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军事网络与暴力及国家建设的微观政治学 | Comparative Politics

学术   2024-10-09 10:40   北京  

前军事网络与暴力及国家建设的微观政治学:以利比里亚为例

译者按:

通常而言,实现参战人员的去军事化被视为巩固内战后秩序的重要手段。但需要追问的是,非正式的军事网络在冲突后国家的国家建设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其中的某些非正式军事关系网实现了对于暴力目标的再动员,而某些却没有?为回答这一问题,作者以内战后的利比里亚为例,将该国内战遗留的非正式的军事化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响应其邻国科特迪瓦的内战作为衡量再动员的指标。作者尤其关注这些军事化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中层指挥官”的作用,他发现,中层指挥官是否在战后被吸纳为恩庇-侍从网络中的经纪人、并掌握向部属输送排他性政治经济资源的权力是决定其是否响应科特迪瓦内战的关键因素。作者最后指出,非正式的军事网络的存在并不一定会威胁内战后的社会秩序,相反,如果将其有效整合进新政权的庇护网络之中,它反而可能会发挥巩固战后秩序的功能。


作者简介:

Anders Themnér,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


论文来源:

Themnér, A. (2015). Former Military Networks and the Micro-Politics of Violence and Statebuilding in Liberia. Comparative Politics, 47(3): 334-353.

Anders Themnér


一、引言

根据主流的观点,解除军事指挥结构是奠定内战后社会秩序关键,其中,解除武装(disarmament)、军人复员(demobilization)与退伍军人的社会再整合(reintegration)三个步骤(统称DDR),是实现社会和平的重要手段。出于这一认知,社会和平的建设者们通常认为应当断绝退伍军人与他们的前指挥官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战时的军事关系往往会延续到战后的常规生活中,这种非正式的军事关系通常还包含社会顶层的大人物,诸如政客、军阀和资助战争的商人。这种非正式军事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战后的政治社会秩序不一定是单纯威胁性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关注这种社会网络是否以及将在何种情况下再度实现军事动员。这正是本文所试图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的重点将放在前中层指挥官(ex-mid-level commanders,简称ex-MiLCs)上。本文认为,前军事网络在中层指挥官失去其作为“战时经纪人”(wartime brokers)的特权地位时更容易被再次动员,这种特权地位令中层指挥官能够控制上级与下属之间的信息和资源流通,失去这种资源纽带,中层指挥官就会面临失去下属忠诚的风险,而应对这种风险的策略之一就是再度投入战争。相应地,统治精英如果能够将这些中层指挥官纳入新政权的庇护网络之中,便可以削弱中层指挥官再军事化的可能性。非正式军事网络的危险性并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它是否脱离与统治精英的联系。


二、概念与理论

首先需要明确,不同于DDR理论的预设,前军事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必然威胁战后的社会秩序。相反有研究证明,前军事网络反而有助于战后秩序的奠定。例如,这些网络能够提供一个资源分享的平台,为复员军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诸如帮助后者就业等。在这一过程中,战后精英扮演关键角色。政客、商人、地主、军阀等都可以自行聘用复员军人,这种政治安排对于双方来讲是共赢的买卖。复员军人由此可以被整合进精英主导的庇护网络并获得附加的经济利益,而精英也收获了一批忠诚的侍从,可以动员后者的政治支持。

非正式军事网络将在什么条件下扮演和平使者或战争贩子的角色?我们需要关注中层指挥官的作用。中层指挥官是上层精英与下层军人之间的互动中介,控制着双向的资源流动。中层指挥官在战时发挥尤其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与士兵之间的直接联系,基层的士兵反而对高层精英缺乏信任,在非正式军事网络的再动员中,这些中层指挥官亦将发挥关键作用。但如何解释中层指挥官的再军事化(或去军事化)行为?大多数研究关注他们的经济状况,如果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他们就有会有更强的再军事化意愿。但是,中层指挥官一方面通常不会很轻易地被经济利益收买,另一方面,相似经济地位者之间的再军事化意愿也不尽相同。

本文的解释关注战后政权庇护网络的作用。作为联结上下级之间的纽带,中层指挥官会获得一种优势性的社会经济权力,他们能够直接指挥并动员其麾下的人力资源。然而,一旦战后的复员工作或去军事化的进程开展,前指挥官们有可能会丧失其在战争中积累的优势地位,与上层精英及其掌握的资源相脱离。他们有可能因此失去复员军人的忠诚——因为后者跟随他们将不再有利可图。此时,当中层指挥官不再有能力维持其恩庇护关系时,他们便有可能再度军事化,试图在战争中为其下属谋取利益。但是,统治精英可以相应地阻止中层指挥官再度拿起武器,其方法就是将他们纳入政权的庇护网络中。庇护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的非正式治理制度,它能够自上而下地实现针对特定群体的有效的资源分配。在弱国家的语境中,掌握垄断性资源的统治精英将中层指挥官转化为政治经纪人有可能是明智之举,统治者由此能够通过前军事网络完成资源交换,实现对地方社区的控制,并通过中层指挥官的中介获得复员军人的服从,进而实现战后社会的去军事化。



三、经验证据


作者在2011年进入了内战后的利比里亚开展田野调查。利比里亚内战在2003年结束,随后新政权便开展了参战人员的去军事化与社会再整合进程。但在复员军人中通常滋生的情绪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很好地融入战后社会,而是被再度边缘化。2011年,利比里亚的邻国科特迪瓦爆发军事冲突,这些不满的复员军人得以有机会再度开展军事动员。但是,并不是所有内战后遗留的非正式军事网络都实现了再动员,个中差异需要得到解释。作者对两组非正式军事社会关系网络开展了实地调研,并分别对这两组关系网络的前中层指挥官——大卫(David)与乔治(George)及二人的部下进行了深度访谈,二人虽然经济地位相似,但大卫并没有参与科特迪瓦内战,乔治则动员了他的部属参战。访谈共进行了74次,且均为半结构化访谈。


解甲归田后,乔治曾努力地争取成为庇护经纪人的机会,尽管他掌握了非正式军事关系网,但他并没有成功地说服统治精英使自己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乔治约70%的老部下至少都另有二主,一旦形势需要即可弃他而去,故而很少有老部下有很强的动机和他保持联系。乔治没有能力为老部下谋求就业机会,这对他的庇护地位而言是致命的。因此,参加科特迪瓦内战对于乔治来说是巩固庇护网络的手段。这样做使得他可以为部下提供获得战争收益的前景,从而维持自己的军事庇护关系网。


相比而言,大卫的地位便稳固许多。由于大卫与高层政治精英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大卫因而经常能够获得来自上层的资源输送。在剧烈的对比下,大卫手下只有约40%的部属另有他主,与乔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大卫得以成为强大经纪人的关键在于,他有能力为属下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他不必像乔治一样奋力维护庇护网络。资源自上而下的稳定输送使得大卫没有多少动员部属再军事化的动机,也对科特迪瓦内战没有太大的兴趣。总而言之,大卫领导的非正式军事社会网络被整合进了国家建设的进程,而乔治则失去了与统治精英的紧密联系,正是庇护性关系的缺乏推动乔治参与了科特迪瓦内战。


四、结论

传统的关于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的观点认为,解除军事网络的指挥结构是建设和平的关键。但是本文认为,这些网络不但是充满韧性的,而且试图拆散它们的举措反而会使统治精英面临消极后果。如果中层指挥官及其控制的军事关系网络缺乏与政治精英掌握的庇护资源的联系,他们可能会进入法律上的灰色地带从事冒险、投机乃至暴力行为,例如贩毒或参与战争。做出这种选择的中层指挥官是出于维持自己对下属的影响的目的,根据这一逻辑,非正式军事关系的再军事化是统治精英与军事社会关系网络缺乏稳定联系的结果。与这一情况相反,那些与高层关系紧密的中层指挥官则充分享受垄断性资源的输送,他们的行为往往受制于政治精英的支持,也难以承受再动员的成本。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不应该急于得出“将前军事网络整合进国家建设过程总是积极的”这一结论,长远来看,这些网络仍具威胁,总是存在着再动员和再军事化的可能。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短期偏离传统去军事化政策的策略也许是必要的。这些情况包括(1)DDR过程没有消除复员军人的经济不满、(2)疲弱的国家制度无法向复员军人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以及(3)国内或地区性的暴力市场提供了使复员军人重操旧业的机会。在这些情况下,由前中层指挥官构成的政治经纪人就能够提供一个替代性的渠道,让这些不满的部属能够得到救助,进而阻止他们重新拿起武器。

编译|赵迪新
审核|Anders
终审|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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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ThePoli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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