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探讨了跨学科记忆研究领域对集体记忆和政治研究的理论和实证贡献。该文从三方面综述了有关集体记忆不同学科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以追踪这一领域的发展轨迹：1. 集体记忆在民族国家及其身份认同方面的的建构、合法化、制度化以及维系中的作用；2、有关苦难历史、集体创伤、对历史及其记忆的政治争论等问题的实证研究，而作者在这一部分回顾了德国、日本、波兰、美国和土耳其的案例。3. 记忆政治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以超越民族国家的既有框架并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解读集体记忆。最后，鉴于民粹主义和所谓假新闻的兴起，作者对未来集体记忆的政治研究提出了建议。
作者简介：
Geneviève Zubrzycki,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社会学系
Anna Woźny,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Zubrzycki, Geneviève and Anna Woźny. 2020.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6(1):17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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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Zubrzycki, Geneviève和Anna Woźny
乔治·奥威尔在著作《1984》中断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这一话语不仅是奥威尔式体制的体现，也是学者们在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研究中持续关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记忆研究逐渐步入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议题，哲学、自然科学和传播学等学科也开始介入这这一领域。
什么被称作记忆政治？一般地，政治学者和研究机构聚焦于集体记忆的塑造，而大多数集体记忆或多或少都与政治相关。德语专有“Geschichtspolitik”一词来描述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包括道歉、赔偿和纪念。因此，记忆政治总是关注于对过去的辩论，以及如何更广泛地记录、记忆和传播过去，或者如何将其沉默和遗忘。记忆政治包括历史政策，以及区分真实或正确的历史和虚假或伪造的历史政策；规定历史应该如何被叙述；甚至通过在法律上规定对过去的具体解释。因此，集体记忆的重构在政权更迭之后尤为突出。鉴于集体记忆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它往往被载入法律文本，在教育机构中传播，并在媒体和流行文化中得到推广。
集体记忆在民族主义研究中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阶段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揭开对古代民族历史的神秘色彩从而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记录了国家和民族用来建立集体记忆的各种战略，以及记忆在产生一个或多或少统一认同方面的作用。该领域的第二个阶段侧重于纪念活动，以此作为巩固民族特性和重申民族团结的手段。最新的文献已经转移到研究集体记忆和民族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织的不同过程。由于国家是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因此要使它合法化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历史学家被招募来阐明新的历史叙事。过去的故事不再是朝代和王室内部的阴谋，而是跟随国家扮演一个在时间中稳步前进的形象。当时的历史学家认为自己不仅是民族遗产的传播者，还是意见的塑造者。这些新的国家叙事是由各自国家的特定政治需要塑造的，但各地都需要塑造一个新的集体记忆来赢得人民，其中一个关键目标是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刻培养对新创建的民族国家及其精英的效忠，例如在世纪之交时广泛设立纪念节日和国家纪念碑。如果说集体记忆对国家认同至关重要，那么对集体记忆的遗失也是如此。由法国历史学家的记录阐述了如何将自相残杀的历史塑造为心甘情愿地为国家而死的集体记忆。然而，通过对主要叙述的表达来创造民族认同是有代价的，因为这意味着遗忘了其他的记忆、身份和认同。但是随着西方社会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在政治上日益突出，以及学术界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该领域转向研究被遗忘的妇女、移民、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历史。对口述历史、民间传统和物质文化作为沉默集体记忆载体的调查，在民族主义和记忆研究中产生了一条重要的学术线索，该研究较少以国家为中心，但同样关注政治和权力动态。鉴于历史叙述和集体记忆在政治制度的建构和维持中的重要性，政治破裂通常涉及重新审视和修改这些叙述。因此，战争和暴力冲突的结束或政治政权的更迭都会将记忆置于公众和政治辩论的中心。战后德国已成为一个接受历史责任、忏悔认错、重建国家认同的典型代表。由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犯下了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这一复杂的过程变得更加重要。尽管德国的责任是明确的，但它对过去的反思和对集体罪行的接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面对纳粹的遗留问题就成为了公众生活的中心，因为欧洲的和解需要非犹太化。反纳粹和审判战犯只是这一进程的两个方面。许多人在纳粹政权统治下和之后都遭受了苦难，因此德国的集体记忆必须仔细审视德国国民性的本质。盟国通过展示战争暴行的照片证据，并让德国公民参观集中营，制造了悔恨感和集体罪恶感，而这种集体负罪感最终被编织进了国家叙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相较之下，在处理自己在亚太战争中的角色方面，日本没有德国成功。日本作为犯罪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是严重阻碍其处理过去复杂遗产的一个因素。战后日本重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将这一理念载入了1947年的宪法，即所谓的和平宪法。然而由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及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普通日本人在承认日本在战争中的作用时变得尤为复杂。美国领导的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阻碍了关于美国对爆炸事件的责任的讨论，这使受害者意识更加敏锐。由于不能公开将责任归于美国人，原子弹成为一个抽象的肇事者，而核创伤成为日本例外论的一部分。由此，日本民众的集体记忆是复杂而矛盾的，常常在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两个角色中产生争议。而在东欧，社会主义波兰的历史承载着苦难，而犹太大屠杀中的波兰则呈现了另一种的集体记忆。因此随后波兰的清算导致了更大的分歧，而不是共识，波兰社会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两极分化，记忆政治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迄今为止讨论的案例强调了政治动荡对于充满艰难和暴力的过去重新记录的重要性，但毋庸置疑，不太激进的转变也会引发关于历史和记忆的辩论。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没有经历政权更迭，然而美国的记忆政治无疑是公开辩论的一个突出方面。对暴力殖民和美国土著遭受的歧视，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土地的要求和土著人民待遇的政治辩论和法律斗争，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国家地位的霸权神话。另外，关于民权和黑人奴隶制的讨论同样挑战了美国民族国家和美国梦的固有叙事。更为激进的案例来自土耳其，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和不断上升的国内辩论，土耳其仍然否认其通过直接谋杀、酷刑、饥饿和强迫驱逐造成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死亡构成种族灭绝，而政治家的公开否认影响了土耳其民众对于集体记忆的塑造和集体身份的认同。由此可见，国家对自身的历史有接纳有否定，一个特定的国家在这个领域的态度往往取决于其在过去困难时期的经历。然而，关于德国、日本、波兰、美国和土耳其案例的文献表明，与过去接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结果并非事先确定。例如，有着混合历史经验的地方（例如日本或波兰），更难承认他们对他人犯下的罪行。对五个国家的分析见下表。![]()
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对世界各地的记忆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线上交流的兴起，全球流行文化的出现和媒体的表现形式得到了广泛传播，为创造和传播跨越国界和民族文化习语的集体记忆提供了新的可能。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网络的发展和加强，对记忆的塑造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全球移民潮也促进了集体记忆的空前流动。随着这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记忆学者通过强调移动中的记忆来迎接跨国转变。十九世纪，集体记忆被用作国家建构的工具，却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过度之后成为负担，并在二十一世纪超越了既定的国家框架。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自然演变为顺应其不断变化的实证对象。那么未来的研究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一方面，社会学尚未充分认识到其他学科所具有的多方向和跨国方法的研究潜力。虽然文中已经概述了这一领域已有的重要辩论，但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方法创新，超越方法主义。记忆新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各种社交媒体的出现也应受到更多的审视和探究，特别是在它影响国家的时候。另一方面，虽然一些记忆的界限似乎超越了国家，但另一些则矛盾地被记忆社区和政治行动者加强或重新建立起来，寻求重新定位国家的身份、记忆和政治权力。虽然民粹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民粹主义话语中使用的修辞通常将国家划分为好人和腐败分子。这种话语框架允许借用施暴者-受害者二元结构作为动员战略。虽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同的分析范畴，但它们是密切相关且往往重叠的经验现象，因为它们都依赖于内部和外部的二分法。最后，在假新闻时代，当下很容易被操纵，而过去也许更是如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集体记忆在后真相世界政治中的运用方式，及这种新型记忆战对政治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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