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戈登的新书《美国增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认为，1920年至1970年间美国经济的快速技术进步是由于有了"伟大的发明"，这些发明有可能极大地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Gordon, 2016，p2）。当今的经济增长比较缓慢，因为具有电力和内燃机这种变革力量的发明不再出现。这种观点与强调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方向如何响应激励和机会的方法背道而驰，这些激励和机会往往由制度环境和政策决定形成（概述见Acemoglu 2009）。例如，专利权、产权和运作良好的司法机构允许个人从其投资和新想法中获得回报。教育机构和政策以及确保不歧视特定群体的法律环境也是向社会上大多数人开放商业和创新机会的关键；以及对研究和开发的补贴或税收减免对创新激励也很重要。这些因素不仅在总体上被证明是重要的，而且在19世纪的美国创新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Sokoloff 1988，Khan 2005）。在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我们实证检验了美国政府的基础设施能力有助于推动19世纪的创新这一假设（Acemoglu et al.，2016）。我们的结果表明，尽管有观点认为美国国家在19世纪很弱，但对美国技术进步和突出地位的一个主要解释是美国发展有效国家的方式。我们通过利用以下事实来衡量国家能力：在这一时期，最广泛和最有作用的联邦机构之一是邮局，由1792年的《邮政法》建立。到1816年，69%的联邦文职人员是邮政局长，到184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79%（John 1995, p.4）。根据约翰（1895）的说法，"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邮政系统就是联邦政府"。邮局在19世纪的规模和意义也被其当代观察家注意到。托克维尔在他著名的美国旅行中写道："在这些野蛮的森林中，信件和报纸的流通令人吃惊......我认为在法国最开明的地区，也没有像在这片荒野中如此迅速或如此大规模的知识运动"（de Tocqueville 1969, p. 283）。1852年，《纽约时报》将邮局描述为 "公民政府的有力臂膀"（John 1995，10）。本着Acemoglu等人（2015）的实证方法，我们将一个县的邮局数量作为国家总体基础设施力量和存在的代表，并认为正是这种国家存在--而不仅仅是良好的时机、随机性或外部因素--使得19世纪的创新和专利具有可行性和可取性。我们利用美国邮政总局编制的历史记录，确定了1804年至1899年期间美国每个县有多少家邮局。首先，邮局促进了思想和知识的传播。第二，更具体地说，邮局的存在使专利申请变得更加容易，部分原因是专利申请可以通过邮件免费提交（Khan 2005, p.59）。第三，邮局的存在表明--因此也代表--国家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功能。国家能力的扩大可能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法律服务和监管，或者有更多的其他形式的产权保障，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创新活动的基本条件。我们发现，国家存在的历史--使用邮局的数量作为替代--与美国各县的专利申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性。我们表明，无论是使用1830年以前建立的935个美国县的样本，还是使用1830年至1890年期间建立的县的样本，这种相关性都是成立的，最终总共达到2644个。我们的结果表明，在一个以前没有邮局或专利的县开设邮局，从长期来看，专利的数量平均增加了 0.18。 我们对这些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除了所有回归中包含的县和年的固定效应外，我们还灵活地控制了广泛的县的初始特征--1860年人口中的奴隶比例，1850年成年人口中识字的比例，以及1850年农场和制造业产出相对于人口的价值。尽管加入了这36个控制因素，邮局和专利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显著。我们还包括县级的线性趋势，以检查不同的县级趋势是否能解释我们的结果。对这组初步结果的一个担心是，它们可能会受到邮局建在已经有更多专利活动的县里的干扰。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反向因果关系的担忧，但我们发现在未来几年里，专利申请和县里的邮局数量之间没有统计学上或经济学上的显著关联。这表明，邮局导致了专利的产生，而不是相反。历史证据还表明，在 19 世纪，邮局的建立是出于一系列特殊的原因，这使得反向因果关系不太可能推动这种关联。约翰（1995）指出，社会某些阶层对国家服务的压力"保证了邮政网络将在商业需求之前迅速扩展到跨阿帕拉契亚山脉西部"（第44-5页）。库欣（1893）在其早期的美国邮局史中写道，在美国领土正式定居之前，往往会在该领土上设立邮局。"在俄克拉荷马州和最近开放的其他地区建立邮局，往往是在实际定居之前。在俄克拉荷马州各县被命名之前，它们被该部门称为A、B、C、D、E等。......邮政局长是根据俄克拉荷马州的代表和参议员普拉姆、帕多克和曼德森的建议任命的"（第286页）。综合来看--虽然我们没有明确地确定邮局和更大的州政府能力导致了专利的增加--但我们的结果突出了一种有趣的相关性，并表明美国州政府的基础设施能力在维持19世纪的创新和技术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的经济环境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乐观的历史叙述，即政府政策和制度设计有能力支持技术进步。
Acemoglu, D. (2009),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cemoglu, D., C. Garcia-Jimeno and J. Robinson (2015)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8), 2364-2409
De Tocqueville, A. (1969),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J P Mayer,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
Gordon, R. J. (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forthcom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尾注
[1] 我们能够获得县级邮局数据的年份是1804年、1811年、1819年、1830年、1837年、1846年、1850年、1855年、1867年、1870年、1879年、1891年和1899年。对于1879年之前的年份，我们使用了美国邮政部题为《美国邮局一览表》的出版物（在某些年份，该出版物被称为《美国邮局表》）。1874年，联邦政府开始在一份名为《美国邮政指南》的出版物中更系统地公布邮局信息，该出版物仅在某些年份有数字化。这份出版物是我们1879年、1891年和1899年的资料来源。
[2] 我们感谢汤姆-尼古拉斯分享这些数据。
[3] 前者的结果是一个平衡的县的面板，而后者是一个非平衡的面板，其中的县只包括其成立后的年份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