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内蒙古。
一位叫邢燕军的北京企业家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死亡。
2024年12月6日,案件以警方撤案告终,原因是
没有犯罪事实。
12月19日清晨,北京。 追思会在刑燕军的灵前举行。 刑燕军的哥哥手中拿着一张撤案决定书。 白纸黑字,很简单,但很醒目。 他站在灵前,拿起这张纸,一字一句地念。 他的声音不算高,但字字清楚。 撤案决定书上写着,因为没有犯罪事实,当地公安局决定对邢燕军案: 终止侦查。
周围安静得只能听到偶尔的啜泣声和手指擦过纸巾的沙沙声。 撤案决定书被放回灵前,旁边是一束束白菊花。 司仪走上前,缓慢而低沉地说道: 他的生命换来了他和公司、同事们的清白。
“他所争取的光芒照到了司法未及的地方。” 场内一片沉默,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接话。 追思会的最后,众人默默散去,有人低声道,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更多的人没有说话,只是低头向外走,鞋底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和脚步的节奏显得格外清晰。 这本是一个令人悲痛的结局。
没有犯罪事实。
终止侦查。
他的生命换来了他和公司、同事们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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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
2024年10月30日,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其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称,马立喜律师经过一年努力,代理的嫌疑人已获得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标题的前四个字是,很醒目:
《京都业绩》
文中没有提及案件背后发生的事——邢燕军,这位同案嫌疑人失去了生命。
2024年12月14日,第一财经的跟进报道将案件再一次推向公众视野。
当天,徐昕律师在朋友圈写道,邢燕军的无罪是用生命换来的。
律师、家属和媒体在案件推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尤其是《第一财经》的蔡真记者。
“无罪判决只是开端,未来还需追责。个案推动法治,呼吁废除指居制度。”
2024年12月17日,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在其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声明,标题非常郑重:
《郑重声明》
声明指出,2023年11月,包括六家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多位律师共同承办了这起案件的辩护工作。
经过一年努力,最终于2024年10月20日获得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
徐昕律师团队仅代理了邢某军死亡事件的控告,并未参与案件辩护。
声明中,出现“业绩”一词两次:
我所通过公众号公布了此业绩。
我所公众号上发布的该案业绩属实。
这一天的深夜,另一篇文章出现在微信公众号“老马话刑辩”上。
文章标题是《对“徐昕律师团队”肖某某短视频观后感的六点漫谈》,作者是马立喜律师——那位曾经代理邢燕军同案嫌疑人的律师:
他为自己的业绩发声。
文章说道:
将无罪结果硬生生的聚拢在并不是辩护律师的自己身上,我想问如此宣扬你真的好意思吗,哈哈。
他在文中提醒:
执法机关如果“算账”,倒霉的可多半是当事人呦!
文章中写道:“徐昕律师团队不是辩护人,代理的是死亡控告的事宜,死亡控告与没有犯罪事实的撤案决定无因果关系。”
一边是徐昕律师团队提到“无罪是用生命换来的”,另一边则是“死亡控告与撤案决定无因果关系”,我在想:
如果邢燕军在天有灵,他会说什么?
次日,徐昕律师团队在公众号“正义联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用生命换清白》。
未直接回应争论。
在朋友圈中,徐昕补充,人死了也需要清白,财产也应该返还。
“我们多次为亡者辩护,本案中,为邢先生辩护,要求公安撤销案件,返还全部扣押财产。”
他还提到,有律师认为亡者不需要辩护,只能控告:
这是不懂常识。
紧接着,2024年12月19日凌晨,一段视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作者是邢燕军案14名嫌疑人辩护律师团队的成员,王亮亮律师。
视频中,王亮亮试图澄清案件中的功劳归属,对徐昕律师团队提出质疑。
他讲述自己团队曾拨通检察院的电话,询问有没有收到徐昕团队的辩护手续。
律师为了证明其他律师没有辩护权,采信检察官的答复:
这或许是业内创举。
而在这段三分钟的视频中:
功劳出现了三次。
王亮亮律师还引用了法律条文,“嫌疑人死亡后,与其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随即终结,不存在继续辩护的需要。”
整个视频没有提到的是,这份坚守底线的不起诉决定,是在一位嫌疑人死亡后八个月才作出的。
而王亮亮在视频中,将控告工作称为敌后战场,反复强调:
功劳不能冒领。
办案机关依法公正把关、坚守底线的结果。
一位死者,两个程序,三方律师,围绕着业绩展开的争议。
似乎让人忘记了最重要的事实——
这个案件中,有一个人永远离开了。
当然,除了徐昕律师及其团队,在内蒙古警方撤案之前:
这些宣传业绩的律师及其律所,没有发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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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的写字楼内,优友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14名员工被内蒙古警方拘留。
同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局:
召开了一场仪式。
航拍镜头中,警车开道,大巴车驶入内蒙古的雪地里,戴着头套的嫌疑人被押解下车。
警方宣布:
这是一场远赴北京的凯旋抓捕行动。
当地融媒体称这是一次重大突破。
邢燕军是优友互动的总经理,程序员出身,47岁。他被控涉嫌开设赌场罪。
根据家属提供的资料,案件在2023年12月时,检察院已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认为并不符合逮捕条件。然而:
他并未被释放,而是被继续羁押在警方的指定居所。
2024年4月3日,邢燕军在指定居住房间内非正常死亡。家属表示:
公安机关并未第一时间通知,而是他们辗转得知消息。
邢燕军的哥哥在事后到当地公安局询问弟弟死因。
他得到的答复是,案件已由市局和检察院负责,自己说了不算。
案件中最受质疑的是公安的管辖权问题。优友互动注册地在北京,公司业务从未涉及呼伦贝尔。家属提出疑问:
为何要跨越1500公里,将公司员工押回呼伦贝尔?
代理律师指出,法律上对这种跨区执法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而本案中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措施是否合法,是一个模糊地带。
优友互动的实控人党库仑表示,公司经营合法合规,游戏产品也上线苹果应用商店。
对于是否涉赌,他坚称,游戏中的虚拟币无法兑现,也无赌博闭环。
警方的报道将这场行动定义为6.29专案,称该团伙短短两个月内流水达一亿元,涉及全国27个省市。
然而,家属和律师指出:
这些数字未经独立核实,所谓的赌博闭环并不存在。
优友互动的业务主要是棋牌类游戏。公司实控人将其与主流斗地主、麻将游戏作类比,称逻辑一致,玩家充值虚拟币,用于娱乐,但无法提现。也有律师表示,类似案件的判决常常模糊不清:
是否定罪,几乎取决于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
2024年5月9日,家属见证了尸检过程。
他们表示,从邢燕军去世到尸检,他们的知情权没有得到保障。
为什么一个北京的企业家,死在了离家1500公里的羁押点?
当地公安局拒绝回答。
这是一场没有答案的跨区抓捕,还是一个等待解释的案件?
一个企业家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个无解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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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日,邢跃军见到了弟弟邢燕军。这位47岁的程序员:
曾在雷军手下工作。
在优友互动的股东名单上,他是第二大股东,总经理,占股17%。
他曾是技术圈的风云人物,开发过金山影霸。
在财务自由后,邢燕军仍执着于技术。直到这次,他和公司高管一起,成了嫌疑人。
他性格内向,与人交往不多,但没有任何异样。
两天后,家属却被告知,在内蒙古警方指定的居所,
他死于自缢。
2023年12月15日,当地检察院以不符合逮捕条件为由,拒绝批捕邢燕军。
然而,当地公安转而采取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将他从看守所直接带至办案点羁押。
《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需要符合逮捕条件。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检察院的决定并不能阻止公安的行动,这就出现了一个怪诞现象:
检察院不批捕,公安却继续关押。
家属质疑案件管辖权的合法性。
为何内蒙古警方要跨越1500公里抓捕一名北京企业家?邢燕军与呼伦贝尔毫无交集:
他的户籍地、常住地以及公司所在地均为北京。
不仅如此,优友互动的其他员工也被押回内蒙古,公司的银行账户及高管名下资产被冻结。
2024年4月3日,家属通过多方打听才得知邢燕军死亡的消息:
我们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而是打听后才知道他死了。
当警方告知死因系自缢时,家属提出了七项质疑,包括羁押地点的安全性、死亡时的监控记录,以及为何未能及时通知家属等。
而警方对家属的解释很简单,他突然死了。
随后,一份简单的尸检报告显示,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
没有提到他在这28天中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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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友互动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一款名为“扑克竞技联盟”的游戏。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否认了涉赌的指控。
他解释道,玩家通过购买虚拟币娱乐,而虚拟币无法兑现,也无任何赌博闭环:
游戏逻辑与斗地主、麻将等主流棋牌无异。
公司实控人对邢燕军的死亡感到难以理解。他认为邢燕军一直以来都专注于技术研发,是一个性格冷静、不轻易被情绪左右的人。
即使在被羁押期间,邢燕军依然通过与家人的通话讨论公司产品的发展规划,并表达了案件结束后重返工作的意愿:
这种表现与选择自杀的结局显得格格不入。
优友互动的许多员工同样为此感到震惊。
这家公司吸引了众多来自知名互联网企业的技术骨干,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员工眼中,公司没有任何理由涉足赌博领域,因为这与他们的职业追求和公司定位完全背离。
邢燕军的家属回忆,他被带走后,再也没有与外界取得过联系。家属聘请的律师多次申请会见:
均被拒绝。
监视居住的场所是一家宾馆,没有摄像头,也没有第三方监督。这里的一切,完全掌握在办案机关的手中。
另一位曾在呼伦贝尔某指定居所接受监视居住的嫌疑人描述了自己在这里的经历:
每天只能坐在铁椅上,手脚都被限制住。
每顿饭只有两个冷馒头和一碗清水,不服从管理就会遭到殴打。
有时,审讯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睡眠时间不足四小时。
指定居所的本质,是一个隔绝外界监督的空间。
一名刑辩律师直言,这种场所给了一些办案人员无限的主动权,而嫌疑人则是不配合,就会挨打。
邢燕军的死亡真相,或许也隐藏在这样的“黑箱”之中。
从尸检报告到办案过程,家属始终未能获得完整的信息。在向多部门投诉无果后,家属尝试通过社交媒体引发舆论关注:
但很快被删除。
随着媒体对指定居所案件的报道增多,更多的疑点开始浮出水面。
律师发现,在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的一些案件中,嫌疑人即使拥有固定住所,依然被送往指定居所。
这种因无固定住所适用指定居所的理由,被不少法律界人士视为恶意解释法条。
一位被执行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嫌疑人在出狱后这样评价:
它不适合穷人,也不适合有钱人。
穷人可能因为在指定居所期间无法吃饱、睡好而病死,而有钱人则可能因为被强制供述出更多财产线索,成为下一步打击的目标。
这句话,或许是对邢燕军命运的最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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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关部门告知死因系自缢的说法,刑燕军的家属认为存在大量疑点。
然而他们先后向当地公安局、检察院与呼伦贝尔市检察院提交诉求
但无人回应。
在监视居住措施中,法律明确要求执行地应是嫌疑人的住处,除非特殊情形。
然而,实践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广泛滥用。
公安机关以嫌疑人无固定住处为由,将监视居住地点设在宾馆、招待所甚至偏远的临时场所:
跨省抓捕来的人,自然在当地没有固定住处。
对于嫌疑人,这种强制措施与羁押几乎无异,甚至更严苛。
在邢燕军案中,家属指出:
当地公安部门选择了一个与其生活和工作完全无关的城市。
律师徐昕指出,指居是一项法律模糊地带的强制措施,远比看上去更严苛。它没有明确的外部监督机制:
甚至连律师都不知道自己的当事人被关在哪。
检察院说不批捕,但公安说,你的决定不算数。
从法律逻辑看,这是一个怪诞但“合法”的现象。
2024年4月1日,邢燕军与哥哥邢跃军见面,神态如常。两天后,他死在“指居”地点,死因被认定为自缢。
事发后,邢跃军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尸检报告,却在呼伦贝尔机场遭到拦截。
对方以询问为由将他带至派出所,最终变为:
传讯。
邢燕军的案子并非孤例。2022年,河北某嫌疑人在“指居”第13天死亡;江苏一名嫌疑人在指居期间被限制饮食和睡眠,最终:
患脑病成为植物人。
专家们一再呼吁废除指居。
中国刑诉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卞建林指出,指居从立法之日起便饱受诟病。
然而,指居仍然存在。
2024年12月,案件被撤销,优友互动的全体被捕人员无罪。
12月13日,邢燕军的遗体火化。
6天后,也就是今天,
家属在北京举行他的追思会。