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版图的二十一世纪最不容忽视的地缘重大政治现实事件。长期以来，由北美学术界主导的全球比较政治学研究者试图将各种理论套用在中国上，亦试图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提炼和发现一般性的理论或概念。本文，但作者都一首先一展现了各种理论性努力的不足。作者更进一步阐释了未来中国研究可以耕耘的领域和中国扩大学术影响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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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界主要通过单向的方式研究中国政治，即学者们将在北美学术界发展和生产的政治学的思想、概念和理论带到对中国的研究中。与此同时，学者也从对中国研究中发展出一些概念或理论，到迄今为止这些理论性贡献均难以成为北美（和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学词汇的一部分。由于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丰富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为比较政治学领域带来的前景。随着该领域的知识和概念方法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国这一政治实体和正在发生的经历中衍生出来的概念和观点很可能会扩展和修正该领域普遍接受的词汇。然而，在未来几十年中，该领域新格局的形成仍将是一个概念、知识和意识形态冲撞、对话、竞争的过程。作者简介：
王正绪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编译来源：
Wang, Z. (2016). With the rise of China, what’s new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50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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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正绪
比较政治学作为北美政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起源于对他者的研究 （studies of others）。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与欧洲政治才是政治学的本源，西方的政治经验构成了政治理论的参考来源。而对世界其他地区政治的研究仅是对西方政治学的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到来增加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所有第三世界的区域知识的需求，因为这些地区是冷战的竞争的主要场域。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在政治学和知识社会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区域国别”（即美国以外的地区）政治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合法的子领域应运而生。
某些概念及其所代表的现象或机制不时受到广泛欢迎，这些概念和机制不断积累，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并很可能成为实证理论，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域的“现状”（state of the art）。例如，”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重要基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比较政治和一般的政治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学者们要想摆脱 “区域研究专家 ”的称谓而被接受为正儿八经的“政治学家”，就必须将中国纳入比较政治学的各种理论框架或范式中。这一类比较政治学中的范式包括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比较民主化、比较威权主义、公民社会和国家—社会关系等。对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研究需要融入这类框架，才能用非中国问题专家的政治学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即便学者们从中国研究中带回了丰富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很少能进入主流的政治学词汇中。为了改变这种单向认识论，学者需要将中国纳入各种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
本文质疑这种单向模式的持续性，探讨了中国经验是否正在产生新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否可能会扩展和修正比较政治学的词汇。通过回顾比较政治学在中国的应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关键机构的研究，本文指出了该领域在理解中国政治方面的不足。最后，本文讨论了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以利用中国崛起带来的复杂性。这需要在认识论上进行必要的调整，超越以北美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中国成功首先是一个经济崛起的故事。今日，中国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巨大经济体，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中国国内，居民看到的是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变化，但理解其中的政治因素却困难重重。尽管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显而易见，西方政治学界仍然缺乏一个合理的框架来解释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与发展。学者们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论述，试图解释中国的崛起，但这些叙事所提出的问题多于回答的问题。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解释中国发展路径大概有五、六种学术思路，但每一种学术思路都有其限制与缺陷。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因在文化和国家作用上的相似性，经常被用于比较。虽然儒家文化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确实是这些地区的共性，但这些共性主要限于经济领域，例如高储蓄率、强调教育和节俭的文化传统、企业家精神以及与家庭相关的商业联系。但这种解释却难以延伸到政治领域，因为每个地区自经济发展后的政治发展天差地别。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成为国家积极干预与引导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正面范例。经济发展似乎确实需要一个自觉的国家，即某种意义上的有形之手。但与东亚其他成功案例相比，中国在国家主导和国家控制的发展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因为中国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却没有转向西方民主统治。西方的学术界理解中国案例的一个方法是关注国家主导（state-led development）或国家控制的发展(state-controlled development)带来的“悖论”，即在西方学者看来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该政治体制无法完成自身转型或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的“发展型国家”，而是“发展型专制国家”（development autocracy），或“发展型威权主义体制” (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换句话说，这种研究思路一般很难超越以下结论：1）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成功；2）国家维持了非民主的统治。（而这是错误的，或终归将坍塌的一种局面）持后共产主义视角的学者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政治运动的另一个案例来研究，与苏联东欧阵营无异。这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最终会崩溃，紧接着建立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形式的新制度。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依然处于核心地位，且不断通过制度创新增强自身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引入制度变革和适时调整，使党的执政能力得以持续甚至增强。近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和制度创新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着制度的日益完善，这些创新可能代表着制度化的浪潮，而不能与专制的叙事框架相容。无论如何，预言中的政权崩溃并未实现，后共产主义视角也未能够充分解释中国政权的持续性和适应性。尽管后共产主义研究与比较民主化研究有部分重叠，但比较民主化的“结构性”研究更适用于中国案例。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一些西方文献中认定为有利于“民主化”的结构性条件，如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公众自信的增强等，正在逐渐形成。比较民主化学者认为，随着人均收入上升，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但事实是，中国民众对中国政权支持态度一直是较高的，政体“被转型”的前景并不明显。这一案例将使政治学学者们重新思考民主、政府和政党的定义及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甚至可能重新定义未来的最佳政权类型。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转型引发了大量失败国家或不稳定民主政体的问题，“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 因此成为政治研究的热点。戴维·莱廷（David Laitin）认为，在911恐怖袭击后，政治学未来的重点将是“秩序”而非“民主”。然而，该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建设的失败或困难，同时关注外部参与者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和战略，如美国对阿富汗或伊拉克等地的干预。尽管国家建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失败或困难，但中国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然而，该领域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关注较少，研究多集中在国家的监管失误、服务提供不力、腐败，以及强制与镇压等方面。这表明中国的案例在国家建设的文献中并不突出，尽管其经验可能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有关一党制政权的研究迅速发展，这类研究专注于非西式选举性政权内部的机构运作。随着对西式“民主转型”的关注减弱，中国的政体得到了更多重视。在这一视角下，中国不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或单纯的社会主义政权，而是被纳入一党制政权的研究范畴。然而，现有的中国研究成果较为有限，主要集中于其他地区的一党制政权，如中亚、中东和拉美。关于中国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一些概念性描述上。由于这一领域仍然高度分散，且偏重于研究某些主题（如选举）或政权倾向（如强制而非绩效），因此对中国案例的研究还相当不成熟。在北美和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包括一些华人或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发表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概念和模式，如“碎片化威权主义”、“中国式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互惠问责”（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正当抵抗”（rightful resistance）、“民粹主义威权主义”（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去中心化威权主义”（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等。这些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但尚未对比较政治学产生重大影响。不过，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逐渐摒弃“民主原教旨主义”（democratic fundamentalism），即不再将向西式“民主”的“转型”视为必然。有关的讨论很少以应该或将如何向“民主”过渡为框架。二是关注点从经济发展转向治理。虽然直到最近，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一直是中国研究的关键要素，但现在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目标却更加全面。持续的物质繁荣、有序和组织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个人的自由和安全，以及所有人的归属感和社区感等等，构成了公民和国家的一系列目标或需求。因此，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对社会群体和治理的影响，而是从更多的角度来审视政体。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认为中国的情况蕴含着巨大的复杂性，有利于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项知识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处于核心地位，传统的比较政治学框架却难以囊括这一特性。中国共产党不仅不能简单地归入“政党制度比较”的范畴，甚至在比较共产党时也面临挑战，因为大多数共产主义政权已经消失，而仅有的四个以马列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中，除了中国，其他国家规模较小，缺乏比较意义。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于理解中国政治至关重要，但这一领域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当前研究应聚焦于以下方面：● 意识形态 （Ideology）：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为最大多数人民谋福利，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发展的指导原则，如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这种信念和思想意识是否定义了党？这样的信仰体系在党的各方面工作中是如何操作的？这样的信仰体系在实际的政治和执政过程中是如何构成或坚持的？● 招募、把关和自我净化 （Recruitment, gate keeping and self-cleansing）：中国共产党如何锁定社会中最优秀、最有能力的成员并将其招募入党？如何防止低素质的有志之士潜入党内？如何发现低素质党员并将其清除出党员队伍？● 教育、培养和提拔党员干部 （Indoctrin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members）：中国共产党如何确保党员队伍与党的思想保持一致？如何使党员干部具备管理经济和社会所需的能力和技能？如何发现有能力的党员干部以进一步培养和提拔？● 学习、适应和自我更新（Learning, adaptation and self-renewal）：中国共产党如何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它如何理解在党的建设结构、体制和政策方面需要进行哪些变革？如何实现这些变革？● 治理 （Governance）：中国共产党如何了解社会的政策需求？如何理解对每天出现的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需要采取哪些对策？如何制定、审议和通过不同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又是如何实施的？目前，学术研究更多关注社会行动者、地方治理等方面，缺乏对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探讨。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党与国家行政机构和社会的关系十分复杂，这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比较政治学中极具吸引力的研究主题。
比较政治学者们往往依赖北美理论框架，缺乏对中国本土思想的理解，使得中国问题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十分受限。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本土思想将逐渐成为比较政治学中的重要议题。例如，西方的“正当性”概念在中国语境中不完全适用。如果正当性——legitimacy——一词被翻译成“合法性”，则按字面意思就需将这一概念与法律概念通过一系列步骤联系起来。中文语境中的“统治的权利”或“民心”更贴近legitimacy一词的原意。北京大学教授潘维提出，中国政权的正当性源自“民心”——即人民的支持和信任，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程序性的正当性标准。中国政权享有高度正当性，是因为它提供了“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由于不符合西方的直接和竞争性选举程序性标准，这一制度未能满足西方提法中的民主的定义。然而，只要它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和力量，这一制度就能获得可持续的公众支持。儒家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字面上将人民视为国家政策的根基，实则暗示人民将政府视为仁慈而全能的，这促成了人民将正当性性赋予一个关爱型、责任型制国家的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公众根据他们对实质民主的看法，而非程序，来判断制度的正当性。中国政治中重要的概念“民心”不太容易与西方的实证政治研究中的概念直接对应。首先，民心无法通过民意调查直接衡量，因为个体公民表达的需求和意愿往往受限于短期和眼前的利益。同时，个体的总和并不等于集体。民心需要被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层整体性地进行理解和把握，而贤能政治意味着政治领导阶层在评估人民的需求和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时会采取更广泛、更长远和更均衡的观点。准确理解人民的需求和利益，并根据这些需求和利益制定政策选择的政权，拥有民心并因此享有正当性。因此，政权是否对人民（为民）执行仁政（同情或人道的治理）可以通过它能够指挥的“民心”水平来判断。潘维认为，中国的“民本政治”通过集体代表人民的设计证明了其正当性。相比之下，西方的政党竞争制度下，任何政党（无论执政与否）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无法实现整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中国的制度强调选择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和诚信的精英来治理国家，这与儒家思想中的贤能治国理念相符。此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正当性问题，一些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增加，这些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逐渐消失，最终可能崩溃。然而，学者们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统治正当性中的儒家文化成分。中国的政治思想如“中庸”、“王道”、“正道”等尚未被国际社会充分理解。对这些思想缺乏深入理解导致对中国的比较研究就难以产生真正的知识。
比较政治学最初在美国的视角下发展，旨在理解和分析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但这种分析往往带有北美的偏见。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全球化，非北美学者逐渐试图构建一个更少受此偏见影响的领域。然而，北美学界仍然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北美学者们继续通过学术会议、期刊影响全球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他地区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学者，正逐渐推动这个领域的本土化和多样化。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全球比较政治学产生重要影响：● 学术产出增加：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的发表量增加，带来新的视角和理论。● 学术活动增多：中国大学和学术协会举办更多学术会议和英语期刊。● 中国案例的重要性上升：中国的政治将被更频繁地纳入比较分析中。这种变化将推动比较政治学的实质性转变，特别是需要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复杂性。目前，北美主导的实证主义方法有效，但常受制于特定的价值体系。真正全球视角的研究者需认识到价值观和知识的双重本质，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社会、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北美主导的比较政治学需要在知识哲学上进行根本性转变，从单一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转向更具全球视角的多元理解。真正的全球比较政治学者必须意识到知识和价值观的相对性，方能推动全球视角的融合。放眼未来，随着中国的思想和故事逐渐进入主流，比较政治学的基本信条可能会经历修订。这不仅会影响学科的词汇和概念，还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思想竞争和学术格局的重塑。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智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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