往往也依赖于经济增长。一个更加富裕的国家更有能力选择或实施更好的制度。因此，制度本身是一个内生变量。为了可靠地评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我们需要找到能够外生解释不同制度差异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前殖民地国家制度的差异，并通过该理论找到外生解释制度差异的依据。
本文的理论机制基于以下三个假定
1. 不同类型的殖民政策塑造了殖民地不同的政治制度。
2. 殖民策略制定受殖民地定居条件影响。
3. 殖民地的制度在国家独立后仍然持续产生影响。
基于这三个假定，本文选取殖民者死亡率 (settler mortality) 作为当前制度工具变量。其理论机制可以通过下图表示
当近代欧洲殖民者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时，不同地区的气候和疾病环境导致殖民者的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在殖民者的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早期殖民者难以定居，后续的殖民者也缺乏迁移的动力，因此当地建立了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些制度无法有效保障产权。17至18世纪的拉丁美洲及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活动印证了这一点。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垄断贸易法规，从美洲获取黄金等贵重资源；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垄断奴隶和黄金贸易，强行征税，并建立起专制主义政府。在殖民者的死亡率较低的地区，更多的欧洲移民选择定居，仿效母国的生活方式，并争取建立类似欧洲的制度。这些地区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代议制民主。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在殖民时期确立了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私有财产制度。这种早期制度的差异延续至今。攫取性制度并未因殖民地的独立而结束，由于改变制度的成本高昂，剥削制度、奴隶制和强迫劳动依然存在。因此，殖民者的死亡率与当今制度之间存在相关性，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导致欧洲人于殖民地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疟疾和黄热病。在热带地区，这两种疾病占欧洲人死亡率的80%。相比之下，殖民地的原住民由于拥有遗传免疫力或幼年时感染过这些疾病，健康影响较小。此外，文章也指出，殖民者死亡率与某些简单的地理或气候特征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殖民者死亡率虽然影响了制度，但并未通过其他渠道直接影响当前的经济增长，因而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的要求。
三、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表1 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第一列是全球样本，第二列是本文的基础样本，限定于曾为殖民地的64个国家，这些国家拥有殖民者死亡率、对征用风险的保护指数和GDP数据（有关所有数据来源的详细讨论见论文附录表A1）。1995年的人均GD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人均收入（GDP）将作为我们衡量经济结果的指标。此外，作者提供了1988年来自Hall和Jones（1999年）的每工人产出作为替代的当代收入衡量指标。然而，考虑到测量正式劳动力的困难，这一指标可能比人均收入更为噪声化，因而在经济表现上可能不如人均收入准确。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征用保护的指数 (the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 measure)，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该数据来自《政治风险服务》（Political Risk Services）（参见William D. Coplin等，1991年），最早由Knack和Keefer（1995年）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文献中使用。《政治风险服务》为每个国家和年份报告0到10的评分，0代表最低的征用保护。本文使用1985年至1995年间每个国家的平均值（许多国家在1985年之前数据缺失）。攫取性国家的特征对应较低的该指数值，而法治传统和有效的产权保护应对应较高的指数值。此外，作者还提供了一个制度变量的替代指标，即1990年的行政权限制指数（con-
straints on the executive in 1990)，这一数据来自Ted Robert Gurr的Polity III 数据集（1997年）。与此同时，Gurr的数据集也提供了早期制度的衡量指标。第一个是1900年行政权限制的指标，第二个是1900年的民主指数。对于1900年仍为殖民地的国家，这些信息不可用，因此我们为这些国家赋予最低分。本文报告了独立后的第一年（即一个国家进入Gurr数据集的第一年）行政权限制的指标，作为早期制度的替代指标。表1的倒数第二行给出了1900年欧洲后裔占总人口的比例，这是衡量欧洲移民在殖民地定居的指标，数据来自McEvedy和Jones（1975年）以及Curtin等（1995年）。表1的最后一行给出了基础殖民者死亡率估计值的对数。![]()
四、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对当前制度的经济影响进行估计。
其中yi 表示i国的人均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Ri为征用保护指数 (the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 measure)，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X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维度，所在大洲等，其中R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2 展示了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的结果。(1) 和 (2) 列分别为所有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表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系数估计值为0.52，且显著为正。(3) 至 (6) 列为所有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依次加入纬度和所在大洲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7) 和 (8) 列则采用人均产出的对数作为因变量，重复了 (1) 和 (2) 的回归。结果显示，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是稳健的，但目前的相关性尚不足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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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OLS回归结果
2. 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对理论机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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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表示征用保护指数， C 表示早期制度变量，本文采用了三个指标来描述早期制度变量，分别是1900年行政机构所面临的限制、1900年的民主指数以及独立第一年行政机构所面临的限制。S 为殖民地的欧洲移民比例， M 表示殖民者死亡率，其数据主要基于历史学家Philip D. Curtin的研究，按每千人的死亡人数计算， X 为控制变量。
表3 展示了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机制假设。在Panel A中，第(1)和(2)列是征用保护指数与1900年行政机构所面临的限制之间的回归结果，表明早期制度与当前制度存在显著的强相关性；(3)至(6)列将解释变量替换为1900年的民主指数和独立第一年行政机构所面临的限制，回归结果依然显著。(7)和(8)列则是征用保护指数与1900年欧洲移民比例的回归结果。
在Panel B中，第(1)和(2)列以及第(5)和(6)列展示了1900年的民主指数和行政机构限制与欧洲移民比例之间的回归结果；(3)和(4)列以及(7)和(8)列将解释变量替换为殖民者死亡率；最后，第(9)和(10)列展示了欧洲移民比例与殖民者死亡率的回归结果。表3中的所有回归结果均支持了本文的机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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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制度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估计，其中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以下分别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回归方程![]()
表4 展示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回归结果。第(1)和(2)列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维度后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0.94，均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第(3)(4)和(5)(6)列则展示了去除新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后的回归结果。第(7)(8)列在加入所在大洲的控制变量后，加入虚拟变量并未改变制度的估计效应，其中非洲的虚拟变量不显著，这表明非洲国家更贫穷并非由文化或地理因素导致，而是由于制度上的较差表现。第(9)列采用人均产出的对数作为因变量，重复了第(1)列的回归，其结果保持一致。对于殖民者死亡率外生性假设的成立，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有效性的前提。本文引入了多个可能与殖民者死亡率和经济发展相关的变量，以检验这些变量的加入是否会影响估计结果。为控制殖民者身份的影响，本文添加了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虚拟变量。结果表明，殖民者身份并不是殖民模式及后续制度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本文还考虑了法律起源，以及天主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人口比例，以控制法律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表5展示了回归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本文的核心结果影响不大。
进一步地，本文添加了温度和湿度、欧洲裔人口比例、自然资源、土壤质量以及国家是否为内陆国家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这些控制变量均不显著，并且对制度对人均收入的估计几乎没有影响。表6的(1)-(6)列展示了这些结果。
此外，本文还将民族语言碎片化程度（ethnolinguistic fragmentation）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此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74，低于基准回归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民族语言碎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与经济发展和殖民者死亡率相关，因此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后，导致制度系数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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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稳健性检验2
本文检验了工具变量是否能够捕捉到疾病对经济发展的普遍影响。表7的(1)-(6)列直接控制了1994年疟疾流行区域的人口比例、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健康变量，结果显示，征用保护指数的系数偏小但依然显著，并未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在(7)-(9)列中，本文将健康变量和制度变量视为内生变量，并参照McArthur和Sachs (2001)的方法，使用纬度、平均温度和距离海岸的距离与殖民者死亡率一起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在(10)和(11)列中，本文用是否曾受到黄热病影响替代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其估计结果同样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
表7：稳健性检验3
本文最后进行了过度识别检验，使用早期制度变量 C 和殖民地的欧洲移民比例 S作为工具变量，以检验 C、S 和 M 中是否有任何一个变量对人均收入的对数 (logy) 有直接影响。表8展示了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未发现殖民者死亡率对人均收入存在直接影响，也未通过除制度以外的变量产生间接影响。![]()
表8：稳健性检验4
五、结论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使用殖民者死亡率作为识别制度对经济影响的工具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前殖民地国家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回归结果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同时，本文通过构建相应的理论机制，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为理解殖民地发展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然而，本文在讨论制度对经济的具体影响路径时尚显不足，未能深入剖析制度内部的细节和特征。制度这一概念在分析中更多地被处理为一个“黑箱”，并未对其具体运作方式和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探讨。©Political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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